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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世佳公子 蟾宫谪仙人
作者：卢国龙
明朝学者胡应麟，曾为道教排列出一个人物表，有幸登上这个表的，都是道教史上博学而且长于著述的历代宗师，白玉蟾为其中之一。其实，若就著作之丰赡、文采之典雅而言，白玉蟾不仅是这个表上的应有人物，还应该算是其中很杰出的一个。在以文会友的十余年生涯里，白玉蟾创作出大量的诗文，歌咏山水，记叙故实，他的足迹踏遍了南宋所管辖的半个天下，他的文章也就写满了这半天下。早在他濡墨挥毫，且行且吟的同时，那些热爱其才情的追随者们，便将他的诗文收集起来，如《琼盧集》、《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庐山集》等。这些诗文集被追随者相互传抄，有些还镂板印刷，以便让更多的文坛精英们，欣赏他的才华，分享他的感受。
欣赏白玉蟾才华的文人们，将他的诗文风格概括为四个字，叫做“绮错澜翻”。确实，白玉蟾的很多诗文作品，不但修辞典雅华丽，而且结构上才思纵恣，仪态万方，用“绮错澜翻”来形容，很贴切，很到位。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系统品白玉蟾的诗文，也许需要作一篇专论性的大文章，但从欣赏其非凡才华的角度看，这样的文章也许就最好别去写它，因为白玉蟾的诗文亦庄亦谐，不可方物，任何评论，都可能賙伤其元气淋漓般的完美，所以倒不如让读者直接进入其诗文的艺术世界，看他如何将五言古诗写得浑朴而厚实，如何将七言律诗写得灵透和飘逸，如何将歌谣写得通俗而流畅；再读读他的赋，也试试我们的鉴赏能力，看看我们能否将他的文赋与六朝文赋分开，读读他写的那些传赞，看看他是否有“古今之变”的史学家才识。确实，仅仅将白玉蟾作为一个文人来看，他的才能令人赞叹，也让人惊奇。
诗文创作还只是展现白玉蟾才华的一个方面，他的书法也同样达到很高的造诣。明朝入唐顺之的《史纂左编》，曾这样评论白玉蟾的书法，“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清康熙皇帝的《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也谈到白玉蟾草书，说是“有龙翔凤翥之势”。无论“若龙蛇飞动”，还是“龙翔凤翥”，都说明白玉蟾的草书流转升腾，观赏者能从中感受到活泼泼的生命，其流转升腾之势，似龙之飞，凤之舞，将要脱尘俗而凌九霄。元代隐士黄筁，还专门写过一首诗，赞赏白玉蟾的书法：“仙人白玉蟾，题诗留素壁。笔势来翩翩，衐不可测。将飞蛟龙影，或是风雨迹”(《弁山小隐吟录》卷1)。这首诗的描述，也是说白玉蟾的书法有流转升腾之势，与前两种说法可以相互印证。《宋元宝翰》收录宋元两代的书法精品，其中的第十三幅，就是白玉蟾的草书四言诗。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变体，道教有符书，而白玉蟾的符书同样也很精妙。据载，湖南祁阳县祁山紫清观，旧藏有白玉蟾的符书，“玄妙淳古，莫测其运笔起止之迹”(《图书编》卷63)。
善画梅竹及人物像，是展现白玉蟾才艺的又一个侧面。他曾在湖北鄂州城隍庙的墙壁上留下一幅画，画的主题是林竹，以道教内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等人物配之，“观者无不叹异，画之传世者”(《绘事备考》卷6)。白玉蟾的传世画作，据《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有《修篁映水图》、《竹石来禽图》、《墨梅图》等十六幅。其余散落人间的，就不知其几了。
三、玄门宗师
某些历史事件的偶然巧合，会让人产生神秘感，似乎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意无意地制造着人世间的悲喜剧，让芸芸众生慨叹、无奈。道教内丹派的南北二宗，就出现过这样的偶然巧合。
内丹派的南北二宗，都主张通过自身的精气神修炼，以实现健康长生。这一套养生方法，渊源于远古时代的养精练气术，经过东汉《周易参同契》的理论升华，将“道”与“术”结合起来，自成为理论有体系、操作有次序的完整学说，唐宋以后道教的发展，便以这套学说为主脉。按照道教教内的说法，内丹学虽然有很古远的传授，但它在人世间的系统传播，却是从神仙钟离权和吕洞宾开始的，所以内丹学的教内名称，叫做“钟吕金丹道”。北宋以前，钟吕金丹道在道教内部传授，也在社会上传播，已经出现不同的流派，但还未形成以教团组织为表征的宗派。北宋以后，由于南宋政权和金政权分别占据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政权对峙，文化也相对阻隔，于是钟吕金丹道在南北方各自发展，形成南北二宗。
