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郭沫若与吴晗的诚挚交往
作者：苏双碧
兴。吴晗经常亲自到发掘现场，察看发掘进程。郭沫若也非常关心定陵发掘的进展情况，有时和吴晗一起，有时单独，先后数次来到定陵发掘现场，一再嘱咐工作人员，要好好保护文物，整理出来后，可展出供参观。发掘定陵当时对文物考古界来说是一件大事，周恩来亲自作了批示，并责成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协助。吴晗担心北京市力量不够，不足以胜任，于1957年1月7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有关定陵的发掘，“这一个多月来曾作了初步勘测工作，具体计划需要召开会议商定。”建议“由科学院召开会议进行工作，以免延误”。并派市文化局朱欣陶向郭沫若具体汇报。定陵的发掘倾注了郭老和吴晗的心血，定陵发掘的顺利进展和定陵博物馆的建成和开放都是同郭、吴的关心分不开的。
郭沫若多才多艺，就史学范畴而言，从甲骨文到当代中国，都遍布着他辛勤探求的足迹。他在研究武则天的同时，又研究了郑成功。1962年他到厦门参观郑成功纪念馆，馆内的工作人员向他请教一枚银币上的花押，他非常重视，进行了认真考察研究，认为花押上有三个字，判断其中两字是“成功”的合体，其余一字不能解。为此，他专门在厦大召开座谈会，向厦大教授请教。厦大一位副教授认为三个字应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体，因为郑成功曾被隆武帝赐姓“朱”，称为国姓爷。郭老以为有道理，非常高兴，他回到北京，又在历史博物馆发现一枚同类银币，并将这一发现告诉吴晗，说这枚银币的发现，对研究郑成功治台的经济情况有重要价值。吴晗当天即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请郭老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为北京市历史学会举办的《历史问题讲座》讲一课。第二天上午我来到西四大院胡同郭老住处，当时郭老正在替北京市人委一位领导题字，我说明来意后，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在一个牛皮信封上写了一个讲题：《从郑成功银币的发现看郑成功经济政策的转变》。这个题目本来很枯燥，但他却讲得很生动，历史博物馆礼堂挤得满满的。演讲前他出示了这枚银币，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经郭老的发现和研究，中国银币的铸造历史由道光年间上推了将近二百年。
郭老非常谦虚，在《武则天》剧本的创作和武则天研究中，不断请教吴晗、翦伯赞。他主编的《中国史稿》成书之后，也特地约请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专家学者座谈对《史稿》的意见。有一次他因为腰疼不能来听意见，特地让尹达来听，说明郭老对吴晗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是很重视的。
郭沫若和吴晗的友谊很深。1965年3月，郭沫若还和吴晗一起访问了埃及，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金字塔。现在留下的只有几张珍贵的照片，具体情况已知之不详。他们当有许多更深人更动人的交往，可惜笔者知之不多。上面所谈，有的是亲身经历的，有的是根据文献史料查阅到的，更重要的是为写这篇文章，在郭沫苦故居查阅到吴晗在解放前后给郭老写的十封信。尽管郭老给吴晗的信件已经找不到，但仅就这十封信已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对学术问题的共同志趣和互相磋商，为繁荣中国的学术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