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概述
1905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之后，形势逆转，活跃的文坛一度沉寂。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促进了伊朗革命形势的发展，1918年在德黑兰出现工会组织。1920年伊朗共产党成立，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
1918年英国乘苏俄撤退沙俄驻伊朗占领军之际，出兵控制伊朗北部。英帝国主义者妄想把整个伊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抗议英国侵略和统治集团进一步出卖国家，伊朗人民举行了全国规模的示威游行。在一些省分示威游行发展为武装起义，短时间内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惧怕俄国革命的影响进一步扩展，担心软弱无能的凯伽王朝的君主不能阻止革命潮流的发展；伊朗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又埋怨国王对革命镇压不力。这些内外因素纠合到一起就把一个哥萨克军团的团长礼查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礼查上台后，执行了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措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重建了军队，同时，也加紧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和镇压。1921年礼查在英国人的怂恿下率兵进驻德黑兰；1925年迫使立宪会议宣布建立巴列维王朝。从1925年到1941年(礼查逊位)是伊朗现代史上一段黑暗时期，伊朗著名作家、诗人杭拉利对这一时期有一段很确切的描述，他《在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过去专制时期，没有出版自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甚至抒情诗也受到审查，报刊监督部门给诗人下达命令，不要他们写感伤的诗，在那黑暗的年代，伊朗人被责成表达欢乐情绪，指令抒发对所谓伟大领袖的感情。甚至于年轻的情侣也无权表示对自己的恋人的某种不满”。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伊朗文学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诗人和作家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遭受种种迫害，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诗人拉胡蒂1921年从土耳其回国，看到国内情况，感到极度失望。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泪眼昏花，端详自己的家园，
到了家，反令人痛摧心肝，
不，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一口陷井，
呵，我这是又一次身陷绝境。
在立宪运动前即已开始创作活动的爱国诗人阿里夫(1882-1934)，其作品也充满了悲愤之情，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阿里夫生于喀兹文，父亲是律师。他精通阿拉伯语，也懂音乐，早年曾作过两年的哀诗歌唱者(为死者唱悼亡诗)。他擅长的诗歌形式是“塔斯尼夫”，是一种便于谱曲演唱的短歌形式。诗人于1896年到德黑兰，受到国王的召见，国王极为赞赏他的诗才，赏了他许多金钱并下令把他列为宫廷近侍。但是阿里夫并不欣赏这顶桂冠，他事后对人说，“在我看来我这寒酸的缠头巾和作一个名声不好的谢赫比将要戴到我头上的桂冠高尚一千倍”(注：叶海亚?阿里扬普尔：《一百五十年文学史》卷二，第148页。)。
立宪运动兴起后，阿里夫立即转向要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一边，他热情地歌唱这一场人民群众的革命：
昨夜酒店老人向我致意，
开怀畅饮吧，庆祝一个民族重获生机，
专制主义把伊朗糟踏得体无完肤，
立宪运动又使他恢复了荣誉。
在这一时期，他已不可能象立宪运动时期一样参加群众集会，当众朗诵他的政治诗了。1918年他从土耳其回国后，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里说：“德黑兰、库姆、卡善，什么地方都一样，我没去的地方只有坟墓了”。他无限感慨地哀唱：
我时而旅居，时而流亡，
整整一生充满了忧伤。
阿里夫虽然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但他对这场革命表示热烈欢迎，他甚至写诗请列宁帮助伊朗人民；但是这种欢乐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21年他所崇拜的英雄塔吉汗在胡拉桑起义战斗中阵亡后，他感到前途渺茫了：
尽情地哭吧，虽然血泪也是枉流，
不能感人肺腑，如果哀伤不是发自心头，
无心的人，如何理解他人的心意，
我这颗心，何时能摆脱悲愁?
我的双眼，热泪早已流尽，
忧伤之中，管什么春夏冬秋!
