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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艺队伍大会师
（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
1949年7月2日－19日，由郭沫若提议，党中央批准的“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824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在党的旗子下胜利会师。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详细介绍了解放区文艺运动情况，概括了其实践毛泽东文艺路线经验，并把解放区文艺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和价值标准予以推广)，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主要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思和说明)。大会总结了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确定了以《延讲》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突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周扬、茅盾为副主席。下属各协会相继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
影响：新中国文艺以此为起点。同时也以此确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建国后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延安文艺作为当代文学的理想模式。确立了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也确立了政治对文学的权威作用。
局限：文艺的大会师，是以解放区文艺为基准的。实质上是解放区文学统一国统区进步文学，把解放区文艺政策、文艺价值、文艺经验推广到全国，作为以后文艺发展的借鉴和遵循。
忽视了国统区进步文艺的价值和文艺运动经验的总结和介绍。
文艺队伍“和而不同”，具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为后米来的文艺斗争留下了后患。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原则的确立
1953年9月23日－10月6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把抓好的作品创作作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学的新任务；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和批判原则（最高准则；把塑造新英雄人物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
出现了一元化价值批评模式的端倪。
二、50、60年代文艺运动逐渐由艺术争鸣演变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在解放前夕，以作家的世界观即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以及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的态度，作家划为革命作家即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三类(名下有徐中年、朱光替、梁实秋、沈从文、萧乾等)。这种描述划分具有政治权利话语性质，决定了解放后文学阵营的构成和作家的命运。
毛泽东以文学的政治效用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在建国后取得了当然的统治地位，非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必然要受到排斥。
50、60年代是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艺术化”和文学政治化时代，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
在文学批评上，坚持和推行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对文学的评价由政治、文学的权利者来确定，而不是艺术家确定。
读者的虚拟性，50、60年代的读者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学权威的虚拟读者，代表的并非读者真正的感受，他们的意愿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学权力批评者的意愿，这样导致艺术品味、风格一体化。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年针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实质上是建国后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是一次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武训是清末民初一个热心教育的人，他忍辱负重，“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孙瑜以此为题材，拍摄了历史传记影片《武训传》(之前在1948年中国制片厂因故未拍完，1949年上海昆仑公司在此基础上修改剧本后续拍)在全国公映，歌颂武训精神，表现旧社会劳动人民文化上翻身的要求，以鼓励人们学习武训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但武训的阶级成分和思想较复杂。武训最早是一个穷人阶级的代表，沿街行乞，为子孙筹建学校，把行乞的钱交到地主那里放高利贷。后皇帝感动于武训的兴学精神，对他予以封赏使其成为一个富豪，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兴学初衷为穷人能够读书受教育，但他后来办学收的多是有钱人家子弟，为地主阶级服务。武训这个故事本身具有多义性，故对电影《武训传》的理解很容易背离编导的初衷，影片易受责难。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对武训精神的歌颂反映了我国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发动了批判运动。舆论界以此为定论，纷纷批评《武训传》宣扬了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个人主义、歌颂了阶级投降和奴才思想，掩盖了阶级矛盾，由学术争鸣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批判运动，开启了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大规模群众政治文艺斗争的先河。
对《武训传》的批判，一是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进行上纲上线的群众性政治批判，给当代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对两种具有全然不同发展规律的事物采取相同的方式处理，是违背科学原则的。（这关系到学术法律和艺术法律问题）
二是对文艺的主题简单化、绝对化理解，忽视了文艺作为精神产品的复杂性。为歌颂阶级斗争、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及为政治现实主义的畅通扫清了道路，进一步强化了解放区文艺规范的正统地位。
三是政治统帅直接干预文艺，使文艺政治化、思想阶级斗争化倾向进一步加剧。
