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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道教养生思想对六朝文学思想之娱乐倾向的影响
作者：蒋振华
从他与道教养生思想的关系上一是他主动相信道教养生思想，渴望做个神仙。他在《达庄论》里阐述的养生思想比如人的外形与内神的关系，和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有相似之处。又如他说“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这里的“形神在我”俨然就是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同声。在《咏怀诗》里表达了他对做神仙的愿望，其六有云：“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其十二有云：“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其三十云：“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乘云招松乔，呼噏永矣哉。”又是他主动与道教人士来往，如与道士孙登的关系，曾多次拜访孙登并寻问神仙导气之术，见于记载的有《三国志·魏志·阮瑀传》注引《魏氏春秋》，《晋书》本传，《大人先生传》、《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栖逸》。如《晋书》本传说：“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
陶渊明文学思想也象曹氏兄弟和阮籍一样，是属于“娱心自乐”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酣觞赋诗，以乐其志。”(16)《饮酒·序》有云：“余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辄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除了赋诗作文以自娱外，其他文艺活动如琴棋书画也是以资自乐的，故《归去来兮辞》有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陶渊明与道教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采上药，夕闲素琴”，可见是一个辟谷采药的道教信徒，陶渊明对此“窃独信之”，从中看出他受其弟道教长生之术的影响，同时文中又详细述及他与从弟的亲密关系，加上从弟的母亲与陶渊明的母亲又是亲姐妹，则堂兄弟之情更是非同一般了，那么陶渊明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道教养生思想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再考《晋书·隐逸传》和他写的外祖父传记，我们发现陶渊明竟生活在一个信仰道教的家族之中。《隐逸传》载其叔父陶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他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他的外祖父孟嘉与东晋著名道士许询来往甚密，“高阳许洵，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按：指孟嘉）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认为陶渊明信奉道教，“依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新自然说，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17)，是持之有据的。由此看来，陶渊明把文学所创作看成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举措，也是事出有因的。
六朝文学思想之娱乐倾向的第二种表现形态为“忘忧解愁”说。陆云《与兄平原书》其十五云：“云再拜，诲二赋佳作，久不复作文，又不复视文章，都自无次第。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但作之不工，烦劳而弃力，故久绝意耳。”其十六云：“为以解愁而作文”，“极不苦作文，但无新奇，而体力甚困瘁耳。”其二十一云：“云久绝意于文章，由前日见教之后，而作文解愁，聊复作数篇，为复欲有所为以忘忧”，又其二十四云：“文章诚不多用，苟卷必佳，便谓此为足。今见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疢尔。恐兄胸疾必述作人，故计兄凡著此之自损，胸中无缘不病。”(18)陆云反复致意作文能解忧忘愁，特别是那些“精工”的作品，更能令人忘却烦闷与愁苦，所以车永在《答陆士龙书》中谈到他读陆机寄来的文学著作《新书》十卷时说，“披省未竞，欢喜踊跃，辄于母前伏读三周，举家大小豁然忘愁也”(19)，可见文学创作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需要的。这种用文学消愁解忧以养生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与道教的养生思想是相通的，我们也能从陆云与道教的关系中找到其因果。在《登遐颂》里，陆云为二十一位神仙作赞辞，有些赞辞对神仙生活、居住环境、仙人体态风度，都表现出敬仰羡慕之情。如《王子乔赞辞》云：“娈彼有传，与尔翻飞。承云倏忽，飘摇紫微”，这里长生不死入紫微宫阙享受神仙生活的愿望是很明显的。《李少君赞辞》对道教的饮食内容也有描写，如云“式宴安期，巨枣为餐”，枣类正是道士们的修炼之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为道士开列的养生食谱中就有大枣，但在患病初愈时不能生食(20)。另外，《张招赞辞》对道士变化多端的变形术，陆云也表饮羡之情：“因形则变，倏忽无方。”
如果说文学创作能使人忘忧、解愁、消闷，是给人以心理治疗从而达到养生长寿之目的的话，那么，人的生理疾病是否也可以用文学创作来痊愈呢？六朝文人对此也进行了探讨（较早地涉及这个问题的是汉代枚乘并作《七发》），从而出现了文学娱乐倾向中的第三种表现形态——“治病愈疾”说。好的作品能治病愈疾，最被传为佳话的是陈琳作书檄治好了曹操的头痛病，《三国志·魏志·陈琳传》注引《典略》云：“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疯，是目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21)沈约《报博士刘杳书》亦云：“君爱素情多，惠以二赞，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弘多，辄当置之阁上，坐卧嗟览。别卷诸篇，并为名制。又《山寺》既为警策，诸贤从时复高奇，解颐愈疾，义兼乎此。迟比叙会，更共申析。”(22)萧统《答晋安王书》云：“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省览周环，慰问促膝。……吟咏反复，欲罢不能。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发叹凌云，兴言愈病，尝谓过差，未以信然。一见来章，而树谖忘痗，方证昔谈非为妄作。”(23)萧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文能治病“非为妄作”。文学创作能治病愈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夸张的色彩，大概也是基于人类本能的心理因素或出于精神的安慰吧，这与宗教灵魂慰藉是一致的。早期道教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符箓派利用道符或吞食治病，或符水治病，同样是基于人类的心理作用和精神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讲，六朝文学思想中娱乐倾向之“治病愈疾”说与早期道教是相通的，这两者之间与其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毋宁说符箓治病影响文学愈疾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诚如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所说，作文（文学创作）是一项非常艰苦费神的工作，所以他“极不苦作文”，使“体力甚困瘁”，但这与他主张的作文能解愁并不矛盾，因为其中还涉及到前提条件问题已如前述。那么怎样解决作文时的“苦”呢？是不是就因噎废食？刘勰一方面如陆云一样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养气”，因此，作为文学娱乐倾向的第四种表现形态的保身养气说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