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现代阿拉伯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在阿拉伯各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斗争。本世纪的前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阿拉伯国家的日益扩张,土耳其人在阿拉伯社会的地位已逐渐为西方殖民主义所取代,笼罩着阿拉伯地区的封建主义的重重雾瘴开始消散,而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开始大量传入阿拉伯各国。在阿拉伯思想界,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增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埃及维新派宗教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的许多学生,成了民族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们大力宣传实行维新,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他们发表文章和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这一形势下,阿拉伯作家和诗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这也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前进着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文学要努力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反映人们在新时代的思想情绪和他们的切身问题。
  这个时期,阿拉伯的作家们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在继承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本地区的现实进行创作。他们比之十九世纪末的作家,前进了一大步,思想上和艺术上逐渐成熟起来。这个时期,阿拉伯文学开始出现不同的流派,作家们各树一帜,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也开始为许多作家所接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成了阿拉伯文学创作中的主流。
  埃及文学家穆罕默德?穆韦利希(1858-1930)用阿拉伯玛卡梅韵文故事体裁与西方小说相结合的形式,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伊萨?本?希沙姆对话录》(1906)。小说描写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1805-1849)死去的艾哈迈德帕夏在十九世纪末复活,遇到说书人伊萨?本?希沙姆。两人在埃及各地旅行,生活在新的环境中,发现所有的事物都变了样,以古论今,对警察制度、法庭和人们的风俗习惯等许多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作者仍然受韵文的影响,虽然它具有长篇社会小说的结构,但实际上还是一部韵文故事。
  真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小说是侯赛因?海凯勒(1888-1956)写的中篇小说《宰奈卜》(1914),他用规范的阿拉伯语夹杂一些埃及方言写成。故事是说一个出身于乡绅家庭的青年学生哈米德,爱上了堂妹阿齐宰,但由于农村的习俗使他不能向她表露衷情。后来,他又爱上了在他父亲田里干活的女雇工美丽的宰奈卜,而宰奈卜也发觉哈米德对自己的爱情;但她认为,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他俩是不可能结合的。姑娘把心给了同她一样出身的青年雇工易卜拉欣,但由于农村的陈规陋习,姑娘没有向家人表露自己的心迹,反而屈从于家长的意志,嫁给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青年。她所爱的青年易卜拉欣去苏丹服兵役;哈米德离乡去开罗,开始了新的生活。姑娘陷于深重的精神痛苦之中,后来染上了肺病,抑郁而死。小说描写的是埃及的农村生活,由于地主与雇农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使青年男女不能相爱,终于酿成人间悲剧;小说突出地描绘了埃及农村迷人的自然风光。《宰奈卜》尽管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第一部以文学形式反映现代社会问题的中篇小说。
  紧接着,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发表了小说集《目睹集》,它涉及若干社会问题。他的弟弟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继续哥哥未竟之业,从事小说、戏剧创作。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作家,但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技巧,他们都没有达到台木尔兄弟的水平。迈哈穆德?台木尔后来成为埃及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奠基人。易卜拉欣?马齐尼(1889-1949)的长篇小说《作家易卜拉欣》(1931),阿拔斯?迈哈穆德?阿卡德(1889-1964)的长篇小说《萨拉》(1937),都是这一时期形式与内容结合较好的作品,其内容都涉及社会道德问题。剧作家陶菲格?哈基姆(1898-)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长篇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1937)。文学家塔哈?侯赛因(详见本章第三节)写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日子》三部(1929,1939,1962)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在二十世纪初、从埃及内地乡村到首都最高宗教学府、最后去法国留学的生活经历,揭示了贯穿其间的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它的主题和风格,被认为是阿拉伯新文学的重要里程碑。
  在二十世纪头三十年的阿拉伯文学中,曾出现过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文学流派,即“旅美派”文学和“埃及现代派”文学。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从黎巴嫩、叙利亚到美洲去的阿拉伯侨民人数日益增加,到本世纪初,在美国和巴西等国的大城市里就已有三十五万阿拉伯人。1893年第一份阿拉伯文报纸《费哈报》在巴西出版,此后报刊总数达二百种以上。在侨民中出现了一批文学家、作家和诗人。1920年一些作家和诗人在纽约成立了“笔会”;1933年在巴西圣保罗成立了“安达鲁西亚协会”。这些作家和诗人逐渐创造出新的文学风格,称“旅美派”文学,或“叙美派”文学。这一派中成名最早的是黎巴嫩作家、历史家艾敏?雷哈尼(1876-1940),而黎巴嫩诗人、作家和画家纪伯伦?赫利勒?纪伯伦(1883-1931)是“旅美派”的领袖。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黎巴嫩作家、文艺批评家米哈依尔?努埃曼(1889-)。“旅美派”作家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阿拉伯人在美洲新的环境中的奋斗和追求,对个性解放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对阿拉伯国家的落后状况表示不满、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外国统治者。他们在宗教、婚姻、恋爱等问题上明确地表达了反对封建思想和为推动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思想。1948年以后,“旅美派”作家创作了不少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作品。“旅美派”文学产生、兴盛在二三十年代,仅存在了二十年左右,但留下的文学遗产却不少,影响颇大。
