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传统“乌托邦”
作者：曾纪鑫
从学问到实践，从底层到上流，康有为经过一番不懈探索，对社会现实，也算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荼毒之深、改革之艰与变法之难，决心从理论方面人手，推翻顽固的守旧体系，树立崭新的变法思想，以达启蒙、维新、变法、富强之效。为此，康有为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也是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对“新学伪经”的考订，康有为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古书都需重新考证、检查、评估。其结论动摇了正统儒学的立足点，难怪梁启超将其视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了。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破”，那么《孔子改制考》便是“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边破边立，这才是康有为离经叛道的本意与目的所在。《孔子改制考》的目的，由此昭然若揭。只不过这是凭借孔子的权威，利用他的神圣，打着他的旗号，行社会改革之实。此书一出，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继《新学伪经考》的“飓风”之后，又一次在思想界造成了更加震撼的“火山大喷发”。
几经周折，面君推动戊戌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陆军在朝鲜一触即溃，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海陆并进直入中国领土，京城岌岌可危。清廷不得不屈辱求和，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闻讯，不禁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当即奋笔疾书，以一天两夜时间，草拟了一份18000多字的上皇帝书，是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内容主要有三：一日拒和，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二为迁都，“旅顺已失，威海既隳，海险无有，京师孤立”，建议迁都西安，变被动为主动；三是练兵，以强天下之势，然后力战；四乃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革新庶政等变法方案。
《上清帝第二书》写成，康有为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的帮助下，联络广东、湖南两省以及全国各地前来京城应试的举子签名，共同上达皇帝。因汉代实行征辟制度，凡征召入京任职的文人学士，全以公家车马接送，时人称为“公车”。科举选士制度确立，入京参加考试的举人没有这种待遇了，但“公车”之名却沿袭下来，人们仍以“公车”称呼那些入京应试的举子。因此之故，康有为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上书活动，又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唤醒了“吾国四千年之大梦”，人们争相“索稿传抄”《上清帝第二书》。
通过理论著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公车上书”，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地位毋庸置疑地得以确立。
不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三书》，这回总算感动了“上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上达天听”。
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光绪皇帝满心希望励精图治，却又找不到路径与方法，大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郁闷之感，康有为的上书内容，与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光绪阅后先是高兴，“上览而喜之”，眼前一亮，顿觉柳暗花明；继而相当重视，破格令军机处抄录3份，在他上朝的乾清宫及处理政务的勤政殿各留一份以作备览，另一份传发各省大员，原件送交慈禧太后“懿览”，接着颁发上谕，按康有为上书的有关内容，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奏人才。
康有为欣喜不已，又一鼓作气地连呈《上清帝第四书》、《上清帝第五书》，结果两书都被工部扣押，没能到达光绪手中。维新的曙光刚刚破晓，几缕光线还来不及扩展，东方天空的鱼肚白，就被倏忽而至的乌云遮盖了。康有为不禁全身泄气，深感改革维艰，事不可为，就想离开京城，南返广东。
1897年12月11日，北京南海会馆汗漫舫，康有为装好行李准备启程。就在这时，上完早朝的翁同稣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他并不是前来送行的，而是力劝康有为留下，“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康有为被光绪帝的诚意及翁同龢的鼎力举荐感动了，打好的行李又搬回他在京城的常住之所汗漫舫。
于是，第二天就由给事中高燮正式上折保荐康有为，并请皇帝予以召见。结果遭到恭亲王奕新及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人的反对。不得已，光绪皇帝便命总理衙门大臣在总署平日接见外国公使的西花厅召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好不容易才争来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康有为自然抓住不放。作答时，他显得胸有成竹，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义正词严，时而据理力争，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派头与气势。
次日早朝，赞同变法的翁同龢将此次会见的情形向光绪帝作了汇报，称赞康有为是可用之才。光绪听了翁同龢的进言，心头又是一阵振奋与激动，决定马上亲自召见康有为。还是恭亲王奕新出来作梗，说先可以让康有为将变法意见呈上，果若可行，再予召见不迟。光绪帝不好驳回，只得依言而行。
康有为此次遵旨呈送光绪皇帝的条陈(即《上清帝第六书》)，于1898年1月29日呈总理衙门代奏，因许应骙攻击阻挠，结果被扣压了一个多月，直到3月11日才送达光绪手中。康有为得知第六书送达皇上的第二天，又呈《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上清帝第七书》。
康有为提供给光绪皇帝的变法蓝本，就是俄国的变法与日本的维新。继《俄彼得变政记》之后，又进呈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学习彼得大帝变法的勇气与发愤的精神，效法明治维新的变法理论与内容措施，“以俄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在康有为的激发下，光绪皇帝深刻地认识到，“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于是，他决心以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为榜样，以锐意进取、狂飙突进、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作为变法的总设计师，康有为与实际领导人光绪皇帝之间，仅在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之后，即1898年6月16目，才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这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这场谈话的信息量不可谓不大，密度与质量也不可谓不高，但如棼丝般的诸多问题，仅凭这两个多小时，怎能一一解答、解套?
康有为被召见后，光绪帝想委以重任，召集军机大臣相商，结果再次遭到守旧官员的嫉恨，仅建议让他担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帝无奈，只好给了他这么一个六品闲职。为避嫌疑，也不敢再行召见，便特许他专折奏事之权。而这赐予的特权，不知什么缘由，康有为一次也没用过，每有新的谋策或所编书籍，仍由他人代递。只有上呈，没有下达，光绪帝与设计师无法交流沟通，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大打折扣。最要命的是，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强令光绪帝下诏，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令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