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忆彭真二三事
作者：于光远
楼梦>研究》的批判引出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已开始。开展思想学术批判成了党的一条方针，于是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从“大屋顶”联系到他在建国初期反对拆除北京某些古建筑的主张，批判他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
1955年在我参加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陆定一部长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要对梁思成建筑思想进行批判。陆定一说，因为梁思成的许多事情发生在北京市，他建议这件事由彭真同志负责，我们中宣部协助。陆定一要我去同彭真具体联系。于是我就带上科学处的何祚庥到彭真同志家里。彭真说准备组织一些人集中到颐和园的畅观堂写批判文章，让我参加领导这项工作。
不久，在彭真主持下在市委举行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清华大学教师汪季琦、刘小石等人。会上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彭真也提出了他经过考虑后的工作部署，与会者都表态拥护这一批判，答应调合适的人到畅观堂集中。彭真在会上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要我们认真地学习，认真地研究，不要讲外行话。他说梁思成认为共产党不懂建筑，要让他知道我们可以学懂。会上决定畅观堂的日常工作由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中宣部我派了何祚庥去，我也多次去过畅观堂。
集中到畅观堂写文章的，我记得有二三十人，当时找了一些书和资料让大家认真阅读和讨论。虽然是临时抱佛脚的性质，但确实是想从学术方面说服梁思成。写出的文章由大家讨论定稿后排出小样，分送给彭真和我。
这是有组织地写批判文章的情况。另外在社会上还有不属于我们抓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最初没有明确我们写出的文章不准拿出去发表，何祚庥有一篇文章就在当时的《学习》杂志上发表了。后来请示彭真同志，他说畅观堂写成的文章一篇不准拿出去发表，要等待统一处理。
畅观堂集中的时间不短，在我的印象中前后将近一个月，写出来经过大家看过的文章也有二三十篇。有一天彭真把我和查汝强找到他家里，告诉我们，由于报纸上发表了畅观堂之外的人写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学习》杂志(人们知道这是中宣部办的)发表了何祚庥的文章，梁思成看了有些紧张，还在北京市人代会上作了检讨。彭真说，看了我们写的那些文章，他有一个想法：现在梁思成已经作了自我批评，似乎就没有再发表那些文章的必要了。他说他准备把这些文章都送给梁思成看，但是一篇都不发表了。他认为这样比较好，我也表示非常赞成。他又说，你们辛辛苦苦地写了这些文章，如果不发表，可能会有些意见，不过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工作已经收到了效果，已经可以让梁思成知道我们不是写不出文章，不发表是表示我们对他的照顾；如果没有这些文章，他就会认为我们只是去压他。他说他还要去畅观堂同大家见面，对大家表示感谢。
这时候梁思成住在医院，彭真派人把他接到家里谈了一个下午。谈到大屋顶问题，两人争得很厉害，最后彭真给梁看了一些统计数字，显示因为采取大屋顶给经济带来了惊人的浪费。彭真恳切地对梁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应当精打细算，处处节约。梁思成这才表示愿意公开检讨。彭还告诉他，我们收到九十多篇批判他的文章，决定一篇也不发表，因为报上正在批判胡适、胡风、梁漱溟，你的问题的性质同他们根本不一样，你完全是学术问题，他们是带有政治性质的问题。
彭真在见过梁思成之后到了畅观堂，告诉我们已把大家写的二十多篇文章交给了梁思成，请他看看。(林洙写的回忆中说当时“有领导地组织了90多篇批判稿”，是个误会。事实上，只有送给梁思成看的二十多篇是有领导地组织写的。她还说北京市委开了多次会议讨论这些文章，其实市委并没有开过这种会议。)接着，彭真又讲了他决定一篇不发的道理，大家都觉得这么处理是非常好的。
虽然当年那场批判免不了有某种消极作用，但彭真这样的处理，可说是消极影响最少的一种方法。梁思成就是在一种要对他进行批判的气氛中，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聘书，参加了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工作，并以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率团访问波兰，而且在1958年被吸收入党。
对于梁思成的问题，今天大家已经有了许多共识。比如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多数人认为梁思成的不少看法是正确的；有些做法如拆除城墙、拆除某些古建筑等，大家也认为可以重新考虑其是非得失，或许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不过这都不是本文的范围了。
这里只想补充我后来知道的有关梁思成和彭真关系的一件事。
“文革”中，梁思成的“罪名”之一是“彭真死党”。对此，梁思成说，他认识的共产党员第一个是龚澎，第二个是请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市古建筑位置的解放军代表．第三个便是彭真。他叙述了自己认识彭真的经过：“那是在北平解放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当他知道我是梁启超的儿子时说：梁启超曾说，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他接着又引了一句梁启超的话，然后对我说：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我真是大吃一惊。我虽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多少父亲的著作，然而眼前这位共产党的干部却能背诵他的作品。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对彭真产生了亲切感。”
他视野开阔，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了解
1955年冬，党中央决定召集一个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主持这个会议和在会上作报告。
这个报告稿由胡乔木执笔起草。周恩来亲自召开多次会议，对报告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框架提出意见；在有了初稿之后，他又亲自召开会议，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并且进行修改。这些会议，我每次都参加了。
党中央在决定召集这个会议的同时，还决定发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把会议主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写进去，使其获得中央决议的意义，加强报告的力量。
起草这个指示的任务，落到了作为这个会议的领导人之一的彭真同志身上。
彭真同志提名要我参加《指示》的起草，住到动物园里的畅观楼，在他领导下工作。于是我带去了中宣部科学处的“笔杆子”林涧青，让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一工作上。我也主要是参加这一工作，只是常常被周恩来和胡乔木找去，参与有关会议报告的研究讨论。不过，这也正有助于我考虑如何把报告中的重要内容突出地写进《指示》里去。彭真经常到畅观楼来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想方设法把《指示》尽可能写得好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百年潮》杂志的同志给我找来了这个《指示》的复印件，使我对情况能够回忆得比较清楚些。
这个《指示》的篇幅近八千字，分这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