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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1866——1944）是本世纪饮誉国际文坛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他毕生向往和平民主，追求自由进步，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有“欧洲的良心”之称。罗兰的创作贯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在文学和艺术理论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以丰硕的文化遗产在西欧架设了“两个世纪的文化的一座桥梁”。
罗兰出生于法国勃良第的一个僻静的市镇克拉姆西。父亲是公证人，母亲富有音乐修养，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兰从小备受母亲的影响，酷爱音乐，笃信上帝。家庭对这位独子寄以厚望，1882年举家迁居巴黎，罗兰就读于著名的圣路易中学。贝多芬和莎士比亚是照耀他儿童、少年时代的两个星座。1886年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史学系，“他如饥似渴，大口大口地吞饮着精神世界中所有的清泉”。在文学上，除莎士比亚外，他又醉心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他读了托翁的《艺术论》后，斗胆向这位誉满全欧的文学泰斗请教。不久，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托翁的长篇回信。信中说：“只有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才是唯一有价值的艺术。”托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艺术观对他以后的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罗兰在大学时代就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
高师毕业后，罗兰又到罗马的考古学校当了两年研究生。罗马的结丽风光和丰富的艺术遗产令他倾倒。在这里，他跟一位70岁的德国思想家梅森堡结下了忘年之交，他的理想主义成了罗兰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罗兰开始了戏剧创作。1891年罗兰回到巴黎，同一位语言学家的千金结婚。然后完成了学位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在他的母校和巴黎大学讲授音乐、艺术史。
从上世纪末到一次大战爆发前的10余年中，特别是同他的夫人离异之后．罗兰离群索居，默默耕耘，旺盛的创作热情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系列的革命戏剧、英雄传记、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接连问世。《约翰·克里斯朵夫》发表后，罗兰获得了1913年度法兰西学土院文学奖和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名声大振。
一次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战文章，汇成了《超乎混战之上》的集子，呼吁西欧各民族团结起来制止战争。大战结束后，他的思想一度出现危机。一方面，他同情工人运动，支持十月革命；另一方面，他又赞赏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且企图将甘地主义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但无情的现实使他结束了访徨的状态。20年代末法西斯势力抬头，欧洲上空又布满了世界大战的阴霾。1931年，罗兰发表了《向过去告别》的仟悔式的著名文章，毅然“斩断身后的桥梁”，同自己的错误思想决裂，旗帜鲜明地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他一边写作，一边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活动，当选为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这期间他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母与子》。1935年，罗兰访苏，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并同高尔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巴黎到莫斯科，这条路好艰辛和遥远啊！”1944年11月7日，罗兰抱病参加了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不久在故乡病逝。
罗兰的生活道路虽则漫长而曲折，但他一直像浮士德那样，不断探索真理，不断否定旧的自我而向新的自我飞跃。罗兰总的思想倾向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他的美学观和世界观的核心是追求“和谐”。他在《母与子》的序中说：“正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我把这部作品献给和谐，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也是我毕生的梦。”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社会活动，他一直在寻找使各民族、各阶级人民团结起来的“和弦”，这根和弦便是“爱”。
罗兰在创作中继承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直面人生和社会，跟踪时代前进的步伐；同时又借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经验，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领域。他的作品不着笔于外部环境的精细描绘和故事情节的编排，而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为重。他主张文学应真实反映生活，但他认为“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喜欢以”‘阿尔卑斯山一样”坚毅、刚强而又善良的英雄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指那些“用思想或用武力取胜的人”，而是“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
戏剧创作贯穿罗兰的一生，其中，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戏剧最重要，主要作品有《群狼）（1898）、《理智的胜利》（1899）、《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1）和《罗伯斯庇尔》（1938）。这些剧作在艺术上不够成熟，带有实验戏剧的性质，影响不太大。
罗兰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一生写过多部英雄传记，其中最突出的是（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if）。这些作品描写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巨子，热烈歌颂了他们在文艺上的不朽贡献和为崇高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在（多芬传》的序言中作者大声疾呼：“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就是作者创作英雄传记的意图。
