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王安石:另类的出类拔萃

作者:子金山



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地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与那批胆敢反对皇帝的奸佞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时常左右游移,但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和赐予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王安石:“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得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时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形势便发生了大变,皇帝彻底站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翻了船。
  熙宁三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并指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哪里还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因为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造大批官衙。其结果还不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也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地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做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左派明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皇帝竟然支持苏东坡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熙宁二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在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实际情况是: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考核官员的政绩的,下级官员自然也就把指标层层落实,于是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他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倒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此时的苏东坡只有32岁,其任职也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苏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份奏折皆洋洋洒洒,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即是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他官职虽小,可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你这是在想叫哪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明显可见。
  苏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顶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公然“邪说”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苏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恃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合法”。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时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说不是文学的悲哀!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亲蒙神宗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局面,即便自己不遭大祸,但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第二点苏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能够得以保持,在于不同的政见能够合理地发挥功用。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而结果酷刑最终也未曾恢复,这当归功于苏东坡。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于是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苏东坡不但没有遭到罢免,反而被委任了一个可以参政的兼职:权开封府推官。
  在开封府推官任期内,苏东坡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齐小白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此考题将矛头直指宰相专权!这下终于激怒了王安石。
  报复比苏东坡自己上书前所预料的还要厉害——苏东坡被立即立案调查。
  不过立案的理由实在让人难以心服。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说苏氏兄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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