  “埃及现代派”或称“埃及现代主义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不过在二十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到了三十年代成为主要文学流派。“埃及现代派”在它的初期,跟西欧现代派的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埃及及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的产物,与埃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文化启蒙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表现。
  这个流派主张文学要紧密配合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反映现代生活,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愿望,为创建埃及的新文学而奋斗。由于它产生于现代,反映了埃及现代生活的脉搏,故被称为“埃及现代派”。这一派著名的代表作家有塔哈?侯赛因、易卜拉欣?马齐尼、台木尔兄弟、侯赛因?海凯勒、阿拔斯?阿卡德和陶菲格?哈基姆等。
  虽然“旅美派”文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很大,但到了三十年代,“埃及现代派”占据主要地位。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现实主义的阵地在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加强。
  与小说的情况不同,在诗歌方面直到本世纪初变化仍不大。从形式上说,仍然是阿拉伯传统的旧体格律诗,这种诗体,有严格的韵辙结构;但是,在内容上随着时代的推移,诗人所要表现的主题较前有了扩大,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等等方面的问题。近代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先驱是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而现代诗人艾哈迈德?邵基(详见本章第二节)、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和赫利勒?穆特朗(1872-1949)则是诗歌复兴运动的主要继承者,也是复兴派诗人的杰出代表。这三位诗人出色地担负起由巴鲁迪开始的诗歌复兴的重任。他们都精通阿拉伯古典诗歌,最后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后来的人称他们为“保守派”,但他们的诗不是古诗的翻版,而是汲取传统诗的精华,在艺术上进行再创造。从维护诗的整体框架、诗歌的风格来说,他们是保守的,但在他们的诗中体现了他们的个性和时代精神,他们这一代诗人是阿拉伯古诗风格和现代文化、时代精神的结合。
  接着又出现了以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1886-1958)、易卜拉欣·马齐尼和阿巴斯?迈哈穆德?阿卡德(1889-1964)为代表的“笛旺派”(意即“诗集派”)诗人。他们受十九世纪英法文学中浪漫主义流派的影响,认为诗歌应该表达内心的活动,描写人生的善与恶,痛苦和欢乐。同时要描写大自然,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来抒发诗人的感情。这个流派的创作特点是,无论从题材和形式——语言和音韵来看,都有革新。他们采用现代通俗的语言,打破传统诗严格的韵律障碍,确立以抒发内心活动为主的新倾向。
  这两派诗人创造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开辟了两条不同的创作道路。另外还出现了第三种诗歌创作的流派,这就是侨居美洲的阿拉伯诗人、如纪伯伦和伊里亚?艾布?马迪(1889-1957)等创造出来的。他们也是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流派,但和舒克里等人的一派又不完全相同,他们更多的是描写大自然和怀念遥远的祖国。他们也有自己的悲哀和痛苦,但更多的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他们向着两极发展,一部分发展成为苏非主义(注:苏菲主义或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一种派别,也称神秘主义。它提倡隐遁苦修,秘密传道,脱离世俗生活,忽视肉体存在价值,专求精神上与安拉接近。苏菲主义在各伊斯兰国家流行甚广,已形成自己的一套道德和修行哲学。),即神秘主义;另一部分发展成为享乐主义。
  在古典诗风派里,继邵基、哈菲兹、穆特朗等诗人之后,又出现了艾哈迈德?宰基?艾布?沙迪(1892-1955)、阿里?迈哈穆德?塔哈(1902-1949)、阿齐兹?阿巴扎(1899-1973)、艾哈迈德?拉米(1892-)和萨拉哈?阿卜杜?赛布尔(1931-)等有名的诗人。
  本世纪前半叶,在伊拉克出现了两个著名诗人:杰米勒?绥德吉?宰哈维(1863-1936)和迈阿鲁夫?鲁萨菲(1875-1945)。前者是出身于贵族家庭思想开明的诗人和作家,常常在诗中发表诸如给妇女以权力等的进步思想,在形式方面他也是一个革新家。后者的诗歌倾向于保持古典的形式,它的内容往往带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这里我们还必须提一下突尼斯青年诗人艾布?卡西姆?沙比(1906-1934),他没有学过外语,但他阅读了许多翻译作品,也读过不少“旅美派”诗人、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诗人的作品,从中汲取了营养,创造出新的形象。他的作品摆脱了阿拉伯传统诗的主题,大多为牧歌式的抒情诗,洋溢着热爱自由、追求解放的感情。同时在诗的韵律方面给人以清新、简明、流畅之感。他写有诗集《生命之歌》。“一旦人民要生存,命运必定作响应。黑夜一定会逝去,枷锁一定要砸开”是沙比的著名的诗句。他的诗作在阿拉伯各国广泛传播,很有影响;可惜他不到三十岁就夭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阿拉伯各国的文学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并逐渐趋于繁荣。从五十年代开始,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先后获得了独立,成为主权国家;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开始得到发展。但各国的政体不一样,有的仍保持着封建君主制,有的虽采取议会制,而实权掌握在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手里。阿拉伯各国社会结构的状况还是很复杂的,既有大量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民族主义和其他一些因素,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互起作用。