书接上回。话说接到有刺客要暗杀蒋介石，这事情非同小可，蒋介石再三叮嘱儿子，要他如此这般，蒋经国立即做了，安排一顿便餐，把那刑警找来道：“你这次告密功劳真大，总统已经命令几个机构，除了给你赏金，另外官升三级。”
那刑警几时见过这等场面，十分惶恐，当下谢过，却无一言。
蒋经国与他碰杯，嘉奖备至，言归正传道：“那人与你一起长大，日据时期一起供职刑警队，当真？”
那人道：“当真！这个人烧成灰我也认识，我同他相处二十几年，太熟了、太熟了。”
蒋经国道：“那他逃往何处，你谅必知道的了？”
那人道：“除了日本，更无他处，这次抓他不到，一定是逃往日本去了。”
蒋经国道：“那我查遍航机、轮船搭客名单，就是查无此人。”
那刑警道：“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走私而来，潜登布袋港，神不知鬼不觉；这次回去，不一定循来路而返，但本省四面皆水，偷渡十分方便。譬如澎湖，六十四个岛屿之上，除了几个有人，其余都是无人岛，日本货就装在船上，开往台湾，到得无人岛，便有机帆接应……”蒋经国道：“你怎么知道他真的走了？”
那刑警道：“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原本约我吃早餐，待我到达那家餐馆，却连影子都没有。我以为他藏到别处去了，到处找，连气味都嗅不到，他真走了。”
“如果不走，”蒋经国道：“他大概投奔何处？是何关系？是否有同党？”
那刑警道：“说到同党，即使有，相信也不会是他的亲戚同学，因为这一切我都明白：他不会连累他的家属。”
蒋经国道：“话是这样说，但像这种死囚，他什么不能做？不如找他的家人亲戚。”但刑警以为不可，说：“如果这样，那牵涉更大，问题更多，不如简单点。”
蒋经国道：“也罢，只是他见到你时，说了些什么？你不必代他遮掩，有一是一。”
刑警道：“如果存心遮掩、就不会向您告密。”蒋经国道：“他到底怎样说？”
那邢警略一沉吟，说道：“我们的话到此为北，不必张扬，以免误会。他们的背后确有人支使，是廖文毅，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蒋经国道：“都知道，都知道。”那人道：“但廖文毅怎样进行破坏，怎样文过饰非，那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恐怕我就是其中之一。”
蒋经国喜道：“那你就说。”
邢警道：“那一天晚上，我已经快睡了，有人敲门，听来声音好熟。我马上想到是他，可是他分明到日本去了，又参加了廖文毅的托管派。如果真是他，他回来干什么？当下我开了门，果然是他，第一句话我就问他：‘几时偷渡来的？’他并不惊慌，送我老婆一串日本珍珠，再拿出钱来，要她上街买酒买菜，我们两个就在家里吃喝起来。”
“他不担心你告密？”
“我想不会的，”刑警答复蒋经国道：“因为我们太熟了，一起长大，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上面去的。当时我们吃吃喝喝，谈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最后他便说明来意，说廖文毅怎样有办法，美国人怎样重用他。他怎样从香港委蛇到日本，怎样被捕，麦克阿瑟怎样释放他，并且要日本政府怎样安顿他，甚至保护他。说来说去，他要我不但参加廖文毅的托管派，并且和他一起组织暗杀党，对象是谁，已经报告过了。”
蒋经国道：“我想知道：他除了到你家里，还去过什么地方？”
刑警苦笑道：“这就很难知道了，因为他出现市区，头尾只有七天。他住何处，曾访问何人，我是不便问，问了也没有答复的。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找过旁人，否则他身上一叠登新台币从何而来？这些钞票都是簇新，号码都一张张连着的。”他苦笑道：“很多钱，很多钱。”
蒋经国问：“那么，你不妨猜猜，他可能去过什么地方。”
刑警脸有难色，皱着眉头道：“他是老刑警了，人很灵活，本来交游很广，因此他的朋友一来很多，二来也难佑计。”
蒋经国再问：“关于行刺这一点，除了你已说的，还有什么具体做法？”
那刑警道：“他说了一大堆之后，说已找到两个帮手，只要研究妥当，便可动手。只是他不大相信那两个人，因此希望我能出来帮他一手，并且答应事成之后，送我全家到日本避避风头，等到局面澄清，廖文毅到台湾之后，他便可以送我回台湾来，到那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适合我的能力。至于酬劳，他说至少可付一万美金。”
蒋经国冷冷地说：“如果不成呢？”
那刑警避开他的目光，打了个寒噤道：“他说动手之前，先把家眷送走，至于我，他自有办法安插。”蒋经国再问：“具体行动又怎样？你说得太简单。”
那刑警颇有难色，支支吾吾地说：“这一切都还没有成为定论，他只是说说，只是一个计划，并没有什么……”蒋经国道：“也请你详细对我讲，越详细越好。”边说边举杯，那客人十分紧张，甚至后悔有此一举，但事已至此，不能缩手，便照实说道：
“我们一共见过三次。第一次谈谈一般情形、别后情况；第二次他要我参加那个团体；第三次，那是他失踪之前的几小时，距离我们抓他不过三四个钟头，谈到了如何动手。”刑警说到这里，心里暗暗叫苦，可是到如今又不得不说下去：“他先对我说：千万不要害怕，蒋某人根本已经没有分量，只是碍在他的几下子，不便踢他下台。而他自己，也真能打肿脸充胖子，一定不肯下来。这情形教华盛顿急坏了，因为只要他一天在台湾，台湾就没有安全感。他还告诉我，大陆撤退那一阵，美国根本反对蒋某人到台湾，有一段日子，那是上海失守当儿，蒋某人因此先到澎湖，然后再到台湾本岛来的。”
蒋经国道：“这个也要管？人家在自已家里来来往往，关你甚事？”
刑警道：“他又说：干掉蒋某人，比干掉毛泽东容易得太多了。他说他知道美国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由一个外国传教士弄了一批人，在北平天安门广场对过，设计了一个临时炮台，只要他一登天安门，这外国传教士便把炮打响。这计划蛮不错，他的手下人也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资格了，有美国人，有意大利人，还有混血儿和满洲人，想不到满以为天衣无缝的了，不料共产党也真厉害，一下子全给逮走，一个漏网的也没有。”
“说我们的，”蒋经国道：“这件事我们也知道了，而且很清楚。”
刑警道：“好好，说到我们这里，他说某某人的处境远不如毛，一个是新局面，不管你反不反对，那是肯定了的，而这里是什么日暮途穷，听见放鞭炮都会吓破胆的。可是也就因为地方小，气氛紧张，下起手来，方便是方便，但不见得方便到像从地上捡东西一样。于是他问我：某某人每天的情形到底如何？他不一定住草山，也住士林，也住其他地方，总而言之，第一步要弄清楚：他在什么情形下住草山，又在什么情形下住士林？又在什么情形下到台中等地旅行？坐飞机怎么坐？坐汽车怎么坐？从草山到总统府要几分钟？沿途戒备如何？带多少卫士？用什么武器保护？……”
