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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现代印度的进步文学，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印度反帝爱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十月革命的影响和1918年至1922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印度进步作家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人们能够改变自身的生活，因而对印度民族解放的远景产生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印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发展，许多印度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放弃了甘地的不用暴力抗恶和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对于促进印度人民的斗争，更具有积极意义。
1936年4月，以普列姆昌德(详见本章第二节)为首的进步作家，成立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这不仅使进步作家在当时日益严重的法西斯威胁下团结起来，而且也标志着印度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印度的进步作家在与维护殖民制度的反动作家的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在反对受西欧颓废派和现代派影响的神秘主义、实验主义、个人主义文学倾向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出现了更多的优秀作家和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除普列姆昌德以外，穆尔克?拉吉?安纳德(1905-)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出生于印度西北部边境的白沙瓦。早在1919年就参加旁遮普青年的反帝爱国运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活动。1935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贱民》，描绘了贱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种姓制度的残酷，号召印度人民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接着他又写了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苦力》(1936)和《两叶一芽》(1937)。前者描写了1928至1929年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表现了工人们在资本家的剥削下的日益觉醒。后者描写阿萨姆省种植园的农业工人的贫苦生活和自发性的暴动，揭露了英国统治者的残暴。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安纳德写了《村庄三部曲》，包括《村庄》(1938)、《在黑水那一边》(1940)、《剑与镰刀》(1942)三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旁遮普青年农民拉尔?辛的一生遭遇，表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同时还写出了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引导人们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安纳德还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出版过《理发匠工会》、《拖拉机和五谷女神》等集子。这些作品都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愤怒心声。
这时期，马尔都语诗人阿利?沙尔达尔?贾佛利写了《流血的诗》、《亚洲觉醒了》和《向新世纪致敬》等诗篇；印地语工人作家斯里瓦斯塔瓦，写了《烟?火?人》等长篇小说。上述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情绪，受到了印度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
此外，还有泰卢固诗人什里兰干?什里尼瓦斯?拉奥(笔名什里?什里)。他的诗在形式和语言方面接受安德拉的民歌。他是当时进步的“昌盛派”的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在马拉雅拉姆文学中，这时也出现了具有很高水平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塔卡日?希瓦尚卡尔?皮莱是一位代表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两斗谷》和《小虾》，描写了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深刻揭示了印度社会的矛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印度全国许多地区，成立了作家协会分会。在1942年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在印度文学家中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决议，促进了印度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著名作家克里山?钱达尔(1912-1977)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挥他的创作才能的。他生于拉合尔市，三十年代开始写作。他早期的作品，歌唱爱情、美和艺术。随着现实斗争的发展，他认识到作家有责任在生活里起积极作用，要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于是他的创作逐渐克服了过去脱离现实的倾向，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凡是激动同胞们心灵的种种事件，凡是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莫不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新起点，他和其他作家一起，谴责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他的小说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充满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战斗豪情。
