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郭沫若与吴晗的诚挚交往
作者：苏双碧
多、张光年、楚图南等见面，在金碧路的冠生园欢叙，畅谈了重庆文坛的近况和昆明的民主运动。在这之前，吴晗和闻一多经常谈论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器时代》，他们对郭老的才华都很仰慕。临别时，陪伴郭沫若的中国驻苏大使馆人员问闻一多、吴晗要带点什么书回来，闻一多说想要一套《马雅可夫斯基全集》，郭沫若从苏联回来果然带回这部书，准备有机会时亲自交给闻一多。第二年闻一多被害后，郭沫若在上海见到吴晗，热泪盈眶地说，这部书是永远送不到了。
在反独裁争民主，为正义事业而斗争中，吴晗和郭沫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李公朴等30多人作为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会议。2月10日，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等人在较场口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打。郭沫若被打得眼镜落地，额角红肿，又被推倒在地，用脚击踢。消息传到昆明，吴晗和广大师生非常愤慨。2月17日，在昆明学联等团体召开的庆祝政协成功、抗议重庆较场口事件的大会上，吴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谈话。他要求政府“取消特务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改组政府”，成立“代表人民的政府”，声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较场口事件。
郭沫若和吴晗虽然奔波在各自的战线上，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抱负和奋斗目标，爱国主义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46年7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悲愤交集，多次和上海的民主人土商量为李、闻开追悼会的事。在会上，郭沫若说，国民党特务能“毁灭”李、闻的肉体，但不能抹去李、闻替中国历史增添的光辉，“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吴晗得知李、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后，悲痛欲绝，立即写了《哭公朴》一文，痛心疾首地指出：“公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死去的是一个万万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权。”后来在为李公朴写的墓志铭中说：李公朴“为民主而生，也为民主而死，生为民主斗士，死为国殇!”在《哭一多》中说：一多面对着人民的痛苦和需要，“正如一头发怒的狮子，他大吼了!他喊出人民的苦痛，他指出解救的方法。”一多“无所恐惧，恐惧的是指使暗杀他的那些人”。文章最后说：“我要含泪奉告一多先生在天之灵，继起的不是千百个，而是以万计、百万计的全中国人民!”
郭沫若和吴晗都为李、闻的死而十分悲愤，也都为追悼李、闻而奔走呼号，并对闻一多的家属生活安排十分关心。1946年12月，吴晗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特地说到：“一多家属已代觅屋住定，子女下期可入学，立鹤已可行动，仍在疗养中。”这封信，主要是谈闻一多遗著的出版问题。闻一多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对他的最好纪念是出版一套《闻一多全集》。这是文学界、学术界诸同仁的共同愿望。吴晗在这封信中说：“清华已于日前成立遗著整理委员会，委员为朱自清(主席)、余冠英、雷海宗、潘光旦、浦江清、许维通及晗七人。并指定朱浦许及晗为常委，在委员中晗并代表闻氏家属。”这是清华成立的委员会。并决定遗著经典研究部分，如诗经、楚辞、周易、唐诗等校注签证由清华整理印行；理论及整理部分，如新诗《死水》、《红烛》、神话图腾研究、屈原问题、政论、演讲，经初步整理后送交文协，请郭沫若负责编辑，由翦伯赞主持的大学公司印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大部分有关收集编辑闻一多遗稿的工作，都落到闻一多的挚友、清华的同事朱自清的身上。吴晗在《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曾说过：“一多全集的出版，我曾经说过，没有你(指朱自清——引者)是出不了版的，两年来你用大部分的时间整理一多遗著。我记得，在这两年内，为了一篇文章，一句话，一封信，为了书名的题署，为了编纂人的列名，以及一切细微末节，你总是写信来同我商量。只有我才能完全知道你对亡友著作所费的劳动、心血。”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吴晗于1月28日特地致信给他，磋商关于《闻一多全集》编者的署名问题。原先想以文协名义编辑，朱自清和吴晗都认为不妥，因为文协人员构成分散，不好一一征求意见。而原先清华设想成立的编委会，也没能够按计划履行工作。经过朱自清等人的艰苦努力之后，文集的编辑工作才告竣。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吴晗和朱自清以为用个人署名为宜，具体意见是署郭沫若、叶圣陶、吴晗、朱自清的名。吴晗在信中说，这样“隐含一代表文协，二代表书店，三代表家属，四代表学校及中文系四方面”。这个安排表明郭沫若、吴晗等四位，都是十分郑重其事，十分敬重闻一多先生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郭沫若时刻关注着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以及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在吴晗致郭沫若的另一封信中曾谈到，郭沫若把《大众文艺》寄给吴晗，在进步教授中“循回阅读”。在这封信中，吴晗还向郭沫若通报了北平五大学学生运动的情况，以及“北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的教员罢教、职员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举动，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教授、学生成立什么研究会，搞什么宣言等等活动。信中还谈到他们共同关心的个别教授的思想动向。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北平学生运动的关注，也可以看出郭、吴之间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建国后，他们在文化学术上、事业上并肩携手
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第一历史研究，所所长，吴晗任北平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又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在工作上郭、吴之间有机会较多联系，加上他们之间原有的友谊，往来就更多些，而在文化学术上的互相探讨互相磋商就更多了。除了有关《武则天》剧本的创作，以及有关武则天的研究外，比较突出的，还有对定陵的发掘，以及“郑成功大元”的发现等等。
1956年，郭沫若同吴晗，以及沈雁冰、范文澜、邓拓、张苏等六人，给周恩来总理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发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当时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郑振铎和考古所副所长夏鼐都不赞成。夏鼐是吴晗的同学，知道六人中有吴晗，就去找吴晗加以劝阻。发掘十三陵是吴晗多年的愿望，早在30年代在清华求学时，夏鼐就问过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掘什么古迹?”吴晗毫不犹豫地回答：“挖十三陵。”郭沫若作为一位杰出的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对发掘地下文物也寄予极大的兴趣。他曾经多次说过，丰富的地下文物正等待着他们的子孙来发掘呢。但是，他们都顾全大局，尊重郑振铎、夏鼐的意见，放弃了发掘长陵的初衷。不过，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还是希望能发掘其他一个陵。这件事，经周恩来亲自关心过问，同意并决定先发掘定陵，郭沫若、吴晗十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