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帕慕克府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作 杨振同 译
无聊至极的时候，我就把那些瓶子呀、刷子呀，堆到母亲的梳妆台中央，连同一个锁着的银盒子，盒子上有花的装饰，我连一次也没有看见母亲打开过；我把脑袋向前伸过去，这样我就能在一连三面镜子中间那一面里看到自己的脑袋了，我把侧翼的两面镜子往里推推或者往外推推，直到我看见成千个奥尔罕在深邃、冷漠的玻璃颜色的无限空间里影影绰绰地闪着微光。我看看离我最近的影像，我的后脑勺儿把自己吓了一跳，就像刚开始我的耳朵把我吓了一跳那样——这些影像在后面集中成一个圆点，其中一个就像是我父亲的影像，比别的都伸出来好多。更有意思的是我的后脑勺儿，使我感觉仿佛我的身体是一个带着我的陌生人——一想到这些现在还是感到无比激动。夹在三面镜子中间，每次我哪怕稍微改变一下镜面的位置，镜子里映出的那成百上千个奥尔罕都会发生变化，看到每一个影像都百依百顺地盲目模仿我的每一个手势，我就感到无比自豪。
沉湎于自己的影像之中，渐渐地变成了“失踪游戏”，我玩这种游戏，大概是为了给那件自己最害怕的事情做准备吧：我虽然不知道我母亲在电话里都在说些什么，我父亲在哪里，什么时间会回来，但是我知道，我母亲也有要失踪的倾向。然而当她失踪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说出个原因来：比方说“你妈妈病了，现在在内里曼姨妈家休息”之类的话。我对待这些解释的方法和对待镜子里的影像一样：明知都是虚幻的，但我还是接受了，让自己受到欺骗。把我们交给厨师贝基尔或者看门人伊斯梅尔，几天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和他们一起坐船，乘公共汽车，一路横穿伊斯坦布尔市——去城市的亚洲这一面，埃雷恩科伊，去走亲戚，或者去博斯普鲁斯海峡里的伊斯汀耶镇看别的亲戚——去看我母亲。去走亲戚并不令人悲哀，就像是历险。由于我有我哥哥在身边，我感觉我可以先指望他面对所有的危险。我们所去拜访的住宅都住着我母亲的亲戚，有远的，也有近的。当这些亲热的老姨和胡子拉碴的舅舅们亲吻完我们，再捏捏我们的脸蛋儿，家里不管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他们都会拿给我们看——一个德国晴雨表，我原先还以为，这个城市里所有西化的家庭里都有这种东西呢（一个小小人儿和他穿着巴伐利亚裙子的妻子根据天气的变化，会离开或者重新走进他们的家）；或者是一个带有布谷鸟的钟表，布谷鸟绕着它的轴转，每隔半小时就猛然退回到鸟笼子里，报告一次时间；或者是一个金丝雀，啾啾地轻声鸣叫，回应着它那机械表兄——看完这些玩意儿之后，我们才走进母亲的房间。①法国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1869—1954）。野兽派领袖，作品以线条流畅、色彩明亮、不讲究明暗与透视法为特点，代表作有《戴帽子的女人》等。
透过窗户，看到宽阔的海面波光粼粼，那光线美不胜收，照得我们眼花缭乱（我一直喜爱马蒂斯①面朝南的风景画，个中缘由大概就是这个吧），我们就会悲哀地想起来，我们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来到这个古怪而美丽的所在，不过，看到梳妆台上那些熟悉的物件——还是那个小镊子，那些香水瓶，还是那把毛刷，曾经油漆得光溜溜的后背有一半都脱落了，还有那飘荡在空中的是她那无与伦比的香味儿——看到这些，我们感到安心了。我记得她如何把我们挨个儿放到她膝盖上，温暖地拥抱我们；她如何不厌其详地教导我哥哥应该说什么，应该怎样举手投足，下次我们来的时候要给她带的东西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母亲总是喜欢发号施令。她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朝窗户外面看，根本不注意她讲的话，直到轮到我坐到她的膝盖上。