他一生用乌尔都语创作，共写了三十部长篇小说，四百多篇短篇小说，三十多部电影剧本。他的主要作品除短篇小说集《火焰与鲜花》外，还有著名的中篇小说《粮食给予者》和长篇小说《当田野醒来的时候》等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阿米德?阿巴斯，明确采取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写有长篇小说《燕》、《砖瓦工人》等作品。南印度的政治诗人莫哈卡维?瓦拉托尔(1879-1958)被称为“马拉雅里民族的歌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谴责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性作为作品的首要主题。在诗作《堕落》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的爱国反帝的重要诗篇，都已收集在《文学花采》这一诗集中。此外，还有孟加拉诗人赫林德拉纳特?查托巴迪雅亚，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时充满单纯的抒情情调，而且带有宗教色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再崇尚形式主义，成长为一个热情的政治诗人。他在诗集《我歌唱人类》中指出：“如果诗人不成为一个战士，为了被损害的人们战斗到底，时间将认为这样的诗人，不配使用笔这一件武器。”他说他的诗是“蘸着血”写成的。1944年发表的诗集《石头的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诗歌痛斥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号召人民向法西斯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诗集《锤子和镰刀》中，诗人还表达了工人和农民必将成为国家主人的信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许多进步作家仍勇敢地对帝国主义制造分裂的罪恶阴谋进行斗争。1946年因贫困而夭折的诗人苏庚达?巴达查里亚就是一例。还有不少作家，如著名的印地语作家沃林达文拉尔?沃尔马(1888-?)在反帝高潮时，又写了长篇历史小说《章西女皇》和不少历史剧本，唤起人民对历史斗争的回忆，鼓舞人民坚定地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帝国主义制造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教徒之间流血冲突时，不少作家写了剧本，在街头、农村进行演出，宣传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旁遮普的戏剧家巴尔万?迦尔琪，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代表。
1947年独立以前的印度现代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特别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普列姆昌德，为现代印度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普列姆昌德
一、生平与创作
普列姆昌德(1880-1936)是印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印度现代进步文学的奠基人。
普列姆昌德原名滕伯德?拉伊，生于印度贝拿勒斯附近的拉姆希村；父亲是农村邮局的小职员，后来升为小邮局的局长。他七岁丧母，从小受后母虐待。印度社会有早婚习惯，不到十五岁，就奉父母之命结了婚。不久父亲又去世，生活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肩上。开始他当家庭教师、小学教员，同时还刻苦自学。他于1902年考上阿拉哈巴师范学院，1804年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同时进行业余文学创作。
1908年，他被调到哈密普尔担任督学职务，并经常到农村视察，熟悉了农村生活，了解到劳动人民的苦难，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1921年，他在甘地倡导的不与英国政府合作的思想影响下，辞去了督学职务；从此，专心致力于专业文学创作。
普列姆昌德用印度的两种主要民族语言——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从事写作。他于1901年开始发表作品，经过三十六年的辛勤劳动，给印度文学留下了十二部长篇小说，二百五十多篇短篇小说，还写过剧本、电影故事、儿童文学、散文和评论文章。此外还翻译过一些英国文学作品。
普列姆昌德的文学活动是在民族觉醒时期开始的，是与印度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907年出版的第一部乌尔都语短篇小说集《热爱祖国》里，就揭露了殖民制度的罪恶，并且号召印度人民要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他把为祖国流出的每一滴血，比作世界上最珍贵的珠宝。这部小说集包括五个短篇，真实地反映了1905年至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集一出版，就被英国殖民统治者下令禁止发行，并把未出售的书本当众烧毁；他的文学活动也被官方禁止。但这并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更激起他的反抗和斗争；他仅仅把原名改掉，用普列姆昌德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他不仅在创作中更深刻有力地反映印度社会的尖锐矛盾，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而且还亲身参加实际斗争的行列，为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1916年，为了使更多的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使文学能在印度人民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改用印地文写作。这样出版的《服务院》，是第一部印地语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关于妓女问题，作品接触到殖民制度下尖锐的社会生活问题，引起读者的普遍好评，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上出现的一颗新的明星。普列姆昌德成了全印著名的作家。191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用印地语写的短篇小说《五大神》，为印地语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印度无产阶级的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使普列姆昌德的思想有了提高，创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922年出版的《博爱新村》是他的又一部长篇巨著。小说接触到农村的阶级矛盾，描写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1925年出版的《舞台》，是《戈丹》出版前作者自认为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苏尔达斯保卫自己土地的斗争，表现了印度古老的农村经济，在受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所出现的社会矛盾。
三十年代，随着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印度各民族出现了许多进步作家。为了使印度进步文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有发表作品的阵地，普列姆昌德于1930年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天鹅》和周刊《觉醒》；为了保障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又在贝拿勒斯开办了“智慧之神”出版社。正因为刊物的进步倾向，触怒了英国殖民当局，他曾几度受到报复，《天鹅》也曾一度被迫停刊。这两个刊物的创办，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它在印度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上，曾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了印度进步文学的一面光辉旗帜，鼓舞印度人民起来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而斗争；同时还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年轻的作家。
普列姆昌德在编辑这些刊物的同时，仍坚持创作，写了长篇小说《盗用公款》、《工地》和短篇小说集《进军》等重要作品。
1934年，普列姆昌德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使《天鹅》和《觉醒》继续出刊，不得不到孟买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去工作。这时他写了《纱厂工人》、《流刑犯》等几个电影剧本。拍成电影后，被阵卖政府禁止上映。以后制片厂和导演竟任意删改情节，插进淫秽的东西，这使普列姆昌德无法忍受，便愤然离去。
