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述
二十世纪堪称拉丁美洲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第一个高潮就是二十年代前后的地方主义文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英法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粉碎了欧洲文明优越的神话，促进了拉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在这种带有根本性的世纪转折中，人们普遍产生了对欧洲历史文化的失望和排斥情绪，认识到新大陆的历史绝非一部野蛮史，而是有过灿烂的印第安文化，因而要求抛开欧洲模式，努力去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走自己独立的文学道路，创造民族文学。歌颂进步，宣传资产阶级精神文明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也就逐渐消退，终于为自然主义、民族主义及地方主义文学所代替。可以说，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潮流是民族自豪和重新评价民族价值的产物。
在此之前，拉丁美洲自然主义没有形成完整的有影响的潮流，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是坎巴塞雷斯 （1843—1888）。他的作品突出地反映了对欧洲理性王国幻想破灭后所产生的颓废情绪和灰色世界现，以及政治上的失望所引起的道德沦落。他写过四部长篇小说：《波特——波乌里：一个浪子的口哨》、感伤的音乐》、《没有自由》和《在血中》。在当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中，它们有一定的代表性。
新的创作倾向开始形成。与坎巴塞雷斯等自然主义作家相反，很多作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美洲的地方文化和土著文学上，积极提倡发展民族主义文学。里卡多·帕尔马（1833—1919）研究印第安文学，写下一部《秘鲁传说》；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采用现代文学技巧来创作高卓牧民的诗哥，发表了《马丁·菲耶罗》，这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史诗。它已经成为阿根廷民族文学的瑰宝、拉丁美洲文学的典范作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何塞·欧斯塔西奥·里韦拉 （1889—1928）的《旋涡》、罗慕洛·加列戈斯 （1884—1969）的《堂娜芭芭拉》和里卡多·吉拉尔德斯（1886—1927）的 《堂塞贡多·松勃拉》的发表，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幼苗在拉美已成长为地方主义的大树，形成了本世纪初拉美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些作品，在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上吸收了现代世界文学的营养，但与以前模仿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及新古典主义的作品不同，它是地道的美洲大陆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它标志着拉美人民不仅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思想、文化艺术上获得独立和解放，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地方主义文学是一种全新的创作，它尤其注重当地风土人情和自然景物的反映和描写。它描绘这个未开化的布满原始森林和草原的大陆，充分表现拉丁美洲独特的自然风光：辽阔的潘帕斯草原、骁勇豪爽的草原牧民；热带森林独特的压力，暗无天日的窒息，森林中缥渺的魔影，昏热病，橡胶工人悲惨的生活。它用草原、林莽、暗无天日的绿色监狱代替了现代主义代表作中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异国花园；用毒蛇、鳄鱼、食肉的蚂蚁代替了睡莲、玫瑰、天鹅；用橡胶工人、高原牧民代替了公主、王子和仙女。总之，它力图用对大自然的夸张膜拜来代替古典激情。
这样一种新鲜的创造，对于拉丁美洲文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地方主义文学对地方传统、迷信、印第安神话的提炼和发展；对大自然及人物神话化的描写，为以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拉丁美洲文学进入现代世界文学之林的前奏。
拉丁美洲地方主义文学独特的地方色彩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当然在艺术上还不能自成体系，没有达到使欧洲叹服的高度。
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另一重大文学潮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现代派作品有很大不同。它并非为了寻求新的艺术之花，在艺术上标新立异，而是面对现实，以杜会问题为中心来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特别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它以劳动人民代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成为文学的主人。现实主义文学对资产阶级文明，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暴露、批判，对城乡下层人民的生活处境寄予深厚的同情，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当时，它的创作思想基调是反帝反封建，要求改变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的现实，解放劳苦大众。因此，二十世纪拉丁美洲现实主义文学是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文学。它明显受到当时整个世界文坛的现实主义（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潮流的影响和推动。在艺术手法上，现实主义文学又深受现代主义运动、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对于拉丁美洲文学来说，一个独特而奇异的现象是：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也是优秀的现代派代表作。对于整个流派来说，主要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葛高利·罗伯斯、罗梅罗、罗伯·葛麦斯、米盖尔·安赫·来·梅兰德斯、西罗·阿莱格丽亚等。重要作品有《在底层的人们》、《绿色地狱》、《大围猎》、《金属魔鬼》、《地下》、《太阳之下》、《玛鲁尔·罗哈斯短篇小说》、《广汉的世界》、《农舍》等。这些作家作品对于当代拉美文坛具有文泛而深刻影响。
●高乔史诗的巅峰——埃尔南德斯的 《马丁·菲耶罗》
阿根廷著名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出生于一个庄园主家庭，他的经历丰富，当过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和军人。由于自幼开始的牧场劳动，他熟悉、了解高乔 （也泽高卓）牧民，而且从精神、文化上，形成一种与高乔牧民割不断的天然联系。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色彩，抗议腐朽政治、抗议对高乔牧民的迫害。创作上，他又重视艺术质量。他批评有些民间诗歌作者不注意质量，因为有人不信民间文学，认为那不是艺术。他主张发展民间文学来战胜欧洲精神、欧洲文明。他的诗歌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们是“一曲反对崇洋媚外者的战歌。”
人们认为，埃尔南德斯是阿根廷诗歌传统的优秀继承人，当然也是高乔人诗歌传统的优秀继承人。埃尔南德斯以高尚的美学格调，接受了他以前高乔人诗歌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可以说他是高乔人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
