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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的法西斯统治和战争的长期破坏使匈牙利进步文学蒙受惨重损失。许多共产党员作家流亡国外，国内不少反法西斯作家惨遭杀害，幸存者被迫“沉默”。1945年匈牙利解放，流亡国外的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纷纷回国，在重建文学生活的工作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战后的文学阵线发生了变化。两战之间时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民粹派”文学仍继续存在，但其中的许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文学行列。一批从反法西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 （包括从法酉斯的集中营或从战俘营中回国的）新作家，一批解放后才登上文坛的新作家，还有一批从“人民书院”培养出来的工农出身的作家一开始就补充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队伍。建立新的文学生活是以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的各党派联合为基础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独立小农党等都有自己有文学政策和体现自己政见的文学代表。只有在反革命统治时期对人民犯有罪行和自觉仇视民主政权的作家才被剥夺创作自由。
解放后创办了一批新的文学刊物，如领导全国文学生活的统一战线的刊物《匈牙利人》，共产党员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论坛》（1946—1950）、《星》（1947—1956）、《现实》（1945—1948）。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的刊物有《新月》（1946—1948）和《维吉利亚》（1946—19489）。 “民粹派”作家的刊物有《回答》（1946—1948）和《新耕作》（1947—1948）。考沙克·劳约什为首的“先锋派”文学的刊物是《创作》（1947—1948）和 《同代人》（1947—1948）。还有世界文学刊物《大世界》（1946—1948）等。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声》报和《光明日报》、农民党的《自由之声》，小农党的《小新闻报》，资产阶级民主党的《世界报》等日报和一些周报都有文学栏目。
一批新建立的出版社都分属于各个文学派别。共产党掌握的是“火花出版社”、“新匈牙利出版社”。社会民主党的是“人民之声出版社”，农民党有“镰刀出版社”、“新时代出版社”。还有解放前留下的老出版社也继续出书。如：“雅典娜出版社”，“富兰克林出版社”，“列瓦依出版社”、 “但丁出版社”、“匈牙利生活出版社”、“切列布法尔维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等。
为促进新文学的发展，解放后设立了一些文学奖金，如：鲍姆戛尔坦奖金、尤若夫·阿蒂拉奖金、戛波尔·安多尔奖金等。在1948年，为纪念1848年匈牙利革命一百周年，又建立了匈牙昨国家级奖金，它在文学领域的奖给对象是最有价值的创作和贡献最大的作家，第一批获此项奖金的是伊叶什·久拉、卢卡契·久尔吉、弗斯特·米、纳吉·劳约什和德里·蒂波尔。
1945年2月成立了“匈牙利作家自由组织。”1945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会上正式通过用采了“匈牙利作家协作”的名称。第一任作协主席是盖尔盖依·山多尔。当时作协的任务除配合一般的政治活动外，主要是促进各种不同的思想艺术流派的合作和保卫作家的利益。
解放初期，文学在清算法西斯罪恶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新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批值得注意的作品，在小说方面有纳吉、劳约什的 《地窖日记》、德里·蒂波尔的《地府游戏》、考沙克·劳约什的《纪念死亡挣扎的一本小书》和达尔瓦什·尤若夫的《诏地中的城市》等。诗歌方面有考沙克·劳约什的《沉思》、伊叶什·久拉的《布达，1945年1月》、弗多尔·尤若夫的《约色的墓碑》和《永恒的三月》，泽尔克·佐尔坦的《在一个红军战士的墓前》、隆波·雷林茨的《出狱》和《幽灵奏鸣曲》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活十分活跃，各学派相互竞争和自由讨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政治原则和艺术上的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民粹派作家运动”、先锋派文学问题，以及关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造型艺术抽象化等问题。