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当批评在文学与历史间聚焦：《林肯》作者的冷眼直观
作者：［美］高·维得尔
我刚才提到了“各方认同的事实”是历史的素材。但是如果连自身所处时代的新闻界都没法相信，那历史学者又怎么可以把报纸过刊的剪辑当作无可指摘的主要信息来源呢？举个例子，我正在写华伦·哈定（注：Warren Harding［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共和党人，促使国会通过建立联邦政府预算制度等法案。）。我这辈子所晓得的那几句哈定名言中，有一句是他在被提名为当选希望渺茫的总统候选人后说的：“抽中一对‘烂污泥’，同花正好凑得齐。”此话听来与我们这个伪善社会所需要的那个“各方认同”的哈定形象完全合拍：一位不修边幅，爱打扑克，嗜酒好色，靠玩世不恭的共和党大员们推举才坐上宝座的虚君。可记者马克·沙立文（注：Mark Sullivan［1874-1952］美国记者、专栏作家，著有6卷本《我们的时代：1900-1925年间的美国》。）在1920年共和党全国大会前前后后都和哈定在一起。在《我们的时代》里，他引用了这句扑克名言；而在脚注中，却说这种话并不是常挂在哈定嘴边的，因为此公抱有相当的尊严感。接下来的三年里，沙立文完全可以在任一时刻问问哈定本人是否讲过这句话，但他显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告诉我们，或许哈定是由于一时激动“失衡”而出此言的。“要么他从来就没说过——许是某位记者设想他该说什么话而杜撰出来的吧。”这就对了。实际上，是新闻界创造了我们所有人。后来的传记作者或是历史研究者只好在一堆粗糙的虚构和半真相中精挑细选出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各方所认同的“事实”。
各校英文系里的学术奸商现在欢喜文学理论胜过了文学，而历史系的沉闷官僚则严肃地意识到，他们认同的事实必须——至少在短期内——构成一种能取悦校董会的合众国观念。所有伟大的美国人都伟大得独一无二，甚至算得上是圣徒（注：基督教追封给信徒的最高荣耀。）了，而记录这些圣徒生平行述的人就成了“圣传写手”。这是桩严肃的大事业呢，和打理诸如“象牙”牌肥皂之类神圣业务的大广告公司的官僚体制倒是异处无多。主要的一位官僚就是耶鲁大学荣退思得灵（注：Sterling Professor 美国耶鲁大学最高教授席位，授予该校各科学术权威（规定至多27名，现有40名）。由1864届校友John William Sterling捐资1千万美元设立。）历史教授考玛·范·伍德沃德（注：Comer Vann Woodward［1908-99］美国南方史、种族关系史专家，根据Mary Chestnut内战日记整理汇编成《玛丽·切斯纳特的内战》，遂获1982年普利策奖。）。他是南方人，很多年前，他注意到，黑人也是人。这苹果砸了牛顿头一般的重大启示为他赢得了终身教席，还给他带来很多广告业务。
和那么多学术官僚一样，这位思得灵教授高度保护自家门前的草坪。他不想让未获终身教席的人乱闯进来撒野。让我很难过的是，他在《纽约书评》里谈到我的小说《林肯》时，评道：该“书广受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褒赞——后一类中至少还是有那么几位的。而一些最前沿的林肯研究者却并不苟同。在列举出该小说无数处史学错谬后，理查德·N·卡伦特（注：Richard N. Current［1912-］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荣退历史教授，著有《丹尼尔·韦伯斯特与民族保守主义的兴起》、《不为人知的林肯》等。），这位林肯传记作者群的领军人物，宣称‘维得尔在大事小情上都搞错了。他严重扭曲了林肯的性格和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伍德沃德没有举出扭曲的实例。他的确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林肯文集》主编罗埃·P·巴斯勒估计‘该书一半以上的内容决不可能像维得尔说的那样发生过’。”显然，伍德沃德认为，光是下几句断言就已足矣。他没有论证，无疑是因为他对提到的文本一无所知。于是，他就引用其他断言，也是含混不清。