蒋经国边听边打哆嗦，强笑道：“真是挖空心思哪！”
刑警道：“他说他下船之前，廖文毅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在神户一家酒店坐满了一桌人。廖文毅又说‘此番某某人出发台湾，不久后我们便可以听到簇动全世界的大消息。然后，台湾便天下大乱了，我很可能坐了美国军用专机，直接飞到台北，组织“台湾独立国”的内阁，这时候，在座诸君都是开国元勋了。’”
“真不要脸！”蒋经国恨恨地说。
“真不要脸！”刑警附和道：“他还说到当时他们研究的暗杀方法。有人主张用地雷，说这办法既干净，又没有危险。把地雷埋在公路上，肯定是某某人的车子来了，一按钮，某某人的脑袋不飞走才怪！”
蒋经国打了个冷战道：“所以他们要找几个得力的人来干了，他们知道一路之上，戒备极严，普通人到不了身边的。”
刑警道：“也有人出主意，说不妨仿照当年美国特务在天安门广场上所用的那套办法，在台北中山堂对面或者斜对面安置秘密武器，大炮小炮火炮都无不可，只要某某人一出场，‘呼’一声响，便能解决一切了。”
“真他妈的！”
刑警道：“还有人出主意哩！他说当时有人反对用这两个办法下手，主张不如用飞机，说是弄清楚某某人在什么地方，一颗炸弹丢下去，也能解决问题。”
蒋经国诧道：“这未免想入非非，来了飞机，简直就是交战国的样子，还谈什么暗杀不暗杀的？”
“他说飞机不从外面来，”刑替道：“就在当地想办法，买通一个驾驶员，就可以解决问题。待飞机投弹之后，马上飞向日本，或者在冲绳岛降落……”蒋经国老在盘查，故作不明所以道：“看来这家伙头脑太简单，驾驶员能有这样方便，就可以起飞的？”
那刑警喝了口酒，想了想道：“当时他还这样说，说今日台湾，飞机驾驶员大都是外省人多，本省人没有多少，廖文毅认为这就是某某人歧视台湾人的表现之一。可是他反对用飞机，因为一来变故太多，二来命中率没有把握。”
蒋经国十分紧张道：“难道他对于空军驾驶员，倒是有百分之百把握么？”
刑警道：“记得他当时也曾问过建议人，据说这是美国顾问说出来的。”
蒋经国一听更紧张，问：“美国顾问怎会对他们说这些？”刑警苦着脸道：“是呵，当时我也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们在台湾的人是蒙在鼓里，美国顾问几时帮老蒋来着？旁的不知道，他们一到日本，就到处出某某人某某人的洋相；有一次赏樱花，很多人醉了，一个美国顾问便透露了台湾空军的心事，说他们闷得要死，生活又苦，有一些遗属还当了美国人的什么东西，因为她们也懂英语。顾问说如果说‘交易’，那自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包你又可靠又便宜。因此才有人动台湾空军的主意。”
蒋经公冷笑道：“好呵，让他们试试吧。”又问：“那么这个人到底选择了哪一个办法呢？目前的严重问题我看还没过去，因为他到底走了没有这点还不能决定。他没有如约找你，并不等于已经逃了。”
邢警一怔。
“即使逃了，”蒋经国道：“也并不等于这个计划已经取消。相反，也可能已经有所安排，我看情形很糟。”
那刑警一头大汗，结结巴巴道：“那沿路的戒备工作我们是已经做了？”
蒋经国道：“连扫雷器都搬出来了。”
那刑警不能不问道：“那中山堂前后左右已经查勘过了？”
蒋经国道：“还用得着说？”
刑警道：“机场的戒备也没问题了？”立刻失笑道：“机场倒是万无一失的，为了阻止飞机飞向大陆，跑道上一连串的汽油大空桶也真能发挥阻挠作用。”他忽地想到，又问：“不过那批驾驶员……”
“没有的事！”蒋经国道：“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漏洞没有？”
刑警道：“我建议派直升机沿海巡逻，特别是几个走私著名的港湾去看一看，截一截，或许他还没逃脱。”
蒋经国道：“正在巡逻。”
“我看也得到各县市酒家去看看，”刑警道：“这些都是他们的藏身之所。”
“那他这一次住在什么地方？”
刑警吃惊道：“他没说，他根本不提这回事，我在三次晤面时问过他几十次。”
“哦，’蒋经国再问：“你说过，他有一些亲戚朋友，这份名单你现在就给我！”
刑警吓了一跳道：“他的亲戚朋友我都认识，真正是毫无关系的。”
蒋经国道：“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他们怎么样，你开给我吧，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多开一个也不要，少开一个也不行，来吧！”
蒋介石闻报廖文毅已经派出刺客，惊怒不在话下。听儿子报告完毕，狠狠地说：“这混蛋由美国教会养大，还讨了个美国老婆，这真教人恨煞！如果老婆也是台湾人，那他一定不敢这样狂妄，如今无牵无虑……”边说边顿脚道：“我们再派人到东京找他算帐！”
蒋经国以为不可，待他火气稍减，劝道：“这一个人，与众不同，是个疯子，阿爸不必生气。他自以为是台湾人，在台在日，准会有很多人拥护他的，事实证明不是这回事。在东京，反而是日本人在捧他的场，有几次开会，会场秩序还是日本人维持的，真正的台湾人，肯跟他走的不多，骂他的人倒是不少。”
“不能放松了，”蒋介石道：“你瞧他这次派人到台湾来，东找西寻，好像台湾人真在拥护他似的，特别是找帮手居然找到刑警头上，说明这个混帐有多嚣张！我看这个刑警准有问题，否则为什么不当场一把抓住，也免得像今天那样。”
“那是我们的意思，”蒋经国道：“他也是根据一贯做法行事，用长线放远鹞，可不能一上来就吃了他，那就没有戏看了。”
蒋介石不悦道：“我明白！”他把右掌一摊：“可是这一次的‘戏’呢？我看不如把他抓起来算了。”
做儿子的仍然期期以为不可，苦笑道：“我们也曾想到这一点，但还是放过他算了。因为一来他是刑警，此事一发生，他就来报告，这一点不错。如果报告的人也要担风险，今后的事情便不好办了。其次，这两人在台湾的亲戚朋友不少，一旦出事，影响深远，不如算了，不如算了。”
蒋介石道：“话这样说，万一这厮真的逃了回去，又该怎么办？所以我说要派人到东京找他。”
蒋经国还是劝道：“到东京找廖文毅并不难，难在找到之后，又该怎么办。这家伙背后有人，呼之欲出。我们找他总不能把他弄死，或者一顿痛打便了事的，这样一不能解决问题，第二个廖文毅立刻会上台；二来反而闹些笑话，人家会说我们心胸太窄；三来还有更糟的是：他的幕后人见我们如此紧张，说不定会在旁弄些花样，老实说这就上当。此外，因为重视他反而抬高了他，怎么说也不划算，不如算了，算了。”
蒋介石默然。
半晌，做父亲的恨恨地说：“不过不能这样算了，我有一个办法，你听。”
做儿子的还以为必有妙计，不料蒋介石说的却是这个：“把责任交给那个刑警，责成于他，要他抓住那个混蛋，至少也要逮住有关之人。”
蒋经国道：“是是，已经做了，已经做了。”但那刑警翌晨前来报告时，双目红肿，呵欠连连道：“查了一整夜。仍是没消息。”
那刑警道：“按照那份名单，分了十几路出发，全省各县市几乎都查遍了，到今天早晨九点钟为止，各地报告都说‘尚在续查中’。”
“他的舅舅呢？”蒋经国道：“按理说，在亲戚之中，舅舅最亲近，这家伙很可能找舅舅去的。”
