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帕慕克府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作 杨振同 译
我父亲除了偶尔发发火以外，他很少发现生活中有什么可抱怨的。从他那长相，他那大脑以及他的好运里，他都能找到孩子般的乐趣。在家里，他总是吹着口哨，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形象，拿一块柠檬状润发油擦头发。他喜欢笑话、字谜游戏，喜欢出其不意，喜欢朗诵诗歌，喜欢炫耀他的聪明才智，还喜欢乘飞机去遥远的地方。他这个父亲从来不责骂、禁止和惩罚我们。他带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满城市乱逛，走到哪儿都交朋友，就在我们远行的过程中，我渐渐地觉得，这个世界生来就是让人获得乐趣的。要是出现了问题，我父亲的反应是转过身去，保持沉默。总是我母亲定规矩，也总是她扬起眉毛，给我们讲生活的阴暗面。然而我依恋她的爱和亲情，因为她给予我们的远比父亲给的多，我父亲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从家里出逃。
到了晚上，当我们作为一大家子集中在祖母的客厅里的时候，我经常玩一种游戏，我祖母的套房就变成了一艘巨轮的船长室。这一想象多半是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过往的船只；我躺在床上，那一声声悲哀的汽笛就走进了我的梦乡。我驾驶着我想象中的轮船穿过暴风骤雨，我的船员和乘客们被掀起的波浪吓住了，而我知道，我们的轮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命运，都掌控在我的手中，对此我这个船长感到无比自豪。
然而随着我父亲和叔叔破产了一次又一次，跌了一跤又一跤，随着我们的财富逐渐减少，我们的家庭日渐分裂，就钱的问题争吵越来越激烈，我去祖母的套房一次，就悲哀一次，就更进一步认识到：经过长时间的跋涉，尽管是经过迂回曲折道路，这一时刻到来了，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已经传遍了整个伊斯坦布尔，这片忧郁而失落的阴云终于也使我的家族寿终正寝。
帕慕克府建城外的山上。在尼桑塔希一大片空地的边上，这片地曾经是一个帕夏①的官邸。尼桑塔希（靶石）这个名字来自于改革家时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叶西方化的历代苏丹王，他们在山里练习射击和箭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历代苏丹王②害怕肺结核病，渴望西方的舒适生活，还想换换景色，就废弃了托普卡皮宫，在旧城外面另建新的宫殿，而他们的维齐尔③们和王子们也开始在尼桑塔希的山里修建他们自己的木质官邸。
透过我们家宅院临泰斯维基耶大街的后窗，隔着柏树和菩提树，您可以看到突尼斯哈亚雷蒂恩帕夏官邸的旧址，哈亚雷蒂恩帕夏是一个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战争之后不久，他曾经一度官至大维齐尔。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二十年前，福楼拜曾写道，他想搬到伊斯坦布尔，去买一个奴隶），他被带到伊斯坦布尔，卖身为奴。最后在突尼斯省长的家里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他在那里长大成人，讲一口阿拉伯语。他参了军，曾任突尼斯驻法国代表，最后在总司令部、议会、在外交使团工作，曾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改革国家的财政，他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离职以后，苏丹王阿卜杜勒哈米德④召他去伊斯坦布尔。
苏丹王一度册封突尼斯哈亚雷蒂恩帕夏为财政顾问，不久即封他为大维齐尔。这样，这位帕夏成了一长串有过国外工作经历的财政专家之一，苏丹下旨，要他们解救土耳其的债务。和他的许多继任者一样，人们对这位帕夏寄予厚望，仅仅是因为他更多地被看作是西方人，而不是一个奥斯曼人或土耳其人。也恰恰是这个原因，他后来遭人忌恨。有人说闲话，说这位突尼斯哈亚雷蒂恩帕夏在宫里用土耳其语开过会，坐着马车回家的时候，总是用阿拉伯语记笔记，之后他会用法文口授给他的秘书。对他的最后一击是一个告密者打小报告造谣说，这位帕夏的土耳其语很差，他要密谋建立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些谣传纯属子虚乌有，然而他还是解除了这位帕夏的职务。这位遭贬的帕夏就结束了他在这座官邸居住的日子，他的花园所在地后来则成了我们家的宅院。