他从孟买回到贝拿勒斯，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了。在这两年中，他对印度文学又作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短篇小说杰作《裹尸布》(可番布)和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戈丹》，都是在这两年中写成的。
1936年4月，他和其他进步作家发起成立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在勒克瑙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普列姆昌德当选为作家协会主席。并以主席的身分发表了题为《文学的意义》的重要演说，他指出：“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应该具有崇高的思想，具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创作的冲动，应该显示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它应该使我们行动和斗争，使我们产生激情，而不是让我们昏昏欲睡，因为现实再要昏睡就是死亡的象征。”大会以后，他以身作则努力贯彻大会宣言精神，使文学进一步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一方面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圣线》，同时又着手筹办一个新的文学刊物，以培养更多的文学战士。可惜，长篇小说尚未脱稿，新的刊物还未诞生，他却于1936年10月8日逝世了。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在印度文学史上有着新的意义和鲜明的特点。
首先，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生活真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他的作品没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也很少有世外桃源式的描写；他写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从普通的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塑造形象。他善于观察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提出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人民群众所关切的社会问题，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二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舞台》里，他就看出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新特点，描绘了农村变化的时代特征。在三十年代中期，普列姆昌德看清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潮以后的社会变化，在他的作品中，尖锐的提出了为什么农民生活更加悲惨的问题，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者与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并以血淋淋的事实，唤醒劳动人民起来斗争。正是因为如此，普列姆昌德的作品才能形象地反映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印度殖民地社会人民斗争的历史，表达广大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普列姆昌德为印度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榜样，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印度文学中，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使那些受地主、高利贷者、祭司等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第一次成为正面主人公。在他以前的印地文小说中的主角，大都是王公贵族和才子佳人；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和最优秀的小说，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为几千年来深受压迫的农村妇女，尤其是寡妇和那些在印度社会中极其卑微的所谓“贱民”，恢复了“人”的尊严。作者以深切的同情，愤激的心情，描绘了他们的苦难历程，揭示了悲惨生活的根源，歌颂了他们善良、勤劳、朴实的品质，也指出了他们的偏见和迷信。同时还表现了他们力图摆脱封建主和殖民者奴役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中，处处可以听到苦难农民反抗压迫、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的强烈呼声。这在印度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泰戈尔曾经说过：“我在等待着一位诗人——他是农民生活中的同伴，他是他们工作、谈话中的亲人，他和土地更加亲近。”而普列姆昌德就是和“土地更加亲近”的印度第一位作家，他成了千千万万印度农民的代言人。
再次，普列姆昌德的语言简洁朴素，用的是活生生的民间语言，特别对农民日常口语的使用，使他的作品能更好地表达农民的思想和感情，也更富有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风味。为此，普列姆昌德对印地语文学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争取广泛使用方言口语的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对印地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戈丹》
《戈丹》(《献牛》或意译为《牺牲》)，是普列姆昌德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36年。这是三十年代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号召印度劳动人民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长篇史诗。
小说描绘了印度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和不幸遭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何利，他一生中唯一的梦想，就是积一点钱买一头母牛。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母牛不但可以生产牛奶，而且也是吉祥的象征和膜拜的对象。何利开始向邻村的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不料牛才到手，却被他弟弟希拉毒死了。警方想借机敲诈，提出要搜查希拉的家，何利遇事宁可自己吃亏，而且还有宗法家门思想，只得说母牛不是希拉毒死的，并向高利贷者借来贿赂巡官，才算了事，于是第一次买牛的美梦成了泡影。在向薄拉赊买母牛的过程中，何利的儿子戈巴尔爱上了薄拉的女儿裘妮娅，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后来何利和妻子，把寡妇收留在家里，村里长老会的“长老们”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开除了何利的教籍，又被罚款一百卢比二十满粮食。尽管如此，何利没有放弃买牛的梦想，第二次他准备用卖甘蔗的钱来买牛。但高利贷者已与糖厂的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付款时，扣除了何利的钱，结果不仅希望落空，而且还在高利贷的盘剥下，由一个佃户变成了雇工。为了缴清欠租，甚至把第二个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作妻子。第三次梦想买牛，好不容易积了二十安那，但他却在地里干活时倒下了。按照印度教的习惯，临死前要行“戈丹”的仪式，要求婆罗门祭司来所谓“净化灵魂”要买一头牛作为谢礼。于是他生前的二十安那也被祭司刮尽无遗。