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新一代阿拉伯作家大量涌现,作品很多,所反映的面也很广。有的作品描写工人、店员、知识分子等城市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有不少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1912-)写有长篇小说《两宫之间》(1956)、《向往宫》(1957)和《甘露街》(1957)三部曲。小说描写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几代人的生活经历,反映了近现代埃及社会的变迁。他所塑造的人物活动舞台,几乎都在开罗,所以有“开罗作家”之称(注:纳吉布?马哈福兹于1974年所写的长篇小说《卡尔纳克》(即埃及影片《咖啡馆》),是属于揭露前掌权者劣迹的所谓暴露文学,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感。)。埃及作家阿卜杜?拉赫曼?舍尔加维(1920-),擅长描写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他的长篇小说《土地》(1954)和《农民》(1968)比之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同样反映农村问题的小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对主题的剖析也深刻得多。《土地》以第一人称叙述夹杂着第三人称回忆的笔法,写二十年代末期埃及农村生活。揭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土地》在探究现实问题的深度上,具有洞隐察微的笔力,因而受到好评。在艺术风格上,《土地》的文字通俗、明白、畅达,富于乡土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长篇小说《农民》一说它是《土地》的姊妹篇。另一个作家伊哈桑?阿卜杜?古杜斯(1919-),则善于用细腻、曲折的手法揭示政治、社会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往往以塑造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来表现主题。他写的《我家有个男人》(1957)是描写抗击英国占领军、反抗卖国贼和本国反动统治的长篇小说,得到很高的评价。作家尤素福?西巴依(1917-1978)著名的小说有《伪善之地》(1949)、《水夫死了》(1954)和《还我的心吧》(二卷,1954)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亚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文学也有了发展,涌现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的数量也日渐增多。黎巴嫩短篇小说的先驱陶菲格?阿瓦德(1911-),早在三十年代就写有《跛足少年》(1936)、《羊绒衫》(1938)和《面包》(1939)等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紧密结合社会生活,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思想和感情。近年来他的创作取得新的进展,长篇小说《贝鲁特磨房》就是一部影响颇大的作品。黎巴嫩其他较著名的作家还有苏海勒?伊德里斯(1922-),他著有《拉丁区》、《深邃的战壕》和《我们燃烧的手指》。作家艾哈迈德?苏维德(1927-),著有《来自太阳的宽恕》(1955)。女作家莱伊拉?巴阿莱贝基(1936-)的代表作有《我活着》(1958),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黎巴嫩的著名诗人有安杜尼斯(1930-),他是黎巴嫩自由体诗歌的开创者,著有诗集《大地说话了》(1957)、《风中树叶》(1958)等。
  在叙利亚,1951年成立叙利亚作家协会。作家们提出“艺术为人民、为生活、为社会服务”的口号,这对叙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作家哈纳?米奈(1924-)的长篇小说《蓝灯》(1954),是叙利亚现代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叙利亚港市拉塔基亚为背景,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叙利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占领的斗争。女作家艾勒法?伊德里比(1912-)著有《叙利亚故事》(1954)。作家阿卜杜?塞拉姆?欧杰利(1917-)著有长篇小说《塞维利亚之灯》(1956)和《噙泪的微笑》(1958)。阿卜杜?拉赫曼?巴沙的小说集《英雄的土地》和扎卡里亚?塔米尔的小说集《白骥的嘶鸣》(1959)都是比较著名的作品。叙利亚的诗歌、戏剧艺术也有相当发展。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伊拉克的文学创作大多是反映伊拉克人民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小说家祖?努?阿尤布(1908-)的作品大多是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阻碍社会发展的恶势力的。他写的小说《手、土地和水》(1948)描写了农民受大地主剥削和欺压的苦难境遇,反映了伊拉克农村的生活。阿卜杜?哈格?法兑勒(1911-)所写的小说《彷徨的人们》(1958)和《魔鬼》(1958)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使用讽刺的手法,是针砭时弊的作品。作家阿卜杜?马立克?努里(1921-)写有小说《人性的使者》(1946)和《土地之歌》(1954),作家福阿德?泰克里利(1927-)写有小说《另一面》,他们的作品运用意识流的表现形式,反映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诗人穆罕默德?麦赫迪?贾瓦希里(1903-)的作品,以描绘政治生活和反帝爱国运动著称,因此他屡遭迫害,多次去叙、埃等阿拉伯国家避难,作品有《贾瓦希里诗集》(1957)。女诗人娜齐克?梅拉伊卡(1923-),著有诗集《碎片与灰烬》(1949)和《波谷深处》(1958),他是阿拉伯自由体诗歌的推崇者。诗人巴德尔?沙基尔?塞亚卜(1926-1964)也是自由体诗歌的创始人之一,写有诗集《掘墓人》(1952)、《武器与儿童》(1954)等,他的作品大多揭露社会的腐败,殖民主义的残暴和对革命的希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非马格里布(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诸国也相继独立,民族文学有了较大发展。阿尔及利亚作家艾哈迈德·里达·霍霍(1911-1956)从三十年代开始从事创作,是阿尔及利亚中短篇小说的先驱。长篇小说《麦加少女》(1947)是他的成名作,也是阿尔及利亚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无权地位和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里达?霍霍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作家穆罕默德?狄布(1920-)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用法文写作《阿尔及利亚》三部曲:《大房子》(1952)、《火灾》(1954)和《织布机》(1957),分别描写城市贫民、山村雇农、产业工人的贫苦生活,以及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这部作品基本上概括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至1942年美军在北非登陆这段时间阿尔及利亚的历史。