那刑警苦口苦脸诉苦道：“我花了一夜功夫，就是去找他的，现在也刚从他那边坐车赶回来。他舅舅是个铁路工人，今年五十多了，我小时候和他外甥一起玩，他还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蒋经国道：“简单点！”那刑警道：“是是，昨夜去找他，他怎么想也记不起我是谁了，原来分别已经十几年。我全省乱走，他也从台北市调到了台北县，很多年没进城了。”
“我先问候他，送了四色礼，并且向他道贺，说你的外甥回来了，我同他好久没见，特来找他喝酒。他怔了一怔，说没有这件事呵，他的老婆儿女也都不承认，态度倒不像是装假。他反而问我：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外甥？我说朋友们都知道我同他的交情，因此有人看见他之后，以为我一定也见了面，想不到连你舅舅也没见到，这真怪了。”
蒋经国道：“他怎么说？”
刑警道：“他朝我瞧了一阵，问我在什么地方做事？我说做生意。他说他已有十几年不知道外甥下落，心里很不安。他说他外甥以前是干刑警的，街坊对他印象不好，听说日本投降后，他先是投靠国民党，后来又投靠美国佬，最后干脆到日本去了，至于在这之后又投靠了什么人？干些什么事？是否回来？他一点影子都没有，反而问我是谁说的，他要去找他，要他把他母亲的骨殖易地安葬，因为他一家几口失业的失业，生病的生病，连活人也顾不过来，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了。”
蒋经国急道：“那他一点事情也不知道？”
刑警道：“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说来说去，他反而埋怨起这个那个来了。他大骂日本人，也骂我们，说我们实在不行，什么事也不会做，什么事也做不好，只是抱紧了美国大腿，恐怕终有一天，连美国佬都会一抬腿踢走了这批脓包！”
听刑警这么说，蒋经国知道内中必有文章了，便问：“他怎么提到了这个？这不仅仅是一般人的牢骚，还有花样哩！”刑警点头称是，说：“我因为实在着急，想要他多少透露一点出来，便对他说，你外甥这次为什么到台湾来？我不知道，但是他曾经对另外一个朋友说，他是廖文毅派来的，专门对付某某人，不但日本支持，美国对他更是希望极大，因此台湾人都应该起来支持他，倒掉另外一个。我的意思是刺激他，看他到底有没有和他外甥见面，受他的影响。”
蒋经国十分紧张，忙问：“他怎么说？”
刑警叹道：“使我失望极了，他先是叹了口气，接着抽了几口烟，慢吞吞说：“如果他是为了这个才回台湾来，那他眼看就没有命了，廖文毅在台湾时都几乎走不掉，派旁人来，一祥很危险。廖文毅这种生意，只有无赖泼皮才会跟他跑，我有这个外甥，丢脸极了。’”
蒋经国喜道：“这个人不错呵！”刑警道：“唉！你听我说完它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说某某人不行，廖文毅也是狗屎，美国和日本一样，对台湾打的不是好主意，因此他反而谢谢我告诉他外甥的消息，说是如果他去找他，他会一顿拳脚把他赶跑的，只是不送警备部，因为在他看来，都不是好东西。……”
蒋经国当下命他继续查案，同时找了个姓王的高级官员，要他把日本大使馆中的那个老同学找出来，吃喝玩乐，泡上一天，看他们对这件事是否有什么“内幕”可告。
那留日出身的官儿奉命而去，第二天两人温泉沐浴，举杯漫谈，话题折入正文，便开口道：“你现在是外交官了，说话比以前谨慎得多，可见你越来越聪明了。”
对方苦笑道：“不当外交官，不知道外交官的滋味，那味道实在不大好受。我说当外交官并不聪明，是很笨的。”
王某道：“我们是不折不扣的老朋友了，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近我们听说，你们庇护廖文毅，又有了新的花样。”对方笑道：“什么样的新花样？”王某道：“这个，你当然比我们清楚得多。”对方失笑道。“老兄，你一定明白，有些事情，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拿我的工作来说，那就等于你们的‘等因奉此’、官样文章。”笑声中他却反问：“你到底听说了什么呢？廖文毅这样搞法，我们知道得罪了很多人，特别是你们的‘最高当局’，第一次他抗议他在日本活动，措辞很那个，后来弄清楚廖某人背后撑着的人不是太阳旗而是星条旗，气得干脆连一句话也不说，派了几个人直接找他打交道。”
王某笑道：“这可轮到我这个‘等因奉此’的人不知底细，愿闻其详了。”于是相顾而笑。
那日本官儿道：“我也不大清楚，因为这件事在蒋看来是大事，在东京是一粒芝麻而已。这些年来，只听到人们偶然说起廖文毅在‘盟总’如何如何，他的老婆帮他搞台湾独立又如何如何，特别是蒋，他派这个，派那个的到东京来又如何如何，可是没有结论。”他一顿：“老实说，庇护廖文毅对台湾展开活动，其实不是日本的意思，而是美方的决定，我们对台湾一般都没什么兴趣。”
王某道：“那又是为什么？”
那外交官道：“话又要说回来，并不是全体日本人对台湾没有兴趣，极少极少的日本人，对台湾的确心存不良的。你该记得一九四五年，陈仪遣侨，把在台湾的日本籍居民和兵士送回日本时，在基隆码头，我就听见有人大喊：‘我们是要回来的！我们是要回来的！’”
王某道：“这个我们也知道。”
对方道：“这种人不多，你们不必介意。只是有一点，你们听来谅必很不痛快，可是也没有办法，同时这也是为什么今日日本对台湾不至于有‘兴趣’的原因。”
王某急问：“那是什么？”
对方道：“是中共。中共的存在和发展，你们可以痛骂，要多难听便多难听，但我们日本不行。我们固然亲美，但远不至于完全瞎了眼睛，对中国问题看得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对台湾真有‘兴趣’的话，那真是驼子跌筋斗，两头不着实。中国大陆势必骂我们军国主义复活，骂得我们无从还嘴，你说是么？而对台湾来说，我们同你们是有邦交的，贵我之间既有交情，却暗中来这一套，老实说这手法太不高明，因此你们可以明白，廖文毅的玩意儿，的的确确他的靠山是华盛顿而非东京。”
王某点头道：“你说得对，我们所以没有马上拉下脸来，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不过最近听说廖文毅又有新发展，你大概也已有所闻吧？”
那外交官叹道：“我说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你们听到了什么？”
王某低声说：“暗杀！”
那日本官一怔，说：“到底忍不住，你们要动手了。”
王某哭笑不得道：“不是我们杀他，是他派人到台湾来企图刺蒋！”
对方张口结舌道：“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说真的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件事，而且也没什么大兴趣，原因已经说过了。怎么样？凶手已经逮住，他没有危险吗？”