何利是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他善良勤劳，一生受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榨。但他到死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苦的原因。他的生活的信条是：“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因此，他常和地主莱易老爷来往，以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不知道正是莱易这些人面兽心的人，才造成了他的苦难。何利之所以没有觉悟，这与他思想还严重的受到封建礼法和宗教迷信的束缚有关。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他安贫知命，“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作者无限同情他的遭遇，但又批判了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的人生哲学。作者描绘了印度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目的在于尖锐地提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深思。
小说着重描写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揭示出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莱易，是三十年代印度最典型的地主形象。他以民族斗争中坐过牢来欺骗群众，对农民显得和蔼可亲，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但他心里十分狠毒，农民不缴租，就不准在久旱的雨后犁地。他采用封建的剥削，要农民服劳役，又不给农民饭吃。他还任意加租退佃，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还通过与银行家、英国殖民者的勾结，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他是省议会的议员，后来又当上内政部长。由于为英国主子效劳，在英国女王诞辰的那天，获得了“拉加”的称号。随着地主莱易地位的步步上升，农民何利接连遇难受灾。作者还揭露了农村中高利贷者金古里?辛，“他是城里一个资本雄厚的高利贷者的代理人”，他用利滚利，象毒蛇一样缠住了农民的手脚。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揭示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今天的世界是由银行家统治的，政府只是他们手里的玩物”，而高利贷者和地主，又是“归这个政府管”的。
普列姆昌德就是通过地主莱易等形象，深刻地指出了由于统治印度的帝国主义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进一步勾结，造成了农民越来越贫困的状况。
小说还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增长，预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可避免。何利的妻子丹妮亚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印度贫苦的妇女的形象。她大胆、泼辣，与何利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敢于当面斥责政府巡警的敲诈勒索，她不满封建势力的横行，敢于蔑视礼教，收留寡妇，并对长老会无理的判决罚款，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所谓长老“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享用。”她对地主的剥削，越来越愤懑，她体验到了“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节省，无论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铜板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无法交清”。她甚至对甘地主义用自动投入监牢的反对形式表示不满，她说：“坐监牢是不会坐出好政府来的。”她的不满和反抗，都是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不满情绪。作者还描写了农村青年利用“泼水节”表演歌舞的机会，无情地讽刺了高利贷者金古里?辛、宗教势力的代表者婆罗门达塔丁，以及地主及其走狗们，反映了被压迫人民愤怒的心声和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作者号召人民不要再忍受了，要起来向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三十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也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著名话剧《斗争》中，他把贫苦农民境况的改变，寄希望于地主阶级的道德改善；在《博爱新村》中，既表现农民的反抗，又幻想有一个“善良的”地主建立为农民服务的仁爱道院；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工地》里，竟幻想有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的豪杰来改良社会。这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抛弃了改良主义的空想，考虑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作者还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
《戈丹》在反映社会矛盾上，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为广泛和深刻。小说主要是写农村生活的，但通过地主莱易在城里的活动，以及何利的儿子巴戈尔的进城做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不仅扩大了生活的画面，而且还进一步暴露了农村的地主、高利贷者与帝国主义、城市银行家、工厂主的勾结，他们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揭示出印度殖民地制度的本质特征，增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人物性格刻画上，《戈丹》比以前的作品，更具有现实的典型性。特别对反面形象的塑造更为突出。地主莱易的形象，作者把他写成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还坐过牢，因此这个地主也更具有欺骗性。他在农民面前，装出满脸笑容，喜欢讲一些口是心非的漂亮话，其实他是一个洋人的宠儿，农民的死敌。作者着力揭示他复杂性格的本质，撕开他伪装的画皮。这个形象，真实地概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涨之后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当时印度地主阶级就是依靠投机和欺骗以及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剥削的。作者直接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艺术概括，因此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生动，而且更富有现实的典型意义。
《戈丹》是印度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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