武训（山东堂邑人，1838－189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以乞丐之身行兴学之事，艰苦备尝，终生不渝。为表彰他的义学善举，清政府赐其“义学正”之名号，“乐善好施”的匾额和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清国史馆将他的事迹列入清史列传孝行节内。建国前，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他都推崇备致。蔡元培、黄炎培、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政界人物，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政界要人，郭沫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为他提词撰文，或为他的义学捐款。陶行知更是以他为榜样，创办了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抵抗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反对当时的教育体制。1945年，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过称赞他的文章，1943－1949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成立了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山东民众称其为”武圣人“，知识界称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国外教育界称其为”平民教育家“，在遭到批判之前，他在历届政权和不同社会中都是正面的。被褒扬的，受人崇敬的形象。
1944年，孙瑜受陶行知之托，决心把武训的事迹搬上银幕。1948年7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拍此片。11月初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够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加入昆仑公司接拍此片。在1951年2月拍成前，剧本经过了三次修改。《武训传》公影后，好评如潮。
电影受到普遍的肯定，但贾霁在《不足为训的武训》中进行了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和文化界开始做检讨，教育部要求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习改名，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了以周扬负责的13人武训历史调查组，后形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对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对政权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人民日报予以连载，把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武训成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
文革中，把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和武训的奴才主义挂钩，武训的坟墓被掘，被鞭尸，塑像、匾额、祠堂被毁。
1985年胡乔木对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作了“基本错误”的结论。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俞平伯采取胡适的形式主义考据研究方法，将《红楼梦》归结为“色”“空”观念，认为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具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遭到李希凡、蓝翎等人的批判，认为俞平伯的观点违背了现实主义的研究原则。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把俞平伯的观念作为清算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批判。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这场运动具有扩大化、无限化的特点：从对俞平伯的批判深入到对五四以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胡适思想及其影响的批判，由学术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由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由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意在清除所谓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捍卫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学术范畴，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把哲学唯心论与阶级论等同，片面的机械的理解唯心主义哲学以及研究方法，非科学的用政治阶级意识去完全界定学术研究方法问题。
毛泽东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目的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文化界的影响，从思想上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扫清思想障碍。
同时也为后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埋下了伏笔。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突出的理论是“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说”，主张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属于主观型现实主义。40年代，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过论争，50年代，胡风的文艺思想被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遭到批判。胡风以30万言(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系统阐释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批评进行驳斥，提出了改进文艺领导方式的意见和改革文艺工作的建议。胡风报告公开后，1955年，社会上掀起了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群众性运动，胡风等人被确定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政治上的敌对斗争，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高潮，胡风被捕入狱，2100多人受株连，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冤假错案。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平反，1988年6月，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重新肯定性评价，对胡风全面平反。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将意识形态文艺思想上的斗争等同于社会政治和阶级斗争，彻底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肆意践踏，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潮，为后来疾风暴雨式的用政治阶级斗争来解决学术和思想分歧开了先河。
附:胡风案始末
胡风(1902.11.1一1985.6.8):原名张名桢、张光人。胡风为笔名，从母姓。湖北蕲（qi）春人。逝世后，中央审定的悼词承认他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