虽然在老一代诗人的创作里，可以明显看到礼查国王专制压迫的影响，但是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人悲惨遭遇的却是另外两位诗人的命运。年轻诗人埃什吉(1893-1924)由于写诗抗议1919年的英伊条约和谴责礼查夺权的阴谋，于1924年惨遭暗杀；耶兹德诗人法罗西(1888-1939)由于写了一首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伊朗的诗不仅被捕入狱，而且还被施以缝嘴的酷刑，1939年法罗西受尽折磨之后，终于牺牲在礼查的屠刀之下。他们的遭遇充分说明这一黑暗时期的残酷和野蛮。
这一时期还成长起另外一批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哀伤多于愤怒，感慨胜过激情。他们的笔下有的是孤儿寡母的可怜无靠的痛苦和平民百姓对社会不公的怨诉，但是，却听不到高昂的音调和强烈的抗议。他们的诗音韵和谐，对仗工整，更多地保留了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特色。这批诗人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治?密尔扎和女诗人帕尔温?埃特萨米。
伊拉治?密尔扎(1874-1924)生于大不里士，出身皇族，是伊朗凯伽王朝法塔赫阿里国王的孙子。十九岁时受到阿赛拜疆总督、太子莫扎法尔丁的赏识，被选为宫廷诗人，封“诗人之首”的称号。但他很快就舍弃宫廷诗人的优越地位，在海关及财政部任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伊拉治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也吸收了外国诗歌的精华。他写的《工人和老板》一诗充满了对劳动者的同情，他以雇工的口吻说：
“向着大地，我抖落汗水的珍珠，
从你手里，领取劳动的报酬，
有予有取，不亏不盈，
你付出珍珠，我还的也是珍珠。
谁都不会无偿施舍，
豪商巨贾凭什么洋洋自得?
人对人哪里有什么情义，
还不是互相利用，各有所需。
女诗人帕尔温?埃特萨米(1906-1940)在风格上是与伊拉治?密尔扎接近的。帕尔温?埃特萨米生于大不里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曾任议会图书馆馆长，出版过杂志，曾著文提倡妇女解放。帕尔温?埃特萨米自幼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接受了良好的文学教育。1924年帕尔温?埃特萨米毕业于德黑兰美国人主办的一所女子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4年与一同族人结婚，不久便离异。
她很早就写诗，但到1934年才发表第一个诗集。她进行创作的时期正是礼查国王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她的诗歌创作内容丰富，描写细腻，充满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可怜无依的孤儿和命运悲惨的妇女是她诗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她也写有揭露腐朽的官场和反动制度的诗。她的《法官与小偷》就是有代表性的一首：
巡逻把一个窃贼带到法官面前，
前后左右招来许多人观看，
法官开口问道：你为什么行为不轨?
窃贼回答：你何必跟我为仇作对。
法官说：你作奸犯科，理应受罚。
窃贼答：作奸犯科也不弄虚作假。
法官问：你说你是那行那业?
窃贼答：我干的与明火执杖的法官没有区别。
法官问：你偷的黄金藏在哪里?
窃贼答：你惯于搞一套阴谋诡计，
黄金还不是到了你的手里。
…………
你干的就是暗偷明抢，
你的仓房里存放的还不都是贼脏!
我偷了毛毯要双手反绑，
你却强行攫取了孤儿的住房!
伊朗现代诗歌创作上另一位独具特色的诗人是尼玛?尤什吉(1895-1961)。他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尼玛主张以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提倡“自由体诗”，要求打破诗歌的传统形式的束缚。《士兵之家》就是他探索新诗形式的尝试。这首诗通过对一个开赴前线的兵士家里的贫困生活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压迫的现实，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蜡烛还在燃烧，已放下门帘，
到此刻那女人还未成眠。
她侧身斜倚着摇篮，
呵，可怜的人呵，可怜。
那门帘已经是补丁摞补丁，
可是还得用它遮雨挡风。
她已经两三天水米未曾沾唇，
拉扯着两个孩子，睡也睡不安稳，
此刻那十来岁的孩子已经睡去，
另一个大睁着眼，低声呻吟。
他要奶吃，但妈妈的奶汁稀少，
唉，多么令人焦心!