《马丁·菲耶罗》全诗分上下两部：《高乔人马丁·菲耶罗》和《马丁·菲耶罗归来》共计46章，1588节，7210行。这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史诗，已成了阿根廷民族文学的瑰宝。它是拉丁美洲文学的典范之作，是三大高乔文学作品中最完美的一部。这部长诗揭露了政府官员欺压老百姓，以及行贿、受贿和偷盗行径，还鲜明地表示了反对崇拜欧洲，反对只看见欧洲文明，不重视民族文学的错误倾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民族精神。
在《马丁·菲耶罗》这部诗歌中，讲述了马丁·菲耶罗一生不幸的遭遇和顽强的斗争，描写了他十年流浪生活的苦楚。同许多普通高乔人一样，马丁·菲耶罗无辜被抓到边防军，把家产交给没有经验的妻子和年幼无知的孩子，历尽了三年边关从军的苦痛。他偷跑回家，以为可以开始安定幸福的生活了，没想到家里已经空空如也，妻子和孩子都已不知去向。他只好离乡背井，开始了孤独、寂寞而艰辛屈辱的流浪生活。流浪中，由于遭受侮辱讥讽，他杀了一个黑人和一个高乔人，从而又成了一名在逃犯。这期间，他结识了克鲁斯，两人生死患难，穿过沙漠流落到了印第安人手中，当了五年俘虏，后来偶然逃出，又回到了高乔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获悉妻子已经不在人间。他用自己的亲生经历和体验感触，对两个儿子进行了一番人生哲理的教育。父子三人最后各奔前程，自谋生路，全诗在马丁·菲耶罗的自弹自唱中结束。
《马丁·菲耶罗》的语言也象它的诗体一样，具有自己的特色。高乔诗歌要求描写乡村的题材和环境，并要求用高乔人的语言来描写。高乔语言的构成，有多种因素：古代的语言、重音的移动、语音的变化、成语的移动。这首史诗在语言上十分简洁、生动、形象，还用大量比喻深入浅出地表达思想，最突出的是用农村自然现象和动物对比。诗人这样比喻思考的重要性： “反复咀嚼的牛奶水最好。”这样描写一个吃醋的牧民：“我不喜欢别的公鸡在我的母鸡跟前咯咯叫。”对激动的准备战斗的牧民这样描写：“我的心像叫个不停的青蛙，起伏翻腾使我不得宁静。”有的段落和诗句饶有意趣。比如劝人不要见异思迁，对爱情不忠实：
你别老换窝，没好处，
换了情人的母牛下犊晚。
学老鼠。
生在哪儿，就呆在哪儿，
占着一角不动窝。
长诗在结构上严谨有序。它夹叙夹议。上下两部出版时间相差八年，但阅读起来仍是浑然一体。这固然因为主人公一致，还与在情节安排和结构处理上非常匀称和谐有关。在上下两部的前奏中，有着相似的抒情章节和政治隐喻。主人公也都冲破了某种社会的束缚：在上部逃脱政府的追捕；在下部逃离印第安部落。而且前后都有亲朋的聚会，相会后各自都要叙述自己的经历，总之，全诗中，叙述、描写和对话三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被歌手有机地联在一起，而正是诗人自己在担任着解说。
史诗在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描绘出了高乔牧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内心思想，尤其是刻划了马丁·菲耶罗这个形象。高乔牧民都是终生被追捕的逃犯，遭受着不可名状的苦楚。他们面对困难，却表现出了高傲不屈的性格。诗中这样写道：
不管多么痛苦
恶运怎样折磨，
千万不能，
永远不能低头。
虽然生活极其贫困，他们却不自卑，并用幽默诙谐的口吻自我解嘲。
谁也不能剥夺，
上帝给我的“财富”，
我带到世上来的，
还要由我从世上把它带走。
贫困的生活，社会的压迫，使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浪生活中，牧民们上了自己的“大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并用通俗凝炼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
将法津比作宝剑，
这比喻十分恰当：
谁持剑谁会看到，
利刃应砍向何方。
从来是剑刃向下，
哪管他姓李姓张。
要想混得好，
只有一个宝，
个个笑脸相迎，
处处点头哈腰。
在描写高乔牧民的同时，诗人重点写了马丁·菲耶罗。他是史诗主角，也是讲故事的人，也是全诗中唯一有名有姓的人。马丁·菲耶罗从“边防军”回家乡，看到家园已成废墟，儿子失散，妻子跟随他人而去，他的心碎了，痛不欲生，但他没有嚎陶大哭、捶胸顿足，也没叫骂震怒，他哀哀地呻吟，伤感地原谅了他的妻子。后来，他结识了一个朋友克鲁斯。这个人物的出场更加突出了马丁·菲耶罗。从他的身上，马丁·菲耶罗看到了自己。从文学角度讲，克鲁斯是马丁·菲耶罗仅有的一个听众，但两个人就可以互诉衷肠，避免总是一个人唱独角戏。这样，克鲁斯就象古典史诗中英雄人物的侍从一样，成了马丁·菲耶罗的陪衬。此外，他的长子、次子的经历也都丰富了故事情节，成了马丁·菲耶罗的辅助形象。并以一家喻大家，展示了马乔人的普遍命运和遭遇，从而构成对社会的批判。《马丁·菲耶罗》还是一部用现代文学艺术技巧，精雕细刻而成的民间诗歌。它不仅没有离开或破坏传统的民间风格，而且赋予它更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从政治内容看，也不是无政治目的的即兴诗歌，而是歌颂了为争取自由、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揭发了社会问题，要求社会改革，有着深刻思想内容。因此，我们说《马丁·菲耶罗》源于民间，集中了民间歌谣的一切优点。如高乔牧民都是即兴诗人，相遇都要对歌，这种风俗由来已久，在潘帕斯草原上盛行流传。对于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这部史诗中也有生动的表现，马丁·菲罗和一个黑人歌手的对歌，就写得十分精彩和生动。
在论及《马丁·菲耶罗》的文学地位时，有人将它和《堂吉诃德》达到了骑士文学的高峰的话，那么《马丁·菲耶罗》则达到了高乔史诗的顶峰，并且结束了高乔史诗的时代。据说史诗出版后深受阿根廷人民爱戴，他们把这部作品看成自己的民族史诗。
●大自然的礼赞——里韦拉的 《游涡》
何塞·欧斯塔西奥·里韦拉 （1889—1928）生于哥伦比亚的涅瓦。他的父母虽属名门，但家境并不宽裕。大学毕业后，他在政府部门任职。1922年，他被任命为委内瑞拉一哥伦比亚边界划分委员会委员，这使他有机会和一些技术人员一起，到奥里诺科河及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丛林里进行考察。在这里，他目睹采集橡胶的工人那种奴隶般的劳动、监工的残暴、工人妻女的厄运、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残酷野蛮。1924年回到首都后，他立刻以这段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漩涡》。此书出版顿获成功。
里韦拉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过两部文学作品：1921年发表的《上帝许给的土地》和1924年发表的《漩涡》。深刻的社会内容，成熟的写作技巧，使 《漩涡》成为拉丁美洲文学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它也是拉丁美洲地方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作为里韦拉唯一的长篇小说，它的情节并不复杂。小说以主人公图罗·科瓦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展开。科瓦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勾引上年轻美貌的姑娘阿丽霞之后，为逃避家庭和社会的谴责，他们私奔逃到卡桑那雷草原，住在法郎哥和他的妻子格列珊尔达的旅店中。起初，科瓦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抛弃阿丽霞，但不久即发现姑娘已经怀孕。小伙子受到良心的谴责，对阿丽霞产生了真正的爱情。法朗哥的妻子格列珊尔达是个轻浮的女人，她企图勾引科瓦，但遭到拒绝。这时，一贯行骗的人贩子巴雷拉来到这座庄园，他把维卡达原始森林里的生活吹嘘得天花乱坠，格列珊尔达动了心，准备跟巴雷拉去往那里。
