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四分之一世纪的荣耀
作者：宋炳辉
如果说，对马尔克斯及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特点理解上的模糊在学术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初期的不成熟，那么，随着对马尔克斯及拉美文学认识的深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关于自身文学传统和变革需求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拉美文学的魅力和马尔克斯的独创性价值就越发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对广大读者特别是新一代作家而言，则更体现了这种外来思潮创作的丰富和深邃，它隐含着各种多元的可能，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1980年代初期的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迷恋、模仿和借鉴，在艺术表现方式求新变异的背后，更有着一种文化现代化的普遍欲求，几乎所有有抱负的新时期作家，都存有一种使中国文学在这一代人手里“走向世界”的期待和冲动。1982年马尔克斯的获奖，再一次使他们的目光投向遥远而古老的拉美文化，使同样具有“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新时期作家为之一振。中国的历史现实生活与拉美及其相似，都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历，都有过贫穷和蒙昧，都有过强权政治、军阀割据和长期内乱，而两者文学的近代演变也都经历了一段从欧洲文学借鉴的历史。“所不同的是，拉美文学在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民族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家和自己的文学，而我们中国文学直到今天还停留在拉美文学的前期。这种对比和参照具有极大的鼓舞性和启迪作用”(注：张炜：《拉美文学》，见《艾略特之杯》第15-1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马尔克斯在西方所获得的荣誉使当代中国作家相信，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契机就在眼前，中国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仅学习西方一途是走不通的，只有借鉴西方文学的表现技巧，同时注重对自己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书写与阐扬，才可以获得世界的承认。因此，不论是译介者还是研究者，批评家还是作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推崇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李陀盛赞那些研究和译介拉美文学的专家们的成绩，称“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年代里，他们曾经怎样以自己的辛勤和诚实推动了文学的进步”，呼吁文坛“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华裔美籍学者李欧梵更是明确地把马尔克斯和昆德拉作为“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注：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从中国文学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郑重地推荐给中国文坛。
类似的文化处境、相似的文化心境使中国作家马上在马尔克斯身上找到某种角色认同的契机和亲和力：同样是与西方强势文化权力无缘的弱势民族文化的命运；同样是承传和心怀了一种复兴民族文化的强烈的使命感；又同样面临着既努力弘扬本土文化，最终又寄希望于西方文化认可的无奈宿命。于是，回到民族文化，寻找古老的题材，便成为一条可行之途。事实上，以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从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对地域风俗、民间文化、传统伦理予以关注，他们的创作在传统的政治话语格局中成功地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争得了一种有效的表达途径，展现了另一种美学风貌。而拉美文学的输入，在为他们呈现一个成功的异域同道的同时，也引发他们对自身的经验和表达方式的反思。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在这一点上极大地受惠于拉美“爆炸文学”，受惠于马尔克斯的神奇想象力和糅合了本土文化与现代意识、现代技巧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百年孤独》开篇第一句话“许多年之后……”所展示的叙述手段，一时激发了人们的新奇感并产生了许多模仿者，那么，在莫言、王安忆、张炜、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格非、邱华栋、范稳等一批作家那里，学习和借鉴已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他们都热烈称赞马尔克斯，在他们的创作中也都体现出受惠于拉美文学的种种元素，但他们显然更注重透过马尔克斯作品神奇魔幻的故事和新奇炫目的手法，思考其对于自己、对于中国文学现实和发展的启示意义。
马尔克斯固然身处于拉美的独特现实，身处于这个混合了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殖民地传统文化和当代西方文化的“魔幻”的现实，但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如何看清现实，如何了解其写作和生存意义的？他又是如何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找到一种独特的叙述语言的呢？独特的经验当然不可替代，独特的语言更需要打破所有成规、利用所有资源去发现、去整合、去创造。而中国作家如何在马尔克斯身上找到那种反省自身独特经验，进而发现自己独特表达语言的那种契机？马尔克斯的“每一次离开或者远游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不断的‘回归’，去波哥大有助于看清他的故乡阿拉卡塔卡，去墨西哥有助于了解祖国哥伦比亚，而欧洲的游历终于使他有机会重新审视整个拉丁美洲”(注：格非：《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见《卡夫卡的钟摆》第17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而这种跳出熟悉的文化空间和习常成规再加于反思和观照的方式，正是中国新一代作家曾经共同拥有的生活轨迹，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在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本土和异域之间迁移游走的经历，如果说“上山下乡”大多是一种被迫的迁移行为，那么“回城”和“出国”则有着更多主动性，它更容易激发主体反思的激情和灵感，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马桥、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等世界，都在这里与马尔克斯找到某种最为关键的契合点，这也是那位哥伦比亚作家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最为坚硕的果实。而这种深层的激发和催化性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以至于新世纪初的今天，只是它不再以那种明显的思潮形式集中地体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马尔克斯的译介也在不断延续和深入，突出的表现就是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译本的不断再版、重印和重译。90年代，该书的黄锦炎译本和高长荣译本又有重版，黄译在199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列入“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出版，高译则收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高长荣译文集》。此外，还有两个新译本问世，即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建恒译本（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第4辑，1996年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重版）和台海出版社的宋鸿远译本。另外，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0出版的宋碧云译本《一百年的孤寂》，自1990年列入“世界文学全集”丛书出版以来，也已再版20多次。2001年，又同时有4个新译本问世：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海平译本（标“全译本”字样）、京华出版社的纪江红译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于娜译本、内蒙古少儿出版社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苏锦绣译本。马尔克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新世纪也有3个重译本：北京银冠电子出版公司2001出版的张立波译本（列“世界另类文学经典”第23卷）、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出版的罗芳译本（列“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丛书”）和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出版的纪晓红译本（列“世界金榜畅销译林：龙虎榜”之十）。
此外马尔克斯其他作品的中译还有，中篇小说选集《爱情和其它魔鬼》（收入《爱情和其它魔鬼》、《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朱景冬、赵德明、蒋宗曹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收18个中短篇小说，王银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第2辑），电影剧本《劫持》（杨威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创作谈《两百年的孤独》（朱景冬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拉美作家创作谈”），散文集《马尔克斯散文精选》（朱景冬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等等。另外，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收入多种拉美或者外国文学选集，如《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陈叙敏等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拉美卷》（陈众议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等。
对于马尔克斯生平和创作的研究，除了众多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之外，90年代还先后出版了4部由中国西班牙语文学专家撰写的评传，即朱景冬著《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长春出版社1995，列“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2001年再版，1999年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任芳萍著《哥伦比亚文学家马尔克斯》（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8，列“世界巨人传记丛书”，于凤川著《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1998，列“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和陈众议著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列“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2003年又由新世界出版社印行）。新世纪又有哥伦比亚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所著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卞双成、胡真才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中译本问世。
作为哥伦比亚杰出的在世作家，马尔克斯在中国的荣耀，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依然不衰，番石榴依然香飘四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