邻居的孩子穿戴整齐，
有吃有喝，整天游戏，
孩子和孩子可有什么两样，
那家多的正是这家缺的。
二十世纪初，散文体的小说在伊朗大量出现。这些小说大体可分两大类：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多写过去统治者的功业，但往往散发着泛伊朗主义的气息；社会小说多写爱情纠葛，虽然也从一个角度透视了社会黑暗，但大多不能正确指出造成社会不平的真正原因。
1921年在柏林出版了青年作家贾玛尔扎德(1895-)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集》。这部收有六个短篇的小说集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有些人责备作者“把写作降低到凡夫俗子都可以看懂的水平，这是对伊朗社会和文学的侮辱”(注：叶海亚?阿里扬普尔：《一百五十年文学史》卷二，第280页。)。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恰恰是《故事集》的成就。可贵的是贾玛尔扎德是自觉地进行这一尝试的。他在《故事集》的前言里说：“在我国从事写作的人一提笔就忘记了人民大众，专写些大众看不懂的深奥的文字。但在一些走上进步道路的文明国家，为大众所理解的朴实的作品已经胜过其他作品，这些国家的人民知书识字，看得懂艰深的文字、但那里流行的仍然是朴实的作品。作家们总是力图把街头巷尾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经过加工，成为文学语言，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故事集》里的六个短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伊朗社会矛盾，提出了伊朗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揭露了反动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故事集》的语言的确如作者所要求的那样是朴实、明快、生动、幽默的大众日常用语。从典型人物的塑造，典型环境的描绘以及客观的、合理的情节的开展上看，《故事集》超过了上述的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是伊朗现代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
《故事集》中有一篇题名为《恩将仇报》(《熊姨的友谊》)的小说，它揭露了1915年俄国哥萨克兵入侵伊朗时的暴行。一个善良的伊朗青年在旅途中救了一就要冻死的俄国兵，但是当这个俄国兵找到他们队伍时，竟诬蔑这个青年在路上虐待他，并伙同其他侵略军把自己的救命恩人杀死。作者笔下伊朗青年的善良慷慨和沙俄哥萨克侵略军的残暴贪婪形成鲜明对照。在小说的结尾，作品中的“我”看到忘恩负义的哥萨克兵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搜寻被杀害的伊朗青年的尸体，并偷偷解下他的钱袋。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突出了主题思想，给人以强烈印象。接着“我”的思绪又扩展开去，由对这个被残害的同胞的同情转为对多难的祖国命运的担忧。如这段描写：“入夜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天空的积云飘散了，一轮满月在众星的簇拥之下，以她千万年来惯有的肃穆庄严的神情自东向西飘游。雪覆盖着地面，象裹尸布似地包裹着伊朗的没有主人的大地。微风从西方吹来……微风在残枝败叶中间悲伤地呻吟，它似乎用一种神奇的语言倾诉着：人世呵，人世，多么险恶!卡乌斯的国土被俄国哥萨克践踏蹂躏，多么令人抱憾，一千倍的抱憾!”
在贾玛尔扎迪以后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是穆罕默德?赫加泽(1900-1970)他写的三部小说都是描写资产阶级妇女的，其中虽然也有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某些批评，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赞赏和规劝。赫加泽除写小说外还写了大量的短文，他的短文比他的小说具有更广泛的影响。短文的开头往往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然后，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结论。有人说他这种文风很象萨迪的《蔷薇园》，但从作品思想内容来看，他只接受了《蔷薇园》的消极面的影响，即宣扬抽象的道德信条，提倡遇事反躬自省，退避忍让。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社会罪恶和不幸的真正原因，似乎一切灾难都是由于人性卑劣所引起的。赫加泽的语言平易准确，从他的谴词造句的特点上可以看到古典文学的影响。
三十年代初，在德黑兰出现了一个青年作家小组，因为最初的成员是四个人，所以称为“四人会”。小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局势和文学创作问题。伊朗两位现代著名作家伯佐尔格?阿拉维和萨迪克?赫达亚特(详见本章第二节)都是“四人会”的重要成员。