有一天，法朗哥和科瓦外出放牧一群奶牛，回家时得知人贩子巴雷拉已经拐走了他们两个的女人逃往森林。他们急忙追赶。在丛林中，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四处打听巴雷拉和两个女人的下落，但没有结果。无奈，他们只好在印第安部落中生活了几天。一天，他俩遇见了老橡胶采集工人西尔瓦。老人一生含辛茹苦，备受监工的欺侮与剥削，为寻找儿子的遗骨在丛林里飘流。三人于是合作，踏上了寻找亲人和追捕仇人之路。严酷的现实生活，教育了科瓦，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尤其是三人来到橡胶种植园后，目睹了采胶工的悲惨处境，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写信给哥伦比亚领事，揭露外国种植园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但政府方面迟迟没有回音。恰在此时，他们也找到了阿丽霞和格列珊尔达。这时的她们已成了巴雷拉的女奴，阿丽霞早产，已生下了一个孩子。科瓦杀了巴雷拉，救出两个女人。最后他们走向了林莽的深处，从此便失踪了。
里韦拉在小说中没有象一般的小说那样，单线发展，而是列出了一主一支两条线索，以科瓦寻找阿丽霞为主线，老橡胶工找访儿子为支线。通过两条线索的发展，反映热带丛林中终身被奴役的橡胶工人贫困悲惨的遭遇和受尽剥削的残酷情景，从而批判不公正的社会现实。
小说中发表之后，很多读者认为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认为作者里韦拉就是书中主人公科瓦。其实不然。研究一下里韦拉的生平之后，便会发现，科瓦其人其事还是属于小说虚构。科瓦放荡不羁的性格，诱拐阿丽霞之后的良心发现，采胶工人悲惨生活对他的震动，从报私仇到为正义而斗争的思想转变，所有这些情节，都是作者精心设计、提炼和加工的结果。次要人物中的美与恶的对立以及情节细节，更是作者艺术加工的结果。连人物的名字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如法朗哥意味着“忠诚与坦率”，西尔瓦意味着“忠厚的森林”。所有这些表明，《漩涡》虽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但决非单纯的生活写照，而是作者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加工的结果，属于作者的创造。
《漩涡》的艺术特色是此前的拉美小说中不多见的。
地方主义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夸大、膜拜大自然的威力。里韦拉笔下的热带大森林，集中了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而人则成了这种不可控制的巨大力量的牺牲品，在夸大大自然威力方面更加独特。在小说中，大林莽是活动的、沸腾的、喧嚣的，好像植物和动物都在说话和行动：吵闹的群猴、袭击生物的蚁群、埋伏在水潭里的鳄鱼、尖叫的野鸟，甚至“无数的花朵，以肉感的悸动在收缩，分泌出粘糊的汁液，使人象吃了药一般地麻醉；邪恶的藤蔓发出嗡嗡之声，使动物不知所向……”。就是在这样危险四伏的恶劣环境中，采胶工人一面割胶一面抵挡着“云雾般密集的蚊蝇的进攻和林莽瘴气的侵袭，树和我都在受苦，都面对着死神在流泪。”如此阴湿寒冷、不见天日，如同监狱一般的森林，在作者对大自然的膜拜之下，写得如同散文诗，如“太阳下山时金黄、绯红的云彩，有如天使的罗衫，为什么不在你的拱顶摇摆，多少次我的灵魂叹息着，透过你的绿色迷宫，憧憬着远方，太阳把云彩染成紫红色，那边有我的家乡，有忘不了的平原，积雪的山峦，我仿佛看见在山峦的顶峰之上。”这可怕的森林被比喻成“寂静的妻子”、“孤独与雾霭的母亲”，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
然而森林是可怕的，它拥有威胁甚至战胜人的巨大力量，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人总是无能为力，胜利属于大自然。实际上，这故事本身就是热带森林中的一场恶梦，森林中有一种可怕的景象叫“中邪”，它是由于长年累月生活在监狱一般黑暗阴湿，不见阳光的大森林中，浓密阴湿森林的压力使人们精神恍惚，产生的幻觉。“中邪”之后，耳朵嗡嗡叫，脑袋发木，树叶都象鬼怪似的活动起来。然后，面对着无能为力的人们，森林便“张开血盆大口，吞食着被饥饿、绝望驱赶到它口中的人。”
在解释人们在森林中神经错乱发作原因时，作者艺术地把森林人格化，把森林变成了有感觉的人，它因人吮吸了它的“血液”橡胶而报复。描写人的意识消失、中邪及变成兽性动物的过程，把森林当作居心不良，有意识有感觉的人，它要吞食一切敢于入侵到它内部的人，这些都是作者的艺术贡献和创新，对后世的拉美文学有着深刻影响。
森林是残酷的，但是比这更残酷的还有种植园主和监工的皮鞭、棍棒和枪弹。大批采胶工人不堪忍受这种地狱般的生活，或吞下胶乳自杀，或死于枪弹之下，面对这可怕的处境，唯一的出路是奋起斗争。科瓦他们斗争了，也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命运之神却安排森林吞噬了他们。作者忠实地写出了这样一种不幸的安排。
另一艺术特色是小说明显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在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具有现代派特色。这是因为里韦拉是在现代主义和克里约主义的交汇中成长的，无形之中他的小说也要受到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冗长的句子，过多的形容词，写景的散文中往往夹有诗句。在表达思想时，作者喜爱采用反义词的对比：“为了可怜的肚子，丢了灵魂、精神。……追求未婚妻的人，却遭到白眼拒绝，梦想家室妻子，却只有过路情人。”另外，修辞用字也很讲究。有些比喻如橡胶树“像神一样流着白色的血液”，都反映了现代派文学抒情的格调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漩涡》带有现代主义的一些特点，但总的看来仍属地方主义作品，它在主题、内容上和现代主义都有很大差别。
《漩涡》1924年发表之后，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对作品以及作者大为不满，指责里韦拉，说他歪曲事实真相，故意喧染黑暗面，酷嗜流血和残暴场面等等。但是对于拉丁美洲的进步作家来说，里韦拉的这部小说长期一来一直是一面旗帜。同时，里韦拉也以他文学创作的成就推动了哥伦比亚民族文学的发展，为民族文学新的流派风格奠定了基础。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加列弋斯的 《堂娜巴巴拉》
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弋斯 （1884—1969）是拉美小说的又一重要代表。他出生于加拉加斯。作为一位积极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1947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但次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于是被迫流亡到墨西哥进行政治避难。1952年他在古巴出版《风中草屑》。1958年军政权跨台后回到祖国。不久，被政府授予全国文学奖，阿根廷总统和秘鲁政府也分别授予他“圣马丁大十字勋章”和“太阳勋章”。
加列弋斯作品的主题都是文明人与地方恶霸、大自然的斗争。他的作品具有一般地方主义作品的特色如崇拜大自然等，同时还具有浓厚的社会现实主义的特点。他的主要作品有《攀登者》、《最后一个家族》、《坎塔克拉罗》、《卡纳伊马》、《风中草屑》等。但真正使加列弋斯进入拉美第一流作家行列的作品，是192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娜巴巴拉》。这是一部描写大草原和草原上的人的优秀小说，作者说，他曾在1927年4月去阿布雷大平原搜集素材，他为当地居民讲述的许多人物和故事所激励，于是下决心非写出《堂娜巴巴拉》不可。
《堂娜巴巴拉》情节曲折。小说中，美丽的混血姑娘巴巴拉在一艘强盗船上当厨娘，十五岁那年，船主打算将她嫁给一个麻风病患者，幸亏一个名叫阿斯德鲁瓦尔的年轻流浪者的帮助，杀死了船主，才免遭于难。但不幸的是，械斗中阿斯德鲁瓦尔也被杀害，巴巴拉惨遭其他船员们的蹂躏，从此，她仇恨所有男人。发誓报复男人。
一天，巴巴拉偶然遇到年轻的庄园主罗伦佐，二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同居并生下一女儿。罗伦佐嗜酒成性，不顾家庭，动辄打骂巴巴拉，这勾起了巴巴拉心中对男人的仇恨，她的爱情和良心也随之泯灭。她运用各种手段和计谋，在律师的帮助下，乘机攫取罗伦佐的家产，并摧残他的身体，然后抛弃了他，将他和女儿赶到一间破旧的茅屋。从此，她胡作非为，依靠一群恶棍偷盗他人的牲畜，强占别人的土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不久便成为奥里诺科河以北的土霸王。还凭借自己的美貌、权势，虐杀一切落入她手中的男人。