话已出口，王某只得将经过情形说了个够，那日本外交官最后透了口气道：“原来是这样，根本还没动手，事情已经败露了，这说明廖文毅在这一方面只是一个脓包，和你们相差太远。”
王某道：“阿弥陀佛，如果这个刺客真是了不得，那你我此刻就不可能在这里纳福，都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了。”
那日人道：“这个倒是问题来了，东京的朋友们，有时候也常常忽然谈起：万一你们那位‘最高当局’死了，——要知道这不算什么奇怪，人都是会死的，蒋介石也是人，因此他也会死，这个三段论法很中肯，——你以为到那时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王某道：“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迟早会发生，可是没准备，而且势必引起纠纷。可是你们对这比我们热心得多，因为我们一来不能谈这个，那是要闯祸的，二来也没想到过这个，谁还有功夫想这回事呢？”
那官儿道：“那么据你看，万一此事发生，台湾将要出现什么局面？”
王某道：“一个字，乱！”
对方道：“怎么乱法？”
王某暗忖分明是问他打听什么，如今反遭他的“盘问”，岂非失着？便苦笑道：“这还用说吗？他不死，尚且有人要刺他，唯恐天下不乱；他一死，那争夺惨烈，还用得着说吗？”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道：“这‘问题’到此为止，恕不奉陪了，因为我们根本没人谈过，无可奉告，还是请你说说关于东京庇护廖文毅的事吧。”
对方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不过是一粒芝麻，值不得大惊小怪。”
王某道：“不见得这样轻描淡写吧？你想，东京、台北之间有邦交，而你们却把东京借给他作为反蒋的桥头堡，甚至派出刺客来，如果真有一天闯了大祸，请问你们怎样看这问题呢？置身事外，一点责任也没有么？凭是发表谈话，‘至以为憾’呢？”说得对方苦笑道：“我也声明过了，我们实在不能过问廖事，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抱着华盛顿大腿，他却是华盛顿指定在东京搞反蒋反共活动的，只要他不反日，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王某哈哈道：“还听说，你们的情报机构，还同廖文毅这个小小的集团经常交换情报，并且处处保护，难道这也是华盛顿的意思么？”
“我想有可能。”
“如此说来，他派出的刺客，也就是华盛顿派出的刺客了？”
那日人一怔，忙说：“你这个三段论法，我就不敢领教了，廖文毅确系受美国之命行事，但他派人刺蒋，据我看就不是美方的意思，这中间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王某道：“老兄差矣！我并未生吞活剥地去了解问题，相信我的‘三段论’法是对的。你所以这样说，那是以一个日本外交官的心情去看问题，感到有所不同，我们的角度便不这样了，大前提是美国命廖反共反蒋，那么美国命廖派人刺蒋，又有什么不可？”
那日人一怔，沉吟道：“问题倒真是不轻，你今天这么说，可以想象在你们之间，恐怕已吵翻了天。”
王某不语，苦笑道：“唉，那真是一言难尽了。”又叹道：“可惜廖的活动你们不知道。”那日人道：“说我们真不知道呢？也不见得；可是知道的人不是我们，这倒是事实。”半晌又说：“昨天我们到一位绅士家作客，听到了一些他们的意见，好像对你们真是不大尊敬。”
王某道：“是谁？”
日人道：“你们也不必问了，总之是一位绅士。他说你们的‘三七五’戏法变得很有意思，把他们当做小孩子。又说‘军中乐园’实在说不出口，蒋某人的‘军中乐园’原来只是要台湾女人干这个。他说他不懂，这个‘乐’字究竟从何来？后来又说到汽车，他说当和平之前，日本人只有几个大官、大企业负责人才有小汽车，如今阿猫阿狗都有了这个玩意儿，于是台湾一天到晚尽是车祸，死得人多。”
王某长叹道：“台籍士绅之中，的确还有不少人对我们采取敌意态度的，这与廖文毅的活动也不无关系。”
那日人道：“你们说来说去都离不了廖文毅，真想不到这粒芝麻，在台湾已变成庞然大物，压得蒋某人透不过气。”
王某道：“你不知道，这家伙花样实在不少，他居然对这些绅士说：你们要支持我，拥护我，我上了台，好处当然大家有，院长部长厅长行长局长处长……个个都由台湾人充当，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一点别忘了。”
日人失笑道：“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听起来真新鲜。这个就可以肯定，你们固然不喜欢，北平一样不痛快——”他低声说：“可是这家伙也真厉害，不能否认这句口号很有诱惑，我敢肯定有一些人是相信这句口号的，因为根据这句口号，台湾便不再属于中国版图，已经是个独立国，他的地位‘高’了，情况也大不相同了。”
那王某道：“你们日本又怎样看法呢？”
日人道：“那就难说了，反正这里没有外人，我们老朋友叙叙旧，谈谈心没关系。”他一顿：“方今之世，共产主义这回事，我们实在不能忽略，别以为自己反共而不去研究它，并且要根据这地球上的变化去研究它。特别是贵国的共产党，那真是个奇迹，千万不能过低估计了它对我们日本的影响！”
王某打了个寒噤道：“是呀！”
“你可以想象到，”日人说：“中共对于日本的影响，幸亏日共的实际斗争没有中共长久，如果也像中共一徉，那今天驻外外交人员名单中，你将找不到我的名字，而在蒋某人统治下的台湾，更不能出现日本大使馆了。”
王某道：“这个我知道。”
“老实说，”那日人道：“我和你一样，吃的是‘反共饭’，但这个饭碗能捧多久，就很难说。要不是美国情报局和日本刑警合作得好、镇压得严，老实说……我好像说了好几次‘老实说’，说明我们公开发表的东西都是官样文章，不老实的。”笑声中那日人低声说：“有一次，我同你们的汤恩伯将军出席一个会。汤将军对蒋某人那份忠诚是没话说的，而他在日本的真正任务是和老军人研究反共，委托根本博招兵买马，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闻。我告诉你的是一次‘元老聚餐会’，文文武武的退休前辈到了不少，谈到援蒋，冈村宁次是第一个，但是没人响应，好几个人都有顾虑，因为凡是日本人都知道：今天再和蒋某人说‘共同防御’，那真是大傻鱼一条，汤将军看着这个不援蒋、那个不作声，饭吃得很高兴，酒喝得也不少，但没人谈到援蒋，汤将军实在伤心，最后带着三分酒意，站起来，用他结结巴巴的嘴，说着结结巴巴的日本话道：
“‘今天，我感谢各位朋友、师长，学长请我吃饭，但我很难过，因为大家对今天中国的局面，都当它是不可救药的了，大家对台湾冷淡，对蒋某人冷淡，忘记了中国遣送日侨回国，以及中国对日侨日俘宽宏大量的事情。’说到这里，他已经流眼泪了，’但有个少壮派驳他，说他这是国际间的惯例，汤某人不应该拿出来丢日本军人的脸，这样太没礼貌。汤将军一听更难过，他哭了。”
“呵，”王某道：“后来呢？”
