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如果我喜欢那里，当初就不会离开……”
作者：麦克·缪肖
“是纽约的哪里？”
他是那么聪明伶俐、从容自如地周旋于外国人里，我认为他可能是某个文化交流项目中遣往美国的公派剧团成员。他却说，“华盛顿广场。你知不知道那儿？”
我当然知道。很有可能我曾在那一扎街头艺人中见过他，为了几毛硬币在柏油舞台上瑟缩。
“你有没有去过提兹尼特？”男孩问。
“去过，在往返古拉满（Goulamine）的途中。”
“那么你应该知道那个沙漠。”
我告诉他我们只是沿齐兹山谷开往艾尔芙，最远只到达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的梅如卡沙丘。
在两口烟吞吐的间隙，鲍尔斯扬起了头。“你没穿越它吧？”
“没有，真希望我们有过。我有20年没去阿尔及利亚了。真想再去看看。”
“我也想去，”鲍尔斯说，“但那里如今很不安全。他们谋害外国人。”他追忆起40年代的一次高龙贝夏（Colombe Bechar）的沙漠之行，那是他第一次注意到撒哈拉的变化。“他们敲了块牌子在骆驼区，上面写着‘骆驼禁入’。”鲍尔斯干笑道。“骆驼不得进入骆驼区。”
当琳达提及我们已经看过伯纳多·贝托鲁奇拍摄的《被遮蔽的天空》这部影片，鲍尔斯不等我们“裁定”，就专断地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真是糟糕透顶。”“我并不觉得有那么糟。”琳达说。“视觉效果棒极了。”
“从来就不该被拍成电影，”他说。“这不是部适合用电影形式来演绎的小说。情节几乎都在人物内心展开。我试过说服贝托鲁奇拍摄我的另一部小说。显然他没听进去。我认为他拍《被遮蔽的天空》是因为价格低廉。约翰·马尔科维奇告诉我他厌恶他的角色。我问他那又为什么接拍。他说，‘我是为了钱才演的——100万美元呢。’我想为了那个我也会演的。”
当那个摩洛哥男孩收起汤杯和大麻盖子，我们很识趣地告辞。约翰·霍普金斯许诺他还会再来的。琳达和我接口说我们也会的。
“你们知道上哪儿能找到我，”鲍尔斯说。“我会在这边的。”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觉得我们四个都在说谎。琳达、约翰·霍普金斯和我都不会再来；就算我们会，鲍尔斯也决计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数月之后，冥冥之中的一系列事件又将我带回丹吉尔。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约翰·卡斯特要我将他引见给鲍尔斯。奥尔德曼图书馆有一些鲍尔斯的论文，并想要收集更多。即便这一想法未果，卡斯特也要借此机会向鲍尔斯说明一下弗吉尼亚大学的档案馆藏内容及资料管理情况。
其时，鲍尔斯那里已经有了台传真机。他发来传真说，很高兴接待我们。但一场急症迫使卡斯特临行变卦，而改派弗吉尼亚大学负责特别馆藏的图书馆馆长凯林·威登伯格代为出行。为打发见面前的那几小时，未来过摩洛哥的威登伯格先生和我在丹吉尔转了转。较我1972年前的首度来访，这里已面目全非。去年一年里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现代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城市郊区，错落地林立在巴斯德大道的下坡。传闻这一排场是靠贩毒的收入建筑起来。倘若如此，这一财源一定已近乎枯竭：许多大厦尚未竣工却半途而废，钢筋主梁滴落的铁渍弄花了建筑外墙，如同登山者遗留下的铁拴。
在新城区之外的露天集市，能收到传真信号，并有影印服务提供和因特网设施。我们喃喃祷告着离开了大清真寺，信步游走在“先知之城”的错落有致中。电视天线将白屋绿瓦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如蛛网一般。马蒂斯在其摩洛哥之旅中留宿的那家法国假日别墅大酒店已经停业，颓靡不振。他画笔下25号房间窗外的那幅景致，如今被破碎的窗玻璃绞得参差不齐，而那花园早已杂草丛生。我用力拍打固锁重重的大门，想要唤来门卫，要求让我们进去看看。大门被我拍得砰砰响，但始终无人应声。
