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兽类发情期
作者：［俄罗斯］瓦莲金娜·尤尔琴柯 作 余静珊 译
他把芬兰刀装进衣兜里。
普希金把手枪放在餐桌上。骤然，全场一片寂静，我回头一看——看管我的小伙子低下了头，我发现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不大，但是和善。
“我想要她。”普希金打破沉静，指着我说。
他站了起来，用嘲讽的目光扫了周围人一眼，把我向更衣室方向推去。
“你们快一点行动起来呀！！！男子汉们！！！还坐着干什么？”加丽娜狂怒地喊着。
“应该祷告，祈求上帝！”突然安德烈耶维奇冒出了这句话，微笑着，露出歪歪扭扭的黄牙。
加丽娜的嘴被堵上了，安德烈耶维奇划着十字。
“你这条母狗再敢喊一句，所有的婆娘都发送到集体农庄去，明白了吗？这个小子，把他带走！！！”他指着看押我的那个淡发小伙子喊着，然后把我推进更衣室上好门闩。
我的表从手腕掉在了地板上，听到表的滴答声，普希金靠近我，那时我才发现我们的更衣室非常窄小。
我失声地喊叫，普希金挥拳猛打，我的鼻梁疼痛，鲜血流出，我的头撞到了长凳上，很痛，我想挣扎着站起来，那时普希金用膝盖把我按倒地上——一只手揪着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撕破我的连衣裙，最初几秒钟我不相信没有人前来制止他，安德烈耶维奇在门外喃喃祈祷“我的上帝！”我开始挠他，咬他。
“你这条母狗，别想从这里活着出去。”我的反抗更加刺激了这条疯狗的野性。
他大喘着粗气，压住我的双手，手上留下青痕。他很有力气，现实是被歪曲的幻想，不知为什么我喊不出声音了，我绝望地发出嘶哑声。
刹那间，一切都变化了：仿佛有什么人关上了收音机，我躺在地板上，透过窗户的缝隙看见外面大片大片的雪花从风的漩涡中挣脱，胆怯地在房角的无风处稍事喘息，然后重又开始缓缓飘荡——最终，降落了、消失了……
巨大的响声使我惊醒——更衣室的门被踢开，普希金忙不迭地系上裤腰带。我这时才明白：我一度失去了知觉。
“我们把他完全处理掉了！完全！”门外喊着。
“我只说把他带走！”普希金气急败坏地大喊。
“完全处理掉了！完全……”
普希金一步蹿出大厅，没有回头，加丽娜满脸泪水跑进了更衣室。
“奥克萨娜，警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一切都会好的，只是他们把那个替你说话的小伙子打死了，到底还是流血了。一切都会好的，你没事吧？”
“嗯！”
“让我看看！我去给你找衣服，头疼吗？”
“嗯！”
“是邻居们看见的，他们把那小伙子给打死了，有人叫了警察，小伙子没有挺住，那些歹徒猛力踢他的头，你明白吗？他是憋死的，还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
“嗯！”
“奥克萨娜！！！你倒是说点什么呀？”
“嗯……”
诉讼案件在波多尔区法院审理，负责本案的女侦察员身材较胖，活像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党领导。
“这帮色鬼，以为是开了绿灯啊。”她用这类话掩饰她所侦查的材料的严肃性。
她大约35岁，窄长的眼睛闪出凶气，男式短发，短得就连和男士站在一起都难以想象。强奸案在她内心引起本能的同情，她以特殊的关注询问我和加丽娜，她想知道一切，我们一连三到四个小时消磨在她的办公室，她边问边用粗大的手指敲着打字机键盘，她让我们把生殖器叫做传宗接代基因，这是普希金团伙命名的。值得庆幸的是事件发生在假期里，不涉及到学校，对家长能够隐瞒真相，因为家长害怕知道实情。
家长们认为不介入最好，他们对我们编造出的打架理由——砸碎玻璃窗户等说法表示满意。他们很少外出，有时候交头接耳激动地说点什么，大部分时间躲在卧室。我们呢，不敢离开电话机，因为警察局经常打来电话。
审判定在夏天，计划在侦破青年犯罪团伙的主谋之后再结案，很明显在普希金这样的青少年团伙背后肯定有重要人物唆使。