1956年,摩洛哥和突尼斯获得独立。摩洛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1922-),他著有诗集《希望的歌》(1952)和《苦难与光明》(1958)等,诗人为获得独立的祖国发出赞美和欢呼。小说家阿卜杜?迈吉德?伊本?贾龙(1919-),著有描写在殖民统治下人民悲惨生活的《我的童年》和反映争取独立、反法斗争的短篇小说集《血谷》(1948)。突尼斯当代较著名的作家有巴希丁ず@锓?1917-),他写的长篇小说《死亡,或者我受你爱情的诱惑》(1957),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突尼斯知识分子的生活。作家阿什米?巴库什(1917-),著有自传体小说《我的信念常在》(1958)和讽刺剧《牛皮大王》(1959)。在非洲的现代阿拉伯文学中,我们还要提一下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1929-),他的第一部小说《移居北方的季节》,在阿拉伯各国引起普遍的重视。小说写一个苏丹青年接受西方教育后,由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引起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阿拉伯人还面临一个严重的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它是帝国主义一手策划造成的。上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切望回到自己的家园。为了收复失去的土地和民族权利,他们同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因此,巴勒斯坦问题也是现代阿拉伯文学作品反映的一个重要主题。格桑·卡纳法尼(1936-1972)是当代最著名的巴勒斯坦作家,他的小说《阳光下的人们》(1963)、《重返海发》受到普遍的赞许。小说《阳光下的人们》描写了属于老、中、青三代的巴勒斯坦人,藏在运水车的空罐内,偷渡到“黄金之国”科威特去的故事。车到边界,司机被一个官员无理纠缠,由于时间过长,在中午灼热的太阳下,三人终于窒息而死。恐惧和懦弱使他们在死亡临近时也不敢敲击水罐。小说通过写实与寓意,指出巴勒斯坦人消极逃避苦难是行不通的;他们的出路只有反抗。格桑在这部小说里,第一次提出了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应该是一个战士的口号。小说出版后,震动了阿拉伯文学界。在格桑的创作中,巴勒斯坦这个命题总是贯穿整个作品的始终,他常用提示和象征的方法引导读者去思考巴勒斯坦问题,他为战斗的巴勒斯坦文学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现代阿拉伯文学中,与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反对本国专制统治相结合,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斗争和追求的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加强和发展。由于受到民族民主运动的鼓舞,用文艺这个武器及时地反映革命斗争的现实以及表现革命斗争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已经成为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的职责。他们在作品中,不论是小说、剧本、杂文或诗歌,描写了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各个阶层的人物,表现了生活的脉搏和时代的气息。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作家深入生活,置身于群众之中,他们站在进步、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立场,创作出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作品,创作出表现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斗争的小说,这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可喜现象。新的形势发展,为阿拉伯作家的创作展示了新的前景。

   第二节 邵基
  埃及现代杰出的诗人艾哈迈德·邵基(1869-1932),是继埃及大诗人巴鲁迪之后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中坚之一,由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被誉为“诗圣”、“诗王”,在阿拉伯世界极享盛名。
  邵基出身于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他的家族杂有阿拉伯、土耳其、库尔德和希腊人的血统。他四岁入私塾,从小受良好的教育,受阿拉伯文学的熏陶。在中学就学写诗,称颂国王,显露了擅长诗歌的天赋。在学校里他不仅学习了阿拉伯语,还学了法语,他的家庭环境又使他懂得了土耳其语。由于掌握了三种外语,这对他博古通今、熟练地驾驭语言、日后成为一位大诗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邵基在法律学校毕业后,1887年去法国留学,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读了拉封丹、雨果和拉马丁等法国文学家的作品。回国后,他在宫廷中供职,任国王阿拔斯二世御前诗人达二十年之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宣告废黜埃王,另立一贯亲英的侯赛因?卡米勒为国王。邵基对此写诗表示不满,于是英国人把他放逐到西班牙。
  战后邵基回到埃及,正值埃及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他发觉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久埃及恢复了部分独立,邵基也恢复了自由。从此他不再在宫中作事,专门从事诗歌的创作。
  邵基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他有坚实的阿拉伯文学基础,他以阿拉伯中古时期大诗人艾布?努瓦斯,布赫图里、艾布?泰马姆和穆太奈比等的优秀作品为借鉴,掌握近代诗人巴鲁迪等诗作的精髓,汲取西方优秀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诗歌带有某种古风,但同时又体现出诗人的个性和时代的精神。
  流放前,他在安逸享乐中生活,利用各种机缘歌颂埃及王室和奥斯曼帝国,写下大量宫廷颂诗,这方面和中古阿拔斯王朝的一些诗人相仿佛。有时也用“明珠玉杯镶,金银相辉映”的轻巧短韵,描写饮宴、歌舞的场面。他效仿古人,写了不少情诗、诔诗、饮酒诗、自豪诗等等。
  不过,邵基毕竟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埃及民族运动蓬勃兴起、反抗外国占领的斗争年代。祖国的危难不能不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涟漪,他的许多诗篇抚今思昔,借以抒发对祖国的感情。著名史诗《尼罗河谷的巨大事件》(1894)就是受雨果《历代传说》的启发而描绘的一幅埃及历史的画卷,表达了他对祖先光荣业绩的崇敬,对国家屡遭不幸的沉痛心情。
  诗人对祖国的重大事件,有强烈的反映,他写的《淡水洼的回忆》(1907)是一篇出色的诗作。1906年一群英国军官到淡水洼村猎取家鸽,遭到农民抗议。其中一个英国人中暑而死,野蛮的殖民者竟制造借口,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次大屠杀,激起埃及人民极大的愤怒。邵基在诗的最后几行愤怒地写道:
  噢,淡水洼村啊!