阿塔米拉诺庄园与巴巴拉庄园毗邻，其少庄主鲁萨多由于家庭纠纷、世代冤仇，十五岁时就离开家乡和母亲，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在现代文明的培育下成长。成年以后，母亲逝世，他回到故乡。整顿已被贪婪的不忠实的管家搞得破败的庄园。这时，巴巴拉买通了地方官吏，在他们的庇护下偷盗鲁萨多的田产、牲口。在回乡的路上，鲁萨多已从船夫的口中了解到巴巴拉的为人，到家后，他试图通过善意的谈判和法律手段来制止巴巴拉的非法行为，但无济于事。一时他面临险恶的挑战。
巴巴拉一见到鲁萨多，立即为他的风度所迷住，决定把鲁萨多变成另一个罗伦佐，也就是说要从物质上、身体上吞掉他，既占有他的财富，又满足她的欲望。但鲁萨多聪明干练，全然不为她的美色所动。巴巴拉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征服他。
没多久，鲁萨多认识了巴巴拉的女儿马丽塞拉，他倾心爱慕这位美丽姑娘，热烈地追求她，同时又教育和帮助姑娘，劝她过文明的生活，最后两人决定结婚。
巴巴拉闻讯后极为震怒，决定杀掉自己的女儿。她立即赶到鲁萨多的庄园，透过窗户，只见女儿和鲁萨多正亲热地坐在一起。强烈的嫉妒心使巴巴拉拔出手枪，瞄准了女儿的心脏。但是，看到女儿那样痴情。幸福地望着未婚夫，“她的手臂掉下来没有开枪，”她在瞄准女儿心脏时好像突然看见了自己，在荒野的河滩，篝火照耀下，一个纯洁的少女正和阿斯特鲁瓦尔谈恋爱。她的良心发现，她的爱情复苏；她的母爱唤醒。她无法下手。最后，她把财产留给女儿，悄然乘船离开了草原，从此不知去向，文明终于战胜了野蛮。荒凉未开化的大草原获得了新生。
《堂娜巴巴拉》这部长篇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重视内心描写。作者特别善于通过个性化的人物对话，荒凉大草原的生活，尖锐的矛盾斗争，来刻画人物。首先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巴巴拉。巴巴拉是草原的女儿，是野蛮、落后、保守势力的象征，她是这个野蛮、落后、保守的社会的产物，她的性格特点是这块未开化的土地所决定和塑造的，是凶猛的大自然、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人际关系所锤炼出来的。但她又是一个私生女，十五岁那年，残酷无情的命运使她失去了父亲和爱人，又被水手轮奸，心灵受到残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男性的恶意和她的青春欲火混杂起来，使她成为“吞噬男人的女人。”并养成了自私、贪暴、残忍的性格，因此她是草原蒙昧的牺牲品和代表。
巴巴拉这个形象具有深刻的的典型意义：野蛮的大自然造就了野蛮的人，她身上带着一种野蛮的力量，一种凶残的破坏一切的力量，她是任何文明、进步力量的敌对者。为了表现她这颗混浊、晦涩、不可捉摸、若事生非的灵魂，作者不是让她自己表白，而是通过景物的对比，把景物与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奥里诺科河上她牺牲了美好的青春；圭亚那河畔她燃起了复仇的烈火；在阿布雷大草原上她强占别人土地，偷盗他人的牲畜……总之，她的一切行为都与大自然 （大草原大河）紧紧联系在一起。
十五岁的小巴巴拉是一个被野蛮力量摧残的晦涩的灵魂，一个牺牲品。在这个牺牲品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滋长了草原的凶猛，野兽般的贪婪和残暴。为了生存，她和地方贪官和恶势力串通一气，出卖肉体、灵魂，不要女儿，不要爱人，恶狼般凶猛地吞噬土地、财产，终于成为地方上最大的恶霸。
虽然巴巴拉野蛮、落后，但她同时又妖艳招人，能迷惑所有的男人，罗伦佐就是被她吞噬的对象。 《巴格罗尼亚的幽灵》一章中，作者通过描写她摧残罗伦佐的惨状，来衬托她的残暴、凶狠。
与巴巴拉相对立的，是鲁萨多这个形象。小说中，鲁萨多代表文明、现代化，他肩负的责任不仅是战胜野蛮、落后，更重要的是改变野蛮和愚昧。鲁萨多不是任何其他地方的英雄，他身上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他是草原的主人，而且仅仅是委内瑞拉草原的主人。小说一开始，表现他熟悉地方恶霸帮派的势力，勇敢、机敏、沉着地应付。在《驯马》一章中，作者通过他驯服一匹勇猛不驯的枣红马，充分说明作者通过他那豪放的牧民性格，指明他是草原的英雄，而不是只会说教的书生。接着，通过他和恶霸的斗争，生动地刻画出了他这个草原改革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形象。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文明的力量。
作者通过巴巴拉和鲁萨多这两个对立形象的斗争，揭示了小说主题：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说明文明不仅可以战胜野蛮，而且最终可以改造它，巴巴拉的女儿马利塞拉，就是一个被改造了的现代化草原的代表。这样的主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善于运用象征手法，是《堂娜巴巴拉》的又一艺术特点。一些人物的名字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如鲁萨多的含义是“光明的圣徒”，他的庄园阿尔塔米拉的意思是“高瞻远瞩。”巴巴拉名字的含义是“野蛮”，她的庄园米埃多的意义是“恐怖”。
作者在小说中充分挥洒他那优美抒情的笔墨，他所描绘的委内瑞拉大草原上的风土人情令人神往。驯马、围场等场面的描写，衬托着辽阔的草原和湍急的河流，加上草原人的生活习惯和民间传说，构成一幅幅色彩绚丽的风俗画。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了解，以及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强烈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既具现实主义的特点，又有现代主义后期的艺术风格。
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得《堂娜巴巴拉》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它与《漩涡》和《堂塞贡多·松勃拉》，并称为高乔文学和拉美长篇小说三大经典。
●高乔人的颂歌——吉拉尔德斯的 《堂塞贡多·松勃拉》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里卡多·吉拉尔德斯（1886—1927）生于一个农村贵族家庭。在阿根廷大草原上一个爱好和平的高乔牧人家庭里长大成人，这段时期的生活，为他以后创作地方主义作品，作了充分准备。当他成了作家时，才迁居拉·波尔坦亚。那时，吉拉尔德斯已是一个受过完备教育的人，他熟知欧洲文化，曾不止一次地访问过欧洲，并在巴黎住过很久。欧洲的文明和巴黎的艺术技巧，为他熟练而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
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对阿根廷民族文化的挚爱，是吉拉尔德斯创作的思想特色。作为一个作家他也受到后期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诗歌的影响。
吉拉尔德斯的早期作品，如《玻璃铃铛》（1915）、《死亡和鲜血的故事》（1915年）、《拉乌乔》（1917年）等，以风格别致见称。对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以及那引起作家的童年回忆的自然景色，表现得十分出色。高乔人的和平、健康的生活，同资本主义的大城市的气氛，在小说中作了对比。
1926年，吉拉尔德斯的长篇小说《堂塞贡多·松勃拉》出版，它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它的发表，标志着作者艺术、思想上的成熟，它是拉丁美洲二十年代以来流传最广，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之一。创作用了六年时间。全书共二十七章，以主人公卡塞雷斯回忆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它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乡村，有一个十四岁的孤儿卡塞雷斯，住在姑母家里，他的两个姑母都是虔诚的教徒，很不喜欢这个顽皮的野孩子。对他不是打骂禁闭，就是教他祈祷、做礼拜，从来没有一个笑脸。在这种冷漠的环境里，他养成了乖僻不驯的性格，逃学，在街头流浪，怀念家乡牧场上度过的童年生活，讨厌姑母。