伯佐尔格?阿拉维(1908-)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手提箱》于1934年出版。阿拉维是伊共党员，1936年与其他五十二人一起被捕，1936-1941年在狱中度过，但仍坚持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狱中札记》(1941)以及报告文学作品《五十三人》(1942)，记述了五十三个革命者在狱中斗争的情况。195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她的眼睛》是阿拉维的代表作。书中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朗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男主人公玛康是著名画家和进步力量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女主角法兰吉斯是出身世家的知识分子。她一度与玛康相爱，但玛康始终没下定决心与她结合。作者在这部作品里真实地描绘了伊朗黑暗现实的画面。沉重的政治气氛，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特务横行霸道，先进人士的奋勇斗争在书中都有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作者以主要篇幅写了女主角法兰吉斯，她聪明热情，但又任性自负。她参加革命不是出于政治觉悟而是由于对玛康的爱情；与革命人士的交往丝毫没有改变她的阔家小姐的骄气，最后终于脱离革命而投身于反动营垒。作者对法兰吉斯这一形象虽然有所批判，但更多的是同情和欣赏，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缺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逐渐形成高潮，到五十年代初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了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巴哈尔任大会主席。大会从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方面探讨伊朗现代文学发展问题，号召作家以文学创作为人民服务，运用人民的语言，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相继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描写城乡人民的悲惨生活，反映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的斗争，创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这类作品中最早出现的是萨迪克?赫达亚特的《明天》(1946)，以后有阿赫玛德?萨迪克的《同志》(1952)、奥密德的《白色地平线》、达里亚的《反叛》(1952)、伯佐尔格?阿拉维的《书简》(1951)、《一个吉兰的农民》和《水》(1952)等。
1953年伊朗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主的代表穆罕默德?礼查国王在帝国主义势力指使下推翻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政府，镇压了蓬勃开展的人民革命运动。文学创作和出版事业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1953年后，西方侦探小说和色情作品在伊朗泛滥。
第二节 赫达亚特
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是继贾玛尔扎德后获得世界声誉的伊朗作家。赫达亚特的祖父是诗人，父亲是作家。他因父亲希望他学理工，于德黑兰圣路易中学毕业后，去比利时和法国学习建筑。1930年末毕业即回伊朗，因为他不喜欢土木工程，而对文学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回国后，他先后在国家银行、贸易部和建筑公司工作，1936年到音乐学院任职，不久又到美术学院做翻译。1950年去巴黎，第二年4月在巴黎自杀。
赫达亚特曾写过论述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文章，研究过古代叙事诗《维斯和朗明》，考察过伊朗民间习俗，收集过民间创作和宗教故事，对佛教进行过研究，译过古代巴列维语文献。但是，这一切比起他的文学创作毕竟都是次要的。
赫达亚特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1926年。1930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活埋》。此后，他陆续发表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三滴血》(1932)、《淡影》(1933)、《野狗》(1942)，中篇历史小说《阿拉维耶夫人》(1933)，以及中篇小说《盲枭》(1936)、《哈吉老爷》(1945)等。此外，他还写过三部剧本：《萨珊姑娘帕尔温》、《玛伽尔》和《创世的故事》。
1937年到1942年赫达亚特没有发表作品，因为三十年代后期礼查国王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书报检查较前更为严格。1936年赫达亚特从印度归来后面临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这几年的空白把赫达亚特的创作划分成两个时期。他的创作活动的前期(1929-1937)作品带有明显的颓废主义色彩。《活埋》和《盲枭》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通过主人公“我”抒发他内心的积郁，诉说他的痛苦和烦恼。作者在《盲枭》中说：“我只是为灯光照射到墙上的影子而写的”，“这些痛苦是不能向别人宣示的，因为人们往往习惯于认为这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是偶然的感受，要是有谁说出来或写出来，人们就会按照他们传统的观念流露出怀疑和讥讽的微笑”。《盲枭》所描写的并不是典型的社会环境，也没有符合逻辑的故事情节，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不够明显。
