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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20世纪具有国际声誉的英国作家，也是本世纪最有争议的小说家。他几乎毕生锐意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工业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和扭曲、畸变及人性的抗争。他的真诚坦率触痛了人们的虚荣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弊端。卫道士们借他对性爱的描绘而低毁他，但60——70年代，《劳伦斯全集》的出版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确立了劳伦斯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地位。
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出生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伊斯伍德镇的一个劳动阶层之家。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受过较好的教育，婚前教过书。兄弟姐妹五人，劳伦斯排行第四。他的童年生活很艰苦。在母亲的鼓励下，他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从而获得奖学金到诺丁汉中学读书，并在诺丁汉师范学院进修。两年后毕业并获教师资格证书，先在一小学任教，后又在伦敦南部一所中学任教。3年后因病放弃教师职务。1910年劳伦斯25岁时与少年时代的挚友、已订婚6年的杰西·钱伯斯分手。1912年认识诺丁汉大学法语教授威克利的妻子弗利达并与其私奔。1914年与弗利达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公开发表反战言论，加上妻子弗利达原是德国贵族，夫妇俩竟被怀疑为德国间谍，受到当局监视。1915年9月，他刚出版的小说《虹》也很快遭受禁售销毁的厄运。这一切使他对社会现实深感失望。1919年，他与弗利达离开英国。此后11年，他和弗利达浪迹天涯，到处寻觅理想的绿洲，足迹遍及意大利、锡兰、澳大利亚、旧金山、墨西哥等地。1930年3月20日，他因患肺病在法国南部的万斯镇疗养院逝世，丧礼简单凄凉，只有弗利达母女和作家奥尔多斯·赫胥黎等几个朋友送葬。
劳伦斯的母亲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母亲有一定修养，与做矿工的父亲格格不入。她把自己的爱和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劳伦斯从小体弱多病，但聪颖腼腆，善解人意，母亲对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爱。劳伦斯上中学时认识了杰西·钱伯斯，并与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杰西是个有思想、有见识的女性，她对劳伦斯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劳伦斯发表了处女作《下午的安静校园》，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但他无法摆脱母爱的束缚。他的母亲在世一天，他便不能与任何一个女性建立正常的恋爱关系。多年后，杰西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劳伦斯是个负枷之人。在母亲去世几天后劳伦斯对杰西说：“我一直把她当作情人一样爱着，所以无法再爱你。”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母亲形象的赞叹和颂扬；而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尤其是短篇小说中，劳伦斯对某类女性的攻击几乎达到了无情的地步。在短篇小说《蓝色的鹿皮鞋》、《可爱的妇人》，散文《骄横的女人与懦弱的男人》、《女人，多么自以为是》中，劳伦斯对骄横、孤僻的女性，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性对年轻的异性的占有欲以及那种自以为是、居高自傲的女性的挖苦和讽刺都是很激烈的。这些女性的缺点虽然不能说是劳伦斯母亲的缺点，但我们时常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劳伦斯母亲的影子。劳伦斯对母亲的爱与恨影响了他对女性的态度。从对母亲的崇拜和赞美发展到对母爱的怀疑，并进而发展到对完美女性的探寻，所有这些构成了劳伦斯对女性又爱又恨的双重态度（见《儿子与情人》）。劳伦斯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对女性的矛盾态度引起了西方评论家对他的褒贬迥异的评价。有的人责怪甚至谩骂他贬低女性，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是个“肮脏的作家”；有的人则极力为他辩护。因此，劳伦斯被人称作“女人的儿子”（墨里，英国作家、文艺评论家，一度为劳伦斯密友）、“性的囚犯”（诺曼·梅勒，美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女人的仇恨者”（凯特·米利特，英国文艺评论家）等等。