在罗兰的全部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两部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体现了作者前半生的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母与子》（又译《欣悦的灵魂》，1922——1933）是作者思想转变后的艺术结晶。《母与子》以20世纪头30年战争风云突变的欧洲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安乃德和玛克母子两代人精神探索的历程。安乃德是作者自称用毕生心血浇铸而成的一颗伟大的灵魂。起初，她只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和人格尊严的女权主义者。她宁可在贫困和孤独中独立抚养自己的私生子，而不愿同脑满肠肥的未婚夫结婚获得合法的地位。随着德、意、法西斯势力猖撅，社会阅历的增长，安乃德突破个人情感的小天地，开始走向社会，积极支持儿子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行列。儿子被暗杀后，她继承了儿子的事业，用儿子牺牲的血的事实去教育和唤醒青年一代。《母与子》反映了罗兰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思想的转变，思想境界比前期作品要高得多。在艺术上，以表现女主人公心灵之河的漫长流程为主。作者说，他讲的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作品原法文标题的内涵就是“有魅惑的而又欢欣鼓舞的灵魂”。
多卷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是罗曼·罗兰的早期代表作。法国评论家认为它是“我们时代最高水平，最优美的作品之一”，高尔基称它是一部“长篇叙事诗”。
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特定的时代氛围里，在德、法、意等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塑造了一个贝多芬式的平民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再现了他为追求纯真的艺术与“和谐”的生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一代有头脑、善思考、不懈追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作者的题词是“给各国的在受苦与奋斗、而必将战胜的自由灵魂”。所谓“自由灵魂”，是指正在为争取自由、进步而奋斗的人们，主要是指知识阶层的人士。罗兰写这本书的意图在“卷七初版序”中交待得很明确：“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这个人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就是反抗欧洲不健全文明的英雄。
这部作品曾在罗兰的心头酝酿了10年。在高师读书期间，他就有一个朦胧的设想，写一个在与旧世界冲突中牺牲的纯洁的艺术家的传记。在罗马，他从梅森堡那里听到了瓦格纳、尼采及其他许多伟人的事迹，又引发了他的灵感。一天傍晚在散步时，他眼前突然闪现了主人公轮廓鲜明的幻影：一位心地纯洁的音乐家，德国人，最后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上帝。回国后，他到波恩参观贝多芬的故居时，这位音乐界的巨人又一次唤醒了长期蛰伏在他心头的幻影，他豁然开朗：小说的主人公应当是一个再生的贝多芬，于是这部作品的写作提到了日程上。这部小说共有10卷，但罗兰在写这些章节时，不是根据严格的顺序来写的，而是兴之所至，以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活动需要为构思的依据。他明确宣称，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人。经过8年的辛勤笔耕，罗兰心目中的英雄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蕴涵十分丰富，它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归结起来，大致有3层：第一层，通过平民音乐家克利斯朵夫顽强奋斗的一生，揭示十月革命前西欧进步的知识分子追求一反抗一幻灭的心灵历程，沤歌他们孤军反抗不合理世界的“不健全文明”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二层，通过主人公的生活遭际，反映当时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国家的黑暗现实，抨击依赖于金钱与权势的虚伪、堕落的艺术，倡导真诚的能净化道德的艺术，以此创造健全的文明；第三层，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是反对西欧各民族间的仇恨和战争，罗兰企图以“博爱”作为实现人类的和谐与团结的纽带。罗兰在“导言”中强调：“永远要表现人类的团结，不论是用多少数不清的形式出现。这应当是艺术的首要目标，也是科学的首要目标，这是克利斯朵夫的目标。”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为追求真诚的艺术和健全的文明而顽强奋斗的平民艺术家的形象。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的英雄气概。
克利斯朵夫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天才音乐家。他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闭塞的小城。祖父和父亲都是宫廷乐师，母亲则是位勤劳而温顺的厨娘。由于父亲酗酒成性，致使家境贫困不堪。克利斯朵夫很早就显露出了不同凡响的音乐天赋。他喜爱舒伯特“纯洁的音乐”和巴赫的作品，尤其崇拜贝多芬，“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但在他成才道路上有两个人的影响最直接。祖父米希尔·克拉夫脱最早发现并培养了他的音乐才能，为了在孙子身上实现自己与儿子未能实现的理想，他竭力向他灌输要出人头地的英雄意识；舅舅高脱弗烈特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和民间歌手，嘲笑为当“大人物”而编曲的思想，教导他创作要发自心声，要真诚，还常常引导他去野外聆听大自然的音乐，给他唱质朴清新的民歌。这两个人以相对立的思想计水同时浇灌着他那幼小的心田。在艺术观上，舅舅的影响明显占上风；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则得之于祖父的教诲。
