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从幸福跌入困惑，从迷茫走向理想
作者：焦美玲
一、教育启程，幸福沉醉
应该说我是那种很幸运的人，从踏上讲台的那天，就开始了享受教育的历程。工作伊始，进入的是全市最好的初中，遇到的是非常优秀的学生。而我的性格似乎是最适合做老师的，天生有着不少老师很努力也难以获取的学生缘，因而一直被历届的学生“宠爱”着。我知道使用“宠爱”这个词是多么不合适，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能形容学生给我的感情。当每天星月交辉，那群高高大大的男生护送下班的我回家；当我外出学习，几十个孩子为我年仅一岁的女儿过生日；参加工作的学生，第一次拿到工资，立刻拨通我的电话……太多太多这样的时刻伴随着我，使我由衷地热爱上了教师这个清贫的职业，因为我有太富足的精神世界。
这样单纯而明净的幸福生活大约持续了有十一二年。以后每每回首，几乎成了我从教的精神源泉。无论再遇到怎样的烦恼怎样的诱惑，我依然坚守着三尺讲台。
回首这段经历，我概括出了三点原因：
一、大背景。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师生关系友好，学生喜欢学校生活。
而这样的背景，也就给我制造了有利的教育机会。无论是给学生个别补习还是组织各项活动，都有充分的时间保证，丰富多彩的生活使我和学生同样兴致盎然。
二、名师的引领。其实那时关于教育教学的书籍并不多，但我有幸得到了《全国优秀班主任经验选》《班会团日活动》这样两本书。于是我这个并没有太多教育教学经验的小老师一出手就有模有样，颇为老练。
不知道是不是同为女老师的缘故，当时学得最多，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四中丁榕老师的班级工作经验，“爱”“勤”“细”“全”“严”“法”“学”“心”几字要诀，也成了指导我教育工作的原则，而且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三、倾情投入。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话说的是治学，对于工作同样适用。无论是教育环境的宽松，还是名师的经验引领，都还是外因，要想做好教育工作，并享受到教育的乐趣，更需要来自心灵追求的驱动力。
二、跌入困惑，备受煎熬
简单明朗、快乐幸福的日子持续了十多年后，我开始遭遇痛苦。随着高考热的逐年增温、高校的扩招、就业的日益艰难，教育的竞争愈演愈烈。
每年的中考排名、家长的期待，使成绩越来越成为主宰。分数决定着学校的一切，决定着孩子的一切，也决定着老师的一切。硬性的管理逐渐取代耐心的说服教育，整齐划一的要求慢慢消磨着学生的个性。
接着，各校的时间战、作业战进入白热化状态，周末、节假日开始被占用，放学时间不断推迟；接着是各种禁令出台，不许组织学生集体出游，不许学生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渐渐只留下了读书学习一件事。
同时班容量递增至90人左右，老师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厌学的学生与日俱增。于是，师生关系变得很奇怪，很多温柔的老师在学生面前必须以凶巴巴的面孔出现。教育和谐美丽的场景越来越少见。
眼见得孩子们的眼圈越来越黑，近视的学生越来越多，厌学的孩子越来越多，我茫然着，也心疼着。我更加努力地减少学生课下的语文作业，努力营造着课堂上愉悦的氛围，努力坚持做一个善解人意的温和的班主任。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努力几乎是杯水车薪，既无助于改变学生要把所有时间放在学习上的现状，也无法使学生改变厌学倾向。同时巨大的班容量也使我感到越来越难兼顾到所有学生，而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的原则又要求我必须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这一系列的问题逼迫着我竭尽自己所能，但是我越努力，越感到力不从心，我越来越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困惑积聚，忧心如焚。到2004、2005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全身无名疼痛，严重失眠。我病倒了，曾经美丽的教育几乎成了梦魇折磨着我。
三、苦苦追寻，重新振作
休假过程中，我的身体离开了讲台，但心里依然深深眷恋着自己为之付出青春与热爱的事业。我开始拼命读书，希望能从中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寻找到一个答案。从于漪、魏书生、钱梦龙、李镇西、朱永新，到苏霍姆林斯基、佐藤学等中外教育名家，从孔子、庄子、苏轼到林语堂、南怀瑾，乃至历史、心理咨询、美学、哲学、伦理学，我喜欢的不喜欢的，读过的没有读过的，凡能找到，不管懂不懂，只管一并吞了下去。
最初的阅读带给我的是更深的痛苦，我发现读得越多，越感觉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尖锐，甚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那时我几乎认定了教育已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而我个人渺小的努力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直到重读鲁迅，一次次读到先生“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需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也可以表现他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这样的告诫，使我豁然开朗：伟大如鲁迅，还只能做一木一石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安心改变我的三尺讲台、我的班级呢？
除了阅读，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不能不提及。
一是万里寻梦。休假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除了读书，我还有机会去走访名山大川，走进很多类型的课堂，接触到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其中必须一提的有杭州的郭初阳老师，他广博的阅读，“另类”的课堂，让我看到了教育教学的另一种可能；成都的李镇西、魏智渊、夏昆、陈玉军四位老师，四个人四种风格，但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对我多有裨益；还有在深圳私立学校任教的聂传安、刘利勇、袁其顺，深圳宝安区教育局的倪刚、吴名庚等老师，他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不同人生追求，给了我很多启发。至于像常州的程代军老师为理想而不惜与原学校对簿公堂的执著与勇气更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泉州外国语中学全志刚老师名为学习、实则鼓励的支持，给了我很多信心。再有北京的邓涛、杭州的俞佩枫、开平的刘晓曦等老师的生活态度让我领悟到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二是师友的支持。两年最消沉的生活，却也是感受家人与朋友们关怀支持最多的日子，这里无法一一记录，只能铭记于心，永不忘却。这里仅说两位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位是张万祥老师。最早认识张万祥老师是在网上读到老师的《班主任工作一百招》，从中偷学了不少东西。后来2004年张老师网上收徒，我有幸成为张老师当时的十三名弟子之一。老师的热情教导与严格要求常让我想退却时就心生愧意，于是又重新振作，继续追寻。
第二位是我的学生孙巍。他是留美的博士，学生物遗传学。2006年春节孙巍回国的时候，我还没从困扰中走出。他听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很是担心，坚持要见见我看看“病情”。这样就有了一次关于“墨汁和大海”的谈话。这次谈话和以后重读鲁迅带来的影响几乎同样重要。之后我曾写下了《向我的学生学习》一文，兹摘录于下：
孙巍一直在倾听，当他听到我说感觉自己的努力很徒劳时，他插话说：“不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的努力也许就是一滴墨汁滴入了江河湖海，墨迹消失得无影无总是正常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墨汁不存在，或者没有任何作用，总有些水被浸染了一下，尽管它的颜色浅淡到看不见，但是影响依然产生了。”
“物质不灭吗？”
“是这个道理，老师真聪明。”孙巍真诚地鼓励着。
“有些努力现在看不到，但是总有一天会表现出来。”孙巍看着我，“等我，等我们成为父母，我，我们会反对现在这样的教育，我会在看到我的孩子到9点还写不完作业的时候去学校投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孩子作业少了去找学校。这就是这滴墨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