“后来更糟，”那日人吁了口气，说道：“我为什么说后来更糟呢？那是因为汤恩伯自以为是个日本通，他和他的政府对日本有‘恩’，如今台湾弄成这样子，受过蒋介石‘恩’的日本军人和大财团，应该振臂一呼，‘共同防共’。汤恩伯的期望是这样高，而日本朝野对援蒋的情绪却是这样低，这中间没有办法转圜，甚至毫无缓和余地，于是这顿饭便不欢而散，从此以后，日本有些军人，看见汤恩伯便‘怕’，因为一来他揭痛了日本军人的伤疤，二来他使日本军人十分困窘。所以汤恩伯便没了办法，有钱也没什么用，尤其是他觉得蒋会不再信任他，因此非常伤心，甚至在病床上对人说出‘一切都完了’的话来。”这席话听得王某十分紧张。
那日人便问：“你们对日本又怎么看法呢？”
王某道：“是有一些人在寄望日本反共，但为数不多，甚至自以为有信心的人，也因日本的目前情形而失却了信心。连蒋总统都在骂人，说日本也要赤化了，还帮什么忙？他对你们的希望极大，根本博那一次的帮忙使他非常失望，不但来的人那么少，而且那么贵，各方面都不能满足他的愿望。”
那日人苦笑道：“这件事，说要用日本兵打中共，实在不是好办法。你想，日本兵在日本，中日已无战争，这个仗如何打起来呢？我知道他们全部换了中国名字，算是中国人了，也就是说，他们是买来的，用钱买日本人的命，日本人又穷，请问又怎能不贵呢？安家费、开拔费、置装费、伙食费，请问又该怎样不拿呢？”那日本人叹了口气，接着又说：“当然，最重要倒是在于这个问题：不管你以前怎样反共，今天可以不管它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管人家干什么？”他又是一声长叹：“至今就连那些极右派都这样想，你又如何估计左派和一般百姓的反感呢？因此，日本普遍对蒋冷淡甚至更那个的结果，便使廖文毅的活动无形之中没人理睬，因为大家都不想管闲事，廖文毅要怎么说便怎么说。”他言归正传道：“至于行刺蒋某人，老实说可以肯定必有其事，问题是你们不必太紧张，同时对东京方面的活动，你们也加强就是。”
蒋经国听王某报告完了，皱眉道：“扯得这么远就是不着边际。”当下不露声色，妥为戒备，按下不提。那一日那刑警又来报告，刺客仍无踪影，如何是好，蒋经国道：“这件事，也只得搁它一搁了，因为有一件大事已经来到。”
那刑警心头一沉，问道：“是什么大事来了？”蒋经国道：“把共产党的战俘‘投奔’到台湾来时机已经成熟。只是美方不想自己动手，以免人家说话，说他的不是，南韩人力也有限，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动手，再派一批人去。”
刑警道：“那侦查刺客的事，似乎也不能搁下，我当然愿意到南韩走一趟……”蒋经国沉吟道：“你所说也对，这也是一件大事，那你还是别去了吧。”
那刑警回到总部，只见宿舍凌乱，车辆停在门口，行李杂物，堆了一地，同侪有的捆铺盖，有的理抽屉，原来都在准备上飞机，个个绷着个面孔，有如吵架似的。那刑警道：“要不是我另有任务，一定也和你们一起去了，十分有趣，为何不欢？”
有人说：“有趣个屁！人家不愿投奔台湾，你霸王硬开弓，这算什么好差使！”
一个说：“真是他妈的，调上火线，死生由命，这算什么呢？打仗也不算打仗，接俘也不是接俘，叫做‘投奔自由’，弄不好给这批家伙打死，你算什么？打个半死，终生受罪！”
另一个刑警说：“喂，我知道有件真正好玩的事，老钱去年派到巨济岛冒充战俘，听说这一次他们也要回来了。回来之后又该怎么算呢？脱掉号衣现原形，那就非常可笑；不脱号衣充战俘，那便是共产党了，岂非更滑稽可笑！”
另一人叹道：“反正是做戏罢了，唱到那儿算那儿，由他们搞好了。不过今天一早，我的大哥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说共产党的战俘十分难搞，他们根本不怕死，说也不想到台湾来，给美、韩、台我们三方面弄死的人，数目真不小，因此在这次‘投奔’行动之中，我大哥说他们固然必有死伤，我们也得振作精神去干，否则挨几下是难免的。”
又有一个声音在问：“把这批家伙运到台湾来干什么？担惊受怕，真是……”
有人说：“这是精神胜利，不来就不是胜利，我们太丢脸。再说韩战打了这么久，连联合国都没讨到便宜，可不能让共产党高兴，抢回一批人来，脸上也有光彩。”
一个低低的声音说：“日本人在台湾时，拼命宣传武士道，他们的兵也真够狠的；可是今天居然派这么多人，想尽千方百计，动员到联合国，还不能把手无寸铁的战俘运来，这不但不是‘武士道’，恐怕连‘文士道’也谈不上了。今天就有一个学生悄悄地对我说，他瞧不起这种做法，把我吓了一跳。”
那人说：“幸亏他是你的亲戚，否则给别人听了去，还有命吗？”对方道：“是呀，我就这样对他说的。他说他不是傻瓜，不会到处乱嚷。不过他反对我到韩国干这行当。他说他们台大学生都明白，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办法。”大伙儿一听齐反感道：“还吵什么光明正大不正大，有办法就不去，没办法就去，赶快收拾，喝一杯抢人去吧！”
不表美、韩、蒋拉下脸具准备劫俘，却说暗无天日的战俘营中，那些志士仁人，焦急不堪！他们眼见对方阴谋百出，穷凶极恶，便冒万死设法逃亡，中途牺牲者不知凡几，幸得逃回者也有不少。眼看一九五三年即将逝去，寒冬腊月，冰天雪地，逃亡者更见辛苦，而为数更多。周福田等五人自四号营场逃归，说：“美国兵正准备武力劫俘，他们说美国兵到时会剪破铁丝网放战俘出去。美方特务还要战俘们染血旗，每人增刺一百零八个字，表示‘投奔’台湾决心。”真是令人毛发皆竖三号营场也有黄文清、钟世金、陆广义等三人逃归，说时间越来越紧迫，美方企图武力劫俘的布置也更加具体。
他们说三、四号营场距离较近，四号营场逃走了周福田等五人之后，三号营场便有一个老渔民周景仁和伙房的刘择高相继逃亡。周景仁根本不是战士，在海面捕渔给抓了进去，他宁愿两天半没吃饭，到印度医疗车装看病走掉的，刘择高则是在因公出差领粮时逃亡的。两人走后，三号营场戒备更严，营场四周安上铁丝网，周围还有印度兵把守，谁也不许接近。黄文清等三人从济州岛开始，便同在残废小队里，三人都急着想回国，但谁也不知道怎么走法，只能惨然相对说：“我们要死也死在一起！”
可是到了“中立区”后，三个人在美方枪尖下，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三人已分开两处。二十六岁，喜归故乡的川人钟世金说：“特务已经要每个战俘准备一块一尺见方的木板，作为‘投奔’台湾时每人在脊背上的记号。又要每人做一双新鞋、新帽，臂章胸章准备齐全，胸章上印着台湾地图，上面写着四个字：‘誓回台湾’。臂肩上印着国民党徽，两边写着‘精忠报国’，特务又要我们把毯子、裤子撕成布条，拿来准备打绑腿，捆背包。”
正在这时候，黄文清在逃出前后两星期得到一个消息，那是“小队长”私下和他说的，说顶多一个月，就得到台湾去了。
