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关于盔形器的两个问题
作者：张礼艳
【摘要】鲁北地区所发现的盔形器既有圜底的，又有尖底的，笔者认为圜底盔形器和尖底盔形器在整体形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不是“式”的差别，而是“型”的差别，故根据盔形器的整体形状将其划分为三型。盔形器与殷墟出土的绝大多数圜底尊在形状、质地、器壁厚度、用途上均具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与其将盔形器的祖型直接指认为商文化的圜底尊，不如考虑鲁北地区用于汲水的圆腹罐作为其形制来源的可能性。
随着山东北部地区商周时期盐业考古研究的开展，目前学界对于盔形器的用途、产地和使用时间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如王青、朱继平先生根据出土盔形器遗址的“地理分布和盔形器出土状态”，认为“鲁北地区盔形器存在两个不同的分布带，即沿海密集分布带和内陆少量分布带”。并采用XRF、XRD方法对盔形器内壁凝结物和文化层土样进行了物相分析和盐度分析对比，指出“沿海密集分布带出土的盔形器应为海盐生产的专用工具”，“鲁北内陆盔形器的用途比较复杂，但均与海盐生产无关”[1]。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出土的盔形器“以细砂陶为主（多出土于第2层），还有少量夹粗砂和贝壳碎屑陶（多出土于第3层和灰坑、灰沟）”[2]。王青、朱继平先生根据这一现象，并结合鲁北地区先秦时期的海陆变迁过程，指出“大荒北央遗址第3层出土的盔形器大多应为采用海成土烧制而成，即当地所产”，而第2层出土的细砂盔形器则“很可能是从鲁北内陆输入的”[3]。大荒北央遗址的发掘者据共出的鬲、簋、罐的时代特征，将遗址的时代定在西周前期。阳信李屋遗址与盔形器共出的陶器为商代晚期，发掘者认为盔形器“流行于商代晚期，在西周初期逐渐消失”[4]。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是盔形器的使用时间。
以上对于盔形器用途、产地和使用时间的认识是近年来鲁北地区盐业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获的重要成果，使得学界对于盔形器的相关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已发表的盔形器重新进行型式划分，并对其来源问题提出一点新的认识。
一、 盔形器的型式演变特点
对于盔形器在形态上的早晚变化特点，学界曾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曹元启先生将盔形器分为12式，Ⅰ～Ⅴ式为尖底和尖锥底，年代较早；Ⅵ～Ⅸ式为圜底，年代晚于前者，而Ⅰ～Ⅸ式流行时间则大约在西周到春秋时期[5]。方辉先生根据邹平丁公遗址[6]、青州凤凰台遗址[7]和章丘宁家埠遗址 [8]的层位关系及共存器物的分析，将盔形器分作5式，演变规律为从圜底演变为尖底，其年代为殷墟文化三期至战国时期[9]。将盔形器的使用年代提早到商代晚期的观点，已与近几年的发掘结果相印证。
以往发现的盔形器多为采集品，对其形态演变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大荒北央遗址的发掘，是首次对鲁北地区古代制盐聚落遗址的发掘，出土的陶器以盔形器为主。简报中将出土的盔形器分为4式，并据同出陶器将其年代定为西周前期，这就为分析盔形器的形态演变提供了参考的基点。大荒北央遗址的盔形器，据发掘者的描述，Ⅰ、Ⅱ式为尖底，Ⅲ、Ⅳ式为圜底（简报发表的几件圜底器物图底部均残缺）。这样就出现了矛盾之处：方辉先生认为盔形器由圜底演变为尖底，尖底的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而大荒北央遗址的盔形器年代为西周早期，器形上既有圜底又有尖底，而且从式别上看，尖底早于圜底。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者对于盔形器演变特点的把握虽然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但却有着共同的思路，均认为盔形器是单线演进的，或从尖底演变为圜底，或从圜底演变为尖底。若换一个思路，矛盾也许会迎刃而解。笔者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圜底盔形器和尖底盔形器在整体形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推想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并不是“式”上的差别，而是“型”上的差别。