  让完全明了这事件的人们相信,
  这是起义,也是复仇,
  它象巨流冲向全国各地。
  人们的脸上带着悲愤,
  憎恨正在母亲的心田里成熟。
  诗作表现了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和对敢于揭竿而起进行反抗的埃及农民的热爱,既揭露了英国殖民者的残暴,又对淡水洼事件的遇难者及其孤儿、寡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邵基在流亡期间(1914-1918)也写下不少著名诗篇,《尼罗河》便是其中的一首。他在诗中尽情讴歌礼赞自古以来哺育着埃及人民的神圣的尼罗河,倾注了对饱经蹂躏的伟大祖国的无限深情:
  她象大海一样奔流,
  用潮水
  哺育人们
  和人们栽培的庄稼。
  她是食用的麦粒,
  又是作衣裳的棉花。
  她是我们欢乐和希望的
  永不枯竭的源泉!
  为人民造福——
  是她的生活准则,
  她对一切人公正无私,
  殷勤灌溉着每块土地,
  不分贫富,
  她一律带给丰收,
  你一旦收获,
  就赶紧耕耘吧!
  
  她永远奔流不息,
  乍一看——却象凝然不动。
  一望无际的河水倾泻奔流,
  是如此雄浑,又如此安详;
   可是只要稍微激怒,
   汹涌的水流便泡沫飞溅,
   带着雄狮般的怒吼,
   掀起惊涛巨浪。
   
   象甜蜜的希望,
   她的玉液琼浆对我们无比珍贵。
   象龙涎香一样,
   她的两岸碧波荡漾,四际芬芳。
   尽管她泥沙浑浊,
   却使世界上最美丽的江河黯然失色,
   神圣、浩瀚的尼罗河啊,
   是我们永恒的母亲!
   邵基还以举世瞩目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兽等古迹为题材,抒发了同样的思想感情。他身处异乡,吟出“乐园虽向往,怎及祖国好。为何大树禁黄莺,杂类乌鸦乱聒噪?”的诗句,这不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怀念与热爱,还倾吐了伤时忧国的心情。
   流放归来后,在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感召下,邵基置身于运动之中。他不再为国王歌功颂德,转向描写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社会政治生活等等,这在他创作的道路上是一个转折。他不仅描写埃及人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伊斯兰的、阿拉伯的共同感情。
   1924年,埃及各政党为了自身的利益,倾轧激烈。邵基为此写诗,尖锐地提出“分歧何时了?吵闹为什么?”号召各政党不要只顾闹矛盾,应该团结一致对敌。1925至1926年,叙利亚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法斗争,诗人写道:“大马士革啊,我的泪在不住地流,我向你致以问候,它比巴拉达河上的微风还亲切。”诗人坚信“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手,一定能打开自由之门。”1911年,利比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意大利占领的斗争,后来被镇压,1931年穆赫塔尔被处以绞刑。诗人吟道:“沙漠中你的遗骸是一面旗帜,它日日夜夜在动员着沙谷里的人们。敌人竖起的是一座血的灯塔,它指引我们新的一代前进。”邵基以热烈的心情,参加他们的革命,表达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相互支援的战斗情谊。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在东方我们是同族同文的子孙,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我的诗是歌唱东方的欢乐,哀叹东方的不幸”。
   邵基是出现于本世纪初的埃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积极赞助者,他的许多诗篇表达了这样的主张:通过改革教育、发展文化、解放妇女、努力工作等途径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他也用诗歌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如成立埃及银行,建立埃及大学和发起节约一角线运动等。他写的许多诗都能吟唱,有些成了爱国主义的歌曲,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如歌唱尼罗河的小曲:
   尼罗河啊,你多可爱,
   象条褐色的饰带。
   如黄金,似白玉,
   真是千姿百态!
