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

作者:周晓沛

以期消除分歧,改善关系。但苏联新领导仍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在招待会上公然挑衅,说“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辩解说,马林诺夫斯基部长喝醉了。周总理反诘说,这是“酒后吐真言”。11月14日,周总理返回北京,毛主席破例亲赴机场迎接。1965年3月,我党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1966年3月,我党复信苏共,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随着两国关系恶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并派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威胁我国安全。1969年,先后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双方从意识形态冷战演变为边境冲突热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苏联总理柯西金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同毛主席紧急通话。我国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这位女话务员称,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当时,西方透露说,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并届时与周总理会见。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旋即转告中方,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会见中国领导人。未等到中方答复,柯的专机只好经印度回国。9月10日,从德里飞抵塔什干时,柯收到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9月11日,柯的专机飞经伊尔库茨克到达北京。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与周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讨论了边界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会见中,双方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这次会见是应苏联方面的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想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回顾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大邻国处于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严重对峙的不正常状态。这段历史是非比较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很多。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外交方面也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为捍卫独立与主权、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威胁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形势变化十分微妙
  
  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从越南扩大到柬埔寨,毛主席发表著名的“五二○声明”,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同年12月,毛主席通过斯诺给尼克松总统传话,说如他想到北京来,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总是僵着?还指出,中美总要建交的,而中苏关系不可调和,没有什么谈的。1971年4月,毛主席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乒乓外交”,正如周总理所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同年,7月,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25年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遇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挑战,希望与中国一起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与此同时,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宣布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1973年,毛主席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横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1974年,毛主席进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具体指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争取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霸,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中苏敌对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飞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苏方一再要求释放机组人员,我方未予理睬。过了一年半多,苏外交部主管苏中关系的官员私下表示,要我方看在苏联人民的面上,释放机组人员回家过年。毛主席得知后指出,是否可以释放?我有关部门经研究,仍建议按间谍飞机处理,机组人员驱逐出境。毛主席详细了解情况后指示:三人无罪,罪在上级。临走前请他们吃顿饭,欢送回国。1975年元旦前夕,外交部通知苏方:经调查,机组人员关于误人中国的说法是可信的,现予释放,飞机交还。这等于公开承认过去搞错了。这在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是少见的,体现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着眼于人民的思想。同时,即使在关系紧张对立时期,出于全局考虑,适当时候也可在策略运用上体现灵活性,使两国关系有所松动。
  20世纪50年代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80年满30年。条约中规定,在期满前一年,如任何一方不表示中止,则条约自动延长五年。这一条约早已名存实亡,但如何处理,是废除还是中止,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于1979年4月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的方式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并非中方的原因,条约遭到践踏,决定期满后不延长。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将上述内容照会苏方,并建议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苏方表示同意。
  1979年9月至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的谈判。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中央指示,谈判中要坚持原则,不要示弱,谈而不骂,绵里藏针。这次谈判的核心问题是,要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我方强调,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中方宣布,在苏侵略阿富汗、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新的障碍的情况下,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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