劳伦斯对母爱与性爱的探寻引起国内许多人的误解，于是他背井离乡，拖着病恹恹的身体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贫病交迫的他一生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也没有祖国。然而，他称自己是“爱的牧师”，终生都义无返顾地追求和探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他认为现代机械文明和工业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人失去了自然本性。为了拯救人类使其免于文明对他们的毁灭，为了使现代社会里苦难的芸芸众生的肉体和灵魂得到再生，他以说教者的姿态虔诚地为人类的复活呐喊，他把性爱和人性的复归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真诚而无畏地沤歌人的原始本能和自然本性，希望通过和谐的性关系——这种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来弥补工业化社会造成的异化、灵与肉分离等现象，寻回那失落的自我，重建和谐正常的人类关系。
在英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像劳伦斯这样多才多艺、富于激情的作家。他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等方面都有所探索，作品多达40卷。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一共写了10部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和60多个短篇小说。一般公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长篇（O子与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O）、《羽蛇》（1926）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中篇《狐》（1921）、《圣·莫》（1925）和《死去的男人》（1928）；短篇《菊花的馨香）（1911）等等。
劳伦斯以近千首诗作奠定了作为20世纪重要诗人的地位。他在诗歌主题上，以自我表现为主，以自己的经历、体验、感受入诗，执着于以抒情为主体的自我为基点来建构诗歌，具有浓郁的自我色彩；在抒情方式上，他既继承传统又自由多变地表现自己的襟怀和情愫，作品中闪烁着富有个性的感情的波纹；在修辞手段方面，他喜欢使用与自己亲身经历有关的发自内心的象征，构成了富有自我色彩的诗歌神话体系。其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经历了“分裂一寻求联系一超脱（向往死亡）”三个实现自我的阶段。
早期（1904——1919）创作：单纯的自我与分裂的自我。劳伦斯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就表现了发自内心世界的兴奋的、激动的和忧虑的、戏剧性的感受。其诗作中主观经验的中心就是他自己，表现出既有着青年人的深思自我、深思内心感受的能力，同时也有着孩童般的对自我认识的单纯与肤浅；而且这种“单纯的自我”表现在诗中的内在的诚实和明快的气质上。然而，劳伦斯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孩子们夜里上床睡觉了，还会听见父母在厨房里吵架（《童年的不和谐》）。这种“童年的不和谐”，又造成了他早期诗歌中的分裂的自我形象。因而他的早期诗中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爱情与憎恨、兴奋与恐惧、美好与冷酷等等相对立的因素，即使是在以“喜”与“乐”为轴心的诗集《瞧！我们走过来了！冲，“爱与恨的矛盾”也是“延续不断的……”。劳伦斯早期还创作了大量的爱情诗，巨这些爱情诗大都遵循着在性爱中获得再生的理论，因为在劳伦斯看来，性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再生的手段。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爱情会带来死亡和毁灭”，如《爱的交战》中表现了爱的悲哀和爱情带来的失落感。《农场之恋》中表现了性爱接近死亡的思想。可他却又把这种失落与毁灭看成是自我的实现，诗人在表现了性爱与死亡具有相似性的思想之后，又提出这种死亡“是件美妙的事情”。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他早期自我的分裂性。
中期（1920——1927）创作：悲观的自我与失落的自我。劳伦斯在心灵发展的第二个历程中，注意力转向了自然，他竭力寻找自我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企图恢复自我的本来面目，弥合自我的分裂，达到自我的实现。所以在题材上，他摆脱了早期自传性记叙的束缚，而在自然界开拓了新的诗歌天地。自1920年开始创作并且完成于1923年的诗集《鸟·兽·花》被人们誉为“对诗歌艺术的独特贡献”的现代文学的划时代的作品。他在动植物界，以现代风格表现了现代人的意识、现代人的感受。他往往凭借一个小小的动植物，来使自己的想象自由驰骋，使自己的才艺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曲折地反映生活，反映他对世道人心的忧虑。同时，还常常通过表层的信息来反映深刻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含义。如著名的诗《蛇》中就表达了一种矛盾心理的特别情绪。诗中有一种“受过教育的声音要杀死”从大地的躯体中冒出来的燃烧的大肠，又有另一种声音对蛇类寄予深切的同情。诗中，这条蛇被想象性地转化为一个象征，一种神秘力量。于是，混合起来的担忧、欢迎、迷惑、惊恐、崇敬不仅引向了这种蛇类，而且也引向了交织在诗中的黑暗、死亡、下界、爱情、神性的联系和内涵。寻求这种神性的关系，寻回失落的自我，是劳伦斯中期诗歌创作最突出的表现。在《杏花》中，他表现了人的生命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同时又沉溺于否定这种联系而产生的孤独凄凉的体验。