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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道教养生思想对六朝文学思想之娱乐倾向的影响
作者：蒋振华
道教养生思想建立在《老子》、《庄子》的养生理论之上，《太平经》在《庄子》关于“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的生命构成说的基础上，综合《淮南子》“形”、“神”、“气”三者之关系，提出了“爱气养神”、“自爱、自好、自亲、自养”的养生思想。它认为，人有“三气”，“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 ①又云：“人欲去凶而远害，得长寿者，本当保知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身得长保，饮食以时调之，不多不少，是其自爱自养也。而读书无极，安贫乐贱，无忧而己，是其自爱自养也。”由此看来，早期道教的养生思想着重于对作为物质客体的生命的关爱，我们可以称之为养身或养命，其目是为了长寿延年。
《老子想尔注》是五斗米道的重要经典，其养生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生”的重视，对长命成仙的追求。从注者对《老子》原文的两处更改上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如把《老子》第十六章中的“公乃王，王乃天”直接改为“公能生，生能天”，并注曰“能行道公正，故常生也”，“能致长生，则副天也”。又如把第二十五章中的“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中的两个“王”字改为“生”，并注曰“生，道之别体也。”此外，还表达了一些长生久视思想，如在注第七章时云：“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与俗争，而自此得仙寿。”注第二十一章时云：“古仙士实精以生，今人失精以死” ②等等。
早期道教丹鼎派的经典，被称为千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把道教养生思想发展为内丹外丹理论，开始把养性提高到养生的议事日程，《卷中》有云：“将欲养性，延年却期，审思始末，当虑其先。人所禀躯，体本一无，元精云布，因气托物”。③
葛洪的养生思想仍然以养命养身为基础。但是，他的养生理论的巨大贡献在于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养生成仙的可能性，指出了修仙的种种途径和方法，从而第一次把修炼成仙从理论上肯定了下来。他的养生之理有“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身形安静，灾害不干” ④，“导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 ⑤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 ⑥除此之外，葛洪还阐述了内修的方法如行气法，还主张“假求于外以自坚固” ⑦的外丹之术。
道教养生思想发展到南朝陆修静、陶弘景时期，一方面继承早期道教修身养命的思想成份，另一方面从人的性情气质上提出更高的修炼要求，完成了性命双修的理论建构。
陆修静是南朝灵宝派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整顿早期天师道教义教理和组织的工作中，提出“斋戒是求道之本”的根本思想，认为只有斋戒才能把人的身、口、心引入到体道的“仪轨”之中，在他制订的一整套斋戒科律中，特别强调修斋要“调和气性”，“静心闲意”，“神气清爽，含养元泉” ⑧，这是“延年久视”的有效途径。
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作为上清派的弘扬者，在修身养生思想上，能大胆地提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高呼“我命在我不在天⑨”，“洋溢着积极进取、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与儒家的天命观，佛家的人生为苦思想迥然不同” ⑩。而在具体修持上，他提出形神双修，性命双遣，“游心、虚静、无虑、无心，……则百年耆寿”(11)，“能动能静，所以长生，精气清静，乃与道合”(12)，“正体端形，心意专一，固守中外”(13)。
以上我们简单地描述了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说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战乱频仍、南北分裂的特殊社会环境里，人们是多么渴望人生平安、生得其所、寿命久延，这是人类生命意识的一次觉醒。这种积极性，必然会对作为人学的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文学创作自觉成了文人们娱情养性的重要工具，成为他们关爱生命的重要载体。当文人们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一旦挣脱了儒家政教、伦理、功利的枷锁，他们的思想深处就会流露出“由抒情而逐渐转向娱乐”的倾向，以达到养生的目的。那么，具体说来，道教养生思想是如何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中的娱乐倾向的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通盘考察这种娱乐倾向在六朝文学思想中的表现形态。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划分，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娱心自乐”说，二是“忘忧解愁”说，三是“治病愈疾”说，四是“保身养气”说，当然，这四种形态并非完全泾渭分明，有时也错综复杂。下面我们从文人与道教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入手来考察其娱乐倾向所接受的道教养生思想的影响。
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前，曾经招集了两个集团在他的门下，一个是建安文人集团（以建安七子为代表，“七子”之名出自《典论》），其使命之一是辅助他统一天下，建功立业，另一使命是繁荣文学创作，除此之外，紧张倥偬的戎马之余，文人谋士欢歌燕饮，酒酣耳热，吟诗作赋，一洗战争的紧张气氛，松弛身体的筋节骨骼，也是自然之事，所以曹丕说每当此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另一个集团就是道士方术集团，其使命之一是出于曹操对神仙方术的热衷从而为其提供养生长生之术。曹丕、曹植对这一集团的活动都有记载。据张华《博物志》卷五引曹丕《典论》云：“陈思王曹植《辩道论》云，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人。自王与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为调笑，全不信之。然尝试郗俭辟谷百日，犹与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术，可以终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王使郗孟节主领诸人。”同书又云：“王仲统云：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间行其术，亦得其验。”曹操对道教养生术的信仰，《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博物志》亦云，（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广弘明集》著录曹植《辩道论》记载曹操广招天下方术之士与前引曹丕《典论》所毕至。”《广弘明集》著录曹植《辩道论》记载曹操广招天下方术之士与前引曹丕《典论》所云一致。我们把这两个集团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曹丕把他们放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记述其行事，至少说明他们相互之间有影响。如果由主客因果关系来推论的话，恐怕道教养生思想对赋诗自乐的娱乐倾向影响更大。另外，曹丕也会间接接受乃父信仰道教养生之术的影响，作为五岁开始就一直跟随父亲的曹丕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
曹植对曹丕的赋诗娱乐的思想倾向也有同感。在《与丁敬礼书》中有云：“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欣之极也”(14)。与乃兄不同的是，曹植认为在欢欣愉快的心境下创作的文学才更令人“欢欣之极”，更给人带来欢乐愉悦之感。曹植的这种文学娱乐倾向也是与他同道教的关系分不开的。当他父亲正在开创统一天下的基业时，他曾写作《七启》力劝有才有学的道士、方士到邺下来为父亲助一臂之力。当他们被招集邺下有些还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后，曹植甚至与他们抵足共寝，如他在《辩道论》中云与有奇特的养生绝谷之术的郗俭同榻而眠，以检验其养生术之效应。特别是曹丕称帝后，曹植处境愈来愈险恶，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对长生的渴望也就越来越明显。据《释愁文》所述，当道士向他介绍长生之术和神仙之名时，他已完全做好了“皈依”道门的打算，最后表示“愿纳至言，仰察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