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传统“乌托邦”
作者：曾纪鑫
正如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差，圣人与小丑、圣人与罪人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说戊戌维新受挫，康有为的出逃尚有一种激荡人心的悲壮刚烈之感，那么于张勋复辟闹剧草草收场中的溜之大吉，则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逆历史潮流而行，就连得意门生梁启超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他，康有为自然是气得半死。于是师生失和，分道扬镳，相得益彰的“康梁”并称，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互为政敌的“康梁”反目。
言行不一，成败毁誉集于一身
当然，无论后期行为显得多么可笑，康有为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他所坚持的尊孔复古、君主立宪，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视为顽固反动，应从他一生的理想追求、思想脉络中加以理解。他托古改制，有借用孔子的功利主义味道，但其态度是真诚的，对孔子本人是虔敬的，对儒教也是信奉不贰的。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到成立孔教会、以定孔教为国教，是其思想向一种特定方向掘进、发展的结果。封建政体、传统思想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受到摧枯拉朽的打击，原有的秩序不复存在，新的伦理规范没有形成，人们在一种无所皈依的思想迷惘中行为失控。社会动荡不安，康有为所做的，便是重拾孔子，恢复旧的道德秩序。他的失误在于忽略了社会的前进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创造建设新的社会规范。以他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认识、广泛的影响，完全可以致力于后者，然而，他却“驾轻就熟”地顺着自己思想的发展轨迹，选择了尊孔复古。
无论是立功，还是立言、立德，康有为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以立功而论，他一辈子最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事业归于失败，君主立宪变成梦想，复兴孔教破产。就立言来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缺少学术价值，主观臆断的色彩相当浓厚，不少证据、资料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缺乏严密的学理基础，经不起考究与推敲，刚出版就遭到学术界的非难与批驳，两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现实政治意义；而《大同书》就其整个体系而言，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大同社会只是一种思想的演绎，一种理论的展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在人类实现的乌托邦。从立德而言，康有为想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圣人，结果文过饰非，制假售假，适得其反，常为人所诟病，史学家大多不相信康有为自己的陈述，认为他有“倒填年月的毛病”。此外，他的一些言行常常自相矛盾，授人以柄：他提倡众生平等，晚年却使用奴婢数十人；他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却5次纳妾，6次做新郎，他口称戒杀，却每天吃肉；他喜欢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皆以中国为主；他歌颂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立宪；他宣传世界大同，却事事以中国为核心；他学习信奉西方的自然科学，比如在桂林讲学时突遇雷电风雨，便临时改变教学内容，从声学、光学、电学的原理原则，为学生现场讲解宇宙自然现象，破除雷公电母之类的迷信思想，但又非常迷信天命、风水、扶乩、占卜之类的“国粹”，以为人的一生皆由上苍安排，比如对戊戌之变的死里逃生，就曾言道：“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而竟不死，岂非天哉!”
纵观康有为的一生，虽然总在失败的打击中挣扎沉浮，且有过两次小丑之举，但他并非近代历史的悲剧性人物。梁启超曾评价康有为道：“若夫他人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又说：“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中国不患无将来百千万亿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而不可无前此一自信家、冒险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其实，康有为更多的，是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促成了晚清政治的改革，抒发了世界大同的理想，激发了人类的高贵情愫，描绘了传统乌托邦的美妙图景。他既有维新变法的实践，也有传统保守的顽固；既有西方民主的启蒙，又有封建专制的愚昧，既有圣人的气势，又有庸人的流俗；既有天理的纯粹，也有人欲的泛滥……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守旧的政治家、空想的哲学家、独特的思想家、成功的教育家，一句话，康有为集成败毁誉于一身，是一位悲剧与喜剧兼而有之的正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