在诗集《三色紫罗兰》和《尊麻冲，他一方面认为上帝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帝是自然界“强大无比的推动力”；一方面放弃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又常常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表现；一方面认为爱情应该永恒不变，另一方面又认为爱情如同鲜花，不断地凋谢与绽放；一方面歌颂疏离之感，歌颂孤独之美，另一方面又描述生活和谐，描述与大自然的接触和沟通而产生的触觉感受；他嘲讽资产阶级，否定西方文明，但他并没有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想打倒工资、打倒金钱，以神秘化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乌托邦。所以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奥尔丁顿颇为偏激地写道：“《三色紫罗兰》和《荨麻》中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出自劳伦斯的神经质，而不是出自于他的自我。”这种说法尽管有点言过其实，但也不无道理，只是没有说出，这种现象正是出于他心灵发展的第二个历程中的“联系——分裂”型的扭曲的自我，出自于他的自我失落和对失落的自我的追寻，出于自我实现过程的摇摆不定和漫无目标。
晚期（1928——1930）创作：超脱的自我。在劳伦斯心灵发展的第三阶段，他力图告别旧的自我，去追随将来的新的自我。随着死亡意识的降临，劳伦斯诗中的自我已是一种“看破红尘”的自我了，这在他的《死亡不是邪恶，机械才是邪恶》一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更是他著名诗集《最后的诗》（死后出版，1932）的中心主题。在《阴影》中，诗人认为“无名的上帝”在毁除！日的自我的同时，也送来了新的自我，“新的凌晨”。在《灵船》中诗人写道：
该走了，向自我道一声告别，
从掉落的自我中
寻找一个出口。
哦，造起你的灵船，
造起你的避难方舟，
装上食物，装上蛋糕和甜酒，
为了通往湮灭的黑暗的航行。
灵船在黑暗的死亡之洋上没有目标地航行，“从永恒中”分离出一条细线，破除黑暗，迎来黎明，灵船归来了，因此，灵船又找到了新的自我，像玫瑰一般萌发，开始新生，“用宁静填塞心房”。这里，诗人是借助“灵船”来表现自己对现世的怨恨，对死亡的企盼，以及对死后复生、对新的自我的强烈的向往。
劳伦斯诗歌创作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历程，不管是在性爱中，还是在自然界中，都未能获得成功，因此趋向悲观失望，开始歌颂下界，歌颂死亡，妄想在死亡之中寻得新生，获得自我的实现。
劳伦斯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而《儿子与情人》又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劳伦斯流传最广的一部小说。这部自传体式的小说情节围绕着保罗一家展开。保罗的父亲莫瑞尔是个矿工，经常酗酒，脾气暴躁，与保罗母亲葛楚不和。因此葛楚把爱寄托在儿子身上，产生一种畸形的爱，几乎使儿子丧失恋爱能力。保罗的女友米丽安是农民的女儿，他俩常在一起学习、玩耍，交往中两人感情日益加深。但是，米丽安由于受严格的宗教观念束缚，将爱情的任何热烈表示都视为不轨和龌龊，只追求精神恋爱。由于这方面原因及母亲的控制；两人的关系充满了爱与恨、热恋与失望的折磨，最后终于破裂。保罗为摆脱母亲在精神上对他的控制和米丽安在感情上给他的打击，投入一个有夫之妇克莱拉的怀抱。他们关系充满火热激情，暂时平息了保罗内心的痛苦。可是，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精神上缺乏理解，结果只能各奔东西。保罗陷入深深的矛盾与危机的泥淖之中。纯粹的精神恋爱不能使他幸福，单纯的肉体满足也不能使他长久快乐。作者无法找到使精神和肉体统一起来的爱情。然而，这部小说却为劳伦斯赢得了声誉，使他解脱了精神上的束缚（因为他跟保罗有几乎相同的经历）。
劳伦斯在《虹》中以其非凡的大手笔艺术地再现了三代夫妻间的心路历程。在主题上，《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家继续了他在《儿子与情人》中对大工业生产严重侵蚀英国乡村的批判；另一方面，劳伦斯又开了英国文学先河——注重探索人的性心理，通过一家三代人的正常与非正常的两性关系的交往，以寻求建立自然和谐的性关系的可能性。家庭的第一代人汤姆·布兰温和莉迪娇生活平淡无奇。两人满足于两性关系的和谐，同时双方又感到某种生疏感，因此保持着各自的特异性，若即若离。应当说，他俩的婚姻关系较为圆满。然而，汤姆酒后溺水而死却象征着在工业化大潮的冲击下，这一代人的婚姻难逃厄运、不复存在的必然性。第二代人安娜与威尔在醉人的蜜月生活之后便开始了源于信仰分歧、感情挫折、性格冲突和争夺支配地位的无休止的争斗，从而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一切都在平庸、沉寂中度过，而“人心的热情，它在人体消灭之前就早已死亡！”哀莫大于心死。这正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重点描写了第三代厄秀拉的成长与追求。厄秀拉是20世纪初一位愤世嫉俗又孤独迷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她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深刻，勇于探索，始终不渝地探寻爱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她满怀对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蔑视宗教，痛恨民主制度，抨击狭隘闭塞的家庭生活，要求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她对工业化社会造成的人的感情上的冷漠与虚伪极为不满，做了许多尝试以追求精神和肉体的满足。她的身上虽有强烈的反叛与探索精神，然而，她屡遭挫折，孤独失望，只有天空中飘浮的那道彩虹给她带来一丝安慰。这条彩虹象征现实生活的空虚和未来的美好，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圆满和谐的关系。