王青先生等在论及盔形器的产地问题时提到：大荒北央遗址第3层出土的盔形器“多夹粗砂粒和贝壳碎屑，质地较疏松，有的在表面还可见多处裂缝”，“应为采用海成土烧制而成，即当地所产”；该遗址第2层出土的盔形器“多为细砂质，不含贝壳碎屑，质地坚硬”，“很可能是从鲁北内陆输入的”[10]。
根据盔形器的质地来分析产地的研究成果使笔者深受启发：大荒北央遗址两层出土的盔形器在产地上不同，在器物的风格上会不会也有所体现呢？在大荒北央遗址中，Ⅰ式和Ⅱ式均为大敞口，弧腹，尖底，口径大于腹径；而Ⅲ式和Ⅳ式为直口，圜底，口径与腹径相当。这一现象暗示我们，不同产地的盔形器可能具有不同的地域传统。从鲁北地区出土盔形器的遗址点分布来看，敞口、尖底的盔形器主要出土于王青先生等划分的鲁北沿海密集分布带，而直口、圜底的盔形器则分布广泛，鲁北内陆少量分布带和沿海密集分布带均有出土（图一）。
这说明盔形器的演变可能并不是单线的，既不是从尖底演变为圜底，也不是从圜底演变为尖底。由此，就目前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笔者根据盔形器的整体形状将之划分为3型（图二）：
A型：直口或口微敛，筒腹，圜底，口径、腹径相当，腹饰绳纹或交错绳纹。
方辉先生所划分的Ⅰ、Ⅱ、Ⅲ式盔形器，均为圜底[11]，文中对这三式盔形器的各自特征和演变特点的归纳以及年代的推定，所论至确，故从之，作为本文所划分的A型Ⅰ、Ⅱ、Ⅲ式。笔者现根据已发表的盔形器标本的整体形状，尝试将其分别归入各式，对于方辉先生已归式的标本仅作局部调整。
可归入AⅠ式的标本有：邹平县丁公遗址T2⑤A∶1[12]和H17∶3[13]、广饶县草桥遗址采集品[14]、寿光县城采集品[15]、章丘市宁家埠遗址J6∶2[16]等；可归入AⅡ式的标本有：青州市赵铺遗址采集品[17]、青州市凤凰台遗址H630∶2[18]、广饶县西杜遗址采集∶71[19]、广饶县大桓村遗址两件采集品[20]、章丘市宁家埠遗址J6∶1和H20∶1[21]及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TG1②∶3、采2和TG1②∶8等；可归入AⅢ式的标本有：青州市赵铺遗址T4②∶1[22]、沾化县杨家遗址采集品[23]、沾化县陈家遗址采集品[24]、章丘市宁家埠遗址J6∶3[25]等。
需要说明的是，AⅢ式盔形器的使用年代是否可以晚到西周中期，目前还没有确凿的地层依据，暂且存疑。另外还有几件盔形器可以归入A型，但式别不明，如沾化县陈家遗址采集品[26]、广饶县西杜遗址采72[27]、寿光市薛家庄遗址采16 [28]等。
B型：敞口，弧腹，尖底，口径大于腹径，器壁厚重。腹部均装饰旋转特粗绳纹，有的在上腹部还有竖向粗绳纹。根据口径与器高的比值可划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口径与器高约略相当，整体宽矮。
Ⅰ式标本：寿光市小荒北央遗址采∶1；
Ⅱ式标本：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TG1②∶1。
呈现口部渐收，腹部渐鼓的演进趋势。
可归入BaⅠ式的标本还有：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采10、T1∶扰1和H5∶1及寿光市薛家庄遗址采15[29]、寿光市埠子顶遗址采集品[30]、寿光市郭井子遗址采23[31]、寒亭区央子镇崔家央子采集品[32]、青州市凤凰台遗址T624④∶4[33]、广饶县大桓村遗址两件采集品[34]、寿光市薛家庄遗址采集品[35]等。
可归入BaⅡ式的标本还有：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TG1②∶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