卢卡奖·久尔吉和列瓦依·尤若夫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家发表了多篇论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里争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匈牙利1945年土地改革后，于1948年实行了工厂的国有化。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作家中接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人日益增多，社会主义文学派别的队伍日益强大，成为一统文坛的文学派别，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这一派的一些作家如德里·蒂波尔、伊叶什·久拉、盖尔盖依·山多尔、山多尔、卡尔曼、里岱格·山多尔和包劳巴什·蒂波尔走上了文学生活的领导岗位，“民粹派”作家的左翼，如维莱什·彼得、沙波·巴尔和达尔瓦什·尤若夫等作家都在努力挤身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行列。汇流入社会主义文学的还有一批被称为“主力军”的青年作家如沙尔考迪·伊姆雷、沃尔克尼·依斯特万、考林蒂·费伦茨、乌尔本·埃尔诺、切莱什·蒂波尔、多波兹·伊姆雷、费里尔·克拉娜、巴拉尼·陶马什、赛拜列尼·莱海尔、迈什台尔哈兹·劳约什，以及第二批“主力军”作家如费凯泰·久拉、盖尔盖伊·米哈依、山多尔·安德拉什、莫尔纳尔·格若、法比扬、佐尔坦、格劳·久尔吉等。另外一些作家，如波尔迪日阿尔·伊万、包罗陶依·波里什、海格居什·格若、图里·茹日阿、比豪里·克拉娜、奥拉维茨、包乌拉、莫里兹·维拉格等也都在新时期的文学浪潮中成了著名的代表人物。
1948年以后，描写社会历史重大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并以现实主义的作品居多，维莱什·彼得的小说 《养路工》和《考验》描写了匈牙利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在农民生活中引起的变化。类似的作品还有萨波·巴尔的《春天的风》和《新土地》，沙尔考迪·伊姆雷的《戛尔·杨诺什的道路》、切莱什·蒂波尔的《霍德草原上的大火》等小说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变化。描写工人生活的的作品有考林蒂·费伦茨的《泥瓦工》、赛拜列尼·莱海尔的《移山》和巴拉尼·陶马什的《二十年》等小说。
一些著名作家受卢卡契小说理论的影响，效法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着手创作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性描写的大部头作品。例如维莱什·彼得的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的三部曲《三代人》包罗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整个农民世界，从二十世纪初写到1945年解放 （小说在1961年改写后用《包洛格一家的故事》的书名发表）。德里·蒂波尔的大部头小说《回答》通过对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匈牙利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但这部作品最后并未写完。伊列什·贝拉的一部描军匈牙利解放的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为 《歌唱武器和勇士》、《喜剧院的战斗》，第三部分《炮声沉寂》只完成了草图。他的另一部描写匈牙利解放的三卷本小说《祖国的光复》却以史诗般的规模描写了匈牙利解放的历程。山多尔·卡尔曼的小说《耻辱树》，描写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及重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但原计划的三部曲只完成了第一部《白色的八月》。里岱格·山多尔想把他的小说《战斗的洗礼》扩展为三部曲，但在写完第二部《沙姆松》之后就搁笔了。另一些作家也采用大现实主义的结构描写了曾经在较长时期内辉煌一时的社会阶层的衰落、例如内迈特·拉斯洛的小说《厄盖兑·埃丝苔尔》和达达依·山多尔的《西麦翁家族》。卢卡契代表的美学观点在一段时期内还能以古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激励当时的文学创作。1949年卢卡契被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被严重庸俗化。文学的视野变窄，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标准降低，艺术个性几乎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一些暂时未获准发表的作品反而代表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如陶马西·阿龙的《摇蓝与猫头鹰》、纳吉·劳约什的 《逃跑的人》、台尔桑斯基·尤瑞·耶诺的《一个自行车闸的故事》、维莱什·彼得的《苹果园》等等。