有一天，他正在街上闲荡，碰到高乔牧人堂塞贡多·松勃拉，这个象影子一样的神奇人物，使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他决心逃跑，离开家庭。跟随他心目中的英雄，来到了潘帕斯草原。草原骑士对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成了堂塞贡多·松勃拉的徒弟，跟着驯马、赶马。五年过去了，经过草原上的风吹日晒，霜打雨淋，他在艰苦的劳动中变成了地道的高乔人，并被堂塞贡多·松勃拉收为养子。养父的言传身教，乡村风土人情、草原的万千气象，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流连忘返。
后来，卡塞雷斯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的生身之父法维奥逝世了，留给他一份巨额的遗产。一夜之间，他由贫穷的牧民变成了大庄园主。他和养父一起回到故乡，在牧场定居下来。新的条件、地位使卡塞雷斯对书本发生了兴趣，变成了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这时，堂塞贡多·松勃拉看到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他的牧民精神和风度，确信他已经长大成人，便离他而去，重新去过他那无拘无束、浪迹天涯的生活。
小说一问世，便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高度赞扬。一方面是因为他用现代主义艺术技巧表现民族主题，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和高乔民族的民间语言、地方语言结合起来，表现出很深的文学造诣，另一方面，因为他刻划的人物、使用的语言，同读者的民族主义心理，当时流行的艺术风格高度吻合。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是通过已经过时的美学镜头观察到的，这更增加了它的魅力。
《堂塞贡多·松勃拉》虽然情节简单，但它的结构非常紧凑、简炼。不仅匀称，而且前后呼应。小说按内容可分三部分。分别讲的是童年生活、草原生活和庄园主生活。草原生活的描写占有很大篇幅。在第一部分，故事是直线发展的，当讲到每次赶牲口的过程时，作者突然中断连续讲述，从第二部分草原生活开始，全部由零星的回忆以及草原生活中有意思的片断组成，没有了任何发展线索。到第三部分时故事又继续发展，直至最后结束。手法变换使故事有了新的内含。
本来，作者完全可以按着一次又一次赶牲口的过程，叙述主人公五年的生活直到结尾，但这样难免变成流水帐，于是，作者采用一种新颖而紧凑的结构，采取围绕典型的办法，突出重点，避免重复，将卡塞雷斯生活中最有意义、最吸引人的镜头推到读者面前，同时又顾及并展示其他生活侧面。
这种典型和个别侧面结合的描写方法，加上三次回顾，使本来可能很单调的叙述变得紧凑、生动，更具艺术魅力。从而使小说构成有机整体。
作者在小说结构上还很注意前后呼应。堂塞贡多·松勃拉的出现和消失，都是在黄昏时分，而且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来形容的，这种写法有利于突出人物形象。
正像任何一部经典小说一样，《堂赛贡多·松勃拉》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永恒的典型，一个具有纯朴的男子汉气慨和自由理想的高乔人的象征。对于堂塞贡多，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法维奥·卡塞雷斯，从不同侧面描写堂塞贡多，从而塑造出这个典型的高乔牧民、草原上理想化的劳动者，一个现代文明的培育者和亲密朋友的象征。
与《堂娜芭芭拉》不同，《堂赛贡多·松勃拉》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潘帕斯草原的英雄，高乔牧民的形象，因此，小说中摒弃了一切与社会斗争有关的描写，相对超越了时代，更多地在草原劳动中突出英雄人物。
首先是在难度很大的需要技巧和勇气的驯马活动中，描写堂塞贡多。第四章一开始，这位驯马能手驯服了那匹别人不能驯服的马。这更突出了他的智勇双全、技艺高超，但这还只是一个感性形象。究竟堂塞贡多是如何练成这等身手的，经历过怎样的甘甜苦辣，作者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笔锋一转，开始描写堂塞雷斯学习驯马的情况，中间穿插德麦特里摔下马来却睡着的描写，表现了这种工作的辛苦、劳累和危险，更揭示了堂塞贡多这种超人的功夫、过硬的本领的来之不易，也体现了主人公的非凡人格。
草原生活，如此辛苦、危险，高乔牧民却热爱这种生活，不肯离开草原。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意义，生活就是劳动。书中写道：“在高乔牧民看来，舒适、安逸只不过奴役、摧残了人类，使人堕落、沦丧。在雄武的劳动中，他们必须为争取生命的时刻而斗争。”正是这种高乔牧人的本性，促使堂塞贡多放弃安逸、舒适的庄园主养父生活，重新回到草原，过那种冒着生命危险，风吹雨打、劳累辛苦的牧民生活。也正是因为这种高乔牧人的本性，卡塞雷斯在得知他将要继承一批遗产而成为庄园主时，不但不高兴，反倒为即将失去的贫穷感到悲伤，因为“贫穷的后面有一连串我对流浪的草原生活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我在草原赶牲口的志愿，渴望在草原上行进，渴望在草原斗争，获得更广阔的天地。”这些描写说明高乔人懂得过去的艰辛，知道谁劳动，谁创造财富，谁就是财富的主人，世界的主人，历史的主人。
小说充满诗意地把高乔牧民描写成自由人，一种勇敢、高尚、孤独的人。堂塞贡多就是这样一个爱孤独、爱自由的人。他沉默寡言、憨厚、宽容，对他来说“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他爱自由。他最喜爱的活动是永远不断地在草原行进，他最喜爱的谈话是自言自语。”他的这种性格，是单调、惊险的草原生活养成的。对于堂塞贡多的性格描写，作者先作点染，然后通过描写卡塞雷斯，再深入刻划堂赛贡多的性格。卡塞雷斯是堂塞贡多的徒弟，不仅在技艺上，思想上他也向堂塞贡多学习。堂塞贡多的生活经验、人生哲学在他身上都完整地体现出来。“斗争中的坚毅，战胜困难的决心，信心。”“对外地人相处谨慎”、“对朋友真诚、信任”，按照有其师必有其徒的简单道理，堂塞贡多的品德性格就更全面的表现出来了。
小说还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其中有象征派和印象派的手法。堂塞贡多是一个神秘的、英武的骑士，但作者没有正面讲述，而是通过卡塞雷斯，这个十四岁孩子的眼光，来使他理想化。在卡塞雷斯的眼里，堂塞贡多不是人而是神，“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是某一种神秘的东西”。然后作者运用印象派绘画的手法，用简炼含蓄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堂塞贡多骑着骏马，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地平线上的画面，更加突出了堂塞贡多的神秘性。
小说中象征派手法的运用也很多，书名既是高乔牧人的名字，又有“影子、理想、幽灵、形象”的含义，暗示着高乔牧民理想化形象的内含。
小说的另一特点是极少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这是由主人公的身世和性格所决定的。同时要求语言运用上的恰如其分。正好作者自己所说， “受人物的局限，我必须十分谨慎，不能以他之口畅所欲言，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使表述尽善尽美的愿望。”
今天，高乔人早已消失。但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高乔人的形象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它为美洲精神和文化独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先河——阿苏埃拉的 《在低层的人们》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37—1952）是本世纪上半叶墨西哥最杰出的小说家。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医学院学医。取得医学硕士后，边行医边创作。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阿苏埃拉参加了马德罗的部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1916年，他完成中篇小说《在低层的人们》，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认为它是墨西哥大革命时期的经典之作。从 1923至 1952年，他共创作了十四部小说，为墨西哥文坛留下了宝贵财富。1949年，他获得全国文学奖。
