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美国空军“来华助战”，打日本军阀时还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但对他们的走私与侮辱女人，已经敬谢不敏。迨日寇投降，这些飞将军还在中国上空飞来飞去，扩大中国内战，伤害中国人民，情形就更为不同了。广大中国人避之则吉，只有少数“有关方面人士”为他们吹吹捧捧，拉拉扯扯。
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那一天合该有事，国民党定名为“爸爸节”，市面照例有庆祝仪式，驻在汉口的二十几个美国空军恁地也按不住那一腔欲火，非要在中国女人身上找“刺激”不可，于是定下毒计，舞会在那鄱阳街景明大楼五楼某洋人办公室内开始。
所以选择这个地方，说起来有一段古：七月间菲律宾驻汉口代办塞拉芬为了庆祝该国独立纪念，在汉口规模最大的德明饭店举行了一个晚会。红男绿女，蜡板银灯，已使美国空军们想入非非，欲在这些良家妇女身上动主意，刺激刺激。无奈她们的老爷先生都在一起，众目睽睽，难以下手。但知道塞拉芬交游广阔，手中有大批名媛，于是要他帮忙拉拢，介绍介绍。塞拉芬也不知道从那里学到的算盘，一口答应，但要美国空军支付德明饭店舞会一笔不小的费用。美国空军享乐至上，钱反正来得容易，于是一言为定，等待消息。
这个拉皮条的人，很快找到在江汉歌厅的菲籍洋琴鬼大比克罗斯，共商大计。大比有一个中国姘妇张月明，原本是个舞女，人称之谓张太太。这位张太太的确交游甚广，穿针引线，东邀西请，花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二十几个大家闺秀，名门女人。其中包括三个歌星、《武仅日报》女记者杨ＸＸ、市议长张弥心的如夫人、湖北某大官的如夫人、某著名歌唱家的母亲和两个姊妹等人。
名单开到，安排就绪，仍由菲律宾代办出面发出请帖，而这个请帖“见者摇头”，竟在帖上印有裸体女人的素描，脉脉含情地望着几个酒瓶。图画庸俗之至，印刷却精美得很。一干人等擦掌磨拳，准备大嚼一顿。但又怕她们见机而退，功败垂成。张太太便拍胸脯道：“请她们来跳跳舞怕什么呢？谁都知道大比代办的名望，何况还有美国空军？她们一定会到，到后上得五层高楼，把电梯停了，把窗子关了，难道怕她们飞走不成？到那时再把电灯一关，那要看你们的了。至于事后如何，我也可以担保，她们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碰到这种事还会同人说吗？你要她们打官司，她们都不干呢？是吗？哈！”
塞拉芬的美国朋友想想也不错，鼓掌志庆，说：“张太太，你这次帮忙是帮定的了，横财也是发定的了。”张太太扭扭捏捏，得意忘形地说：“还有哩！她们不但不敢抛头露面，而且她们这件事情的把柄捏在我手里，今后你们如果有兴趣，还可以……”说罢阖座欢呼，皆大欢喜，只等待“爸爸节”的到来。
那些名媛淑女，还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舞会，八月八日那天便打打扮扮，准备前往。而在景明大楼五楼，早已充满了野兽的叫嚣，自黄昏时起更见热闹。八月的汉口仍极闷热，但入夜以后暑气渐消；而在五层楼上那群美国空军，却象给火焰烧得没法忍耐一样，在屋子里跳跳叫叫，叫叫跳跳。直到十点过后，给张月明骗去的太太小姐们，陆陆续续翩然而至，美国空军这才静了下来，静待攻势。其中只有三个歌女例外，她们一个芳名熊洁，一个洋名莎莉，一个名叫燕秋，是被张月明筹备“舞会”的江汉歌厅茶房杨玉麟找来帮忙的，每人各得伴舞费两千万元。她们见客人全是洋兵，略感惊诧，而二十几位太太小姐更觉慌张。但她们只猜测到这些美国兵可能举止不文，跳舞时暗中揩油而已，再也没想到面前那一群却不是人。可是歌女经验多，莎莉上楼后暗叫不妙，便想夺门而出，刚到达电梯口，却给人们一把拖了回来，说奉主人之命，电梯只供客人上楼，不让客人出门，以免失礼。莎莉也没有办法，只得提心吊胆，回到屋里。