克利斯朵夫个性倔强坦率，又有点鲁莽，但心灵世界极其丰富而敏感。由于家庭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他从小就饱尝了人间不公。在少年时期，他与一个贵族小姐弥娜纯洁的初恋因门第悬殊而告吹。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与独立，他不断地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撞。克利斯朵夫第一次与社会的公开冲突发生在他的祖国。他敏锐地发现了德国艺术的虚伪和鄙俗，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对其进行了尽情的嘲笑和批评。为此，他遭到了围攻，被当作国民公敌对待，连他的台柱子——宫廷也同他决裂了，他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面对一系列的厄运，他毫不服输，对责备他的亲王说：“我不是你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在德国，他的叛逆性格已初露锋芒。到法国后，他对不健全的文明的反抗更是锋芒毕露了。由于他在一次郊游时打死了一个侮辱村姑的普鲁士军官，他不得不亡命法国。曾以大革命震撼过世界的法兰西，一直是他向往的理想王国和自由艺术的圣地，但冷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尽管这位青年音乐家的名声早已传到了法国，但他的才华无人赏识，只得靠教授钢琴和改写乐谱来维持生计。尤其使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巴黎的文艺界简直像个杂耍市场。那里口头上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为金钱而艺术，在艺术繁荣的表面下掩盖着普遍颓废堕落的景象，“到处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克利斯朵夫不仅不愿入乡随俗、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来唤取名誉地位，反而不顾自己客居的地位，对法国的艺术界、文学界乃至整个法国社会进行了无所顾忌的抨击。这样，他得罪了一大批艺术界的权贵和政客，遭到了比在祖国更惨的命运：出版商不肯出版他的作品，音乐会上不予演奏，文艺沙龙对他闭门不纳，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对他大肆讨伐，甚至断绝了他的生计。他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要不是同公寓一位好心的女仆搭救了他，他几乎成了异国的亡魂。面对这一切挫折，他比以前更执拗，更顽强。他轻蔑地对一个艺术权威说：“好吧，你批判我吧，我也批判你，一百年之后，看你投降不投降！”
克利斯朵夫对现实的否定是与他对未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的。他之所以奋斗，是希望通过真诚的艺术的力量和天才个人的力量来改变现状，重建欧洲健康文明。他认为“法兰西已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几千年来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而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要是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法国生活的后期，在奥里维的带动下，他意识到“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连贝多芬也得顾到大众”，因此，“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而要使自己的音乐成为人类相互沟通的桥梁。他开始走出艺术的象牙之塔，到民间去，到工人区去，与工人交朋友，他还想办一所平民音乐学校。虽然他对工人的思想和斗争并不理解，也不赞同，但他与工人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时，尽管他是无意中卷入的，但他毫不退却，高唱着自己编的革命歌曲，同工人们一起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知识分子“秀才”们对社会的反抗，理想青年的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反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奋斗无望后的克利斯朵夫认为解决如此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是艺术，唯一思想武器是“爱”。他追求的真诚的艺术是超阶级的“纯艺术”，不为党派之争服务的艺术，这种艺术是超乎一切社会斗争之上的精神力量。音乐艺术能减轻人间的苦难，净化人们的灵魂，实现世界归于“和谐”的理想。这种认识基于其博爱主义，他的博爱主义最终使他走向妥协。五一游行之后，他蛰居在瑞士一个僻静的小山村里，挚友奥里维之死使他心灰意懒，与世隔绝的环境更促使他消沉下去。他本是个无神论者，此时却皈依了上帝。当他结束10年隐退重返巴黎时，他已成了名震欧洲的大音乐家；但他那反抗的烈火已经熄灭，跟多年的仇敌，包括那些迫害过他的无耻政客也握手言和了。尽管此时德、法两国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战争的阴云正密布欧洲大陆的上空，他却以怜悯的眼光看待世界，只希望用爱来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他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下一代中传播爱的种子，把奥里维的儿子和葛拉齐娅的女儿结合成美满的一对。在创作上，他潜心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他的艺术境界变得清明恬静，完全失去了往昔的战斗气息，“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现在的作品却像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就这样，克利斯朵夫在他所追求的心灵的和谐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克利斯朵夫是一位贝多芬式的英雄。这不仅指他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更主要是两人在思想气质上非常想象，贝多芬那唐突鬼神、蔑视天地的反抗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再现。削e纳称赞贝多芬具有“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用这句话来概括青年克利斯朵夫是十分恰切的。他在同旧的精神世界作斗争时那种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的搏击行为确实充满了英雄气概。但是，他和贝多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后者的一生贯串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时代．而前者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间整整隔着一个世纪。克利斯朵夫仍打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以“纯艺术”为武器，单枪匹马地向旧世界冲杀过去，除了碰得鼻青脸肿外，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呢？他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过是一个20世纪的堂吉河德罢了。
克利斯朵夫思想上的落伍与作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有直接关系。罗兰的人道主义与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颇为相似，他一方面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不健全，另一方面又倡导以博爱、人道来改造社会。在本书的“重版导言”中，他这样写：“兄弟们，让我们彼此靠拢吧，让我们忘却使我们分离的一切，让我们仅仅想起我们集合在一起的共同苦难。没有敌人，没有恶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人。”作者希望用“爱”的纽带连结两个敌对的民族，化干戈为玉帛，用心良苦。