阿苏埃拉一生创作了二十五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他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读者提供了墨西哥革命斗争的第一手资料。他并未停留在纪事阶段，而是对选择的角色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塑造出形象鲜明的英雄群体，准确地反映出一个处于激烈变革的历史时期。
他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参加墨西哥革命前。写下三部小说：《玛丽亚·路易莎》、《挫败者》和《莠草》，它们忠实地记录了1910年前后的墨西哥社会生活。第二时期是作者最成熟、多产的时期，从他参加墨西哥革命开始，代表作是《在低层的人们》、描写了伟大的墨西哥革命。小说中，他吸收了欧洲先锋派的某些技巧，开辟了拉丁美洲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新纪元。其他作品有：《酋长们》、《苍蝇》、《多朱迪里约想当议员》、《一个正派家庭的苦恼》、《萤火虫》等。
第三时期，作者停止了医务活动，专门从事写作。这个时期的作品又回到他早先的现实主义纪事风格上，讲述了墨西哥革命中的许多动人故事。如 《潘多哈同志》、《前哨》、《新资产阶级》、《起义者》、《先驱》等。
《在低层的人们》最初在《北方通道日报》上连载，1916年由该报社出版全书。它描写一次农民起义爆发、胜利的情景，揭示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和最终的失败，表现了作者对起义和革命的思考和总结。
小说情节简单。德梅特利奥不堪忍受官府的欺压，率领二十五个农民起义反抗。官府知道后，派人烧了他的家，于是，他将妻儿送到父亲家，自己率领弟兄们打游击。战士们对官兵刻骨仇恨，作战十分勇敢，经常将生死置之度外。阶级仇恨使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在萨卡德卡斯战役中；他们勇猛异常，二十五个人打败了数百官兵。这样，德梅特利奥成了有名的农民领袖，被吸收到维亚的部下，德梅特利奥也由一个农民军领袖，成为率领数万人的大将军。但是，德梅特利奥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没有革命理论。胜利后，队伍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干革命？怎样进行部队组织建设？怎样处理和老百姓的关系，粮草问题怎样解决，德梅特利奥都解决不了。最后他战死沙场。
作者忠实地记录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如何从小到大，最后遭到失败的全过程。对农民起义的原因、特点的描写形象生动，对农民起义的致命弱点，也作了深刻揭示。如纪律焕散、目光短浅、革命的盲目性等。在当时，作者所揭示的问题，不能为在胜利中欣喜若狂的民众所理解。而只有在革命的成果落入资产阶级政客手中后，这部小说的重要性才日益显著。
全书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二十章，描写德梅特利奥率领起义队伍节节胜利，交待了农民起义和胜利的原因。这个时期的队伍目标明确，纪律严明，老百姓将他们当作亲人，因此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巨大的胜利之中潜伏着失败的危机，这正是他们脱离群众和腐化的开始。
第二部分清楚地揭示了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德梅特利奥被女人、钱财所困，他的弟兄们也到处找女人、酗酒、抢东西，平达塔和卡米拉为德梅特利奥大打出手。这样，队伍脱离了群众、失去了力量的源泉，起义军失败的必然性已十分清楚。
第三部分共七章。主要交待主人公的命运结局：德梅特里奥战死沙场。
小说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在人物形象刻划方面，成功地塑造了农民一个革命的典型人物——德梅特利奥。
作为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初期的德梅特利奥身上集中了农民的优点：朴实、勤劳、热爱自由和勇敢。官府的压迫使他忍无可忍，他被迫揭竿而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勇猛无比，在萨卡斯多战役中，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他毫不惊慌，沉着冷静，抓住机会，率领弟兄向敌人快速反击，终于反败为胜。这个时期的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反抗迫害自己的地主恶霸。但胜利后回到家乡，火烧地主堂莫尼克的庄园，报仇之后，他便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个农民，没有受过先进思想的教育，并不知道革命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自他当上将军之后，随着地位的改变，农民身上的某些恶劣习气如自大、愚昧也表现出来，小农意识也显露无异。他开始疯狂地掠夺钱财，玩女人，成了一个恶霸，忘了自己的本来身份和任务，这种巨大变化，使他丧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
对德梅特利奥身上的特殊性，小说表现得既很充分，又有适当分寸，塑造出一个变化中的生动真实的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这极其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的发展。
另一方面，小说在艺术上极有独创性，作者没有按照传统小说中那样设置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叙述者的作法，而是通过人物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让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事物或人，从而表现出人物或事物的不同侧面，作品显得真实可信。路易斯·塞万提斯在起义军战士贝南西奥眼中，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些先生就象雾气一样无孔不钻。革命的果实就丢在这些先生手中。”形象地描绘出那种利用革命来谋求地位、发财致富的投机分子的形象，也表现出起义军战士对他的厌恶心理。
小说的语言十分简炼、形象、深入浅出，大量对话富有个性。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表演，百作者则作为旁观者，让读者从人物的对话中加以揣摩和理解。
对于这部小说的历史地位，拉美文学史专家胡里奥·阿莱格利亚这样说： “一个历史事件和一部小说开辟了拉丁美洲战斗的二十世纪。这个历史事件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这本小说是阿苏埃拉的《在低层的人们》。”这部小说以其尖锐、透彻、超群的分析，独到、精辟的政治见解，开创了新的重要文学流派，新的文学纪元：反映二十世纪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斗争的现实主义文学。而它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它所反映的在拉丁美洲有代表性的、普遍的历史斗争是分不开的。因而它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著作。
●印第安人生活与战斗的史诗——阿莱格里亚的 《广漠的世界》
西罗·阿莱格里亚 （1909—1967）是秘鲁最有影响的土著小说作家。他出生在一个庄园主家庭，从小便同印第安人一道劳动，十分熟悉他们的生活，对他们有深刻的了解。大学期间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不久便成为“大学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并因此被校方开除。1932年因参加“美洲革命人民同盟”进行反政府活动而被捕。1934年被流放到智利，在那里，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阿莱格里亚的最主要的文学成就是小说创作。其中比较重要的小说有三部：《金蛇》（1935年）、《饥饿的狗》（1938年）、《广漠的世界》（1941年）。尤其是《广漠的世界》使他蜚声西方文坛，并获得了美国纽约一家出版社组织的拉丁美洲文学竞赛大奖。