《恋爱中的妇女》是《虹》的续篇。小说描写了伯金和厄秀拉、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两对情人之间生生死死的恋爱关系。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作者对社会、对世人的失望。他的主人公成了他的代言人。书中不少说教式的表白使得他所追求和倡导的美好人际关系显得抽象和缥缈。伯金愤世嫉俗，是现代社会的悲剧人物。在他的眼里世界是混沌一片，人已经沦为社会的机器，已没有选择的自由。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大谈民主和友爱。他企图与恋人厄秀拉建立一种新型的恋爱关系，使“两人之间绝对平衡，就像星星彼此平衡一样”。厄秀拉虽然不赞成伯金的这些提法，但她对平静、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爱情所抱的真诚态度终于使她与伯金比较圆满地结合了。杰拉尔德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意志力的化身。他要主宰工业社会，结果却成了失去人性的机器。他冷酷无情，精明能干。精神的空虚使他企图从爱情中寻找补偿，但他那“独立的超群的意志”却使他不能真诚地爱任何一个女人。他那骄奢淫逸的性格使他不断地在身边换着他喜欢的女人。他变成了“贪得无厌的动物”。古德伦了解杰拉尔德，更了解她所生活的社会。她不想“在这个世界里爬上去”，与杰拉尔德结婚更不是她的归宿。最后，她跟随艺术家洛克去了欧洲，她感到在与洛克的相处中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确认。
这部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故事的发展似乎是由一个个不同的意象串连起来的。生与死的意象贯穿全书。伴随伯金和厄秀拉的是明媚皎洁的月光、清新怡人的树林。而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爱情关系的发展则伴随着一连串象征死亡的意象。杰拉尔德从小误杀弟弟，湖水中救出溺死的妹妹，以及杰拉尔德父亲令人毛骨惊然的死等。作家借用这些意象暗示杰拉尔德最终将葬身雪谷，他企图主宰社会的超常意志将和他的尸体一起埋葬在北欧的冰雪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女主人公康妮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她在1917年大战中和出身贵族的克利福·查泰莱结婚。他们的蜜月刚过，克利福就重返前线，不久“一身破碎地被运返英国”，虽然幸免一死，但落得个下肢瘫痪，丧失了性功能。1920年，克利福承袭了男爵的爵位，和康妮回到老家拉格比。这幢18世纪中叶的建筑座落在一个“优美的满是橡树的老林中”，可附近却是烟尘弥漫的煤矿物。康妮很不习惯这座阴森森的宅第和附近的环境，唯一喜欢的是那个林园。正是在这个林园中，她邂逅了后来成为她情人的梅勒斯——克利福雇佣的守林人。康妮初识梅勒斯并非一见钟情，可对方却敏锐地注意到她有“一种渴慕着什么，不满什么的感觉”。
康妮在拉格比过了近两年的“毫无生气的日子，生命日渐衰萎”，几乎都给“闷死了”。她算是看透了克利福这类自诩为统治阶级的人，“内心坚钝无情”，“只有一种冷酷的虚荣心，没有温热的人道的接触”。康妮清楚地认识到，跟克利福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条。她要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只好一有机会就逃到她唯一的避难所——树林中去。在那儿，她可以呼吸到新鲜而自由的空气，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有力的、向上的生命。不久，她与梅勒斯有了第一次性关系。此后，康妮经常到树林中去和梅勒斯幽会，她深深地体验到：作为一个女人，她复活了。在这个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伊甸园，这对情人充分地实现了一种自然和谐的性爱关系。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富争议、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自1928年问世后，因其中对性和性爱的直露描写而被视为色情作品，遭到广泛而严厉地批评，在1960年以前一直被英国官方当作淫秽作品而禁止出版，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将它列为禁书。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西方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代评论界的观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是一本脏书。它干净、严肃并富于美感。如果我们坚持把它视为淫秽的东酉，这就正说明我们自己的肮脏。”实际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哲学思想、性爱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充分地展示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和扼杀，展示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生命原欲、自然本能的冲突抗争。小说通过康妮与克利福和梅勒斯这两个男人的截然相反的关系的描绘，以更大胆直露的性描写肯定了主人公崇尚生命、探索生存价值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无情地抨击了资产阶级虚伪、自私的婚姻观和性爱观。它通过主人公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肯定了生活，肯定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对性爱的体验便是生命力和生存意义的体验，这与那些沉溺于感官的肉欲的动物式的性交有着天壤之别。