接着舞会开始，最初的情形不出人所预料，美国兵个个以老鹰捉小鸡之势，把舞伴搂得喘不过气来，继而原形毕露，由抱到吻，由吻到摸，最后电灯熄灭，一片惨叫哀哭声中，美国兵如一群饿虎，有的猛扑在沙发上，有的把人抓到隔壁小房间去。太太小姐们突遭毫无人性的侮辱，哭泣呼一号，挣扎咒骂，混乱恐怖，有如地狱。但这些都没用了，墙壁是厚厚的，大厦是高高的，窗于是密密的……
而其中比较漂亮的太太小姐，更遭野兽群蹂躏四次之多，景明大楼一片愁云惨雾，美国空军欢天喜地，丑态毕露。其中歌女莎莉嗓子有名，姿色稍差，面有豆皮，因此美国空军对她兴趣不浓，她也就比其他受难的姊妹略为自由一些，于是在电灯熄灭不久，一片混乱声中，她偷偷地溜下楼来，一口气奔到附近警察第六分局报告，警察局闻讯觉得为难，但中国女人在受侮辱也不能不管，立即派出一队警员。
汉口警察第六分局的警员们，从来没办过洋人集体奸淫的案子，又担心，又气愤。担心的是这件案子事关“盟友”，如果弄不好，给上面申斥一顿，既可能戴上一顶红帽子，又可能撤职查办。但人心是肉做的，莎莉的报案绝非胡说，这种没廉耻的事情不能不办。于是在短促的商议中，决定带照相机弄到凭据再说。一行人等气愤地冲入景明大楼五楼，未入室已听见哀哭声，一进门所见更不堪入目。警员正拉开相机，美国兵已有所觉，一个个猛地立起，呼啸成群，掏出手枪指向警察，这使警员们反而措手不及，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美国空军突门而出，有如一群野兽，奔回他们的巢穴去了。
慌乱中那些太太小姐也乘机逃脱，可怜她们惨遭侮辱，不敢报案，只剩下三位军官太太走得慢，哭哭啼啼，同警员们一起到达警局，分局长连夜升堂侦讯，了解全部内容后也就把她们放了。三人临走，口口声声哀求警方，千万不可把她们的名字公布，否则一定会闹出人命，分局长也只好答应，开始草呈报告，那时光已经深夜一点钟了。
汉口各有关机关闻讯大惊，怕兹事体大，闹出去牵涉太广，命令封锁新闻，但这种事情人所共愤，岂是封锁得了的？第二天汉口《中国新闻》晚报已经透露，八月十日也有两家日报刊载，尤其是《大刚报》在文中指出这次集体强奸的兽行是“所谓盟友干的”，整个汉口为之轰动。十一日，《大刚报》再度尖锐提出，说这种伤风败俗的兽行不但侮辱良家妇女，抑且有辱国格，主张向美国空军提出严重抗议。
于是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汉口有这么一件不成话的兽行了。
蒋介石心情本已恶劣万分，闻讯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陈布雷脸色铁青，声音都变了：“这件事情如果外交部不提交涉，或者汉口当地不去严办，那末后果实在不好。”陈布雷声调颤抖：“可是目前的情形，我们似乎又不能办，——不能办，但事实上又非办不可，不办不足以使当事人心服，不办不足以使——”
蒋介石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先通知湖北，叫他们再弄清楚，等待指示。”
“指示很简单，”汉口市长徐会之向办事人们苦着脸道：“只是要我们再查。其实再查下去，还是这么回事，我们实在太狼狈，太莫知所措了。你们可以告诉新闻记者，说这件事实在令人愤慨，可是被害的人们都不敢出面，因此本案就没有原告。没有原告，怎能进一步办事呢？”
但当愤慨的新闻记者再去找徐会之时，那个汉口市长干脆摊牌了。他哭丧着脸告诉人们道：“老实说吧，这件事情希望各位不必太热心了。这是美国人干的好事，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看还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好。奉劝诸位不必再去采访，登这类新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新闻记者们相顾愕然，怎么也没料到堂堂一个市长，会说出这番话来。有一个记者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道：“市长，我们知道你有苦衷，但想不到是这样处理。”