《广漠的世界》描绘了一个印第安部落鲁米公社的三代人，为保卫土地，保卫自由生活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反映了印第安人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处境，以及他们的英勇斗争，揭露批判了封建庄园主及其他统治阶级人物的贪婪和残暴，其中许多风景和风俗习惯的描写具有秘鲁特色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为作品带来了魅力。
在小说中，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印第安人土著居民公社“鲁米”在老酋长罗圣多·马基的领导下，维持着古朴、简单、和谐、优美而宁静的田园生活。但是大庄园主阿尔瓦罗·罗梅纳瓦尔企图把社员赶到他开办的矿上去做苦工，于是开始了他的兼并阴谋。他伪造人证，伪造边界线，勾结官府，硬说鲁米公社的土地是他的财产。为了捍卫自己公社的权利，老酋长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合法的、不合法的途径同大庄园主进行斗争：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同时依靠土匪的武装力量保护公社财产。但是庄园主、官府、法官和律师串通一气，在不公正的法律保护下强抢、掠夺，为所欲为。结果老酋长被捕入狱，不久便被乱棒打死。公社被吞并，社员们被纷纷赶出家园，迁徙到一个高寒荒原上生活。由于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无法维持生活，许多人只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有的去矿山，有的去古柯种植园，有的去当割胶工……但没有一个能摆脱贫苦、受罪、悲惨的命运。最后，马基的养子、混血儿贝尼托·卡斯特罗领导社员奋起反抗，也被政府军野蛮地镇压下去，古老的鲁米公社惨遭血洗，终于被彻底摧毁。
小说主题具有鲜明的社会倾向。它通过描写印第安人遭受迫害和摧残，来说明这个世界虽大，印第安人却无安身之处。作者的创作动机，就是希望以这部作品唤醒自己沉睡的同胞，使他们起来反饥饿，反剥削，反对在所谓维护社会秩序的幌子下进行的一切卑鄙的、非正义的勾当，“谁也不要想到失败就胆怯，因为战死总比当奴隶强”。作者鼓动性的思想见解也表现得十分清楚。
小说在艺术技巧上也是成功的。首先，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尤其表现在对老酋长罗圣多·马基的描写上。在第一章，作者勾画了老酋长的形象，并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在他行进的路上穿过一条黑蛇，这使他感到十分沉重，几乎不能继续走路了。这是因为在印第安人中，蛇是邪恶的预兆。为了驱邪，他“像一只好动的老猎狗一样嗅着”，“拿着大刀轻轻钻入树丛。”这样。通过老酋长的思想逻辑，迷信及一系列的动作，描写他对公社的忠实，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不祥。
在这一章，作者通过老酋长的登山活动，表现他对家乡的热爱，他那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赞扬他广阔的胸怀和奋斗的精神。这段描写充满诗意和抒情性，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同时也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并且有助于读者对主人公的了解。
小说出色地通过景物来反映人物的心理状况，达到情景交融。当老酋长下山回家时，“崎岖的道路弯弯曲曲，向下延伸就好象是另一条还没有下完坡的蛇。”用蛇形小路暗示老酋长烦燥不安的心情，但是“突然，一片麦浪展现在他眼前，麦浪从远处掀起，柔和起伏，停顿在他胸前。”顿时，“酋长感到心头重压烟消云散，一切那样美好，象麦浪那样令人鼓舞。”自然的美景缓解了老酋长心头的郁闷，他得到了片刻的歇息。作者也由此表明了自己的爱。
小说的语言也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尤其是比喻、拟人等手法的出色运用，不仅对写景大有好处而且对人物的刻划也有助益。作者描写：“蹲伏着的狮子山，就象头即将腾跃着的美洲狮”、“粗鲁暴烈的乌埃尔卡峰，好似同变幻风云不断周旋的战士”、“墩实的苏尼山它秉性温良，夹在它的邻居中间有些不自在”、“牧歌式的妈妈山，它展开锦缎罗裙，铺开那色彩斑斓的庄稼地，几乎没露出一块岩石可供凭借来窥视远方。”作者还用地形、自然景色来比喻人的面貌。第一章对老酋长的描写是那样新颖、准确而深刻。如“罗圣多·马基蹲着就象一尊老印第安人偶像……他像树、像人、又像石头……眉毛似起伏的山峦……使人的面孔具有山脉的特点。他斑白的鬓角就象是积雪的乌尔比雅山。”这样，作者将大地景色与人物揉和在一起，刻划出了罗圣多·马基的仁慈、容忍、沉着、安祥，同时又严肃、坚定、不屈不挠的个性特征。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善于运用诙谐、幽默的笔调讲述故事，让人笑过后往往又能体会到一丝苦涩。他常常用了了数语便能讲出一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有些章节就象完整的短篇小说，但情节又是围绕主线展开。这样的小说结构方法，显然是继承了西班牙小说的艺术传统。
小说中，单纯的景物描写也很出色。这些描写，具有诗情画意，如一首首田园牧歌：快乐的鸡鸣、多情的青年骑士、健美的挤奶姑娘、情人间暗暗交流的甜密的目光。“啊，黑眼睛，黑眼睛的姑娘！黛玉般的眼睛，看着我，别转头向山峦望去。”
这些抒情描写同小说的主题似乎不相协调，其实它们是独具匠心。旨在说明一个真理：同这些美丽迷人的风景一样，印第安人也是一个勤劳、聪明、能干、热情的民族，并非殖民者宣传的那种下等民族。
作为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与战斗的史诗， 《广漠的世界》不愧是拉美土著小说中的典范作品。
●攀上金字塔顶端的诗人——聂鲁达及其 《诗歌总集》
生平和创作
巴勃罗·聂鲁达是智利民族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他出生于帕拉尔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在童年时代，他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诗歌创作天才，似乎是诗神骄子。1917年7月，他在特木科的《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这是诗人第一次见报的作品。从1920年起，他正式使用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1924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问世，引起了智利文学界的瞩目。此后，他发表了诗集《奇男子的引力》、《戒指》等。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参加保卫共和国的战斗。因此，他被政府免职。回国后，他写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一反过去温情、缠绵的诗风，热情讴歌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在世界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以后，他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他说：“也许诗人的义务自古至今都是一样的，诗人的荣誉在街上，参加这种或那种战斗。诗人不要怕人家说你是个起义者，诗歌本身就是起义。”以后，他陆续发表了诗作《伐木者醒来吧》、《要素之歌》、《葡萄和风》、《新要素之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英雄事业的赞歌》等。这些诗歌感情充沛，抒发了他对祖国、人民、自由、和平的热爱和对旧世界与丑恶事物的憎恨。在诗歌形式上，他能够兼容并收，汲取民间文学、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长处，形成自己豪迈奔放的独特风格，为二十世纪拉丁美洲诗歌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聂鲁达长期任驻外领事、总领事和大使等职，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1973年9月23日与世长辞。
聂鲁达一生的创作可分四个时期：