曾留学日本，任过左联宣传部长、书记。1934年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风是内奸，胡风愤而辞去左联工作。
与鲁迅关系甚密。胡风介绍田间、艾青等登上文坛。鲁迅逝世，整理鲁迅遗著。主编《七月》杂志。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一定矛盾，后又在办刊物过程中批评得罪了-批文化人。
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了批判，说他的文艺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的到处都有生活(胡的本意是“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的报告不点名批判了胡风，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十年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
解放后胡风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新中国、歌颂领袖，紧接着作品遭到批判，说作品歪曲毛泽东，将之比作大海，因毛曾自比为小学生。
1951年在重庆巴县参加土改工作团，写成散文集《从源头到洪流》。1952年舒芜(曾受胡风扶持走上文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胡风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小集团的头目，为后来批判胡风埋下了伏笔。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2月15日《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全盘否定胡风的文艺思想，下了一系列政治性结论。1954年胡风写了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并附了7千字给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的信。文中言辞坦率激烈，矛头直指周扬，为自己和朋友鸣冤叫屈。文中多引马、列、斯等言语，未将《延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直接批评了当时的高层文艺领导。五把刀子的提法太尖锐，易遭曲解留人口实。文中把文艺界的混乱和苦闷揭露了出来，直指文艺领导问题，势必激怒某些高层领导。
1954年10月31-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八次扩大会议，就《文艺报》就《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唯心主义倾向所犯错误问题展开讨论。胡风和路翎在会上发言，把矛头指向《文艺报》和文艺领导，结果引火烧身。会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矛头直指胡风。
1955年1月《文艺报》刊发了部分三十万言书，并加了毛泽东修改的按语。此时舒芜进一步反戈，以胡风的信件写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把胡风的言行说成是反共的宗派活动。胡风的申辩和检讨也被说成“从进攻转为退却的策略”。
文联公布了胡风反党的第一批材料，前加了毛泽东八百字的按语，严厉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党领袖的号召，群众热情无比高涨，把斗争推向了高潮。全国上不纷纷声讨胡风及其同伙，全国舆论一律。《人民日报》多次用整版作专栏批判，专栏大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5月，中宣部、公安部正式成立了胡风反党集团案专案组，文艺问题遂演变成政治问题。5月24日、6月10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三批材料。5月25日，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700多人召开扩大会议，撤消了胡风的作协会籍和一切职务。会上响应党的号召，与会者义愤填膺，一致声讨胡风。
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众目睽睽下走到台上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话音未落，便被揪下台去，在一阵责骂声中被带出了会场。
批判胡风运动进一步升级，提出了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样运动从反胡风扩大到了肃清一切反革命运动。
这次反胡风运动规模空前，震动了社会各阶层，开了以私信定罪的先河。
运动中胡风及友人先后被捕，受牵连的全国有二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
从1955年至1965年底，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1965年12月26日，北京市高院开庭公审(指定证人证词)正式宣判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后在成都监外执刑。文革中曾送四川芦山县一茶场劳改。组织要求他写周扬的揭发材料，他始终只字未写。1966年后被秘密关押在四川第三监狱。1969年5月刑满，他要求释放，四人帮指示“关死为止”。
1979年1月11日，胡风被评反，出狱。出狱后写了17万字长篇论文《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呈交中央。
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胡风受任为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顾问。
北京高院1980年11月1日正式开庭宣布撤消1965年判决，宣告胡风无罪。
1985年6月8日在北京逝世。由于家属不认同追悼词中的不实之词，后经中央审定，去掉了不实提法，追悼会7个月后才举行。追悼会的骨灰盒上镌刻有《离骚》中两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第二天北京各大报作了报导，配发了遗像。从这些报导中人民知道胡风不是反革命，是革命文艺战士。
胡风的完全平反是在1988年6月。中共向全体党员下达了经政冶局常委讨论通过的《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
（四）双百方针（“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
由于简单粗暴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式的解决文艺、思想问题，导致了文艺界缺乏民主，文艺缺乏创造性，文艺创作出现凋敝。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国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理论探索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探索，以是对人性人情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探索。
1956年九月，秦兆阳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批评文艺教条主义为倾向性、政治性而牺牲真实性，指出“现实主义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强调“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
1957年1月，巴人（王任叔）发表《论人情》，批判文艺教条主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以致许多作品为必须“无产阶级的道理”而牺牲了普通的人情。
1957年5月，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反对把人当作反映整体观念的一种手段，主张以写人为中心。