何以黄文清能够获悉这消息？原来他是福建人，而那个小队长则是广东人，两人平时用广东话交谈，显得相当亲热似的，因此小队长便悄悄地对他说：“昨天中队长告诉我，等过了三十天的政治会议讨论时间，我们便可以到台湾去了，大家要随时准备着，穿好衣服等通知。跑的时候，先有十几个人冲过铁丝网，假装要回共产党去，这样印度兵便不会阻拦我们，待到了印度兵身边，就把他们的枪夺下，等到外面的枪声一响，大家就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跑，那里有美国军队和南韩军队在等我们，帮我们顺利‘投奔’台湾。”
黄文清一听心脏剧跳，问小队长凡时可跑，那小队长说日期连他也不清楚，不过一联队长王顺清，曾从电台上得到指示的，只等王顺清下命令。“六点”是朝鲜人跑，“十八点”是中国人跑。
就在他们三个逃出的前夕，美蒋特务董仲谦从外面开会回战俘营说：“今天印度人召集开会，各营代表都去了，印度人要我们抽出两三百人去听解释，我们谁也不干！一联队长王顺清也传下命令，说应该告诉印度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去洗脑筋的，要去就一齐去台湾！”董仲谦又对战俘们说：
“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台湾给每一个人送来一套绒衣，两个罐头和慰问信，只要等到本月廿二解释期限一过，我们便可以领取。我们决定在廿五日领下来，给大家过圣诞节。此外台湾还送来了一笔款子，要我们在附近山顶上修一个纪念塔，把两万多‘投奔’台湾的战俘名字都刻上去！”
在众人悲愤难以言喻之中，那姓董的又说：“从明天起，你们要加紧上课，加紧操练，练操时各队要彼此比赛。三个星期后，练得好的就有奖赏。练好了操，将来到达基隆港接受欢迎时，步伐就会走得整齐好看。”
很明显，美、蒋对战俘的压力，是越来越增强了，三个人日夕苦思，不知道怎样才能逃出魔窟，而逃不出又该如何？战俘营中带刀不是稀罕事情，自班长以上，每人都在皮鞋里插着一把美国尖刀，于是他们三个开始用钢片磨成小刀，准备万一。黄文清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负伤被俘，但伤口还未合缝，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他时常到印度医疗车上去换药，因为伤在腿部，这个卅七岁的汉子悲观地，总以为自己无法爬越铁丝网，准备在最后关头同敌人拼刀子。他们三个已在济州岛订下同生同死誓言，于是他把他的意见通知了另外二人。
钟世金、陆广义两人听黄文清这么说，也就准备了刀子，采取共同行动。他俩幸而没残废，分头安慰他，鼓励他，给他极大的信心。钟、陆二人的工作是在残废小队担任清洁工作，陆广义只有廿一岁，是东北人，渴盼逃离魔窟之心也最切。某次他见到黄文清，要他利用看病的机会，寻找逃亡的道路，黄文清当下就找到了一条路，并且设法和他俩联络上了，他俩便装做生病，等印度医疗车来到后便出去。可是那辆车子偏偏没在约定的时间内开到，把两人急得难受极了，只得和大家照样出操上课、玩麻将，打扑克。
他们三个第二次的约会即到，那是十二月七日。陆、钟二人早就装着头痛，吃不下饭。黄文清照例出去换药，那天同时看病的人有八十多个，由一名卫生班长跟着。看完病，黄文清久盼的机会来了，向印度帐篷撤退便跑，那个特务卫生班长便在后面追，眼看就要迫上，在相距一米时，黄文清突地扭过身来，并且拔出刀子准备拼了；说时迟那时快，钟世金也装作抓人状，自后飞奔而来，和那特务班长纠缠，那班长难以对付两个病人，又怕更多的病人乘机逃亡，只得叫嚷着回去。陆广义也由另外一条路到达印度医疗车那边。
另一头，特务头子董仲谦、丁成兴在营场听见卫生班长叫嚷人跑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忙不迭率领手下离场追赶，在印度医疗车前发现了陆广义，一齐包围，喊打喊杀董仲谦说：“你三年的光荣历史算完了，回大陆是找死！”陆广义说：“我管不了这么多，我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能死在你们土皇帝手里！”吵吵闹闹，三人终于被带到了印度帐篷里。在印度人面前董仲谦不敢强抢，又叫骂着回去，那时正是下午一点。
印度人目击又一幕战俘的勇敢行动，对美国那一套花招更是不齿，但他们“人微言轻”。只能慰问这三个人。并且问他们有什么感想。
三个人当时都兴奋得无以形容。立即心情沉重，因为下午一时正是战俘被胁迫在铁丝网里出操的时光，自己固然得庆更生，更多的弟兄仍是陷身魔窟。他们告诉印度兵：“除了美、蒋特务，谁不想回国？想起回国就把眼泪往肚里吞。战俘在特务控制下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谁还敢表示什么呢？有些人已经给折磨得发了疯我们是逃生了，但今后借看病逃生的机会就不会有了。”
那批自台湾开往朝鲜战俘营的国民党特务，听同侪三三两两谈起战俘逃亡的故事，特别是那股勇气，真是心都寒了。时值寒冬，北风呼号，这批特务真是身心都寒了，翌日来了个美国顾问，大剌剌地向他们训话，无非是盟军如何如何厉害，特别是美军怎样怎样英勇，国民党特务几乎笑出声来。
一个说：“听长官说，美国人管国军叫做‘运输队’，管蒋总统叫‘运输队长’，讥讽我们专门把武器车辆送给共产党，但在朝鲜来看，他们送的东西似乎也不少，还包括了一位总司令在内……”接着四周扬起一片悄悄的笑。
“应该笑，”美国顾问，还以为他们是在欣赏他的演说，抹抹鼻子道：“现在你们就要请他们‘投奔自由’，这场面何等浩大？何等伟大？这是自由世界划时代的表现……”
国民党若干特务闻言窃笑道：“瞧不起国军，自己打头阵，结果又如何呢？”
另一个说：“‘圣诞节回家攻势’是提神醒脑，眼看又一个圣诞马上就到，攻势却转到俘虏营里去了。”
听后边吱吱喳喳，小头子们开始干涉，于是那个美国顾问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只见他唾床横飞，像纽约市区的售货员似的说：
“特别对你们新来的人，我想讲一讲清楚：共产党虽然不行，但在有些地方，可不能不小心，譬如在战俘营中，他们的确有一股子狠劲，就像斯巴达克司那样，你鞭打他，这该杀的奴隶会咬断你的脚筋，这个不能不防，不能不小心。否则当我们一番好意帮他们投奔自由时，就像奴隶起义那样，他们可能会咬断我们的脚筋。”他以为听众会笑，但反应寂然，特务们并不以为可笑，因为他们之中，有些已经尝到比咬断脚筋更有分量的教训了。
一个特务对新来的特务道：“你们来得好，光靠我们这一批，老实说不管用了。美国兵只管第一道手续，朝鲜兵又忙他们的，那一万多人从冲出去到运到台湾，路多长，日子多少？麻烦不少，弄不好赔下一条命才冤枉，你们一到，人手一多，就好办一点了。”
那美国顾问还在吹牛道：“根据人道精神和自由世界的威信，我们一不杀害战俘，二不使他们回到红色地区，上帝一样拯救他们，以振奋自由世界正在削弱的反共信心。”
于是这些新到的特务，便知道更多的事情，知道他们的工作在于接受美国领导，由设于汉城东场里营场的“自由中国驻韩援助反共义士委员会”总部传递命令，破坏解释工作，准备劫持战俘“逃跑——投奔自由！”
“我们这个组织，”一个老特务说：“所有发出的指令，都是经过东场里美军第六十四野战医院中‘马老师’之手，然后分发给各营区特工负责人，再由各营区的‘ＣＩＥ学校’复写转发给每个特工。”