北宗即全真派，是元明以来道教的两大派别之一。全真派创始于王重阳，但取得大规模的发展，却是王重阳弟子丘处机掌教时候的事。丘处机也是道教内文才富赡的一代宗师，诗词俱佳，亦善翰墨，风格虽与白玉蟾不同，但艺术成就可相媲美。在当时的北部中国，丘处机也以其高尚品德及文化素养，扩大了全真教派的社会影响。但丘处机最终使全真教达到鼎盛之势，却得益于一大历史机缘。公元1222年，丘处机为劝阻成吉思汗征伐杀戮，以七十余岁的高龄，应成古思汗之请，从山东远赴西域大雪山，见成吉思汗，劝勉他取天下要以敬天爱民为本，而杀戮将会制造新的仇恨，所以要图谋当时被金政权所占领的北部中国，应当建立过渡性的政府，不必用屠刀将耕田变为牧场。这样的劝勉，当然包含着浓郁的宗教情怀，但同时也具有现实的理性精神，它在某种程度上被成吉思汗所接受，至少不是一件让人大感意外的事。丘处机因此获得成吉思汗的特殊尊敬，全真教派也由此获得免除赋税等特殊照顾，使全真教派进入第一次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北部中国的老百姓，也因为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功德，对全真教产生真切的情感认同，使全真教在金元散乱之际，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重建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人伦秩序。全真教亦即内丹北宗，因此取得大规模发展，其声势之隆盛，被当时学者形容为“鼓动海岳”。
与丘处机见成吉思汗同时，即公元1222年，白玉蟾来到南宋都城临安，“伏阙言天下事”，也就是分析当时由宋金元三种力量所构成的天下形势，为南宋朝廷出谋划策。但他所遭到的待遇，却是“阻不得达”(彭耜《白玉蟾传》)。出面阻挡白玉蟾晋见的人，可能是照章办事的官僚吏员，也可能是侍宠骄吝的宫廷内宦，不论是哪一种人，总之都足以横亘在白玉蟾与最高决策层之间，所以阻挡很容易就获得成功，没有给白玉蟾留下任何陈述其策略的机会。若干年后，白玉蟾隐遁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再若干年后，南宋政权被蒙元推翻。
际遇不同，对于人生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也许是无关紧要的，这取决于不同人的不同人生态度，但对于人生事业来说，机遇却往往是决定事业成败、事功大小的核心因素。南宗未能像北宗那样取得“鼓动海岳”的鼎盛之势，未能像北宗那样，在丧乱之世发挥整合社会、重建人伦秩序的应有作用，应该说，与丘处机和白玉蟾的不同遭遇，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南宗毕竟被开创出来了，而真正的开创者，其实是第五祖白玉蟾。按照南宗传承谱系，其初祖是北宋时人张伯端，以下依次为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据称，张伯端的内丹修炼法得自刘海蟾，刘海蟾则因吕洞宾的点化而得道，这是南宗与钟吕金丹道的渊源脉络。张伯端当然是内丹学的大宗师，其所著《悟真篇》，对内丹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内丹学经典中的经典。但张伯端毕生游宦，并不曾开宗立派。以下自石泰传至白玉蟾，都是单传私授，直到白玉蟾挟其所学以云游四方时，始有卓然自立一宗派的气象，而石泰、薛道光、陈楠，都可以说是师因弟子而显。甚至，连石泰的《还源篇》，陈楠的《翠虚篇》等内丹著作，都被稍后不久的俞琰怀疑为出于白玉蟾之手，因为这两篇著作的“文词号格调”，与白玉蟾的诗文如出一辙(见《席上腐谈》卷下)。提出这个怀疑的俞琰，曾广泛收集各家各派的炼丹歌诀，编成《通玄广见录》一百卷，对于内丹诗歌口诀，应该说具有很强的鉴别力，由他提出怀疑即使不十分可靠，至少也说明一点，即在白玉蟾身后不久或者还在隐居时，内丹学中的行家就意识到，所谓南宗云云，其实是白玉蟾先生的杰作。
当然，俞琰的的怀疑还需要更翔实的考证，这个麻烦不妨留给博学通古的专家们去解决。至于本文，可以讨论另外一个更有趣的问题：白玉蟾在宋金对峙、塞外蒙元大军的铁蹄也已依稀可闻的时代里，不追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满足于个人的修炼，而要开创内丹派南宗，其宗旨或意图究竟是什么?