   邵基在他的晚年以法国古典派戏剧为借鉴,创作了五部古典题材的诗剧、一部现代题材诗剧和一部古典题材的散文剧。其中以《克娄巴特拉之死》(1929)和《莱伊拉的痴情汉》(1931)两部最有名,前者讲的是公元一世纪末埃及抗击罗马侵略,最终亡于罗马的历史故事,后者是一部阿拉伯式的《罗米欧与朱丽叶》。邵基把诗剧介绍到阿拉伯文学中来是个创举,为阿拉伯文学开拓了新领域。
   邵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首先它有铿锵和谐的音韵,朗诵起来悦耳动听。诗人总是仔细地推敲每个辅音和元音,关注词句音韵的协调。其次,他的诗作想象丰富,感情细腻。诗中有美妙的幻想,细致的描写。读来意境清新,引人入胜。第三是语言凝练有力,简洁畅达。他灵活地运用古典的比喻和借喻,遣意造句,灵活自如。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阿拉伯各国读者一致的赞扬。
   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埃及文化复兴中,继巴鲁迪之后,邵基的诗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把阿拉伯诗歌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由最初的模仿古诗逐步走上了创新的道路,给阿拉伯诗歌宝库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为阿拉伯文学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节 塔哈·侯赛因
  塔哈·侯赛因(1889-1973)是埃及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家、文艺批评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著述丰富,是个多产作家。他不仅对文学,而且对历史、哲学等都有精深的研究,成为一代文宗,被人们誉为“阿拉伯文学泰斗”。
  塔哈出生于米尼亚县尼罗河左岸小城马加加附近的乡村,父亲是制糖厂的小职员。由于家庭经济不宽裕,塔哈三岁时患眼疾未得到很好的治疗,双目失明;但他自小聪明好学,记忆力强,不久入村里的学塾唸《古兰经》。1902年,十三岁的塔哈随哥哥到开罗,入爱资哈尔大学预备部继续学习。
  当时的爱资哈尔大学是埃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中心。塔哈对死板、枯燥的课程不感兴趣,进而对学校的整套制度感到厌烦,以致表示反抗。1908年,塔哈进入新创办的埃及大学。
  新的环境和新的学习内容给予塔哈很大的鼓舞,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埃及学者讲授的课程,特别是几位欧洲东方学家的文学评论课,对他启发很大。与此同时,他在夜校补习法文,以便能够听懂法语讲课。1914年,塔哈写出纪念中古时期阿拉伯盲诗人艾布?阿拉?麦阿里的学术论文,获得埃及大学颁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新的文学评论准则,即不受前人之见的束缚,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篇论文使年轻的塔哈崭露头角,名噪一时。
  埃及大学决定派塔哈去法国留学。1914年11月塔哈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1915年12月转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攻古希腊、罗马史,同时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在校期间,塔哈结识了一位品格高尚的法国姑娘,她给了塔哈很大的帮助,后来她成了塔哈终身的生活伴侣。
  1919年10月,塔哈回到埃及,在文学院讲授古希腊、罗马史和法国近代文学。在这期间他写了《希腊剧诗选》和《雅典人的制度》,向埃及人介绍希腊的古代文明。塔哈的目的仿佛想要暗示阿拉伯的文艺复兴,也应该象欧洲人的文艺复兴那样,借助于古希腊文明。他翻译了古希腊古典时期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几个剧作,取名《希腊戏剧文学选》。
  不过塔哈发现,埃及读者不很欣赏希望文学,而当时埃及的戏剧也可说是一穷二白。于是他又向读者介绍法国剧作,1924年出版了包括几位法国著名剧作家作品的《戏剧故事集》。后来又译了拉辛的《昂朵马格》,此外,还译了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
  1924年埃及大学由政府直接管理,塔哈任文学院阿拉伯文学教授。1925年出版历史评传《思想的领袖》,这本书概述了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以法国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作为指导思想的塔哈,1926年发表了《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对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诗歌进行了分析,认为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歌有许多是后人伪造、抄袭的,是假古董。他的观点震动了文化界和思想界,甚至在议会里也引起强烈反响。保守派、卫道者回击他,对他进行围攻,但塔哈继续和保守派进行辩论,坚持了战斗。他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是埃及新文学的一个胜利。这场大辩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塔哈?侯赛因再版这本书时,书名改为《伊斯兰教以前时期的文学研究》。  这种新的文艺批评标准是西方现代文学和阿拉伯古典文学的结合,这种革新倾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古代文化遗产,而是有取有舍,用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充实它,发展它。无疑塔哈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尽管他个人遭到了攻击,他的一些著作被查禁,甚至西德基政权还曾一度禁止他教书。
  塔哈把这场革新与守旧的尖锐斗争,写在自传性长篇小说《日子》里。
  1934年末塔哈回到文学院任院长。他编注了公元十世纪阿拉伯诗人穆太奈比的诗集;1936年出版论著《同穆太奈比一起》,1939年写了《埃及文化的前景》两卷。1942年任亚历山大大学校长,继续他的教学、科研和创作。
  塔哈在一个时期还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作品有《鹧鸪的鸣声》(1934)。小说描写了埃及的游牧民、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游牧人的姑娘与城市小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不能幸福地结合;也反映出善与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鹧鸪鸟和小说中的人物遭受着同样的痛苦,发出凄凉的哀鸣。小说《山鲁佐德之梦》(1943)。通过古代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主人公山鲁佐德和山鲁雅尔的故事,提出当代的各种现实问题和阶级、制度的问题,这个古代神话故事在作家的生活和思想中又复活了。小说《苦难树》(1944)描写了一个埃及家庭三代人的生动形象,反映出理智和科学的思想与陈腐习惯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也描写了埃及的贫穷阶级和他们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又是如何把希望寄托给命运和宗教信仰。塔哈后来写的《世上受苦人》描写了埃及人民在封建王朝和政治腐败时期所遭受的黑暗统治,展示了当时的埃及社会的现实。塔哈在这些小说中,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他还写了许多历史传记小说,出版了许多散文集和有关文艺批评的论文集。