［注释：①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置于姓名之后。②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③伊斯兰教国家元首，高官。④即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42—1918），奥斯曼苏丹（1876—1909在位）。即位同年颁布第一部奥斯曼宪法，翌年即废止宪法，实行专横恐怖统治，人称“血腥的苏丹”，1909年被废黜。］
我们家附近惟一尚存的石头宅院是大维齐尔原来的官邸，奥斯曼帝国衰亡，首都迁到了安卡拉之后，这座宅院落到了市政府手里，我记得去另一个帕夏的官邸打天花疫苗，那座官邸已经成了区政府的办公楼。其余的宅院——那些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曾在里面接待外国使节的官邸，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女儿们居住的那些官邸——我只记得，那是些荒废的砖砌的外壳，那空洞洞的窗户和断裂的楼梯被欧洲蕨①和无人照管的无花果树弄得浓荫遮蔽。到了五十年代后期，这大多数宅院都被烧掉或推翻，给住宅楼腾出地方。看着帕夏们的官邸一座座被烧成平地，我们一家人的心情像石头一样镇静——正像是我们面对发疯了的王子，后宫里那些抽鸦片的瘾君子，锁在阁楼里的儿童、那些奸诈的苏丹的女儿们、被放逐或被谋杀了的帕夏们以及最后帝国自身的衰亡等等，面对所有这些故事，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镇静。正如我们在尼桑塔希看到的那样，共和国已经废除了帕夏、王子和高官们，所以他们留在身后的空宅子就只是些衰败的怪物了。这种行将就木的文化那阴郁而神秘的氛围仍然环绕着我们。在童年的时候，我感觉这是死一般令人生厌的东西，我觉得这和我祖母用她那穿着拖鞋打着拍子的阿拉土尔卡音乐是一回事。
［注释：①一种分布广泛、常为蔓生的蕨类植物，具有大型三角形羽状复叶，通常形成茂密的灌木丛。］
一个逃避的方法是和我母亲走出去。那时候还没有每天带孩子去公园或花园换换新鲜空气风俗习惯，所以我们出去的日子就成了重大事件。“我明天要和我妈妈上街去了！”我会向住在我楼下的堂兄弟们吹嘘。走下螺旋式楼梯后，我和母亲总要在对着门的小窗口停留片刻，看门人通过这个小窗户看得到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人。我会对着镜子端详我的衣服。我母亲则要确保我所有的扣子都扣紧了。一到了外面，我就会惊讶地大喊：“到街上喽！”
太阳、新鲜空气，光线。我们的房子很暗，一走出去就像是在夏季的一天猛然间掀开窗帘一样——光线亮得刺眼。我抓着母亲的手，眼巴巴地看橱窗里展示的物品：透过雾气腾腾的花店的橱窗，看到红色的狼似的仙客来；在鞋店的橱窗里，那几乎看不见的线把高跟鞋悬在了半空；在洗衣店（和花店一样雾气腾腾），大汗淋漓的男人们在擦拭、熨烫我父亲的衬衣。有一个希腊老太太，她织补袜子，卖腰带和扣子；她也卖“村子里的鸡蛋”，她从一个漆得油光可鉴的箱子里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像珍珠似的。她店里有一个金鱼缸，里面一条红色的金鱼翻滚着身子企图咬我的手指头，它紧紧贴着玻璃，那一副不咬到我决不罢休的傻样子总是把我逗得乐不可支。紧挨着是一家兼卖文具和报纸的烟草店，店面很小，又很拥挤，大多数日子是我们一进去，就想作罢。有一个叫做“阿拉伯店”的咖啡馆（正如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常常被叫做“土耳其人”一样，伊斯坦布尔那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就被叫做“阿拉伯人”了），咖啡馆里那一架巨大的有带子的咖啡磨开始轰隆隆地响起来，就像是家里的洗衣机一样，我从咖啡磨旁躲开，那个“阿拉伯人”看着我害怕的样子，就自顾笑了起来。当这些店铺一家接着一家关掉，给更现代的企业腾出地方的时候，我和我哥哥就会玩一种游戏，这种游戏与其说是怀旧，倒不如说是想测试一下我们的记性。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接着是女子夜校”，另一个就会罗列出它后来做了什么：（1）希腊女人的糕饼店，（2）花店，（3）手提袋商店，（4）手表店，（5）足球彩票店，（6）画廊书店，（7）药店。然而还是在一家文具店，我注意到了和我哥哥用过的一样的学校笔记本，这时，我才学到了早期的一个教训：我们的习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我们的宅院以外，还有别的人和我们过着非常类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