一天，我母亲正在内里曼姨妈家住，我父亲带了一个保姆回家来了。她个子很矮，皮肤苍白，远算不上漂亮，身材浑圆，总是微笑着；她管我们的时候，她说，她怎么做，我们也要怎么做。我们所知道的保姆大多是德国人，灵魂里信仰新教；这一个是土耳其人，对我们没有权威。我们打架的时候，她就会说：“请你们好好儿的，安静下来；好好儿的，安静下来。”我们在父亲面前模仿她的时候，父亲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她也失踪了。几年后，我母亲真的发起脾气来，她就会说：“我可是要走了！”或者“我要从这个窗户里跳出去了！”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发展到把她一条美丽的腿跷过窗台，荡了出去的地步）。不过每当她说：“这样，你爸爸就能和那个女人结婚了！”我所想象的那个新母亲的人选并不是她有时候盛怒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个女人的名字，而是那个面色苍白、身材浑圆、心地善良、糊里糊涂的保姆。
由于这些戏剧都是在同一个小舞台上上演，还因为几乎总是在谈论同样的事情，吃同样的东西，所以连争论都可能沉闷得要死。不过早年他们有一次打架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有一天晚上，在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海伊贝利岛我们家的避暑山庄吃晚饭时，我父亲和母亲两个都离开了餐桌。有一阵子，我和哥哥坐着，呆呆地望着我们的盘子，听他们在顶楼上冲着对方喊叫，突然，我们几乎凭着本能，上楼去了。我母亲看见我们要加入这场混战，就把我们推进隔壁房间，关上了门。房间里很暗，但是一道强光透过两扇巨大的法式大门的磨砂玻璃上的新艺术主义图案照射进来。我和哥哥看着母亲和父亲的身影互相接近，拉扯开来，接着又向前靠近，互相触摸，喊叫着直到他们合成一个影子。时不时地，这种皮影戏打得异常激烈，磨砂玻璃都颤动起来了——就像是我们去卡拉格兹皮影戏院他们所演的那样，一切演出都是黑白的。
我祖母的早晨是在床上度过的，她盖着厚厚的被子，身子靠着一大摞羽绒枕头。每天早上，贝基尔都会用托盘给她端来煮得嫩嫩的鸡蛋、橄榄、山羊奶酪和面包，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枕头上（要是在绣花枕头和银托盘之间放上一张旧报纸，那就大煞风景了，实际情况也表明了是这么回事）；我祖母就一边看报纸，接待这一天的第一批客人，一边慢条斯理地享用她的早餐（我正是从她那里学到了喝甜茶在嘴里放一块硬的山羊奶酪的乐趣）。我叔叔去上班之前是一定要来拥抱奶奶的，所以他每天一大早就来看她了。我婶子把他送走后，拎着手提袋，也要过来看看。在上学前有一段不长的时间，他们决定我该学习认字了，我就学哥哥原先的样子：每天上午，我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过来，坐在奶奶的被子上，试着跟她学习字母表。我开始上学后才发现，跟别人学东西我感到很烦。我一看到一张白纸，我的第一冲动不是要写些什么，而是在上面画画，涂得黑乎乎的。
上读写课的期间，贝基尔会走进来，用同样的话问同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给这些人吃什么？”
他问这个问题时神态严肃极了，就好像他是负责管理一家大医院或者是一个军营的厨房似的。他和我祖母就会讨论哪个府衙的什么人要来吃午饭或晚饭，应该给他们做什么吃的，然后我祖母就会拿出她那本大历书，书上满是神秘的信息和钟表图片；他们就在“当日菜单”部分寻找灵感，而我则看一只乌鸦在后花园的柏树的枝桠间穿飞。
贝基尔的活儿虽然很重，但他从来都没有失去他的幽默感，还给一家大小从我祖母到她最小的孙子都起了外号。我的外号叫乌鸦。多年以后他告诉我，那是因为我总是在看隔壁房顶上的乌鸦，还因为我身子很单薄。我哥哥一刻也离不开他的玩具熊，去哪儿都要带着它，所以在贝基尔眼里，他就是保姆了。一个堂兄弟眼睛窄窄的，就叫做日本。另一个很固执，就叫做山羊了。还有一个堂弟出生时月份不够，就把他叫做六个月。许多年来他都是叫我们这些外号的，他那轻轻的嘲弄意味被浓浓的爱恋之情软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