  自1940年起,塔哈任阿拉伯语言学会委员。1956年埃及作家协会成立,他一直担任主席。1960年他被选为阿拉伯语言学会副会长,他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人,1963年又当选为会长。塔哈为纯洁阿拉伯语言、用阿语词汇表现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并使之规范化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他在文学方面建树卓著,曾获欧洲许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1958年获埃及政府颁发的文学表彰奖,1965年获尼罗河项链奖。
  塔哈由一个令人怜悯的盲童成长为第一流的埃及作家,阿拉伯文豪,这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实属鲜见。尽管他的宗教、哲学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主张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有着明显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在艺术上也存在着某些形式主义、象征主义的倾向,但这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就其全部经历和创作来看,他在阿拉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阿拉伯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他在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埃及文化启蒙运动中,在创建埃及的乃至阿拉伯的新文学的运动中,在为使创作反映现实、形成具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埃及现代派”的活动中,以及在创立新的阿拉伯文艺批评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塔哈?侯赛因于1973年去世。现已出版《塔哈?侯赛因全集》十八卷。
  塔哈的代表作是《日子》,是一部自传性的长篇作品,分上、中、下三部。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塔哈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年埃及的一部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伊斯兰教经院教学的代表者之间的斗争。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埃及的社会面貌,看到阿拉伯知识分子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争取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埃及,在经历了一百年动荡不安的时期以后,政治上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局面之中。塔哈的童年生活,正是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度过的。
  《日子》第一部出版于1929年。它记述作者童年时期的家乡生活。父亲是个小职员,有子女十三个,塔哈是老七。三岁时患眼疾,被土医生治瞎了(两个眼珠都给挖掉)。小妹妹发高烧因得不到治疗而惨死。塔哈的一个哥哥,死于当时蔓延于城乡的霍乱。农村缺医少药,迷信盛行,文化十分落后。学塾里教的是《古兰经》,教法陈旧不堪。在当时,盲人常常依靠在婚丧喜庆仪式上诵读《古兰经》维持生计,可供盲童塔哈选择的生活道路便是接受宗教教育,以便将来成为一个宗教职业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入村里的学塾
《古兰经》,以后又去开罗继续深造。
  作者在《日子》第一部里,描写他怎样“在家庭、学塾、法院、清真寺、督察员的住宅、学者们的座谈会和济克尔的会场上,度过了既不甜也不苦的日子”,其中主要涉及乡村的教育事业和宗教活动。小说对于不学无术的学塾教师西迪和他的助手“学长”,以及贪婪的上埃及地区教派首领等人物作了真实的描写;特别是描写小妹妹惨死,哥哥的暴卒,更加深沉哀戚,感人至深。
  《日子》第二部1939年出版。它记述了作者在爱资哈尔大学八年的学习生活。描写了年轻的爱资哈尔人的宿舍生活及其周围的人物,描写了爱资哈尔大学的教学活动,特别是从侧面反映了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教育改革的失败,并正面刻画了作者本人对爱资哈尔经院教学的反抗和决裂。
  爱资哈尔大学是一所古老的伊斯兰教宗教学府,经历了土耳其人三百年的统治和近百年西方殖民主义的蹂躏,每况愈下,徒有其名,称它为爱资哈尔清真大寺更符合实际。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爱资哈尔大学成了埃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中心。
  当时,以伊斯兰教维新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极力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家卡西姆?艾敏以及对社会、政治、道德提出新的认识标准的作家卢特菲?赛义德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社会改革运动,并为此而努力奔波。塔哈来到爱资哈尔后,就直接处在这场新旧思想冲突的中心,而他是坚决站在新思想一边的。
  应该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在埃及的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政治变革,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埃及开始与西方发生联系,派遣大量留学生,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学等社会科学,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和精神文化逐渐传到埃及。