透过小说表层的三角恋爱关系，人们发现，真正构成小说人物冲突关系的内在张力来自于两个阵营：克利福和梅勒斯，而女主人公康妮是处于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人物。
克利福是英国贵族的一员，一个继承了父亲的煤矿、庄园和爵位的绅士，同时又是一个完全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甚至成为其中一个积极成份的矿山主和作家。他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人，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与自然格格不入。他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从是否对文明有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的。正像他的瘫痪和失去性功能所暗示的一样，在同自然的接触时他是瘫痪的（他只能借助机器和他人的帮助才能出门），在同人类情感的接触中他也是瘫痪的（他不存在任何正常人所有的性欲和性动能）。以上两方面的特性构成了克利福的本质。19世纪的绅士理性对人的异化和20世纪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这使他“有着机器一样的钢铁外壳，内部却是无骨的软体”。作家将他描绘成一个动物，可见对其厌恶之深。实际上，克利福已完全堕落，连一点起码的自尊也丧失掉了。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恬不知耻地要求康妮给他生一个儿子（至于跟谁，他不在乎），好使自己后继有人，保持“英国传统”。于此，作家深刻地、辛辣地嘲讽了他的冷酷和寡廉鲜耻。他与康妮的婚姻无疑是毫无情爱关系可言的，这种婚姻绝对不是“健康的或宝贵的”，而是死亡。克利福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文明。
与死亡相对立的是生命，与文明相对的是自然。小说中与克利福相对立的人物是梅勒斯，他所代表的就是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
劳伦斯是处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家。这是一个以现代文明和工业扩张为标志的时代。劳伦斯又是一个有目的的作家，他的目的是做这个时代的反对者。就在他动笔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前，劳伦斯就已经意识到，他苦苦寻找的能够拯救人类、拯救英国的英雄应该是一个站起来的、属于自然世界的男人，一个像太阳一样能发出强烈光和热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这个太阳般的伟大的能量来源于生命本能的激情，神秘的原始大自然和代表古老的血的意识的温柔品质。在小说中，作家将园林看守人梅勒斯描写成他自己的代言人，一个劳伦斯式的英雄。梅勒斯来自矿山的劳动阶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名退役的军官，他具有两种语言：一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农民的。他对世界充满嫉恨，独自躲进了树林；在猎狗、野鸡、松树、山花的世界上，他生活得十分平静，独往独来，伊然是一个现代的自然之神潘。正是依靠他的健全的身躯和生理功能、他粗扩又不乏细腻之处的爱以及他同自然的亲密无间，梅勒斯才可能同自己的主人克利福分庭抗礼。他在揭露世界的黑暗、道出对世界与人类的看法的同时，又找到了出路：从文明社会复归到残余的自然天地中去。梅勒斯来自于大自然，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后经历过暴风骤雨。何是何非，有比较方能有鉴别。正由于此，他才重新回到了大自然中去。这也是作家安排他具有双重身份的匠心所在。
梅勒斯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保持着独立和纯洁。作家突出了他的性能力，把他描绘成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充满了活力的自然人。他不仅自己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还能将生命力赋予被文明社会禁锢的奄奄一息的康妮。从此，他结束了隐士生活，重新走出来直面人生，直面社会，再次进入工业文明的喧嚣中去。梅勒斯站出来与工业文明抗争，与理性搏斗，他想用他的能量和勇气来给人类社会重新注入活力。梅勒斯的重返社会，并不是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它的敌人重返战场的。在小说结尾处，梅勒斯为他和康妮找好了出路。他们将有自己的小农场，他们将永葆活力，获取自我的完善。在这一场理性和原始的殊死搏斗中，原始终于战胜了对手。梅勒斯像一轮骄阳，有足够的光和热去融化任何坚冰。
女主人公康妮是劳伦斯小说中多个女性逐步进化来的，因此，也是作者笔下最完美的女性，她把寻找真正爱情的过程看成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她是克利福不忠实的妻子，是梅勒斯的狂热的情人。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一层表面社会地位和关系剥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另一层象征性的关系：康妮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人。康妮最终抛弃查泰莱夫人的地位而投入守林人梅勒斯的怀抱，实际上是她最终否定自己的文明人格而选择自然人格的一种隐喻。
