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鸡尾酒会
作者：大城立裕
“那么，我的任务是，”孙氏一口喝干了变凉了的咖啡，“说服那受害者，主动作为您女儿的证人到庭作证吗?”
“受害者是我。”你近乎是喊着说。
“那么，就改称为哈里斯先生吧。”孙氏并不违拗你的意愿，“但是，你不会要我做您女儿的辩护人吧?”
“还没定。”
“在琉球政府的法庭是使用日语的，我不合适。希望不要误会，我不以辩护人的身份进行劝说，会有效果吗?”
“但是，辩护人若是冲绳人的话，对方更不听了。”
你想起了躺在军队医院病床上的罗伯特 ·哈里斯，他起诉了女儿，所以意识应该是清醒的吧。可能是从崖上摔下来，什么地方受了伤，但是伤在头部还是脚上无法弄清楚。也许根本就没有受伤，只是说谎而已。或者，不过是擦伤了点皮而小题大做。如果真是那样，则是非常厚颜无耻，傲慢之极。
“我不是美国人。但是，不知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和冲绳人是如何区别的。”
他的这句话，是讽刺，还是带有同志意识，这会儿你也说不清。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对美国人来说，我们冲绳人是被统治者，而您中国人是第三者。”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么，我就试试看吧。但是，如果我不答应的话，您怎么办，作罢吗?”
对他这个问题，你无法马上回答。
“我担心的是，要他作为证人出庭，显然是要他澄清他对您女儿作出的行为。我想，他最终是不会去冒这个险的。”
“那么，一开始就作罢吗?”
“毕竟我很难劝您作罢。但我还是认为您放弃起诉为好。”
“对暴力行为吗?孙先生，我也好，女儿也好，我们并不害怕因为伤害罪而受到法庭的裁判。但是，我决不原谅那样的暴力行为，这实际上更为重要。”
“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慎重考虑。警察说的是对的，这样的案子取证非常难，为此，您的女儿必须一次一次地站在法庭上，这精神上的痛苦，她承受得了吗?”
“……您是说，这样的案件，没有胜诉的可能吗?”
“胜诉的例子是有的吧。但是，就您现在的情况，不是胜负的问题，而是要保护您的女儿精神不受伤害。对方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完全掩盖起来，相反却以伤害罪起诉了您的女儿，可以说是非常的厚颜无耻。由此可以预见，他会对您的起诉百般抵赖。从法官、检察员，到辩护律师，清一色美国人的法庭，那严厉的询问，您的女儿能受得了吗?”
你脑海里浮现出了女儿的身影，也许，她现在正在受着CID或者警察的询问。
“判决需要许多天吗?”
“公正的判决需要花时间。但是，对中国平民，旧日本军队简单地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出判决。”
旧日本军队这个词像阴影一样向你袭来，不过你很快将它挥去了。
“如果是公正的判决，那将令人欣慰。但是，这样的裁判制度，其本身的公正性令人怀疑。军事法庭、琉球法庭，加上对军人不具有传唤权的法官……”
“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别争论吧。若讨论军事基地体制，你我立场必定是对立的。”
“未必如此。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我也知道，就目前的国际形势，冲绳的美军基地也只能任它去。但是，这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两码事，您不这么认为吗?”