一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如沃尔克尼·依斯特万的《紫墨水》、德里·蒂波尔的《白蝴蝶》和长篇小说 《回答》第二部，在争论中都没有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1951年召开的作家代表大会提出克服公式化问题，号召作家不仅要描写生产和阶级斗争，还要描写个人的私生活。在此之后，便出现了沃尔克尼·依斯特万的《夫妻》、赛拜列尼·莱海尔的《七天》和图里·茹日阿的《在一个房顶下》等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说。但公式化并不单纯是题材问题。1953年6月以后，公式化初步得到解决，但新的矛盾又尖锐化。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3年6月决议的影响下，1954年作协大会提出要“描写生活中的真正冲突”，要“大胆地描写困难”，在文学创作上引起较大的变化，作家的兴趣转向描写社会生活中的错误、缺点和阴暗面。形成了报告文学、社会志、讽刺小说和历史小说大繁荣的局面，这方面的作品如考林蒂·费伦茨的《祖国通讯》，沙尔考迪·伊姆雷的 《被取消的会见》、《村里的猛兽》，切莱什·蒂波尔的《游手好闲的爵爷》等揭露社会生活消极面的作品。第一部描写新冲突的作品要算维莱什·彼得的讽刺小说 《苹果园》了，它揭露了农村“小皇帝”们的损公肥私和专横跋扈的现象。德里·蒂波尔的短篇小说《在砖墙后面》、《请客》描写了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维莱什·彼得的《坏女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指出集体主义道德的优越性。包罗陶依·波里什的《节日的晚餐》和巴拉尼·陶马什的《旋转楼梯》都是描写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考林蒂·费伦茨的历史小说《布达佩斯的春天》描写的布达佩斯的围城战和解放。陶马西·阿龙的小说《祖国的镜子》描写了1848年的解放战争和以后的专制时期。
1955年，一批青年作家出版自己的作品选集《授与人衔》，实际上是“授与作家衔”的意思。在选集中出现的作家有秋尔考·依斯特万、考蒙迪·多特·拉斯洛、桑陶·费伦茨、萨波、依斯特万、桑托·蒂波尔，后来还有早有名气的高尔戈茨·伊丽莎白、海尔纳迪·久拉和莫尔多瓦·久尔吉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批作家的特点是不顾传统的题材和观点，写他们最熟悉的东西，尽量表现自己才华的特点。他们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寻找题材，对现实中的新冲突最为敏感。往往采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去表现戏剧性的冲突。这类作品如桑陶·费伦茨的《授与人衔》、莫尔多瓦·久尔吉的《著名怠工者满大人》、丘尔考·依斯特万的《婚礼与耳光》等。
1956年的历史性地震使散文创作面临困境，到了六十年代初才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首先发表了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如连捷尔·尤若夫的历史小说《维塞格拉德街》，描写了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希达什·安陶尔的 《费采克先生》、卡纳·摩西的《六天和第七天》等都是在流亡国外时期写的作品，还有卡里卡什·弗里杰什的短篇小说《第三十九旅》、基什·劳约什的 《红色的城市》和伊列什·贝拉的长篇小说《蒂萨河在燃烧》等作品。新近出版的一批描写1956年事件的小说，有别尔凯酉·安德拉什的小说《十月风暴》和《风暴之后》，多波兹·伊姆雷的《昨天和今天》和弗尔岱亚克·杨诺什的《败家子》。但这些作品涉及的内容系不久以前的历史，一般都超不过文学编年史和报告文学的水平。
1957—1961年间，在《授与人权的》群体之后又出现了一群新的散文作家，他们是：费叶什·安德莱、包拉提·劳约什、戛尔·依斯特万和凯尔特斯·阿果什（以上以描写工人生活为主），高朗博什·劳约什、高劳巴尔迪·佐尔坦、恰克·久拉和蒂马尔·马特（以上主要描写农村生活的变化），拜尔陶·布尔楚、盖莱耶什·安德来、萨孔尼·卡罗伊和西卡考伊·包尔纳（以上主要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绍莫吉·多特·山多尔则主要描写儿童的内心世界。这批作家宣称要保卫社会主义社会，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的败坏。他们在1959年出版的《觉醒》和《序幕》两部集子中已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文活生活的稳定过程到1961年前后结束，散文创作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阶段，报告文学、社会志文体的比重得到进一步加强，内容不仅涉及农村生活，还涉及城市工人生活和其它方面的社会阶层。