（一） 1917—1927，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创作主题是爱情和大自然，基调是多愁善感，充满罗曼谛克的忧伤、缠绵。代表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二）1928—1934，苦闷悲观的超现实主义阶段。这段时期，他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格式，用充满象征、比喻、神秘莫测的语言，发泄一种苦闷、绝望的情绪。艺术形式和语言、手法上达到了很高境界，代表作是《大地上的居所》。
（三）1935—1973，战斗生活和思想前进阶段。这是聂鲁达诗歌创作中的黄金阶段。代表作为《第三个居所》、《遐想集》、《漫歌集》（又译《诗歌总集》）。其中《诗歌总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著作。这个阶段，诗人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高度的成熟。
《诗歌总集》的内容
《诗歌总集》是聂鲁达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是他献给整个拉丁美洲，当然首先是献给智利的壮丽史诗。在这部作品中，诗人倾注了全部感情、经验和理想。这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华。
《诗歌总集》共十五章，二百四十八首诗作。第一章《大地上的灯》和第二章《马楚·比楚高峰》歌颂美洲大地。第三章《征服者》、第四章《解放者》、第五章 《被糟踏的土地》歌颂历史上的英雄，谴责民族和人民的敌人。第六章《美洲，我们力量的源泉》、第七章《智利颂歌》和第八章《大地，你的名字叫胡安》，表达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关怀。第十章《逃亡者》到末章《我是》可看作作者的小传，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在这十五章中，第二章《马楚·比楚高峰》和第九章《伐木者醒来》更是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是全书的精华部分。
在内容上，首先，这部诗集以饱满的激情，抒发了爱国主义思想。聂鲁达曾这样说过：“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没有责任感，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歌颂祖国、歌颂人民、赞美光明成了他的诗歌的一个主要内容。在第一章里，描写了中南美洲大陆的地大物博：植物、兽类、鸟类、河流、矿产，表达了作者深厚的爱国主义理想和对乡土的热爱。
“殷红色的奥里诺科河水，
我象投入母亲怀抱那样，
把双手浸入你潺潺的河水，
民族的河啊！种族的源泉，
你宽厚的声响，粗犷的外貌，
和我是孪生兄弟，
我们都来自贫穷，高傲僻远的土地，
寂静的粘土是我们的母亲。
《诗歌总集》的第九章《伐木者醒来》，是一首内容广泛，感情真挚、气势磅礴的长诗。诗人唱道：
我不过是一个诗人——对大家怀着友爱之情，
我在我所爱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国，那里逮捕矿工，
军人向法官颁布命令。
但是我热爱我小小的寒冷的国家，
哪怕是它的一条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要在那里死，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要在那里生
在这首诗中，诗人所怀念的祖国已非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地方，而是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但优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仍然盼望回国参加斗争，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因为那里是他的根。
其次，劳动人民的呐喊是诗歌传达的主要声音。聂鲁达、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在《诗歌总集》的最后一章《我是》中，诗人告诉我们：
我写作，是为了人民，虽然
他们村野的眼睛不能读我的诗。
一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
一句诗，搅动了我生命的空气，
会达到他们的耳边，
他们也许会说：“这才是一个同志。”
这就够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桂冠。
在另一场合，聂鲁达也曾这样说：“我力图使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象一块石头，一块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以大量的诗歌，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在《大地，你的名字叫胡安》中，诗人讲述道：
警察抓了我的父亲，
主席走过，并且说，我们都是自由的，
我要求释放我的老父，
他们把我带来拷打了一整天。
警营中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连他们的脸也记不住。
警察打我，我晕过去了，
他们往我身上泼水，继续拷打我，
下午放出以前把我拖到一间宽大的盥洗室，把我的头揿进一个满满的粪桶，
我几乎窒息了。整首诗里，诗人运用这种平白简练如同口语的语言，愤怒地控拆统治阶级的残暴。人民遭受了许多苦难、痛苦、但人民是大地的主人、历史的主人，是永恒的力量，将永远战斗不息：
胡安，道路和大门为你敞开，
人民、土地属于你、
真理揉在你的血里
和你一起诞生，
你永远砍不尽，杀不绝。
第三，以诗歌总结拉丁美洲的历史。
聂鲁达在诗中总结了拉美历史，古印第安文化历史，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又总结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形势。在《伐木者醒来》里，诗人说：
你，阿肯色的姑娘，
你，西点军校的金发青年，
你，底特律的机械工人，
你，新奥尔良的搬运工人，
我对你们大家说：迈着坚定的步伐，
张开耳朵听听人类世界的呼声。
在这里，他呼吁美国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站在一起，重新走向世界革命的前列。
聂鲁达对拉美诗坛的贡献
聂鲁达是一位不断思考的诗人。他没有给自己封闭任何一条道路，也没有让别人给自己堵塞任何一条道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辩证地说过：
“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一个诗人，如果他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这是相当可悲的：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就连驴子也懂得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
基于这一点，他决心兼容各家之长，他吸收了法国先锋派、西班牙民间谣曲、美国惠特曼自由诗体以及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等各派优点，使自己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从而奠定了二十世纪拉丁美洲诗歌的创作基础。
聂鲁达还与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秘鲁诗人巴列霍一道，使拉美诗歌摆脱了现代主义后期的没落境地，开创了拉美诗坛欣欣向荣的新阶段。
聂鲁达在诗歌创作领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和成就：气势磅礴、想象丰富、格调清新、题材广阔、语言绚丽且蕴含哲理，他在诗中成功地表达出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炽热的爱，因而他的作品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对拉丁美洲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他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卓越诗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