后台人物直接找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审判前夕我接到了电话，指定了会面地点、时间，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赴约或者通知警察，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抗拒毫无意义，我把这事告诉加丽娜了，说：
“你知道会见地点在哪里吗？”
“在那儿？”
“在维杜比茨基修道院。”
加丽娜哑然无声。
“战斗洗礼！”
“奥克萨娜，这不是开玩笑，你立刻给我打电话这很好，要不要我在暗地保护你？”
“我想不要，那样会更坏。”
“你不害怕吗？”
此刻轮到我哑然无语了。
“好像要下雨了。”
“好像是的。”
一整天都没有一丝下雨的迹象，沥青散发出热气。可是就在半个小时之前，狂风吹打着树梢，门窗被穿堂风刮得噼啪直响，闻到了一股臭氧味儿。
“带一把雨伞吧！”
我没有对加丽娜的这句多余的话生气，因为那些天我们都变得傻里傻气的。
维杜比茨基修道院。通向修道院的道路是先从桥上下来，向南方走直到市郊。夜晚的路上寥无行人，灯光昏暗，第聂伯河一片漆黑，狂风呼啸，掩盖了其他声响。
我不能够抬头，大雨尖刀似的割痛我的脸，顺着头发和肩膀向下流淌，淋湿了我的连衣裙，衣服贴在肉体上。我走过夏季户外酒吧，大风把遮阳棚吹得像降落伞一样，棚顶上的铝杆被刮了下来，砸得桌椅翻倒，一片狼藉。雨水仿佛洪流冲刷着大地，在沥青马路的坑洼里旋转……
我在家里被电话铃声惊醒，加丽娜在话筒中喊着：
“我这是第三次给你打电话。”
“一切都好！”
“什么都好？”
“没见到人。”
“怎么？没人？”
“我站了一个小时，浑身湿透了，冻得发抖。”
这是事实。会面地址没错，我也没有迟到。一个小时我被冷风吹得刺骨，全身冻僵，麻木，以至于我不再害怕了。回家以后洗了热水澡，为了避免生病喝了半瓶红葡萄酒，这是为了以防万一而预先留下来的，当我躺下时，什么都记不得了，累得浑身散了架子。
“明天，我第一天考试。”加丽娜突然说了一句。
“怎么，已经？”我真的很吃惊。
“奥克萨娜，我们已经中学毕业了……”
“是的，我记得，祝你走运！”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打乱了时间安排。我放下了话筒。
在考大学之前加丽娜的母亲约我见面，我保证对这次会见不说出去。
“奥克萨娜，不要说慌，我知道加丽娜不打算考医学院，我也不想阻碍她，不过，她错了，错了。”
“柳芭芙德米特利耶夫娜……”
“告诉我，她想学什么？”加丽娜的妈妈早已决定不再干涉女儿。
加丽娜在没有父母阻挠之下考取了文化学院。
审判那一天酷热，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思索怎样保持举止恰当，应该说些什么。但是，一切都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在市法院开庭之前，我在大厅里偶然遇到被打死的那个小伙子的妈妈，在侦查期间我们不曾有过对质，不过我立刻从她的眼睛判断出来，她的一双眼睛同样不大，同样是灰色的，我想，也许在此之前曾是善良和蔼的双眼，稍后一些时候我明白了在遇到这位妇人之前我关心的只是我的个人命运。
按照次序询问证人，他们走出大厅时精神沮丧，不敢正视对方。安德烈耶维奇比其他人更加激动不安，柳德卡伤心的是事件是在她的婚礼上发生的，未成年的罪犯像一群受惊的胡狼挤在一堆，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们都是初犯，没有“前科”，正如不久前加丽娜说的是：“战斗洗礼。”大厅里散发出难闻的汗味儿。我被安排在最后，在我的记忆中一切都如同在雾中那样渺茫。
“请通报自己的姓名、居住地和电话……”
我通报之后立刻明白从现在起我走在大街上必须左顾右盼，环顾四周。案件审理结束，郑重宣布只有普希金一个人是成年罪犯，其他的人都是同谋，但是也需要管教。从判决时刻起，无论警察局，无论国家对我都毫无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