新到特务问：“马老师是谁？”
“一个老特工，不必再问了。”老特务道：“喏，我这里就有这么一份‘汉字第四号’指令。”他掏出来读给他听道：“……立即‘促使战俘签名反对延长解释时间，要求在下月，也就是明年一月二十二日释放战俘。……严禁战俘个别行动，平时严禁接近铁丝网……
“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后，视情形而定，准备随时突营，突营时可向正南方向前进。为今之计，速速着手挖掘地道。”
“好几个营场已经在挖了，”另一个老恃务道：“董仲谦说，第二联队长王尊铭的营场，已经把地道挖到了通往公路的路边，只剩上面一层土了。”一行人等再往前走，便到第四号营场，只见静悄悄地，原来战俘都已外出做工，只有一个人眼睁睁坐在那里，众人走进，他也视而未见，只听见他在喃喃自语道：“有决心不想家，要回家就挨打。有决心不想家，要回家就挨打。”大伙儿正在发怔，那老特务狞笑道：“这家伙想家已经想到发疯，还说‘有决心不想家’哩，”他指指点点道：“这个家伙整天都是那样疯疯癫癫，姓宋名瑞文，湖南人，廿一岁，去年七月从济州岛战俘营二大队调到四大队时，还没有逼成疯子，只因参军时他结婚只有三个月，想老婆都想昏了。”笑声中他说：“去年九月初，副中队长刘继厚从他口袋里搜出了两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毛泽东和朱德照片，便集合战俘训话，要这小子爬在队前地上，对他们说：谁拿着这些相片，就是表示谁要回大陆去，我就要消灭他！边说边用木棒毒打，皮开肉烂在地上打滚，动也不能动，一个月之后又打过两次。第一次是我们规定战俘帽子上要写上‘反共抗俄’四字，宋瑞文却故意写成了‘共反俄抗’，好小子这一痛打逃不了，又躺了个把月，嘿，老脾气居然不肯改，真把人气坏了。”
正说着又有一个给逼疯了的战俘嚎陶大哭，奔出营场转一圈，最后双手捏紧铁丝网，使劲摇撼，双掌流血，直往下滴，犹未停止，把众特务看得呆了。又见他扭转身子，伸张血掌，仰天狂笑，然后三脚两步跳到营房之外，伸手一撕，一张“青天白日”旗帜便给瑞在脚下，呼号而去。那老特务狞笑道：“如果他不是疯子，一顿毒打便逃不了！”另一个新特务说道：“这里的疯子可真不少。”老特务道：“你刚看到两个，便说不少，嘿，这里可有的是，什么样儿的疯子都有！”
又一个新特务问：“刚才你说宋瑞文挨了两次打，还有一次是为了什么？”
老特务道：“第二顿打，为了有一次分发军帽，上面有一个青天白日徽，这家伙背地里把徽上的油漆都给刮光了，只剩下一片铜，又给我们结结实实打了一顿，躺在医院三天翻不过身来。”
有人问：“那还不死了？”
老特务道：“也真没说的。这小子头都打裂了，身上的伤那就更不用说了，眼看就要到阎王那里报到，不料给其他战俘七手八脚抬去医，居然活回条命来。”
说着说着，到得“大队部”，老特务在门前狞笑道：“你们可猜得到：这批家伙管大队部叫什么？”众特务一齐把头摇，但暗忖保证好不了，果然老特务恨恨地说：“他们管它叫‘阎王庙’，好！就让他们到阎王殿去吧！”
一行人等刚走进队部，宋瑞文忽地闯了进来，大叫一声：“报告，我要回去！”众特务一怔，那老特务一声冷笑，招招手道：“好，就让你回去。”可怜宋瑞文喜滋滋奔上前来，还没立定，老特务已飞起一脚，踢中小腹，痛得宋瑞文捧着肚子在地上直打滚。
那老特务视而未见，对众特务介绍道：“大队长开会去了，日期逼近，他们的会也多了，因此大队部里冷清清。”一名新特务听伤者在地上悲惨地呻吟，惊问道：“这家伙要死了，要不要抬出去，免得死在大队部。”老特务道：“这一脚算不了什么，受内伤也得好几天才发作，回头由他爬回去吧。”正待开口，忽地“吱”一声响，一辆吉普停下，有两名美国顾问大摇大摆而来，众特务一齐立正相迎。
可是那美国人听说：“大队长不在”，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一脚跨上吉普，却又回过头来要翻译对他们说：“告诉大队长，晚上来一趟。”又说：“对战俘终止解释工作，在这问题上我们胜利了，要他加紧准备。”说罢绝尘而去。
众特务不知所云，就在“大队部”等人，闷坐无聊，老特务扭开收音机道：“这是最新的，收北平十分清楚，”瞧一眼闹钟，又说：“正是时候。”当下把开关打开了。
一阵歌声之后，北京电台广播员嘹亮的声音在说：“新华社开城特派记者报道：与美方无理片面终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的同时，东京美军当局发言人昨天已在吹嘘在战俘问题上获得了‘伟大胜利’。然而全世界共知的事实，在驳斥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无耻论调。事实上美方所以要不顾一切地片面终止解释工作，正是由于它在战俘问题上已在政治上及道义上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来了，”老特务道：“他们也说话了。”
“过去几十天，”北京广播道：“在非军事区发生的事情，使美方在全世界面前出尽了丑。无论在东场里或松谷里的解释工作中，美方利用战俘来进行‘心理战’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尽管由于美方的破坏，朝中方面对东场里朝中战俘的解释工作仅进行了十天，而且这十天的解释还受到美方的干扰，然而经过解释以及经解释即突破特务控制申请遣返归来的朝中被俘人员已有三百多名。这就使美方所谓‘战俘宁死不愿遣返’的谎言彻底破产。这些归来的被俘人员揭发了美方特务在战俘营场中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残暴手段虐杀战俘，阻止战俘申请遣返的血腥真相，使全世界获得了深刻印象。美方显然害怕，如果让解释工作继续进行，就会有更多战俘不顾特务威胁申请遣返，使美方更加丢脸。在松谷里解释工作中，美方原来也企图利用他们自已的战俘进行‘冷战’宣传，但在解释帐篷中没有一个美方战俘申请遣返。美方也显然害怕，如果让解释工作继续进行，会使他们的‘冷战’宣传完全破产……”
“嗬，”老特务道：“真他妈的，老子扣就扣，抢就抢，你能咬掉老子的鸟！”
“东京美军当局发言人，”北京广播员激昂的声音道：“他企图掩饰美方这种丢脸失败的狼狈相，但是找不到什么论据。已有三百多人申请遣返，这事实也无法推翻，这个发言人便异想天开起来。”
众特务紧张地听对方广播下去道：“这个美方发言人异想天开地说，这是由于‘共产党’在战俘营场中‘布置了特务’，而愿意遣返的战俘便是‘中共的特务’，这真是无耻之尤的笑话奇谈！难道一直在美方严密控制下的战俘营场，我方竟能把所谓‘特务’派遣和布置进去吗？许多申请遣返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满身都有着被美方特务毒打的伤痕，有着美方特务强迫刺下的‘反共口号’，有些被俘人员并被美方特务逼成疯子，难道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所谓‘特务’吗？美方想用这种可笑的谎言来骗人，是徒然的！”