“这样处理不恰当吗？”徐会之问。
“不但不恰当，”记者道：“而且不成话！”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的政府不成话！”那新闻记者沉痛地说：“我应该告诉市长，我是党报的记者，是个老国民党，这句批评话绝对不是同政府为难。试想这么重大的一件强奸案，我们国格扫地，廉耻丧尽，政府不但不严重抗议，反而要大家别吭气，请问这不是替共产党做宣传，要老百姓感到只有共产党对大事才敢据理力争吗？”
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任委员袁雍连忙转圜道：“刚才那位同志的话很对，可是政府有政府的困难，大家也该体贴体贴。兄弟是《华中日报》的负责人，今天在坐的也有《华中日报》记者，但《华中日报》对这件事不会再有什么报道，因为这个新闻到此也不必追究下去了，再追下去，只有把美国空军指出来，——这个，拿今天的情形来说，实在，嗯，实在，实在不大合适。”
警察局与市政府的高级人员也纷纷发言，认为这个消息是没什么可以发的，同时提醒记者们：为这件事情表示愤慨、要抱不平的乃是中共，大家如果也这样重视强奸案，无形之中等于受中共利用。
记者们越听越不服气，《大刚报》记者也忍不住，愤愤地说：“听了地方首长的谈话，我心里万分难过。人家设下了陷阱，驱使我们中国女人供他们集体奸淫，对方根本已经不成为人，而我们如果畏首畏尾，老实说也已经不成为人。我绝对无意口出恶言，谩骂官长。事实是这样的，——”
“也不，”有个官儿笑道：“我以为大家不必这样紧张，这批太太小姐们，太不检点了，应该受到惩戒！”
此言一出，满屋哄然。人们纷纷发言：“他妈的你这种口气，把中国人都当大王八啦！”“你是谁！你说这种话，难道你的母亲姊妹如受侮辱，也认为罪有应得吗？奴才骨头！”
记者招待会不欢而散，发言的新闻记者都受到严重警告，按下不提。那边厢蒋介石也委实着急，生怕事情闹大，面子难下。
陈布雷在极度忧郁愤慨之中，身体日趋衰弱，肝火越来越旺。一天之中，总有好几次想在蒋前痛述利害，可是一见蒋面，自然而然改变主意，嗫嚅难言。蒋介石见他态度反常，还以为局势恶劣，乃使忠贞如陈布雷者，为之精神恍惚，事实上他也猜到了一半。那天晚上不知道哪一位将军报告蒋介石，说在河北打了个胜仗，蒋介石返回官邸后也居然有了笑容。陈布雷认为机会已到，再三斟酌措词道：
“汉口那件案子，地方上已遵照总统意思，勿使扩大，可是一般舆论，对我们似乎不大有利。当年沈崇案不了而了，中共抨击未休；现在是沈崇案的扩大版，我们如果再不表示态度，这个，这个——”
蒋介石皱眉道：“又有什么新的消息？”
陈布雷道：“消息是有的，现在汉口地方当局只得借口该案无被害人提出诉讼，进行不易。同时也找不到舞会请柬，这使警方在搜集证据时甚感困难。景明大楼一家油行的副大班曾经公开承认这么一个舞会，但否认有强奸情事。他的证据似乎无力。同时他说接吻是外国人极平常的事情，那天晚上接吻大概是免不了的——”
蒋介石不耐烦道：“其他证人又怎样表示？”
“材料不大完整，”陈布雷道：“只是警察局长任建鹏说过几句风凉话，他说只要有被害人肯指出美国空军的姓名面貌，他一定去抓人。市府秘书长孙际旦认为这件事还是私了的好，他将以私人资格给司徒大使和傅泾波去信，避免提出正式交涉。”
“那几个牵线人又在哪里？”
“据报告说，那几个牵线人张月明、杨玉麟、曹秀英、刘宝山、张继赛，己送地方法院；菲律宾琴师等四名，已经交保候传，口供十五页，长达万余言。这个口供清清楚楚说明美兵强奸确有其事。而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怕吃宫司，事发后第三天离开汉口他往。”
蒋介石愤然道：“乱七八糟，我没法管！”