  在埃及介绍西方思想较早而影响又较大的是阿富汗人哲马伦丁,他是有名的伊斯兰学者,宣传泛伊斯兰主义。1871年他到埃及讲学,他的思想给了埃及青年很大影响,埃及的政治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和宰额鲁勒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及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穆罕默德?阿卜杜和他的许多学生成了埃及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社会改革运动的主力。他们大力宣扬通过整顿教育、发展文化、解放妇女、实施宪政等途径,来实现埃及民族独立的主张。
  但是,维新派的主张和措施遇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抵抗,塔哈在爱资哈尔大学求学期间,正是穆罕默德?阿卜杜试行改革遭到失败时期,他在校内外保守势力的压迫下,终于被撤去了校委会主任的职务。然而,要求改革、要求进步的时代潮流是无法抗拒的,这场新与旧的斗争还在继续。青少年时期的塔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他的思想无疑带有这个时代的深刻烙印,他已完全置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日子》第三部,完成于1962年,表现了塔哈进入新式大学后的喜悦心情。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埃及学者和欧洲东方学家向学生传授的知识,他们的观点、见解,使年轻的塔哈茅塞顿开,视野大为开阔,为他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扎实的基础。作家回忆了他在写出论文《纪念艾布?阿拉》获得埃及大学第一个博士学位后,被大学派去法国深造的前后经过;记述了在法国的生活和学习;还追记了塔哈所接触的同时代的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以及作者本人的感受。此外,在小说的第三部里,还可以看到作者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情。虽然作者双目失明,但他似乎看到了明亮的世界,也要把光明带给埃及。
  长篇小说《日子》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动荡年代的埃及社会的生活图景,侧重揭示了埃及农村和爱资哈尔的文化教育落后状况。塔哈?侯赛因“好象变成了一架精密的地震仪,记载着周围大大小小的震动,然后他忠实地把这些记录摆在你的面前”(注:埃及文艺批评家邵基?戴伊夫的评语。)。应该看到,作家在《日子》中所记载的是当时埃及的重要的史实,尽管作家使用的语调平静而深沉,但揭露是深刻的,它揭示的问题带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塔哈以坦率和细腻的笔调所记述的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不能仅仅看作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不论是在内地乡村或是在爱资哈尔,塔哈的思想、行动和感受代表了一部分具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尽管他最初由于年幼,对于什么是新思想、新觉醒还处在朦胧之中,但随着年月的推移而日益明晰了,这在他后来的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对塔哈都是有影响的,这在他对生活、对社会、对文学和文艺批评中都有所反映。特别在文艺批评方面,他主张思想自由,大胆怀疑,自由探讨,不囿于传统之见,后人可以而且应该超过前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主张。塔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要求进步、民主和科学,强烈地要求改革,是当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愿望,年轻的塔哈,不仅从思想上紧紧地跟上这个潮流,而且见诸于行动,以致他站到这一新潮流的前列。不论是在爱资哈尔或是后来进了埃及大学,他坚定地站在维新派宗教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一边,站在解放妇女改革社会的倡导者、作家卡西姆?艾敏一边,站在在《新闻报》上提倡政治、道德和社会新准则的作家鲁特菲?赛义德一边。应该说,这一派人物(当然也包括若干政治家)代表了埃及近代复兴的新兴力量,也代表了埃及近代新文学的萌生。
  其次,通过长篇自传性小说《日子》,我们可以看到塔哈从一个令人怜悯的盲童最后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学者,成为一代文宗的成长过程。这条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充满了艰难险阻,塔哈通过自己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高大的形象:一个衣衫褴褛,双目失明的人,但他面容安详,嘴角挂着微笑,和领路人匆匆地一起向爱资哈尔走去。他脚步坚定,毫不蹒跚。在他脸上没有常在瞎子脸上看到的那种忧郁的表情;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课,吸收着老师的每一句话,面带笑容,不觉痛苦,也不烦躁……这就是塔哈,他顽强地克服疾残带来的不幸,以非凡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达到荣誉的顶峰。塔哈的例子在各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第三,通过《日子》也使我们了解到,塔哈一生的经历,是充满了斗争的经历。他同宗教界、文学界和政治界的保守势力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用希腊的和西方的文学典范来教育人民;他在文学研究和小说创作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凡此等等,我们都可以在《日子》里看到详细描述。
  塔哈写的《日子》,在语言方面也很有特色,这种语言温柔、纯洁、生动、细腻。在塔哈看来,文学之所以称得起文学,似乎就是既要动听,又要动人,所以他尽量使自己的语言具有音韵的效果。他不用华丽的词句,而是平铺直叙,既有音乐性,又有思想内容,他这样做可能是受了古代人用耳朵听读文学的缘故。塔哈保持了古代语言的特征,同时也尽可能地丰富自己语言的音韵。他用充满音韵的语言自然而流畅地表达他的观点和看法,以及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表述他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各种论断,他也是用这种语言来写他的小说和各种文艺作品的。所以他的音韵不是空洞的,是他艺术创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他得心应手、达意传神的工具。
  塔哈创作的《日子》,在文体上也有很大贡献。古代阿拉伯文学,主要形式是诗歌、韵文和故事。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政论性杂文和历史小说,而抒情散文、长短篇小说到后来才有。塔哈的自传性小说《日子》也是一部优秀的抒情散文作品,被认为是当代抒情散文的典范,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子》这部作品不断被一代一代的阿拉伯青年所传诵,而且译成了许多种文字(注:我国解放前曾出过《日子》(第一部)汉译本,1961年出版《日子》(第一、二部)汉译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