费叶什·安德莱的小说《铁锈坟场》是第一部发掘工人阶级实际状况的成功之作。通过一个工人之家四十年家史，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远远跟不上巨大的社会变化。法比扬·卡塔琳的《马可尔迪一家》是专门描写匈牙利流氓无产阶级的书。这些作品说明匈牙利工人阶级已处于剧烈的分化之中，根本构不成一个统一体。值得注意的作品还有乌尔本·埃尔诺的《大冒险》、莫尔多瓦·久尔吉的《煤气灯下》、戛尔·依斯特万的《陷阱》和萨空尼·卡罗伊的《在城市那边》。发掘农村发展中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出现的矛盾的作品有维莱什的·彼得的《蒂萨河那边的故事》、萨波·巴尔的《蒂萨河这边，多瑙河那边》，乌尔本埃尔诺的《金色的烟雾》、高尔戈茨·伊丽莎白的《半途》和维格·安陶尔的 《早虹》等。桑陶·费伦茨的报告文学小说《二十小时》通过典型历史事件的描写，浓缩了匈牙利农民二十多年来政治和道德冲突。匈牙利知识分子从历史得到两份遗产：其一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时期留下的“中等阶级”的保守主义，其二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左派传统。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也背上了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以上情况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如科罗日瓦里·格朗德比埃尔·埃米尔的《不幸福的艺术》、罗纳依·久尔吉的《夜间车》、比尔卡什·安德莱的《被忘却的人》、奥特里克·格若的《黎明时的房顶》描写了旧知识分子身上保留的过时的思想行动。波尔迪日阿尔·伊万的《生日》，戈道·戛波尔的《孤单的旅行》、雪特尔·依斯特万的《伊甸园》、维西·安德莱的《人和影子》都是描写新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的。对两种知识分子的描写都接触到道德伦理问题，往往带有深刻的反思。也有少数作品是从正面树立道德典范的，如费凯泰·久拉的《医生之死》。此外还有描写青少年生活的纪实小说，如包罗陶依·波里什的《绿核桃》、切莱什·蒂波尔的 《佩斯的房顶》等。这一阶段产生的历史小说带有强烈的纪实性。排除了过去对历史事件作浪漫主义的描写的传统，目的在于探求历史真理，吸取对今天有用的教训。如费雅·格若的《库鲁茨的时代》、《星星来注视》，杨科维奇·费伦茨的《世界征服者》、《布达的太阳王》，莫尔多瓦·久尔吉的的《四十个讲道者》和连捷尔·尤若夫的《建桥者》等。圣特库特·米克洛什的《信仰之争和结婚进行曲》和《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系历史讽刺小说。
六十一七十年代是文学创作的丰收季节，作家的队伍也空前壮大，老、中、青三代作家并肩步入创作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内容时跨半个世纪的小说力作，这些作品显然已达到五十年代提代出的“大现实主义”的要求。如内迈特·拉斯洛的小说《恐惧》，豪特瓦尼·劳约什的《老爷和人们》，巴拉尼·陶马什的《没有父亲的一辈》、莱迈尼克·日格蒙德的《流浪之书》和《原始森林》等。达达依·山多尔的《西迈翁家族》三部曲已全部完成（《西门》、《判决的日子》），希达什·安陶尔的《费采克先生》已扩写为三部曲（《马尔东及其朋友》、《需要另一部音乐》）。许多老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和回忆录已经完成和出版。如德里·蒂波尔的《没有判决》、瓦什·依斯特万的 《苦恋》、《苍鹰为什么嘶鸣？》，弗多尔·尤若夫的《英雄时代的纪念》。“民粹派”作家的回忆录同时也是“民粹派作家运动”的历史，如维莱什·彼得的 《在公路上》、萨波·巴尔的《每圈都已合扰》、费雅·格若的《摇蓝曲》、《自由部队》，陶马西·阿龙的《野玫瑰枝》，科多拉尼·杨诺什的《分水岭》和《沉没的世界》，以及内迈特·拉斯洛的《从模糊到模糊》。希道什·安陶尔的 《从城市公园到太平洋》写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达尔瓦什·尤若夫的《霪雨》描写了民族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内在冲突。
到了七十年代，匈牙利作家队伍的新老更替日益明显，匈牙利文学的 “代”的结构发生变化。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流派都在七十年代的中期和末期进行了人员大换班。匈牙利二十世纪文学的“代”的形成和人员结构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完成的。随着“西方”社元老的相继去世。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接替了领导，这一结构一直保留了一代人的时间 （三十至四十年）。后来，历年新进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一开始都选择了现存的文学派别。老一辈作家的相继去世影响到文学史格局的变化。