留元长回忆白玉蟾之为人，曾说：“观其济世利人之念，汲汲也。彻夜烧烛以坐，镇日拍栏以歌。”(《海琼问道集序》)这是白玉蟾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虽然只有留元长等追随左右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但它可能比寻常眼目所看到的白玉蟾更真实，也更接近其灵魂深处。寻常眼目中的白玉蟾，或吟风弄月，或弹铗抚琴，或舞文弄墨，总不离游戏风尘的才子做派；而在留元长的感受中，彻夜静坐也好，栏杆拍遍也罢，其实都流露出内心深处的忧患，用白玉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不可释然者寓之于酒，而又不能超超然者形之于诗”(《蛰仙庵序》)。这种忧患出于“济世利人之念”，是宗教家的情怀，也是哲人的幽思。这样的情怀和幽思，可能是促使白玉蟾“伏阙言天下事”的动因，也是他开创内丹派南宗的动因。
关于家国天下，白玉蟾不曾说出些豪言壮语；面对当时天下形势，白玉蟾究竟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因为没有机会说出，无从推测。但我们知道，白玉蟾踏遍南宋江山的十余年游历，与那些玩赏山水的文人墨客迥然不同与王公贵胄们锦衣玉食的恣意遨游更加不同，他在品藻山水、平章风月的同时，更关注不同地域的文化，留意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所以白玉蟾的游历，是心有所系的文化之旅，是坚毅而行的求道之旅。
白玉蟾的游历备涉艰辛：“初别家山辞骨肉，腰下有钱三百足。思量寻思访道难，今夜不知何处宿”(《云游歌》)。这是离家出游的最初情形，对未知的前程尽管有些忧虑，生存毕竟还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然而，三百大钱甚至经不起最节俭的旅途花费，不久，白玉蟾就只好典卖衣裳等生活必需品，聊以维持生存。典卖后的日子，还能让白玉蟾寄宿江边孤馆，虽说是荒郊为路，昏鸦为伴，仍然不妨碍他蹀躞而前，而当典卖所得也一无剩余时，他就只能忍受“荒郊一夜梧桐雨”了，没有斗笠，没有蓑衣，沿途乞讨，还要忍受种种怀疑的目光，就像当真形迹可疑的人那样，遮颜过市。
旅途的艰辛，不曾阻挡住白玉蟾求索的脚步，他以风餐露宿所实现的游历之广，也可见于《云游歌》，“江之东西湖南北，浙之左右接西蜀，广闽淮海数万里”。据此自述，白玉蟾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南宋治下的每一个区域。而从后来各地的方志看，其自述的足迹所到之处，几乎可以一一证实，并非浪漫的诗人“神游”。他确实到过四川，并且在成都青羊宫留下手书碑石，“字径半尺”，此事见于《蜀中广记》记载。至于两湖闽广、浙江江西，则关于白玉蟾曾经驻鹤的记载，比比皆是。湖南零陵县(今永州)的花月楼，祁阳县的祁山，皆因白玉蟾曾经登临赋诗，被《湖广通志》载为本地掌故；浙江钱塘县的三一庵，据《西湖志纂》记载，是白玉蟾的修真之所；永嘉县的巽吉山，《浙江通志》记载白玉蟾曾经驻鹤；广东长宁县的岳城山，据《广东通志》记载，是白玉蟾炼丹之所；福建崇安县的止止庵，据《福建通志》记载，是白玉蟾栖息之地。而江西，则正如虞集在谈到白玉蟾行踪时所说，“江右遗墨尤多”(《道法会元》卷108《景霄雷书后序》)，是白玉蟾求道之旅的魂牵梦萦之地。据《江西通志》记载，含山县祷应山、丰城县始丰山、南昌府白仙岭、安福县武功山等等，到处都有白玉蟾云游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