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关于盔形器的两个问题
作者：张礼艳
Ⅰ式标本：寿光市薛家庄遗址采12；
Ⅱ式标本：寿光市官台遗址采1。
演变特点同Ba型。
可归入BbⅠ式的标本还有：寿光市薛家庄遗址采14[36]、寿光市崔家庄遗址采1[37]、寿光市埠子顶遗址采1[38]等。
可归入BbⅡ式的标本还有：寿光市薛家庄遗址采13[39]等。
另外，利津县南望参遗址采集品[40]可归入Bb型。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青州市凤凰台遗址T624④∶4和广饶县大桓村遗址采集品的形状，笔者拟将方辉先生所划分的Ⅳ、Ⅴ式盔形器归入本文的BaⅠ式。
C型：直口，直腹，尖底，口径较小，整体细高。
可归入C型的标本仅见3件：寿光市高家庄遗址采1[41]、寿光市埠子顶遗址采2 [42]、寿光市埠子顶遗址采集品[43]。
另外有几件被称为盔形器的标本，形制比较特殊，难以归入上述型式，如广饶西杜遗址采40[44]，形状为小口、束颈、鼓腹，与其它盔形器的形状差异很大；寿光市稻田遗址[45]和昌邑唐央遗址[46]出土的个体较大，形状也较为特殊。
A型与B、C型盔形器的出现和使用时间存在差异，但在一段时间内共存。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来看，圜底（A型）的盔形器出现时间早于尖底，可以早到商代晚期，可能延续使用至西周中期，而尖底（B、C型）的盔形器出现和使用时间主要集中于西周早期，至于其使用时间的下限，目前还很难确准。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划分的A型和B、C型盔形器在用途和分布地域上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前所述，A型盔形器分布地点较为广泛，鲁北内陆少量分布带和沿海密集分布带均有出土，而其用途也相应比较复杂，如位于内陆少量分布带的宁家埠遗址，有三件出土于水井内[47]，可以肯定为汲水器；而位于沿海密集分布带的阳信李屋遗址、寿光市大荒北央遗址出土的A型盔形器经检测含盐量较高，应与海盐生产有关[48]。B、C型盔形器主要出土于王青先生等人所划分的沿海密集分布带内，其用途比较单一，主要用于海盐生产。
二、 盔形器的来源
对于盔形器的来源问题，方辉先生认为“安阳殷墟文化中存在的圜底尊应是盔形器的祖形”，“其更早的来源，可追溯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邢台曹演庄等早商文化遗址的同类器”。并提到“鲁北地区发现的盔形器，尤其是属于商代晚期的Ⅰ式，形制与苗圃北地出土的圜底尊最为相似”，“二者应该有器形上的渊源关系”[49]。实际上，仔细观察殷墟出土的圜底尊的器形特征，可以发现苗圃北地VDT4⑥∶3这件被称为“圜底尊”的器物，形制异于殷墟出土的绝大多数圜底尊。我们认为，这件特殊形制的“圜底尊”与鲁北地区盔形器的相似，尚不足以证明盔形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圜底尊有渊源关系。
圜底尊在早商至晚商时期的遗址中均有出土，又称圜底罐。已发表的安阳殷墟晚商时期的圜底尊总体形状为：口径均小于腹径；颈部或长或短，但口腹之间均有明显的收颈特点；圆腹外鼓，圜底；颈部以上经刮抹，腹部多饰交错绳纹，有的内壁有麻点。均为泥质灰陶，不见夹砂陶。从已发表的器物线图观察，器壁一般较薄，至少可以认为与其他盛贮器类的器壁厚度相当。《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发表了4件圜底尊标本，口径在10～13.5厘米，平均值为12.5厘米，器高在13.5～21厘米, 平均值约为18厘米[50]。关于圜底尊的用途，《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将之归为盛贮器[51]。
鲁北地区的盔形器，A型的形状为直口或口微敛，筒腹，圜底；以夹砂陶为主，少量为泥质陶；据目前已发表的材料看，可归入A型的标本共22件，口径在13.8～22.8厘米，平均值约为18.83厘米；器高在14.4～26厘米，平均值约为21.68厘米。B型的形状为敞口，弧腹斜收，尖底；基本为夹砂陶；可归入的标本共21件，口径在16.18～25.6 厘米，平均值约为20.64厘米；器高在17.7～27厘米，平均值约为22.39厘米，器壁厚度大致在2厘米左右，整体比较厚重坚实。C型的形状为直口，直腹，尖底；均为夹砂陶；数量较少，仅见3件，口径在15.3～16厘米，平均值约为15.7厘米；器高在21.6～23厘米，平均值约为 22.1厘米；器壁厚度在2厘米左右。
由以上描述可以看出，鲁北地区的盔形器与殷墟出土的圜底尊在形状、质地、器壁厚度、用途上均具有较大的差异（图三）：从形状上看，圜底尊的口径小于腹径，有明显束颈，腹部较鼓；盔形器大多数为口径、腹径相当或口径大于腹径，没有明显的颈部，筒腹或斜弧腹。从质地上看，圜底尊均为泥质陶，盔形器则以夹砂陶为主，少量圜底者（A型）为泥质陶。从器壁厚度上看，圜底尊的器壁较薄，盔形器的器壁较厚，尤其是尖底盔形器（B、C型），厚者可达3厘米。从用途上看，圜底尊是盛贮器，而盔形器大量出土于鲁北沿海密集分布带，是海盐生产的专用工具，鲁北内陆地区出土的较少，用途比较复杂，其中有的用作汲水器[52]。
鉴于上述二者的诸多差异，笔者认为，作为制盐工具的盔形器很可能是借用鲁北内陆的用于汲水的圆腹罐的形制，尽管这种汲水用具最初很可能是接受不断东扩的商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但从形制上看已与商文化腹心地带的同类器形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用于制盐时，因功用的不同，可能质地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所以，与其将盔形器的祖型直接指认为商文化的圜底尊，倒不如考虑鲁北地区用于汲水的圆腹罐作为其形制来源的可能性。
实际上，安阳殷墟苗圃北地VDT4⑥∶3这件“圜底尊”，从发表的平面图观察，其器壁厚度较其它几件圜底尊厚，整体形状为直口、筒腹、圜底，从外形上看与其它绝大多数的圜底尊差异较大，反而与鲁北地区出土的圜底盔形器更加接近，从形状上看与本文所划分的AⅠ式特征极为相似（图四）。
三、结语
本文根据盔形器的整体形状将其划分为三型，以求理清其型式演变特点，这是在以往诸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的发现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希望可以为盔形器的研究带来一点新的认识。
安阳殷墟VDT4⑥∶3从形状上看更接近圜底盔形器，而圜底盔形器在山东地区出土数量较多，又具有连续的演进序列，VDT4⑥∶3在殷墟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山东地区圜底盔形器传播到殷墟的证据。鲁北地区流行的盔形器能在千里之外的殷墟出现，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方辉先生所认为的“商末征夷方是针对山东境内的东夷进行的，战争所涉及的区域早期主要在今鲁北地区”，“其目的是为了控制该地区丰富的海盐和其他资源”[53]。无论如何，这一现象至少可以说明，在商代晚期鲁北地区与商王朝的中心地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往和联系。
（本文的写作是受林先生的启发，并在导师王立新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谨致谢意。）
［1］［3］［10］［52］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盔形器的用途与产地再论》，《考古》2006年4期。
［2］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寿光市博物馆：《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12期（文中所引大荒北央遗址出土资料和研究结论，凡出此文，不再另注）。
［4］燕生东、常叙政、王敬堂、赵岭：《山东阳信李屋发现商代生产海盐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