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北京人”失踪之谜
作者：李鸣生
正因为“北京人”事关重大，一时难以定夺，所以转移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便搁出了大麻烦！
老头儿的半夜出现和突然失踪，给裴文中等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1941年下半年，世界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6月22日，正当日美谈判争论不休之时，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短短十几天，德军便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600多公里，大有长驱直入之势。
而此时，度日如年的裴文中，仍然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在焦灼中等待，还是等待。在这无聊燥热、极其难挨的日子里，存放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化石，一时便成了游人关注的热点和闲暇的品物。
在这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有两个很奇特的日本人，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夹在其中，瞪着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打听、窥探。几乎每个星期，这两个日本人都要混迹于人群之中，光顾一次“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像幽灵一样地到来，幽灵一样地离去。
11月初的一个下午，这两个日本人不请自便，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裴文中望着面前的两个小个子日本“学者”，并没有急于说什么。他知道，“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历来都是由许多外国的学者共同参加的，但是，由于一直对周口店发掘与研究工作予以资助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控制，始终没让日本的科学家和学者参加。日本人却并不死心。
“裴先生，我们的意思是，鉴于您在国际上的崇高名望，以及‘北京人’化石对人类意义之重大，我们打算在您所领导的研究室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在您的指导下，从事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若能承蒙您高抬贵手，在贵处容我二人一席之地，那实在不胜感激，也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幸运！”叫长谷部言人的日本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后，终于道出了真实意图。
裴文中对长谷部言人和另一个叫高井冬二的日本人的要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裴文中明白，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两个不速之客想来这里“研究‘北京人’”化石，不可能纯粹是为了科学，一定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高井冬二居然在法国人德日进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裴文中的办公室。德日进是应中方邀请在这里专事考古学研究的法国大科学家。裴文中一见高井冬二，颇感惊讶，他没想到日本人如此神通广大，竟然把手伸到德日进那儿去了。
德日进指着高井冬二向裴文中作介绍，说：“高井冬二先生希望能在研究室工作两个星期，研究一下周口店的各种动物化石。”
裴文中急忙借口推辞说：“现在没有办公桌，是不是等等再说？”
德日进却说：“那就让高井冬二先生先在我的办公室工作吧，这些日子我就不来办公了。”
尽管裴文中心里知道，高井冬二很可能就是来新生代研究室“卧底”的，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加上德日进是大科学家，又是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请来的顾问，所以不好再说什么，想等观察观察再说。这样，高井冬二就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来了。
此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院长胡顿还作出规定：研究室人员夜间轮流值班，严防“北京人”化石被盗。这时的魏敦瑞还在用“北京人”作研究，同时用“北京人”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让“北京人”在保险柜外过夜。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巡视，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
后来，魏敦瑞因故回国，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接手制作“北京人”化石模型。
奇怪的是，日本方面，却不见任何动静。
而这时，北平的天气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的飘落，1941年最严酷的冬天到来了。一天深夜12点，加完班的胡承志离开实验室后，昏昏欲睡的值班员蓦地被一种异样的感觉触了一下，心头随之掠过一种不祥的预兆。他起身抹了把脸，迅速出门，听到隔壁实验室传出轻微的响声。他猫下腰，轻轻来到实验室的窗下，然后慢慢抬起头来，从窗户的缝隙向里窥视。只见实验室角落的墙架上有一个晃动的手电筒，微弱的光束集中在保险柜上，一个人影弯腰站在保险柜前，一只干瘦的手上拿着一块桌布，既像是在为保险柜抹灰尘，又像是在轻轻地拨弄着保险柜上的刻度盘。
值班员顿感惊奇。他猛地将门推开，同时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一道光束突然直射在了对方的脸上，对方打个冷战，惊叫了一声，干瘦的手迅速从保险柜上缩了回去，手上的桌布一下掉到了地上。这是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儿，是近几个月才出现在协和医学院的。老头儿的任务是在工作人员下班后，打扫各医务室和实验室的卫生。但对他的其他情况，谁都说不出个一二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值班员厉声问道。
“先生，我是……是院务部派来打扫这间屋子卫生的。我今天有点儿事，所以来、来得太晚了……”老头儿指着身旁的拖把和水桶，很不自然地解释，脸上的窘态显而易见。
值班员哼了一声，在老头儿身上反复打量了几眼，本想当场将对方扣留当作小偷交医学院处理，但觉得又没有充足的证据，虽然刚才自己好像看见对方有转动保险柜上刻度盘的动作，但又很容易被对方以擦拭保险柜上的灰尘为由狡辩过去。再说，老头儿到底是真的打扫卫生，还是一般的小偷，或者就是想把“北京人”化石窃走？现在还很难作出判断。如果他真是想盗窃“北京人”化石的话，恐怕问题没这么简单。不如来个放长线钓大鱼，今晚先让他回去，以免打草惊蛇，等明日将情况搞清楚后，再作处置。
于是值班员故意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天这么晚了，我看还是明天一早再打扫吧。”
“好的，先生。”老头儿躬身施礼，收拾好拖把、水桶，一出门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早，值班员便将昨晚看到的情况向裴文中作了如实汇报，裴文中听后颇感震惊。二人经过分析，认为这里头定有文章。于是，裴文中立即赶到院务部，查问到底是谁派那个老头儿到实验室去的，又是谁给他开的门。结果，院务部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知道此事。裴文中又让院务部立即派人去找那老头儿，要当面对他进行盘问。
可等院务部的人跑到老头儿的宿舍一看，老头儿屋里除了一个已经破烂的暖水瓶和一张摇摇晃晃的空床还孤零零地躺在墙角外，所有的生活用品早已清扫一空。至于老头儿本人，经过四处寻找，更是不见一丝踪迹。
老头儿的半夜出现和突然失踪，给裴文中等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一个星期过去了，裴文中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依然没有解开这个谜团。尽管当时的裴文中对这一切并不知晓，但凭着一种直觉和其他的有关线索，他感到“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地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于是，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上，再次飞往重庆。电报发走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时，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烦躁的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过去了，重庆方面依然杳无音信。
遗憾的是，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来得太迟了。
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翁文灏自九年前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好过的时候。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翁文灏早就收悉了。当时刚收到电报，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联系，周口店及后来发现的“北京人”化石研究的经费，均来自这一组织。然而，由于局势混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可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难以作主，为慎重起见，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词激烈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