“您刚才说，我在这块土地上不过是一个第三者。是的，但很遗憾，我对这里的政治没有发言权。也许在您的眼里，认为我在这里拥有居住权，而且，身处政治之外，无忧无虑。但是，我的这些权限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我较之于您，说话时更需要慎之又慎。”
孙氏说完这些后，收回视线，落在了挂在墙上的山水画。你很清楚，他最后想说什么。你必须明白，他虽然同意去说服罗伯特 · 哈里斯，但这决不是出自他内心的承诺。对他的小心谨慎，你百思不得其解。他究竟有什么顾虑呢?说服哈里斯，难道不是履行法律职责吗?何况，这完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良知问题，和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因为哈里斯的犯罪事实，在你和你的女儿也没料到时，便牵连上了哈里斯的公务，甚至是军事秘密，从而他将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他是害怕这些吗?孙氏的眼光依然停留在山水画上。在自己的出生地无法居住下去，而以法律专业作为自己的生存武器，最终落脚在冲绳的美军基地。我揣摩着孙氏为自己设计的谋生之道。也许这样的体制可以使他维持生计，然而同时也伴随着不安。在这五百栋的住宅区里，居住了不同国度的居民，其中美国人居多数。他终究是一个外国人，他每天观望着自己祖国那遥远时代的艺术品度日，他也爱着这里的植物——扶桑花，但是，在这之前，你还从未了解过他的日常生活。你重新回想起与孙氏的交往。经米勒先生的介绍，你认识了孙氏。你因为有过一段在中国读书的经历而与他亲密交往了三年。然而，你从没有拜访过他的家。这仅仅是出于偶然吗?你具备进入孙氏的孤独的私生活圈的资格吗?而且，凭这三年的交往，你构筑起了当遇到关系到家庭安危这样的重大问题时，他能慷慨相助于你的精神财产了吗?孙氏的身影似乎隐入了那山水画的远山重雾之中，你近乎陷入了绝望。
你回头看看小川。
“我们期待着您这时的友情相助，”小川不看你，“特地来拜访的。”
“那么，”孙氏将视线从小川移向了你， “我们去医院吧……应该努力。”
最后的一句话，听起来完全像是自言自语。
“我不想见。”据说，哈里斯这么说了。“是因为身体状况吗?如果不是，我们有事必须要见。”小川的回答很强硬。一位上了岁数，看上去很温和的医生说：“只是右脚骨折了一点，并没有生命危险。但因为手术不久，需要保持安静，如果能答应这点的话。”“可以，我们尽量做到。”孙氏说。
近乎是清一色白色的明亮的房间里，有十人左右的病人。罗伯特的床在最边上。此时，你才算松了口气。
“我大致知道你们的来意。”罗伯特一见到我们便说，然后转向孙氏，“你是辩护律师吗?是日本人吗?”
“是中国人。”孙氏自己作了回答。
“中国人?难怪会说中文。”现在听到罗伯特了解你的私生活，只能让你感到那仿佛是个弥天大谎。“是中国人，你做她的辩护律师吗?”
“不是。”
“那么，你们来要和我说什么?我事先声明，这里都是病人。你们也很清楚，我不希望你们说什么，你们也没有权利让病人激动。”
“当然，我们不是根据法律来拘留你的，我们也没有那个权利。”孙氏的语气保持着缓慢平静，“我们希望你不要激动，平静地听我们的商量。希望能协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心情。”
“那是我们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行为。而且，我被出卖了。”
“能在法庭上这样作证吗?”
“什么?”
“你好像误会了。我们还没有想到要起诉你。只是，他的女儿被起诉了，正在等待法庭裁判，到时，你能在法庭上作证吗?”
“证明什么?”
“你刚才说，是在相互同意之下作出的行为，结果被出卖了。到时你能对这些作出证言吗?当然，不是在裁判你的法庭。但是，我女儿坚持说是你在犯罪。人们无法消除这件事与你的瓜葛。为了获得冲绳人的理解，你……”
“真是拙劣的引诱。我不会上你们的当。我因为你的女儿而伤成这样，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我没有作为证人站在冲绳人的法庭上的义务。”
你几次想插嘴，都被小川拉着袖口制止住了。你的心里，愤怒和绝望相互纠缠在一起，并逐渐膨胀、升腾。你眼前的这个叫作罗伯特 · 哈里斯的患者，是他吗?在你家的里屋，为一个女人租了一间房间，每周来住两次，并用只语片言的日语和你的家人交谈。就是他吗?还和你们谈起在加利福尼亚州故乡的农场和亲属，你们好像和他的家人也有了交往。你曾怀疑演员扮演的脚色，性格如何能如此千变万化。你记得，你读过的艺术理论书中说，舞台下的脸未必是真实的。但你认为，这只存在于艺术世界里。如果现实生活中也有，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罗伯特的真实在哪里呢?你的家人和罗伯特的交往的真实，又在哪里呢?你曾经望着罗伯特，想象着他驾驭快艇，飞驶在波浪中，他的形象和他本人一定非常相称。忘了问了，和那女人是否已经办了结婚手续，她的容姿和罗伯特非常般配，两人关系也很好。然而，就是这个男人，和你的女儿，那样的丑恶行为……
“你的那个相好女人呢?”你问他道。
“这和你没关系。”罗伯特回答说。这生硬冷漠的回答，是恼火和那个女人的分手呢?还是企图将眼下的问答一古脑甩开呢?