《盲枭》发表于1936年，在这前后礼查日益加紧推行其亲德反苏政策，残酷镇压进步力量。同年，发生了迫害共产党人的“五十三人案”，致使五十三人中为首的埃拉尼博士被折磨而死，进步诗人法罗西也惨遭杀害。这种黑暗的政治统治和镇压措施不可能不在敏感的赫达亚特的心上投下阴影。显然，《盲枭》中所反映出的颓废主义情绪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的。
作者前期的作品也不都是消极的。在短篇小说《一个失掉丈夫的女人》里，描写了一个被抛弃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在《兀鹰》里无情地嘲笑了一个商人的几个妻子的自私与贪婪；在《拉蕾》里表现了一个吉卜赛少女对幸福的追求；在《阿阔尔大哥》里刻画了一个城市游民的典型，在这个带有泥土气息的形象上概括了伊朗城市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阿阔尔是城市游民，他正直、善良；但也逞强好胜、打架斗殴，他总是找欺压百姓的地痞作对手，决不欺凌弱小，相反，却随时准备给弱者以帮助。一个商人临终立下遗嘱，把妻儿家小托付给他。他与这商人虽无深交，也尽心尽力地照料这一家人。他爱上了这商人的女儿玛尔江，但由于自己处于保护人的地位，又自认为年龄相貌都不甚相称，所以他把这爱情深深地压在心底。当得知玛尔江就要嫁给一个更老更丑的人时，他仍然筹办了她的婚事，然后含恨死去。
阿阔尔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压迫者的憎恶和对弱小者的同情。他正是出于这种同情心才数十年如一日地照料玛尔江一家。他屈己从人，真诚守信，直到离开人世也不愿破坏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些，正是他身上最值得称道的品质。
赫达亚特后期(1942-1950)的创作摆脱了颓废主义的影响，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在1943年苏联与德国法西斯进行生死搏斗的年代，他发表寓言《生命之水》，表明自己对“永春国”——苏联的胜利充满信心。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于194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明天》，揭露了美国占领军在伊朗的暴行，塑造了觉悟了的伊朗工人阶级先进人物的形象。
194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哈吉老爷》标志着赫达亚特的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刻画了一个亦官亦商的哈吉老爷的形象，深刻揭露了伊朗反动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的丑恶嘴脸，唤起人们对这些败类的憎恶并揭示了产生这类败类的社会根源。
《哈吉老爷》所反映的是1941年前后的伊朗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礼查执行亲德政策，伊朗几乎变为法西斯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8月苏英军同时开进伊朗，9月礼查被迫退位。这一事件标志着伊朗现代史上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但是，礼查的退位并不意味着他所代表的阶级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时，原来亲德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只是迫于国内外压力而改变了自己的腔调，转而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小说描写的哈吉老爷就是表现了这个阶级的历史性转变。
哈吉原是一个狂热的亲德分子。苏军开入伊朗后，他曾从德黑兰南逃伊斯法罕，并有去美国的打算。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的伙伴们放弃了出逃的计划，“重新操纵起一切重大事情”，这时他才恍然大悟：除去民主二字代替了专制二字之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于是他宣称自己本来就是坚定的民主派，双料的自由爱好者和礼查国王的死对头。他举杯祝贺盟国的胜利，激烈地谴责上届政府，利用假阿訇身分分发枪支，制造部族冲突。他竞选议员，挤进政界，妄想有朝一日，当上首相。
哈吉本是个商人，他从奸商父亲手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用不正当的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伪造证券，套购物资，无所不用其极。外省官员求朝廷办事要请他疏通，新闻记者要出国当外交官要请他说项。他与外国要人交往密切，有人还传说他是警察局的特务。他甚至诬告过几个无辜者造谣惑众，致使他们被捕入狱。