这些文艺观念表现出对文艺本体特征的尊重，对当时的文艺政策具有一些就正作用，遗憾的是在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斗争中一律受到批判，探索者本人也因此遭难。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文艺观念的新探索的指导下，文艺界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新气象，出现了一些干预社会现实、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
（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1957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极左路线进一步发展。6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等，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以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冯雪峰、丁玲、艾青等一批老作家，王蒙、刘绍棠、流沙河等文坛新秀，一批文艺工作者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斗。反右斗争践踏了双百方针，破坏了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想的膨胀，又一次把文艺问题，思想问题等同政治问题展开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一批有影响，卓有成就的作家在批斗中含冤去世。
1958年在大跃进狂潮下的“新民歌运动”，被夸为开一代诗风，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使整个文艺界浮夸成风，演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三结合创作泛滥。
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还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展开了批判。
（六）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开始了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因同时在新侨饭店召开，故称新侨会议，会议审议了《文艺十条》和《电影工作的意见》，分析了近几年文艺工作的得失）。不久，中央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八条），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在创作和批评方面，在文艺队伍建设和文艺工作领导方面要合乎艺术自身规律的主张。
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如何正确评价和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5月23日，为纪念《延讲》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把文艺服务对象由工农兵，扩展到“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同时，重新肯定遭错误批判的《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等作品。这些文艺政策局部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好“中间人物”的理论思想，主张大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七）左倾思想升级和阶级扩大化对文艺的进一步伤害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向全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李建彤的《刘志丹》被康生指责为“为高岗翻案的大毒草”。第二年又宣称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使近万人遭到株连。此后，康生、江清、姚文元、林彪等直接插手文艺，策划了许多冤案。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分别对文艺工作作了两个批示，批示中全面否定文艺界的成绩，错误的估计了文艺界的形式，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批示使左倾领导者获得了批判文艺的尚方宝剑。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吴晗等一大批作家和学者遭到株连。左倾思潮越演越烈，严重摧残文艺，点燃了遗毒甚广的“文化大革命”。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1966年5月-1976年9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文化大革命思想根源探究
1、战争思想的遗留：急功近利、速决思想，把一切社会矛盾当作敌我矛盾进行非调和性处理，对文艺进行军事化管制。
2、对知识分子阶层含义的错误认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概念，1904年科举制度被废黜以后，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路被阻断，知识分子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成为人民的一员，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建国后，国家一直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阶层看待，把他们作为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
3、知识分子的特性使然：知识分子思维敏捷、思想活跃、人格独立，具有置疑精神，追求民主，向往自由，这与当时政治专政、阶级专政的时代有所抵触。
4、封建人治思想的流毒：人治，一言堂对法制和民主的践踏，个人崇拜思潮泛滥，人民普遍缺乏民主观念。
5、对思想问题政治化和简单化处理的结果。
6、国际上两大阵营的斗争造成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化。
7、自我意识膨胀所造成的自我孤立，激进的乌托邦思想冲动开始付诸实践。
8、群众专制。国民素质不高，对革命的理解简单化，难以理解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存在的复杂性，不能用阶级进行简单的二分。群众盲目革命热情驱使下的革命激情的呈现（激情混杂着不洁之物）。
（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清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污蔑文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4月，经毛泽东修改审核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发全党全国，推助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即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具体为：
1、文艺理论“黑”即“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
2、文艺作品“黑”：创作的是反动的反人们的资产阶级作品。
