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柳叶撇
作者：陈丹燕
公园牌子那段公案无论如何要有所交代的。牌子当然是找不到了，就连1964年老枪写的那块牌子也找不到了，上午大家讨论的，就是要不要“再现”这块牌子。当时就有人说，大不了再做一块。其实大家都知道关于这块木牌，史学界从来就有怀疑的声音，从前是因为政治挂帅，不敢说没有。现在思想解放，“再现”这块牌子才需要讨论。
上午小青年们说，大不了再做一块，其实都是冲着老枪去的，揭他伤疤的意思。那时小白还看着老枪笑，他说：“我小时候还看到过你的手迹呢。”
老枪喷过一口烟来，问：“你在哪里看到的?”
小白说不是跟着老师去看展览，就是在书里看到的照片。反正他对这块木牌子有印象。别人也跟着附和，说自己也曾看见过。他们都生在红旗下，所以看见的，一定是老枪做的牌子。老枪点着头笑，然后才慢悠悠地说：“1964年的展览是布置好了，可没通过领导的审查，领导说这个展览太突出租界对上海的作用了。所以，那次展览还没开始就结束掉了，没人拍过一张照片。你们莫不是当时穿着开裆裤，跟领导一起来看的?”
被老枪这样一说，大家都开始拿不准自己怎么会有木牌的印象的。甚至还记得那是用毛笔字写的。老枪食指和中指夹着纸烟，点着这班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青年笑，灰色的烟灰落下来，散了一地。
“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刻薄的人就这么说。
“我是奉命。”老枪说，“就像打仗的士兵一样，自己不承担杀人的责任。”
现在想起来，好像老枪的话更是对小白说的。小白看看自己手里的毛笔，再看看周围的同事们，“嘁”的一声笑了：“让我写啊?”
“写写看，怕什么嘛。”有人怂恿小白，“你这也是再现历史。”
“难怪说历史是个小姑娘，随便人打扮呢。”小白摇着头笑。但他心里有种莫名的振奋轻叩，好像感受到了亲手制造历史事件的魅力。对学历史的人来说，能亲历历史事件，特别是在年轻时代，简直太有吸引力了。
“怎么能这么说，应该说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怎样解释历史。”老枪找来一张八开报纸大小的白纸，传说中的公园木牌就是这样大小。他将它铺在小白笔下。
小白不由得将身体向后仰去，难怪老枪要先夸他的字有旧气，小白心想，这一旧，就要旧到1870年代去了。
“柳体当时最通行了，就写柳体好了。”出主意的刘伟也是刚分配来的历史系学生，与小白同校同届。他的毕业论文是英美在华传教士在19世纪的翻译著作和流通。他从自己桌前站起来，拍拍手说：“来来来，机会难得，让我来见证历史。”
半开玩笑半兴奋的气氛包围了小白。看着年轻同事们跃跃欲试的欢快神色，他想他们心里一定也像自己一样，有些学生气的振奋。他们既如福尔摩斯破案那样求索历史的真相，同样也渴望体会凌驾于真相之上的霸道。刚刚脱离一个专制的时代，这种矛盾的心情完全统一在了他们身上。他甚至在刘伟的眼神里捕捉到一点点怏然，刘伟的字也写得不错，而且是颜体。小白心中的得意油然而生。到底是自己的带教老师，愿意让自己的实习生处于中心。
“就写柳体。”老枪赞同地说。
“那么，从左开始，还是从右开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就应该从右至左，可牌子应该是工部局做的，英国人就应该从左到右。”小白问。
大家讨论了一下，认为这牌子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又发生在白话文运动之前，还是应该从右到左比较像。
“不过，工部局做的牌子，哪怕是当时的公园委员会做的牌子，都应该有英文吧。而且应该把英文放在前头吧。你们想想看工部局的图章和文件，一个中文都没有。说不定这块牌子上根本就没中文。”有人提出了语言问题。
“那华人怎么看得懂。苦力不是全进去了?”
“还有巡捕看门的啊。你还怕因为不懂中文就能进门去?要说到苦力，苦力就是中文也看不懂，他们根本就是文盲。”
“用毛笔写英文有些勉强吧。”小白说，“说不定应该用殖民体英文来写才合适。”
要是用英文，就没必要写出一块牌子来了。小白看了看老枪，老枪正在抽烟，阳光一丝一缕地穿透蚕茧般的烟雾，他看上去像是个幻影。小白叫了他一声，问：“你那时怎么做的呢?”
“就从右到左，写了一行繁体字。”老枪说。
但小白和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们商定，如果要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话，就应该像工部局发布的其他告示一样，同时出现中文和英文两种。虽然工部局的其他告示都同时针对华洋，但考虑到在报纸上曾记载过外国人对公园规定发表过不满，而且欧洲的作家也因此发表过议论，所以不能排除木牌上有英文字的可能。至于那行英文，小白曾在关于上海租界英文论文里看到过：No dogs and Chinese admitted。小白建议用这个说法。
午休结束的铃还没有打，传说中外滩公园的牌子就设计完成了。老枪将那张白纸竖起来，斜靠在壁炉上的大理石架子上，一伙人都站得远远地看，心里计算着，要是做成这么大小的牌子，是不是符合公园大门的尺寸。
“做成什么颜色的呢?”小白问。
“总是黑白两色，按工部局一向的做法。公园完整的章程的牌子也是这样的颜色。”老枪说。
“那不一定就是白底黑字。”刘伟说，“我看到过藏书楼里留着的老照片，工部局的告示牌和英国本土公用设施的告示用的一样，是黑底白字的。”
小白也觉得刘伟说的更接近真相。
老枪沙哑地笑了，拍拍刘伟的肩膀说：“那就听你的。”
老枪将写好的纸收了去，说，交给制作部去完成。听到老枪这么说，小白心里顿了顿，他没料到这事就这么玩笑般地成了。他突然想，要是自己老了，会不会像老枪一样?
小白心中有点飘荡。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违反学术良心的事呢?这个问题老是突然浮上心头，像牛奶开锅似的在小白心头泛滥开来。他对自己学术上的成就抱着朦胧但强烈的期待，他一直期望自己能最终成为德高望重的上海史专家，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如果这一切刚开始，就已经留下污点，像老枪那样，那就太可惜了。小白有时能捕捉到老枪身上隐隐的感伤，那么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意思，他害怕自己也会落到老枪这样的地步。他有时甚至想，大概女孩子失身后，就是这样的心情吧。
对别人而言，公园牌子的插曲早已过去。大家的注意力已转移到甄别租界时代的老照片的年代和人物上了。虽然说学的是上海历史，但年轻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旧上海的照片。照片里呈现出来的那个繁华纷乱的港口城市，强烈地印证了他们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听到的民间传说，却击溃了靠文字描绘出来，又被他们书本化的想象力歪曲了的城市面貌。好像不小心磕开蛋壳，新鲜的蛋黄和蛋清流得满手那样，照片里触手可及的旧国际都市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这就是从前的上海啊。”他们忍不住抬起头来惊叹。
这些年轻人都是解放后出生的，他们记事时的上海，已经过了洋行完全倒闭、镇压反革命、打击银元贩子、改造舞女和妓女、公私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