陈布雷一怔道：“这件事情举世传闻，如果不查，”但他发现蒋介石神色不悦，马上改口道：“那末，拿下去要秘书给汉口通知一下罢。”说完就走，眼泪直流；关上房门，越想越不对头；觉得应该向蒋说个明白，千万不可胡里胡涂，丧失人心；于是把心一横，挺一挺胸，再去找蒋。
陈布雷一进门，才感到来的不是时候，蒋介石客厅里坐满了张群等人，瞧模样正在为一个问题陷入静默，无人吱声。蒋见陈到，说：
“陈主任来得巧，我们刚才也在商量汉口那件案子。有一位同志建议，不如把这件事三扒两拨解决算了。岳军兄你说说。”
“是是。”张群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道：“有人建议，先通过外国通讯社发个消息，就说汉口这次舞会，参加的女人都是领有执照的公娼，而且事先已经收了钱。”陈布雷一听满身发毛，喉间“咭”地一声响，张群还以为他赞成这样做法，再说：“至于在我们内部，可以通过监察院同仁之口，说目前对该案，监察院无过问职权。”
“那那，”陈布雷嗫嚅而言：“终有一天要过问的吧？”
“这好办，”张群道：“到那时就说当局对该案交涉不能满意，将采取对策之类，也就算了。”陈布雷不敢说什么，但多少还想说几句，那边厢蒋介石已开口道：“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现在我们回到老问题，冯玉祥此番回来，除了可以判定他会投奔中共外，还有什么？”
有人发言道：“我刚才读过冯玉祥的《告别留美侨胞书》，说他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他们准备召开的什么新政协会议。”
张群问：“可不可以把这个内容报告一些？”
那人面有难色。半晌，蒋介石透了口气道：“不要紧，你报告好了，反正是骂我。”
于是那人作尴尬状，仔细措辞作报告道：“冯玉祥满口胡言，竟说匪方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是中国历史从旧王朝走向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他号召旅美侨胞掀起争自由民主的巨浪，反对某某人独裁、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美国援助我们。同时他对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说：留美同学在异国辛勤学习，完全得不列祖国的照顾。有些人学费没有着落，有些学成归国后竟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职业，但在疯狂的通货膨胀之下，也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
“够了够了，”张群道：“除了骂人，还有什么新鲜的没有？”
“那，那就没有了。”
“老冯只会骂人，”张群企图使气氛好一点，笑道：“别理他。”
没料到蒋介石却开口道：“要理他，要理他，这个人的脾气我清楚，这个人可能引起的问题我也明白。我一定要理他，问题是怎么理法，绝对不能看轻他，否则就不对！”
冯玉祥即将回国的消息，使蒋介石忘记了汉口强奸案那些“琐屑”之事，集中精力来研究应付办法。是月底继任陈仪的魏道明到南京述职，由于台湾已变成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问题，蒋介石应司徒雷登之请，特地邀他来一起谈谈，并且想有所表示。
“台湾地方真好，”司徒先作寒暄道：“想起上一次我到台湾旅行，承蒙你们盛情招待，真是感谢得很。”
魏道明笑答道：“大使太客气了，招待不周，还请原谅。”
蒋介石开门见山道：“大使，魏主席到京述职，也谈到了有关贵国军队的事情。”
“是么？”司徒眯着眼睛道：“这些孩子们还听话么？”
魏道明道：“大致上都很好，只是有一次在高雄那边出了一些小问题。”
“是么？那太遗憾了。”
“其实也没什么。”魏道明道：“军舰靠岸，兵士们登陆游玩。有一位为了女人，打伤了那女人的丈夫，原来他把良家妇女当作妓女了。”
