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王安石：另类的出类拔萃
作者：子金山
苏东坡与王安石相较
苏东坡与王安石，在诗词上的文风极像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一个大刀阔斧，飘逸灵动，一个精工韵律，雅丽奇绝。唐时的李杜以“仙”、“圣”并称，其实把“仙”、“圣”二字套用在苏、王头上亦无不可。
文学方面，大家对东坡的词、王安石的小诗较为熟悉，小学课本里就有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绝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王安石数易其稿，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字，最后才选定这个“绿”字，诗人精工不苟、刻意出新可见一斑。
王安石选字的故事，影响之广久，远超小诗本身。实际上王安石的另一首绝句影响更大，国人几乎无人不晓!这就是《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苏东坡开始卷入朝廷圣旨漩涡，是否像他故去的老父一般，是对准锐意“把新桃换旧符”的王安石本人来的?其实不是那样，苏东坡上书反对新法，是标准的对事不对人。公正地说，苏东坡就是想对王横眉，当时也没有那个资格。
两人那时还不属同一重量级，苏东坡在各个方面还没资格与王安石一较长短。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比苏东坡大了16岁，16年的代沟决定了双方在政治拳坛上的地位差异。
在苏东坡苦读寒窗追求朝廷施合的一官半职时，王安石却不屑朝廷的数次召用提拔。苏东坡初露锋芒时，王安石文采已经名满天下；宰相韩琦有资格历练后辈苏轼，王安石却在私人日记中轻视地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妓好耳。”
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的参知政事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被罢相，也正是这年，苏东坡兄弟永久地离开了故乡眉山(今四川眉州)。也就是说，此时苏氏兄弟再干什么活路，需要看王安石的心情了。
苏家兄弟回到京师之时，正值王安石就职朝廷参知政事，并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时年新皇帝神宗年方20，年轻气傲，自然想有一番作为，中兴国力日弱的大宋王朝。对于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年轻皇帝早就心仪，而且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对才名远播的苏东坡，新皇帝虽然也不陌生，但此时皇帝选才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所以，就看刚入京的苏氏兄弟政治态度如何了，是左派，还是右派?
苏氏兄弟欲避开朝廷已经刮起来的政治风暴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对正在实施的新法进行表态。这里没有“逍遥派”的位置，或左或右必选其一。苏东坡官瘾若重，极为简单：支持新政就是了。
而且此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的。王安石自负宰相之才，又兼宰相之量，既然不屑理睬苏洵的痛骂，又怎会对苏洵的儿子们心怀其他?
刚回京的苏东坡被委任为殿中丞，还是在国史馆上班，论说与国务院总理级别的王安石发生不了矛盾。其时的宰相富弼也就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朝中的一切权力都在宰相副手王安石手里，只要苏氏兄弟安分守己，做个稳当小官还是有可能的。
假如苏东坡如此，那他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仅过了不足两年的安稳日子，苏东坡直接上书皇帝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变法!
就这样，苏王之间关系恶化的炸药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
变法之初乱子多
王安石能得以执政其实也是不易的。对于留在京师做官，他一直谢绝任命达25年之久。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愿高升，声誉反而就会越高。到了仁宗嘉祜五年，王安石除了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不贪高位的声誉也同时名震京师。
王安石位居太守之政绩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能吏，同时他在其辖区内也深得百姓爱戴。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所上建议改革的“万言书”不被仁宗重视，因而萌生退意。恰母亲去世，他便借机辞官守丧。但是在守丧期满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京为官，而宁愿留在江宁。
若说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他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
嘉祜五年，王安石初来京师时，时人无不视之为奇才，而且他既有创见、独见，也善于言谈。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等，对他颇有好评，欧阳修也对他抱有好感。
不过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也并不乏见。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以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于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还写了那篇著名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英宗接班，因而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确表示出对他欣赏时，王安石才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过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神宗皇帝早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
依照王安石的建议，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苏东坡弟弟苏辙被安排在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施行市易法；九月施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转而开始产生了怀疑，进而由怀疑变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施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多数心里肮脏，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配谈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装聋作哑反倒：才是优秀干部，才能跟上面保持一致。
左右御史台被清洗了14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有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入到了执政队伍之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改革的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得乌烟瘴气?
很快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乃至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反对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