听到这里，那老特务骂道，“共产党就一张嘴厉害！”另一个接着说：“打起来也真有两下子。”但立即发现说顺了嘴，也骂了一声。听北京激昂的声音说：“实际上，在东战场战俘营场中布置特务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是美方自己，美军当局发言人企图空口否认我方所提出的美方在战俘营场中布置特务的抗议，但是他无法抵赖掉这个为我方归来人员一致揭发的、并为非军事区中立国人员一再指出的事实。他不得不承认：当战俘在南朝鲜战俘营场时，美军就通过所谓‘战俘教宫’对战俘进行所谓‘教育’；在把战俘移交给中立国看管以后还继续受这‘教育’，这些‘战俘教官’曾在把战俘移交给中立国看管工作完成以前受过六十天的‘训练’。事实上我方向军事区停战委员会提出的抗议中，已经指出有许多特务是在一九五一年就从台湾派到战俘营去的。另外还有许多特务是美国在东京的特务训练营派去的。申请遣返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早己揭发，这些‘战俘教官’就是美方直接指挥下的特务，曾受过美军以暴力统治战俘的专门特务训练，他们是在南朝鲜和目前东场里战俘营场的恐怖统治者、残暴谋害战俘的杀人犯。就在二十一日东场里第三号解释帐篷中，我方被俘人员还在中立国人员面前控诉了美方‘ＣＩＥ学校’的‘教务主任’虐杀和威胁战俘的罪状。”
众特务听到这里，越听越不是味儿，一个个龇牙咧嘴，十分难堪；但如把收音机关了，又显得有点那个，但捏着鼻子听下去道：
“很明显，美方‘心理战’专家为了防止他们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全盘破产，为了避免他们的罪状进一步被揭发，因而片面剥夺了战俘听取解释及中请遣返的权利，终止了解释工作……”老特务终于把纽一关，吐了口唾沫道：“好，你骂得好，老子服了，老子可有要你服的——扣俘！”
立刻他又若无其事地扭开收音机道：“听他们嚼些什么舌头吧，也可以参考参考。”于是北京的广播又激昂地在说：
“美方感到兴趣的，只是强迫扣留朝中战俘，只是要防止他们的‘心理战’继续遭到严重失败。他们甚至对于他们自己的美英战俘及南朝鲜战俘要求继续听取解释的意见都置之不理。华盛顿擎国当局已宣布‘放弃’这些美国战俘，陆军部今天正式宣布把这些美国士兵列为‘擅离职守’，到一月二十二日时将进一步列为‘逃兵’。这充分说明了美方所关心的只是‘冷战’利益，而并不是战俘的遣返权利、战俘的个人自由和尊严。而远东美军总司令赫尔所发表的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声明中，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谈到所谓‘尊重人权’……”那老特务一听恁地也忍不住，把收音机关了。
“别听他们的，”老特务狞笑道：“我知道你们不会上当的，……”新特务们只得附和骂街，但一般都大感惊讶：原来在台湾所听到的朝鲜战俘问题，是非曲直，其真实性相差竟有如此巨大的，于是有几个不免利用这些收音机，借“参考”为名，听对方广播仰能真正了解一些真相。
那几日大雪纷飞，“圣诞节攻势”笑话又被人们提起，收音机中也正在广播美俘的圣诞节情况：
“……二十二名不直接遣返的美国战俘，在松谷里欢度了他们的圣诞节。他们本来完全有可能在美国度过这个节日的，但是美方为了‘冷战’的利益，不愿向他们进行解释，把他们扔在朝鲜了。
“合众社记者摩里塞，圣诞节从板门店发出的一则关于这二十二名战俘的消息，表明美方即使在圣诞节也没有忘记利用这些被他们遗弃了的人，来进行反共宣传。摩里塞在他的消息的开头，用一种感伤的调子说：
“‘在从罗得岛到华盛顿州的美国家庭中，在今天圣诞节的晚餐桌上空了二十二个座位。’他又说：‘这二十二名美国战俘所抛弃的家属，也曾记起种种往事。母亲将把她的目光从空座位上转到放在钢琴上的相片，然而这个空座将永远是空的。’
“摩里塞这种关于战俘的家庭与母亲的节日伤怀的着意描写，只要看一看同一个合众社在十七日从东京发出的另一则电讯，可知道这是多么虚伪了。”
特务们听对方揭露美方的虚伪道：
“在那时候，美方已经决定不对美国战俘进行解释，合众社奉命竭力企图使人相信，这二十二名美国战俘都是不值得争取回家的人。这篇由合众社记者韩森写的消息中说：‘这二十二人中，至少有十四人是来自家破人亡的家庭，他们有的是父亲或母亲死了，有的是父母双亡，有的是父母离了婚或者分居了。’
“韩森描写其中一人的家庭情况说：‘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的哥哥以武装抢劫案现在被关在狱中。他的妹妹因为没有人照顾，到上个月为止，一直住在一个孤儿院里。而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母亲，是看见她在一个中西部的大城市的下流社会区域里‘流浪’……
“韩森的报道描绘出了在垄断资本剥削下的广大美国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生活，可是摩里塞却还侈谈什么‘钢琴’和‘火鸡”把战俘们早己荡然无存的家庭说得美妙已极，甚至要那些已经亡故了的母亲来思念她们的被美国政府抛弃了的儿子。
“摩里塞还要这些战俘的母亲以及‘许多美国人’不要以为共产主义‘远在天边，不必担心它’，‘他们自己家中的一只空座位就是代表了共产主义’，暴露了他的这一切关于圣诞节的伤感，完全不是为了战俘，而只是为了乘机在美国国内煽动反共情绪。
“可是美国人民知道：反对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的并不是朝中方面而是美国政府；不让霍威夫人去看她的儿子坦尼逊，不让罗杰斯夫人去看她的哥哥成尔逊的，并不是朝中方面而是美国政府美国人民从这些事实看得很清楚，使得这些美国战俘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不能回家过圣诞节的唯一原因，是美国政府可耻的‘冷战’政策……”
特务们每次听完广播，都是相顾无言，因为无论如何，这次远迢迢派到南韩，任务就是强迫战俘“投奔自由”，其荒谬绝伦，连不知羞耻为何物的美国特务头子都无法自圆其说，甚至“不便出面”，但他们不但没有“说”的自由，甚至连“想”的自由都极稀少，因为全副精力、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监视、毒打战俘的身上去了。
南韩一片漆黑，战俘满腔悲愤，扣俘工作在罪恶地进行，一晃便是第二年的一月下旬，美方紧急命令特务行动，要劫夺两万余人。
正是：大雪漫天飞舞，难遮美国罪恶。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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