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曾结管鲍情 长忆忘形交
作者：无 文
会有新的气象。果然，一南一北，两人的舞台都演绎得有声有色。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影响和领导下，罗章龙参与并主持了一个以北大和国立八校的学生会和社团积极分子为主体的学生组织，团结了一批湖南学生成为中坚。这个小组在五四运动中，宣传鼓动、组织指挥，并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五四当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行动。罗章龙攀人梯入墙，直接参与点燃了赵家楼的一把火。毛泽东返湘以后，则于1919年冬季组织新民学会联合各界人士，发起驱逐湘督张敬尧的运动，并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北京请愿。又和罗章龙一起发动组织了“湖南旅京学生联合会”，南北响应，声势大振，最终迫使张敬尧去职离湘。罗章龙曾将自己参与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交同道好友先睹为快。毛泽东后来回忆他首次拜读《宣言》的时间，竟在陈望道译本刊印之前，曾颇令史家生疑，原因就在于简陋的油印本不如后来的陈译本流传广。毛泽东也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投寄远人，其创刊宣言及《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既为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使湘江青年热血沸腾。
其后，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罗章龙在北京大学积极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任书记，又参与组建了北京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则在湖南主持了马克思研究会，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后，两人又分别主持了北方和湖南地区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直接领导了1921年的陇海铁路大罢工，越年又一鼓作气领导了开滦五矿罢工，以及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成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安源等地，也有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足迹。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毛泽东亲主其事；几乎同时开办的全国工人运动讲习所，则由罗章龙主持。“镰刀斧头”红旗卷起的工农革命波澜中，两位崭露头角的青年革命者，彼此呼应，建树相当。
毛泽东与罗章龙的早年政治生涯中，更有一段佳话：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罗章龙联袂进入。毛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负责宣传工作。加上蔡和森，五人中新民学会竟领三席，又恰好代表了学会后期的三个主要活动群——湖南、北京和法国。当时向警予也在中央负责妇女工作，恽代英调侃说“新民学会大团圆”，邓中夏则认真分析：“几年来新民学会主要成员由分而合，看似偶然，其实也必然。”新民学会隐然为中国革命之重镇，毛罗“管鲍”之交功不可没。
三大后中央设在上海，租用闸北火车站附近三曾里的一处二层楼作为办公地点。常住的是三户——毛泽东、杨开慧带着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带着孩子，再加上罗章龙一户。大大小小十来口，对外说是一家人，由向警予当户主，实则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多次出入此“三户楼”。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由陈独秀用英文、罗章龙用德文共同署名生效。此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罗章龙又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设在上海环龙路的执行部工作，来往于“三户楼”与执行部之间。
“三户楼”的日子无疑是党史上的重要一页。对于毛泽东和罗章龙来说，则不仅是他们政治生涯里辉煌的一笔，更是二人情往神交中吟咏肠热的记忆。如罗诗中所咏：
黄浦激浪雪山倾，淮海风云会郡城。
东楚山川多壮丽，西方瘴疠满神京。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春申三户楼》其二
毛泽东与罗章龙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共领导的核心人物，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确实堪称是“亡秦主力”。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罗章龙都到会。会议间隙，两人同登黄鹤楼，面对烟雨苍茫的形势，毛泽东吟成《菩萨蛮·登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罗章龙可谓心领神会，稍后便有《感事》二首与之呼应，期盼着“江汉滔滔据上游，棋先一着便千秋”。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接受中央命令，罗章龙则主动请缨，相约回到湖南，意在重整旗鼓，再开局面。罗章龙坐镇长沙，负责湖南省委，组织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调遣主力部队，里应外合发动秋收起义。起义风暴之后，毛泽东率领人马上了井冈山，于巅峰低谷间起伏；罗章龙返回上海，受命重组全国工人运动领导班底，艰难支撑。孰料这一对忘形挚友，战乱中匆匆一别，竟再未会面。历史真是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那是1930、1931年之交，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共内部事务，在突然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操纵并扶植王明等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身为六届中委、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罗章龙，在会上拒绝认同，坚持另行其是。其后事态急转直下，终使罗章龙结束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数年，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这已是公认的史实。“上海抗争”的紧急关头，罗章龙曾亲笔给远在江西的毛泽东写信陈情，并派专人将此信及有关文件通过秘密途径送去。但未知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些事关重大的书牍，更未知那一时期的毛泽东。身遭贬谪，困境重重，即使得知这番突然事变，又能有何作为。但正是毛泽东，由井冈山迈步从头越，最终一步步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以东流，显示了出色的政治家之韬略。
罗章龙本人于其后六十多年的逆境中，颠沛辗转，隐姓埋名进入高校著述教学。他虽已推秤撒手，淡出政治，但多年来，作为党的叛逆者，仍入了“另册”，被斥为毛泽东的对立角色。其实，毛泽东这一生，与天斗，与地斗，尤其是与人斗，倍感“其乐无穷”，却从未与他的这位忘形之友斗过。还是那次在陕北与斯诺的谈话中，话及罗章龙的近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后来转向了”。不知是他表述得巧妙，还是斯诺记述得巧妙，或许是翻译得巧妙，总之，“转向”的言外之意耐人寻味。
秋雨秋风花落尽 塞北江南离恨天
尽管时势划开了“人民救星”与“齐民教授”，但无论是谁，那份私交依然深藏心底。1949年以来，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问询罗章龙的近况。高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的高校，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也不无问讯，有一次还认真向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可好事偏逢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暴，又吹散了他作为老朋友的一片好意。
罗章龙也是有心人。毛泽东的晚年，如日中天，被崇拜为神偶，罗章龙不愿以带“罪”之身，徒给“太阳”抹黑，所以他始终把这一段相知相交的“管鲍”之情深埋于心底，多年来守口如瓶，从不同外人提起。他周围的许多教师、学生，都不知罗仲言教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