“抱歉啊，抱歉。”
“还有一位为了喝酒，把一家酒店几乎打垮了。当地人要动手，幸亏警察到得快。”
司徒忙不迭点头道：“抱歉抱歉，非常抱歉。”
蒋介石正色道：“大使，按照一般情形来说，兵士们闹点小事，也没什么。只是最近汉口发生过一件案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处境未免太……”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司徒雷登激动地说：“我已经接到不少有关这些事的信件，已经告诉五角大厦，请他们想办法去了。中美之间当然不会有什么误会，可是蒋总统和魏主席的照拂，使我们万分感激。”接着便谈别的。
魏道明临走时向蒋告辞，问以后美国兵如有什么乱子，传出去十分不好，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道：“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你回去之后，公娼制度要想办法，美国兵士一上岸，便不至于出乱子。这次幸亏是小抖乱，否则象汉口这样子，那怎么得了！”
“是的，”魏道明道：“美国士兵的生活情况，我们士兵的反应不佳。我们的士兵太穷了。这一次我来南京，还接到一封藏有子弹的恐吓信，说如果发粮不调整，就要我的命。”
话说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在军事上一蹶不振，在政治上不成体统，在经济上更是焦头烂额，实在拖不下去了。司徒雷登以及其他美国顾问，不止一次应蒋介石之邀商谈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成立小组，指定专人，足足闹了一两个月，蒋介石决心来一个紧急处理。
会议室中鸦雀无声，与会众人个个干瞪眼，人人伤脑筋，只有司徒雷登应付着说：“咳，蒋总统的决心很对，不改变现状，情形的确不好。可能，嗯，可能发展得不可设想。”
蒋介石疲乏地说：“我看还是改革币制罢，金圆券己经印刷得差不多了，只要我们有信心，我想一定可以化险为夷，渡过难关！”他声音失常，恐怖而沉重地说：“这个新方案生存攸关，希望司徒大使和在座诸君，大家多帮忙，多拿出点气力来！”
翁文灏把一页便条纸使劲揉成一团，悄悄地丢在地下，心头叹口气，发言道：
“总统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币制是要改，但是否有改革的条件，我以为不能不仔细研究……”
蒋介石一怔。与会者精神为之一振。听这位身材短小的翁内阁有条有理地说道：
“总统交下的任务，我们研究很久。总以为币制改革看来容易，其实不简单。在改革之前，至少要具备一些条件。”
“什么条件？”蒋介石急问：“不是条件具备了吗？”
“条件是这样的，”翁文灏道：“首先，财政收支要恢复平衡，而目前我们的情形，显然还不理想。”
“其次，在国际收支上也要恢复平衡，在贸易上要做到收支相抵，这方面我们的情形也不理想。第三，国家的生产水平要恢复正常，保证新币不因为物资供应不足而贬低价值，这情形我们显然距离更大。第四，一般经济情况恢复正常，否则便对新币不利，这方面情形各位都很清楚的。第五，政治上的安定与统一是一大因素，如果前方战事好转，也未始不可以……”
蒋介石一听浑身发毛，暗忖这五个条件，的确没有一项具备，但不改革又拖不下去，愤然道：“那么大家的意思又怎么样？”
与会者都知道蒋介石对“金圆券”兴趣极浓，对改革币制也有决心，不过，改革涉及的问题又太多，他们只好避开蒋介石的视线，生怕发表谈话，无法自圆其说，不知所云。正在这当儿，忽有人长叹一声。
正是：伤心人最伤心处，伤心人对伤心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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