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两生花
作者：赵柏田
身佝偻的老妇人，似乎岁月的砂砾已经把她身上所有的水分都挤压了出去。有时回想前事，真如恍然一梦。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朵花，一瞬间灿然地开放之后就是世界的永夜，永远那么的黑漆漆，看不到来日里的一点光。
她老了。当康同筏去世的消息传来，令她奇怪的是，她好像听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死讯，几乎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原来，她还以为自己会号啕大哭呢。但那个曾经带给她如许盛大的快乐的男人．在她的生命里真的是可有可无的吗?不，他，包括他的父亲，那是两个塑造了她的一生的男人。他们改变了她，塑造了她，又把她远远地抛开。而她只得一个人在被他们修改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老。她说不出对这两个男人是恨，还是爱。
孤独使她渴望倾诉。她需要讲述这些故事，并在讲述中确证自己的一生。要不是这样，她怕自己的一生真如草尖上的朝露。这样，直到她七十四岁那年，那个有着历史考据癖的访问者的出现。她记得，那是一个樱花迅速颓败的季节，下着雨，空气中都是花瓣沤烂的气息。
此后令她欣慰的是，绫子开始了与她在台北的同父异母兄弟的通信。这血缘上的一点系连让她确信以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场梦。而绫子和她的同一个父亲的弟弟的信件以及她跑去台北的相会。似乎就是世纪之初那场上海情恋的明证。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耳边一直响着电影《薇罗尼卡的双重生命》里的一支曲子，《两生花》。那是小令推荐我听的。那个唱歌的女孩，在一场突降的大雨里，唱出最后一个音符，擦掉额前的水珠，那么好看地笑着，然后死了。“她笑的样子真是好看极了。”小令说。
仿如黑的夜色四处走散，渐成晨光。
白鸟未眠。那人窗前的露水与雾，啊，这件薄的衣裳!
轻笼住了她的肩头和心上。
“她却先死于人间。”
正在进行中的这个鹤子的故事，让我一次次地想起小令说的那个先死于人间的“她”。一场情感的暴雨过后，女人一生的道路几乎全被注定，不可逾越。唯留的温存的残梦，也全成了“窗前的露水与雾”，日光之下，消弭无形。
5．天堂漫游
康有为归国后的一年间，康梁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此时的梁，身为袁世凯内阁成员，而康则蛰居沪上，数次拒绝了袁世凯要他入阁的邀请。但随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显然让他们同时感到了愤怒，两人都卷入了世纪初的军阀政治中。
据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的统计，在1914—1916年的三年间，康有为曾同五十余位军界高级人士发生过联系。这些人手握重兵，占据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大片的地盘。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旧部下，有的是受招安的土匪，有的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和一些激进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出身际遇与效忠对象各自不同，但几乎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本来，康为了养活这个庞大的家庭，每月需有2000元的进账才能勉力维持，庞大的通讯费的支出使他在上海的日子愈显拮据。
1916年，与康有为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是一个叫张勋的军阀。这年早些时候，他在写给张勋的信中暗示说，中国已到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而恢复帝制，清室当仁不让。1917年6月，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拥清废帝重坐龙廷。康应邀坐火车重返北京。这是他自1898年仓促逃离后的首次返京。熟悉的宫墙和屋宇让他顿生怀旧的感伤。他出任了弼德院副院长一职而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但联系到他历来鼓吹以孔教为国教室建国人信仰的主张，这一职务也算是实至名归了。在一首今已残佚的诗中，他描绘了自己那一刻的心情，大意是：丧乱已历六年，随着大龙旗再度飘扬，国家终于重返太平。
而梁启超则站到了乃师的对立面，在“丁巳复辟”发生的当天便通电反对，并说动段祺瑞驱逐张勋。闹剧很快收场，在反对派的枪声中，康有为躲进了美国使馆，闲翻儒家的典籍《春秋》以度时日。
后来的梁启超又如何呢?他出任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这一新的职务的实际职责，是为新的内战筹措军费。但捉襟见肘之下的向日借款，使他在国人的反对声中成了北洋诸军头联手抛出的一个牺牲品，就任财长四个月就不得不黯然下台。这是他后来忏悔的“迷梦的政治活动”之终结，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能够重返政坛。
1927年3月，梁启超及康门弟子自北京南下，到上海为康有为庆贺七十大寿。连离开紫禁城后在天津日租界避难的前清逊帝溥仪。也托人送来了玉如意一柄，匾额一幅。此时的康有为已好久不露面了，他最近的一次公开表态，是致北方军阀的一封通电，要他们按照当初1912年制定的一份协议，恢复溥仪的俸给及住在紫禁城的权力。
此前的康有为已经沉迷干星际漫游的幻想中了。有一次他坐飞机飞临河北保定上空，如同他后来在一首诗里所写，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位自天而降的圣人。对众生的苦难耿耿不能释怀。自那以后，康的心灵一直在天堂漫游。此前一年，他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天游学院”，并且到处撰文和演说，大谈他的神游经历和神奇的梦幻。他甚至梦见过自己在编一份火星地名索引，就像编一份传统的地方志一样。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些诗中，他已经把西方的天文观测与传统宇宙论所说的天堂结合了起来。
过完七十寿辰后，康有为离开上海，去了山东省南部的滨海城市青岛。这次青岛之行，不再有十三年前鹤子姑娘陪侍在侧的快乐。康在青岛开始写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一份感谢溥仪送来生日礼物的长篇谢恩折。他的手虽已发颤，但这篇文字依然布局优美，雅驯工整，书写方式完全按照前清的宫廷礼制。谢恩折追忆了从戊戌年的变法到十年前未遂的复辟期间的纷乱世事，作为一个清室的忠实追随者，康在文中自称老臣、微臣，凡是提到天的，一律比正文高出三字，凡是提到皇帝称谓的，高两字，凡是提到自己时，一律把字都写得很小。寄出这篇文字后，1927年5月的最后一天，康有为在他青岛福山路的寄庐，把他的前清朝服铺在床上，依礼沐浴后，在朝服旁正襟危坐，半小时后死于脑溢血。
得知乃师去世的消息，时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痛哭数日，率清华院全体学生在法源寺开吊三日。那时的他，肯定想起了十八岁那年的秋天在广州和康的第一次会面，以及随后的一次次争论。曾经，那次会面给了他以那么大的震撼，并进而影响到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写于三十岁那年的一篇自述文章中，他曾如是记述过当时的心情：“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其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
两年后，1929年1月，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肾炎、肺病多症并发去世。
责任编辑 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