在个人气质上，哈吉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一是贪食，“一提到吃的东西，马上眉开眼笑，唾液直往肚里咽，眼睛也瞪得大大的”；二是“一见女人就熬不住，虽然自己妻妾成群，但是一瞥见引起他注意的女人……他的眼睛就骨碌碌东溜西转”；三是他爱洗澡和按摩，爱睡觉，“只要眼皮一合，马上鼾声充满全屋”。但是，哈吉最爱的还是钱，“钱才是他的心肝宝贝，妙药灵丹，是他欢乐的源泉和恐惧的因由，是他生活的唯一寄托；一提到钱，一听到金钱的叮当响声，一伸手数钱，哈吉的心儿就象花蕾一样绽开。顿时，全身泛起一阵酥软，他正因为金钱是钱，才这样爱它”。哈吉善于见风使舵，见什么人讲什么话，能在不同的场合随时改变自己的语言和色彩，人们根本弄不清他是什么人。但是，他对自己儿子的训示确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对儿子说：“最根本的还是钱。在世界上，只要有了钱，什么荣誉、信任、尊严和名誉就都有了。……有了钱，连后世的功德都能买到，还能买个哈吉称号。有了钱，今生后世，左右逢源。有了钱，就能去圣地朝拜，走到哪儿人们都欢迎你，尊敬你，到处都请你入上座，连国王也得让你三分，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没有钱，就一无所有”。哈吉的这翻话，正清楚地暴露了他思想的本质。这就是一个伊朗反动商人兼政客的坦白的招供，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者和狂热的拜金主义者厚颜无耻的自白。“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读了《共产党宣言》里的这段名言，再打量一下哈吉老爷，就可以看到，作者的描绘是多么真实生动。
赫达亚特是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在塑造哈吉这一人物时运用了讽刺手法，注意了细节描绘，有时在细节之间还插进作者的直接叙述。赫达亚特的语言的特色是朴实准确，轻快风趣；他既继承了波斯散文流畅而风趣的传统，又十分用心向人民学习语言。《哈吉老爷》中有很大篇幅是人物的对话，这些对话切合人物身分和具体环境。比如哈吉与一个要去美国的人的对话，就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愚昧无知和对方的阿谀奉承：
哈吉问：“哦……不过，您既然打算去美国，那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对方答：“路上可能碰到用英语，我的美国话还是挺不错的”。
在细节的运用上作者也费了一番心思。哈吉的特点之一就是贪婪。他虽然不愁吃喝，但每天要把菜谱问清楚，家里人喝茶用的糖得由他亲自分发，他不用过秤居然能发现李子的份量不够，因为他数过剩下的李子核。通过这些细节，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已经活生生地站起来了。但作者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更深一层去挖掘哈吉的内心世界，让人们看这个“虔诚的”穆斯林履行教规时的心计。按照伊斯兰教规、哈吉要把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周济贫民。但是这样做他是舍不得的。于是他便把一张支票放到一个枣桶里，请来阿訇，把枣桶交给他，让他拿去施舍给穷人。等阿訇一提起枣桶，哈吉马上表示自己愿望出钱把枣买下，好分给孩子们吃，阿訇可以拿卖枣钱去行善。阿訇一走，哈吉马上从枣桶里取出支票烧掉，失去的是一桶枣钱，换来的是全年的功德。
粗俗愚昧是哈吉的另一个特点。他越是孤陋寡闻，越是附庸风雅。他出席每一次文学集会，听了每首诗的朗诵都热烈鼓掌，以至手都疼好几天。他到处宣扬在写一本有关道德修养的书，但是，从来也不见此书问世。他连小学生课本的生词也解释不清，致使小儿子在学校挨老师一顿鞭打。
哈吉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作者反对这类人物的轻蔑和愤怒完全倾注于这一典型的塑造之中，细致而深刻地描绘出四十年代伊朗社会中的反动商人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既保留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粗俗，又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婪与冷酷。更加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哈吉看作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把他作为当时伊朗的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加以描写的。在作者笔下，除哈吉以外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买空卖空的奸商，贪污受贿的外省官员，一心想出国当外交官的新闻记者以及连哈吉的地产也要强买的更加蛮横的军阀。正是这些人组成了统治集团，高踞于人民头上，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而哈吉就是他们中不可缺少的活跃人物。
《哈吉老爷》的出版无异是从道义上对这些统治阶级人物判处了死刑。特别是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通过思想激进的诗人莫纳迪尔哈哥对哈吉们的痛斥，完全表明了作者对哈吉之流的嫌恶和痛恨，预示了他们的末日来临。
但是，总的看来全书缺乏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其中许多场景和情节仅仅为描写哈吉服务，在它们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所以作品中除了哈吉这一形象鲜明突出以外，其他人物形象都比较模糊和呆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