克利斯朵夫由一个嫉恶如仇、顽强反抗的艺术界的斗士变成一个隐忍恬退的旧世界的妥协者，表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悲剧。作者自己也承认：“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罗兰甘愿以自己的主人公作人梯，让新的一代踩着他的身体前进，在客观上告诫青年应吸取克利斯朵夫的教训，从另一条道路，用另一种方式来变革旧世界，创造“健全的文明”。
围绕着克利斯朵夫的一生，同他的事业和感情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几位重要人物：奥里维、安多纳德和葛拉齐娅，他们都是克利斯朵夫天才的崇拜者和艺术事业的支持者。法国青年诗人奥里维是理想主人的化身。他的柔弱细腻和富于理性的智慧，同克里斯朵夫的粗扩有力的奔放的激情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两人个性迥异，却相互充实，相得益彰：“奥里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渗透心理的本领；克利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民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他俩情同手足的友谊象征了德法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安多纳德是奥里维的姐姐，是一位温厚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她虽然同克利斯朵夫仅有一面之交，但彼此间长期地在互相寻找，可惜她由于劳累过度而夭折。正是她把弟弟和克利斯朵夫联结在一起的。意大利女郎葛拉齐娅是和谐美的化身，她身上散发着“不朽的女性温柔”的魅力。她曾是克利斯朵夫的学生，在他遭受围攻时暗中解救他的保护天使。他俩的爱情是理智与感情的和谐统一。尽管由于葛拉齐娅儿子的阻挠他俩未能结成夫妻，但“两颗相爱的心灵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再把得之对方的还给对方”。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它首创了长河小说这一新体裁。
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于一体，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罗兰在作品“原序”中声明：它“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的确，作者很少像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大师那样用许多具体的细节去描绘主人公的外部特征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而是采用内心独白、自我对话、梦境、联想、抒情性插笔以及情景交融等多种艺术手段，去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又奔腾的内心世界，展示他生命的流程，即一生精神探索的曲折历程。在刻画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中，也出现了潜意识和无意识，如他在青春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骚动不安，弥留之际迷幻的心理状态，但这些都属于非正常状态下的正常的心理现象。总的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同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理性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是具体可感的，不像意识流小说那样捉摸不定。如作品第一册中，作者将一场倾盆大雨及雨过天晴后自然景象的变化，同正处于青春期的骚乱与困惑之中的克利斯朵夫的心理感受交融在一起，暗示了他在肉体上和心灵上也经历了一番暴风雨的洗涤，从旧的躯壳中蜕化出了一颗新的灵魂。同时，罗兰的心理描写，不只是为了在更深的层面上刻画人物的个性特点，也是为了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为中心点去看客观世界，即以心灵为窗口去反映外部的大千世界。在“卷七初版序”中他曾挑明过这点：“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身上反映出来的法国景象，自始就在本书中占着重要地位。”罗兰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当代法国的社会生活图景，在“节场”一卷中表现最突出。克利斯朵夫在高思引导下巡视了法国的文艺界，对法国的音乐、诗歌、戏剧、小说乃至评论界，一边进行观察，一边进行评判。在这里，主人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主要是通过议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如对戏剧界的评论：“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的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在“反抗”和“节场”卷中，现实的针对性强，批判毫不留情，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笔法一脉相承。
音乐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独到的艺术特色。评论界＿致公认这是一部音乐小说。由于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具有高度音乐造诣的钢琴家和音乐评论家，所以贝多芬用音符和旋律谱写的英雄交响乐，罗兰用语言文学谱写了出来。这部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浓郁的音乐色彩。它的结构是按交响乐的结构方式设计的。作者在此书的原序中说，他把这10卷作品分为4册：少年、反抗、悲歌和复旦，“相当于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即序曲、发展部、高潮和结尾。作品采用这种结构方式，更适宜于展现作为音乐家的主人公的心灵发展史，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为追求真诚的音乐艺术而斗争的一生。同时，在作品的主要人物关系上体现了音乐中的“调性”，作者自云，他是以＊气氛与调性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的。克利斯朵夫可谓这部乐曲中的主音，处于核心地位；奥里维、安多纳德和葛拉齐娅则是其余的基本音，它们都倾向并围绕着主音。更重要的是，音乐是主人公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在他听来都是音乐”。这种无所不在的音乐，在克利斯朵夫心里都有回响。他所见所感，全部化为音乐，“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作品中无所不在的灵魂，作品中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主人公情感的触发，往往渗透着音乐气息。如小克利斯朵夫和舅舅在野外见到的夜色，就是一幅用色彩、音响和旋律组成的奇妙而清新的大自然图景，在朦胧的月色下，青蛙、蛤蟆、蟋蟀和夜莺都在以各种不同的音调歌唱，令人心旷神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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