威登伯格先生和我七弯八拐地转到了“哈发”。那是悬崖边的一座咖啡馆，尚·吉内、布莱恩·吉森及其他的一些侨民过去常常聚集于此。那时这座城市的半数人口皆为外国人士，而近年来，外国人的比例只占到永久居民的百分之一。
威登伯格先生和我思忖着以往是什么吸引异域人士到丹吉尔来，以及为何而今这城镇对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难道只是因为这座曾经的“罪恶之城”已走向世界，丹吉尔风格的娱乐不再限于北非地域？
前往鲍尔斯公寓的途中，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约翰·霍普金斯提示过我鲍尔斯嗜吃甜食。一个叫做阿伯德洛哈迪的人把我们领进公寓，寓所里的烟草气味较之昔日更为浓重了。晚风从烟囱呼啸而下，将壁炉里的余烬吹了满地。
鲍尔斯躺卧床上，裹在睡衣里，安睡于一袭紫色羽绒被下。我示意我们可以等他醒来。但阿伯德洛哈迪摇摇他的肩膀，他立刻警醒地抽搐了一下。他脸孔憔悴，上唇有条新近的疤痕，下颌的络腮胡一片霜华。
他头顶的那盏卤素灯一直烦扰他。他举着颤抖的手挡在眼睛上方遮避灯光，解释说，他患有青光眼。威登伯格先生呈上一份弗吉尼亚大学保罗·鲍尔斯档案的稿件、书信、论文的案卷目录。鲍尔斯就任由特别装订的文件夹落在羽绒被上而未看上一眼。我将那盒巧克力放在他的床边，临着一盒还没开封的糖果，许是我们之前的某位拜会者或叨扰者赠送的。我开始后悔造访。我们的现身似乎有那么点揩死人油的别有用心。尽管威登伯格先生行事极为审慎，不曾对鲍尔斯施加压力，但我觉得自己是《阿斯朋文稿》中的那个入侵者，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老人垂死的床席，伺机而动。
当威登伯格先生为约翰·卡斯特没来而致歉，并解释他被火速送往医院做疝气手术，鲍尔斯说数年前他在丹吉尔也做过相同的手术，由一名波兰医生主刀。该医生开出的条件是鲍尔斯必须在一小时内结账离开医院，否则不予医治。因为待的时间再长，医生怕鲍尔斯会被葡萄球菌感染。为确保鲍尔斯在短时间内就能走动，医生使用了局部麻醉。随后，他把鲍尔斯赶下手术台，推进一辆等在那里的出租车。
“但一场暴风雨让整个丹吉尔断了电，”鲍尔斯说着，人也有了生气。和许多作家一样，讲述故事的时候，他很少会显得那么高兴。然而那可是一次垂死挣扎；他的声音听上去如同装着卵石的干葫芦哗啦啦地直响。“我楼里的电梯无法运作，而我绝对爬不动四段楼梯。那时局部麻醉逐渐消退，很是疼痛。我知道如果不躺下，情况会变得更糟。最后是由四个男子用椅子把我抬上了楼。但当我们来到我的寓所，却发现屋顶漏水把床都打湿了。他们只好把我抬到长沙发上。然后他们……”如同一个窘于笑场的喜剧演员，他竭力使自己恢复平静。“……然后两个美国女人，是电视人，出现了，来录制专访。当她们目睹我所经受的折磨，就不住亲吻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我招架不住，我的司机只好陪同她们离开。后来她们又来拍那部片子，可是没有付足我酬金。”
这最后一句话，也许是他打下的伏笔，暗示对于自身价值，他可是了然于胸的。其后的一则轶事中，他描述了过去佩吉·古根海姆常常去他锡兰沿岸两英亩大的小岛看他的情景。“退潮的时候，你可以蹚海上岛。但在季风时节可走不过去，风大得把屋顶的瓦片都刮了下来。佩吉·古根海姆抱怨来看我的代价就是让她屁股都湿了。”
除了那盒巧克力，威登伯格先生和我未曾付出什么来换取以他为伴的乐趣。那一时刻，能有人听他说说，鲍尔斯显然已经满足了。但当话头转到弗吉尼亚大学有意获取他其余的论文，他只敷衍说他这里应该没有了。贾股和中介已经将他的家私兜底掏给了美国几所大学。由于说不清人名地名，很快他便对这一话题兴味索然了。
威登伯格先生提及奥尔德曼图书馆正打算举办以“迷幻的六十年代”为题的展览。鲍尔斯档案里的照片和手稿的将与艾仑•金斯伯格、劳伦斯•费林迪、威廉•布罗的馆藏物品一起列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