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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亦庄亦谐真醇儒
作者：王学斌
1907年9月19日的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为“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在同黄侃谈话时，章太炎对其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一个青年革命者反对封建压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章太炎赞许黄侃为天下奇才，这给黄侃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后，二人相交甚密。
不久，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扬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惊起，当即准备拜师礼品，往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此和章师日日相随，虚心求教。黄侃天资聪颖，经过章太炎的授业解惑，进步很大。太炎不禁赞日：“恒言学问进益之速，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1914年秋，黄侃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任教，主讲词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他学问很好，上课时有许多同学来听讲，甚至连在哲学门(系)就读的冯友兰也来旁听。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抑扬顿挫地念一遍，很是好听。以至于后来他在上面念的时候，在下面听讲的学生也高声附和，同学中间戏称此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课堂上他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光是用语言教书，而且还是带着感情教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单纯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总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学生们都与他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还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1932年春天，他的好友杨树达领着侄子杨伯峻去向他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10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迫于无奈，杨伯峻只好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意。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就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申叔(刘师培字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
黄侃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二则意见不成熟，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黄侃更是以身作则，50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成名之后，黄侃也并未固步自封，而是时时向同仁学友虚心求教，甚至不惜执弟子之礼。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黄侃去刘家看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什么对学生敷衍了事。刘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
第二天，黄侃果然预定上好的酒席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师培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爱称老师。当时许多人都很奇怪，因为黄比刘只小1岁零3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还认为在学问上黄胜于刘。黄侃对此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黄侃不上课时，就一头扎进书林学海中，终日潜心于“国故”，废寝忘食。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3遍。《清史稿》全书100册，700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都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因为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黄侃一生最大的财富，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黄侃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