“你的权利……”孙氏话说了一半，你将他挡了回去，“已经不是权利、义务的问题了。回去吧。”
当孙氏和小川向门口走去时，你对罗伯特说：“你说是在同意后做出的行为。但是，我绝不相信。这也是刚才在这里获得证实的。”
在孙氏的提议下，你们没有马上回镇上，而是绕到了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并不是去玩高尔夫球，而是决定在那里的草地上说会儿话。正当晌午，这里人不多，看着初夏之际穿着鲜艳的夏威夷衬衫在风中飘荡的身影，不由得使你感受到他们享受的生活是那般快乐。
“我做了我能做的努力。”孙氏说。似乎是自言自语，但明显带有为自己辩护的意味。
“谢谢您的努力。”你表示认同， “我原也想应该再坚持一下。但是，对于像权利、义务这样的对话，我已经无法忍受了。”
“也许是这样。但是，必须要让他理解。这两个字，包含了人们在历史中所尝尽的无数苦难，它成了人们克服苦难的法宝。可能这是法律家们的坏毛病，但在当今的生活中，必须靠它才能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但是，这次靠它也不解决问题。应该有的权利没有，应该有的义务也不存在。”
“我不想说，恶法也是法。但是，我们从事法律的，只有依法办事。”
“这个法，”小川插进来说，“能批判一下吗?不是在法庭，就在这儿。”
“很遗憾。我是第三国人，就像我刚才在家里说的那样。”
“不说第三国人，就以中国人的身份，怎么样?”
“您说的意思?”
“中国在战争时期受到了日本军队的伤害。看目前冲绳的状况，彼此的感情不都可以理解了吗?”
这时，孙氏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小川的脸。他的脸上掠过一缕愤怒的阴影，继而又被一片悲哀所笼罩。你非常惊讶。不行，当你意识到时，已经来不及了，孙氏平静地开口了。
“您的话说到了我的隐痛之处。早晨，在开始询问事件的经过时，我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那时的情景。但是，我一直在把感情抑制住。但是现在……”孙氏望着你俩，“还是再请教一下吧。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日，你们在什么地方?又在干什么呢?”
你和小川不禁对视了一下。
“我，”小川先作了回答， “我在北京的学校读书，还没有毕业。三月二十日，我想，我大概正在修学旅行，去了蒙古。”
“我，”你接着说，“在那前一年，我从上海的一个学院毕业，当上了军官，正在南京附近训练军队。”
这时，你觉得孙氏的询问仿佛是在盘问，自己正在向他汇报做错的事。
“我，”孙氏对你们的话没有表示任何反应，“正住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叫作W的镇上，打算有机会去重庆。因为妻子有病，一直躺着，所以暂时留在了这个镇上。那是在三月二十日的那天，四岁的长子不知去了哪里，在家附近和伙伴们玩着，傍晚该回家时，却不见了。”
这时，你想起了在家属部队区内铁丝网前的时候，星空下，孙氏饶有兴致地述说着往事。而你观望着美军家属部队区内的道路，眼前浮现出夜里在黑暗的街上寻找着年幼孩子的孙氏的身影——这记忆中的情景，似乎离得很遥远，但实际上就在两三天之前。
耳边，孙氏的叙述在继续着。“大概找了三个小时。后来看到孩子被保护在日本军宪兵队，那时的心情该怎么说才好呢?这保护，即便实际是诱拐的话，当时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然后带上孩子，沿着完全黑下来的街道往家走去。这时，我的妻子已经被日本兵施加了暴力。”
“啊!是这样……”你惊讶得叫了起来，“那后面的事，你那时没说。”
“那时候，没必要说。我尽可能避开，不去提它。”
“但是，你真的不想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