已故的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注：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国小说家，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欧洲文学，著有《洛丽塔》、《绝望》等。）说过，要是有人批评他的艺术，他根本不在乎。那是别人的事情。但若有人攻击他的学术，他就要拿出词典来了。读完伍德沃德的文章，我还特意读了他引用的那两篇有趣的短文。他们要证明什么？半本书都错了，林肯本人也被严重扭曲了？我是自己做的调研，这和很多教授不同，他们出的“圣传”其实是由与他们签过学徒合同的奴仆，即他们的研究生写的。而最终校对手写稿时，我向学术界求援了。这回，我请的是哈佛大学的大卫·赫尔伯特·唐纳德（注：David Herbert Donald［1920-］美国内战史专家，所著传记《查尔斯·萨姆纳与内战的来临》和《望乡：托马斯·沃尔夫传》分别于1960年和1988年获普利策奖。）教授。关于那一时期，他写了很多，而那位思得灵教授，据我尽力回忆，压根就没写过。书成之日，我又聘请了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来审核事件日期、人物姓名，甚至包括种种“各方认同的事实”。
理查德·N·卡伦特教授在对真实政治人物进行虚构处理是否妥当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也并非没有针对性。我在这上面也大做文章的。但是他执迷于学者型疯子们的一个妄想，认为存在终极真相，它只在由那几位终身教授写的论文的脚注形成的迷宫里才会显现出来。在这点上，他好天真呐。我们现在掌握的是一堆关于已故名人的事实，各方都或多或少认同了，每一代人都会按照时代的要求重新整理这些事实。卡伦特字里行间透着嗔怨之气，我也看出原因来了。“维得尔居然自称，比起任何一位写林肯的学术作家（他称他们是“圣传写手”），他都是更出色的历史学者。”卡伦特获知我妄自矜夸的这一消息来源——上帝救救我们吧——竟是拉瑞·金（注：Larry King［1933-］美国作家、记者、广播节目主持人，采访各界人士逾3万场次，于1978-1994年间主持面向全国的广播“脱口秀”。）主持的广播秀。节目从午夜开始，持续数小时。在那——我那回是——两小时里，无论说什么，都用不着起誓所言不虚。
说我惊叹于迄今从没出过一流的林肯传记，而世人对他职业生涯的其他各方面倒都做过很好的——也是学术性质的——研究，这不假。我觉得，存在这空缺的一个理由就是学术界的官僚们过度频繁地把历史写作的任务接了过去，而他们中大多数写得不怎么好，更糟的是，也不理解他们受命将去改造成圣徒的这个人物。过去，历史是文坛宗匠的专业范畴——属于吉本（注：Edward Gibbon［173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6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等。）、麦考雷（注：Thomas B. Macaulay［1800-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等。）、布克（注：dmund Burke［1729-97］英国政论家，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实行自有和解政策。）、洛克（注：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持知识经验论，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著有《政府论》等。）、卡莱尔（注：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业绩》等。），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是属于学术界的“黑煞星”：爱德蒙·威尔逊（注：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作家、评论家，著有《阿克瑟尔的城堡》、《三重思想者》等。）的。原则上，英语教师最好不要写小说，历史教师也最好不要写历史。毕竟，教书是伟大的基础职业，在我国实践得出奇地差，近期的明证就是现有半数大学本科新生在无标识的地图上指不出哪儿是美利坚合众国。显而易见，优秀的历史学家是有的（我从他们这里获益匪浅），但唐纳德（注：此指大卫·赫尔伯特·唐纳德教授。）们、麦克佛森（注：James M. McPherson［1936-］美国内战史专家，所著《为了自由的战争呐喊》获1989年普利策奖，《为了事业和同志们》获1998年林肯奖。）们、福纳（注：Jack D. Foner［1910-99］美国劳工运动史、民权运动史及黑人问题研究专家。著有《美国军事历史上的黑人》。其子Eric Foner［1943-］亦为美国史学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们在人数上远远不敌那些——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