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北京人”失踪之谜
作者：李鸣生
1948年7月22日，美国纽约上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魏敦瑞大师躺在纽约医学院医院的一张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近日来，大师整日焦虑不安，卧床不起。他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寻找“北京人”的最后呼吁！于是，在这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颤抖的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想法继续寻找“北京人”。
大师的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后，同他此前所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大师写完报告的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则恪守他的临终遗言，以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责任，从此在全世界开始了对“北京人”矢志不渝的寻找……
新闻迭出，真假难辨。“北京人”真的在纽约吗？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人类学会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博士研究过“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夏皮罗博士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直共同坚持研究从北平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上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博士对寻找“北京人”之事都有着莫大的热情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寻找到“北京人”，也是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夏皮罗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加紧动手整理和研究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准备一有机会，马上动身，亲赴中国。然而，正当夏皮罗力图说服美国政府派他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线索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鸭绿江畔的隆隆炮声和熊熊战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寻找“北京人”的脚步。
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1950年3月21日的一份香港《大公报》摆在了他的面前，其中一篇文章，看得他目瞪口呆——“北京人”被劫往美国。文章尽管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字措词上也显粗糙。但它却旗帜鲜明地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对全世界的考古学界，无异于一颗横空炸响的原子弹！它不光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更让美国人感到震撼。尤其是对夏皮罗来说，简直就是惊恐万分了。但未等夏皮罗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将美国和夏皮罗推到了审判席上——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员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是中国的国宝，被美国长期霸占达十年之久，充分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对于这样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让“北京人”化石物归原主。
夏皮罗看到这篇报道后，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叫苦不迭。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的主任和人类学会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辟谣”，为本馆正名。于是，他立即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随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也纷纷站出来为美国辩解。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10月26日，德国柏林洪德堡大学古生物学家柯耐博士给中国科学院著名考古学家杨钟健寄来的一封信，又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亲爱的杨博士：
今年春天，在伦敦大学学院动物系教员休息室进午后茶点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系主任、脊椎古生物专家华特生告诉我们说，周口店的头盖骨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那是在魏敦瑞死前送去的。华特生上次去纽约时，看见那个标本在魏敦瑞的手里……这个标本是一个美国兵由日本皇家博物院中抢掠去的……我不知道您是否早已知道这个消息，我听说的时候却大为吃惊。当时以及以后我都不曾向华特生问过这个问题，只是立刻把它记在笔记本里了。根据华特生的谈话，我可以断言那消息是正确的。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柯耐 谨启
杨钟健、裴文中等人看了这封信后，又惊又喜，又气又恨。惊喜的是失踪了长达10年之久的“北京人”今天终于有了下落；气恨的是美国人居然是个道貌岸然、卑鄙无耻的伪君子——明明窃走了中国的“北京人”，还故弄玄虚，装模作样，满世界地帮着中国叫喊，帮着中国寻找。
他们很快将此事向上级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但不巧，时值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军队正在朝鲜半岛真刀真枪地打得死去活来，不可开交。所以，对这封信的真伪无法考证。而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政治逻辑，美国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样，全都是坏蛋！是坏蛋，就不干好事只干坏事，所以宁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于是，杨钟健和裴文中在1952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文章，控诉美帝国主义者的无耻盗窃行为。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谁都没想到，失踪了十年的“北京人”突然又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冒了出来。一时间，世界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各国电讯频频传送。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对外播放这条消息；《纽约时报》为此还发表专门评论文章，指责美国当局的盗窃行为；日本报纸更是不择手段，大肆渲染，强烈谴责“美国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于是，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科学家、学者和记者纷纷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正因为有了这场“世界大战”，才迫使夏皮罗博士不得不拿出破釜沉舟的气概，坚定了一定要寻找到“北京人”的决心，以证明他所在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他本人的清白。
夏皮罗的天津之行，满怀信心而来，满腔遗憾而去……
1980年9月16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70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从纽约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罗得到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个箱子被埋藏在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位美军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个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沓1939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欲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平静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阵阵波澜。他觉得不管此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这样长久而被动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去中国寻找一次“北京人”，否则，愧对祖宗，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
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撩拨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须中方承担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