康妮从文明人到自然人的转化，是通过性爱来完成的。在文明的世界里，康妮得不到真正的性爱，而最初与梅勒斯发生关系时，她仍然是一个处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双重人格的人。她对性爱的渴望仍属于一种精神或理性的东西，那是克利福式的“残废”的爱，因此她畏惧、犹豫甚至厌恶她与梅勒斯的行为。渐渐地，这种理智变成了痛苦，她开始感到一种自惭的悲哀。她承受不了本能的压力，又摆脱不掉文明的人格对她的桎梏，直到她的自然人格真正复活，直到她在这种复活的驱动下彻底抛弃了作为查泰莱夫人这一个文明的躯壳之后，康妮才第一次真正地成了一个女人，这个20世纪英格兰的夏娃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亚当，找到了一块他们曾经失去的自然乐土。
康妮通过性爱的途径所走过的从文明人格到自然人格的蜕变过程，阐明了劳伦斯的一个信条，那就是：“个人之间的温存与激情能超越意识和人格的界限，同样是这种个人之间的温存和深深的激情能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精髓”。现代人的生命复活必须通过一种纯洁的爱的方式来完成，而这种爱又意味着彻底突破意识、理性和个人的壁垒，超越原有的自我，也意味着抛弃工业文明的残废的道德、伦理等等。只有这样，人才能把自己从现代工业文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重新恢复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康妮同守林人的性的结合使她超越了原来的自我，超越了原来文明的存在状态，这就意味着她也超越了作为一个社会中的文明人的痛苦；而这种超越的结果，是她与自然的亲近，和自然融为一体。因此，康妮与梅勒斯和谐完美的性爱关系总是在大自然中进行。性行为仿佛是一种与天地同行的自然韵律。他们进入到灵向交融、自我超越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融为一体了。
对性爱的大段大段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特征。性爱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具有极深刻和丰富的象征意义的主题。劳伦斯给朋友写信也谈到：“我总是力图……使性关系（在人们眼中）变成有意义的和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这是一部性小说，但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性小说。……我真诚地相信需要建立一种东西——性的意识，因为这是所有真正的美和温存的源泉。这两种事物……可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因此，作品中对性行为的明白的具体的描写是劳伦斯这部小说的生命，删掉它们就会使这部小说失去它的艺术价值和道德价值。作家带着诗意渲染了主人公在探究性秘密时的惊异和赞叹。小说的第五章开始对性爱作了一次胜过一次的描述。这绝不是作者在制造轰动效应，这种描述在作品中也绝非可有可无。作家对每一段性爱的描写都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对性爱场面加以渲染，其宗旨是歌颂人性的复归。这种对人性复归的浓抹重彩正是劳伦斯对现代工业社会扼杀人性的强有力的抨击。
比喻和象征的运用是小说的另一大特色。纵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和场景都是某种象征。正如美国评论家马克·肖勒指出的，这部小说“每一样东西都具有象征意义”，直到“最后整个小说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读者就像能记住一张画一样记住小说”。生机盎然、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守林人的小屋象征着万物复苏的根，而死气沉沉的拉格比庄园则是伪善、颓败的英国上流社会的缩影。离格拉比庄园不远处的矿区是一片“铁与煤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迷醉着那些‘东酉’，胜利着，或惨败于那机械化的贪婪或贪婪的机械主义铁蹄之下”。这正是19世纪后期大工业迅速发展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灾难的真实写照。矿主克利福是只有意志没有激情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下肢瘫痪上肢发达象征着英国资产阶级的重理性不重情感，重精神不重肉体。出没于朦胧、幽静、生机勃勃的树林的守林人梅勒斯过着劳伦斯一贯提倡的“自然人”生活，他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男性的象征。……小说中的象征手法的运用比比皆是，其意蕴深远，读后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现代人的罗曼史。它所表现出来的对工业文明的唾弃和对自然的向往是动人的。虽然主张抛弃文明、复归原始的思想有偏颇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过分地指责作为艺术家的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富于诗意的罗曼史自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至少，它会给这个多难世界中的人们以慰藉和勇气。正如小说开篇所言：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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