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忆彭真二三事
作者：于光远
就要在那里建立一块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十分重要，它的东边就是北平，有京汉、京包两条铁路在它的附近。它对我们打败日本鬼子，把它们赶出华北、赶出中国，会起很大作用。
我听他这么说，真是兴奋，也为自己冒险带出来的东西对党有用而高兴。我答应回到住处典膳所二号(那儿是山西民先总队部所在地，我已把全国总队部设在那里了)，马上把那些地址抄好。
后来我常常想起和彭真同志的这次会面，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彭真同志用手指在地图上画的一个圆圈，没有多久，经过艰苦的战争和工作，就成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了。这说明科学预见的作用，说明一个理想实现的起点和结果，也说明观念的东西能够转化为现实的东西。
此后一直到8月下旬，从北平、天津来太原的人不多，彭真同志有事就走路来典膳所找我。海子边公园见面后，他很快来了一趟，取走了那些通讯地址，不久又送来一些文件给我看，并且带我到一处小平房去开过两次会。会议的内容，是批评一些青年工作者在南方未能很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6年春天，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致力于反对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我入党后就从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上，看到过他用K·V笔名写的这方面的文章。1936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党内出现争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还要不要有左派的团结，允不允许建立党领导下的骨干青年团体……。少奇同志认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彭真作为少奇同志亲密的助手，同少奇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在国统区工作的青年同志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倾向性问题，彭真同志就把他们找到太原开会，进行批评教育。
那段时间里，彭真同志实在太劳累了。有时正开着会，他就忽然说自己不行了，得休息一下，然后马上闭眼躺在炕上。不过最多十分钟，他就又睁开眼坐起来，接着开会了。由于这样的情形不止一次，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
1937年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派我去武汉工作之后，在抗战八年中，我先后在国统区和延安，彭真同志在华北前线，不再有什么接触。日本投降后彭真同志去东北工作时，我本来是要去东北解放区的，结果却到了北平办报，又回过延安，后来还在晋绥、冀西、冀东、山东等地搞土改，其间只是在西柏坡见过他一两次。直到建国后，他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之一，我才到台基厂他的住处找过他。我在张家口时认识了杜璇、杜琳——他们是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妹妹。从张家口重返延安时，我应杜璇的要求去探望过她的姑姑秀岩大姐，所以张洁清同志我也认识。 那天在台基厂，彭真同志正好不十分忙，我们漫谈了好一阵子。说起往事他很高兴，还留我吃了饭。
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
他一篇也没有让公开发表
建国后最初四五年，我没有在彭真直接领导下做什么工作。但1955年我担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后，在彭真领导下，参与过有关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工作。这件事比较重要，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比较多，留下的印象也很深。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他对古建筑有特别深刻的研究，对保护古建筑特别关心，对北京这个古都的建筑文物有极高的评价和深厚的感情。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梁思成正在为这个古都的建筑文物是否会遭到战争破坏而日夜不安，一天晚上，解放军派了两名代表来到他家，告诉他，万一解放军与傅作义的谈判破裂，被迫攻城，我军将尽力保护城内的古建筑。他们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标出禁止炮击的古建筑的位置。这两位代表还请他尽快编绘出一份全国建筑文物的简图。临走前对梁思成说：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我军就是多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件事使他大为感动，一下子贴近了共产党，赞扬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政党。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对共产党的最初认识，正是从对古建筑的保护开始的。”
1949年5月，他应邀担任了北平都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就给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和彭真市长分别写了长信，对城市工作提出建议，受到重视。他还领导清华大学营建国徽设计小组，完成了我国国徽的设计。他又协助政府改建了中南海怀仁堂，随即在这里召开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他以能在自己指导下改建的怀仁堂开会为荣。这一年，他还担任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市政府委员。这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的年份。
1950年2月，他和陈占祥经过周密考虑，精心设计，提出了一个详尽具体的、有几万字篇幅的、主张保存北京古都原貌而在西郊建造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的建议。其中写道：“北京为古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有纪念性的文物，它们不但形体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的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但这个建议未蒙采纳，而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进展，梁的主张和政府当时的想法之间矛盾越来越明显。尤其在拆除北京街道上几个重要的古建筑和拆除城墙这样的问题上，分歧尖锐。
在1953年以前，这些矛盾的解决方式基本上是不接受梁的主张，也有报刊和会议通过社会舆论反对梁的某些主张，但没有采取思想学术批判的方法。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是针对梁在1953年提倡“大屋顶”而提出来的。
根据梁思成后来的妻子林洙所写的回忆，梁思成曾经讲过，他认为三四十年代的建筑是有民族性的，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但是“我反对采用宫殿式的形式(即现在的大屋顶)，因为从近代建筑理论的立场来看宫殿结构，已不大合乎现代科学与艺术的理想，由于造价高，它不适用于中国一般建筑，所以也不能普及”。他后来提倡大屋顶有这样一个过程：建国后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梁思成第一次与他们见面，专家组长就提出建筑要讲求民族形式，并且画了一个大屋顶来说明这个思想。这个专家组长还不是建筑学家，但以后来的苏联建筑专家也无不坚持搞大屋顶。1953年梁思成多次去苏联，知道斯大林提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建筑方针，也看到莫斯科有统一考虑城市整体的建筑思想，非常注意保护完整的古建筑，并兴建了带有民族风格的美丽的建筑群，使莫斯科很美，和英美城市的杂乱无章相比，使梁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也就努力学习苏联，提倡起“大屋顶”来了。
这时候我国也开始建造了几座大屋顶的建筑物，许多人有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说了一句大屋顶既费钱也不好看的话。那时，斯大林已经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已经动摇，而我国自1953年9月批判梁漱溟以来，1954年又从对俞平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