六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一般都具备写论述文和随笔的基本功，有文学理论上的准备和丰富的个人经验。他们受当代西欧洲散文、美国纪实小说和法国新小说的影响。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作家如久尔苛·拉斯洛 （《浮士德博士幸福的地府之行》）、绥科什德·米哈依（《考察监禁》），康拉德·久尔吉 （《来房者》）、马洛蒂·劳约什（《修道院》）等。用比较现代化的表现手法来描写人的行为方式的作家有海尔纳迪·久拉 （《碉堡》、 《天庭的家俱》、古雅什·杨诺什（《时间中的漫步》），奥尔拜尔特·戛波尔 （《在蚌壳中》）。六十年代末出现的一批新作家一部分追随国内的传统事文学，描写六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或上大学的一代青年的思想面貌和生活道路，表现社会上新产生的矛盾，如奥什派尔扬·久尔吉、鲍拉日·尤若夫、巧洛格·若尔特、恰萨尔·依斯特万、求尔斯·依斯特万、豪伊诺茨伊·彼得，沃尔多格·希尔维斯特尔、西蒙菲、安德拉什等。另外一部分人追求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喜欢用神秘的、嘲讽和荒诞的表现手法，他们是拜莱梅尼·格若、巧卜拉尔·维尔莫什、多包依·彼得、埃斯台尔哈兹·彼得、法比扬·拉斯洛、连捷尔·彼得。这两部分作家都已取得了创作上的成果，如奥什派尔扬·久尔吉的《安全的进出口》、鲍拉日·尤若夫的《匈牙利人》、拜莱梅尼·格若的《传说集》、《巧洛格·若尔特的《农民小说》、恰萨尔·依斯特万的 《转头》、多包依·彼得的《磨骨头的人》、埃什台尔哈兹·彼得的 《生产小说》，豪伊诺茨伊·彼得的《死亡骑马出波斯》等等。
七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成功地继承了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同时还有自己的制造发展。一方面，不加虚构的文献纪实作品仍然拥有许多读者，内容包括自传体作品，作家社会志、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回忆录文学和社会志作品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继续繁荣。伊叶什·久拉的《比阿特丽丝的侍童》和瓦什·依斯特万的《苍鹰为什么嘶鸣？》以及科罗日瓦里·格朗德比埃尔·埃米尔的《最后之浪》、《手铐与朋友》等回忆录在这时全部出版。莫尔多瓦·久尔吉的报告文学集（《岗哨的怨言》、《火车头浓烟受害者》、《圣母牛》。还有奈迈什库尔蒂·依斯特万的历史文献丛书（《这件事发生在莫哈契之后》， 《为一支军队的安魂曲》、《“神圣的世界自由，他们为你而死”》、《灰烬下面的炽炭》、 《从维拉果什到索尔费林诺》）。另一方面，寓言式的、奇异荒诞的文学作品和“假历史”小说又趋于普遍化。如德里·蒂波尔的晚期作品《半支耳朵的人》、《凶手和我》，圣特库蒂·米克洛什的《被圣化的绝望》，沃尔克尼·依斯特万的《玫瑰花展》，梅索伊·米克洛什的《电影》，康拉德·久尔吉的《来访者》、《城市创建者》。散文创作中又出现一种全新流派，它推翻了迄今为止所掌握的叙事结构上的一切技巧，甚至还否定业已形成的信息基础本身，也许连艺术在传递信息中的作用也加以怀疑，这种先锋派性质的实验是采用语言本身，或者用一种新信号系统来进行创作的。他们并没有建立什么叙事的结构，也不是造出一种随笔和叙事诗的混合体，而只是一种具有语言堆彻和造型作用的“词段”。梅索尼·米克洛什和几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就是受语言学和符号学影响的 （如梅索尼作品集 《形成》）。
除了上述的“文献派”和“寓言派”之外，还有一派是想用一种对新的现实主义来解决上述两派在创作方法上的矛盾。这种时新的现实主义要求常常表现在一些自传体的小说中。
七十年代后半期产生的创作成果值得注意的除了以前提到过的以外，还有雪特尔·依斯的万的《丢失的绵羊》、《布达的雄狮》，图尔若·戛波尔的《内城与外省》，丘尔考·依斯特万的《在外面的生活中》，戛尔·依斯特万的 《铁器时代》，纳道什·彼得的《一部家族小说的结尾》，芒迪·伊万《剧院梦》，绍蒙约·久尔吉的《影子戏》，高尔戈茨伊·伊丽沙白的《法律之内》。一批历史小说的出现说明现实主义小说仍具有生命力。如费雅·格若的《维赛格拉德之夜》，萨波·玛格达的《旧式故事》，海尔纳迪·久拉的《红色安魂曲》，切莱什·蒂波尔的《不道德的塑像》，考林蒂·费伦茨的《三十三》，迈什台尔哈兹·劳约什的《普罗米修斯之谜》。梅索伊·米克洛什的《途中的确实事故事》，凯尔德斯·阿果什的《马克拉烟斗》、高乐戈茨伊·伊丽莎白的《蛛网》和《共同的罪过》则是新型的现实主义小说。散文叙事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直到八十年代仍在继续。
（李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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