3、文艺队伍“黑”。因此“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纪要》的推行，在文艺界混淆是非，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一律归结为政治问题，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视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斗争。造成了文艺理论上的极大混乱；造成了文艺创作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破坏了文艺组织，文艺刊物被迫停刊；摧残了文艺队伍，数百名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文艺界变成了专制主义一统天下。
文革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五四文学传统，污蔑革命文艺，禁止中一切外古典文学遗产，文艺出现了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凋零之势。
文革的核心理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
（三）革命样板戏等文革文学
江清等在否定建国十七年文学的同时，树立了八个革命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原指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推出的一批优秀作品，本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智慧的结晶。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将之窃为己有。并把其他地方剧团上演过的作品指定一个写作班子按照“三突出”模式加工改造，最后定型为八个“样板戏”。现代京戏《红灯纪》、《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样板戏主题政治化，人物类型化，结构模式化。基本内容不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主要人物（一号人物）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救世主和精神导师。艺术上打磨精致，有些唱段优美动听，但对生活高度净化和美化，审美上苍白贫血。
样板小说：炮制了图解政治纲领，煽动造反派与走资派斗争的阴谋文艺：小说《初春的早晨》、《虹南作战史》（写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写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课》、《牛田洋》、《千重浪》、《较量》、《暴风雨》、《西沙儿女》（浩然）（为江青擦脂抹粉、歌功颂德“镶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有一座奇险的山峰，顶端白云之中，挺立着一颗劲松”，把西沙儿女英勇的战斗功绩说成是江青精神鼓舞的结果）等。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春苗》、《决裂》等，话剧《盛大的节日》等。文学成为了政治斗争阴谋的工具。
（四）文革文艺理论的出台
文革阴谋文学的理论依据：“根本任务论”，（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作为文革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最高标准，导致了文革时期阴谋文学一体化）
“三突出”创作原则：林彪提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造成文学创作的公式化（1958年毛泽东提出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确定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周扬在30年代曾经提出。）
“主题先行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打倒”。使文学作为图解政治阴谋的工具，公式化、概念化，成为“瞒和骗”的文学。
“三结合”、“三陪衬”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三结合）；以成长中的英雄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以其他正面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刻画反面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三陪衬）。
（五）文革文学的特征
1、文学思维极端化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化思想泛滥成灾。文艺完全佑属于阶级的政治权力话语之中。
2、文学主体缺失化
文学的审美性、多样性丧失殆尽。主题单一、主题先行，手法单一，手法定势。（三结合、三突出等）
3、文艺政治化
文学成为绝对效忠于政治和政治阴谋的工具。文艺沦为政治体制化的产物，政治的奴仆和婢女，文学彻底丧失了艺术性、思想性、精神性、批判性。
4、文艺批评简单化
以政治运动的“大批判”取代文艺批评的交流、申辩；以“棍子”(文化杀手)似的绝对化，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进行文艺批评。
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金棍子”。出现了一批依附于政治势力的文艺官和文化官僚。
（五）文革的非遵命文学
在阴谋文艺和文艺专政下，在文革文艺理论的夹缝中，一些知识分子依然创作了少量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学，如长篇小说：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克非的《春潮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郭澄清的《大刀记》，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中、短篇小说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戏剧有话剧《万水千山》，电影有张天民编剧的《创业》、谢铁骊编导的《海霞》等。他们是在遵命写作的情况下有意识的偏离文艺专政理论创作的作品。
（六）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
文革时期在地下民间流传的一些作品，当时未曾出版，有的写于当时，文革后才得以面世。这些非主流的写作，个人化的创作，往往变成了文革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创作理念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手抄本有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靳凡（金观涛）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赵振开的中篇小说《波动》。以及写于文革中的郭小川的《秋歌》、《团泊洼的秋天》，舒婷的《船》、《赠》、《秋夜》，芒克的《太阳落了》、《城市》等。以及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歌等。潜在写作凝聚了创作者的独立思索，抒发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在题材、手法、风格、个性等方面有所开拓，但在思维方式上，创作者主要还是用文学的方式参与和反抗政治阴谋斗争，思维方式不完全是文学的，带有现实反抗性特征。
文革十年的文学创作成就极低，几近一片空白。
四、50－70年代末期文学精神的整体特征
第一，文学观念上，属于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文学理论体系，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美学观。但在具体操作中，注重内容判断，而忽视审美分析。
第二，创作方法上，采用现实主义，具体为革命现实主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时候与革命浪漫主义相互结合。艺术目标和价值标准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但在具体操作中，注重思想性与倾向性，而忽视真实性与审美性。
第三，文学方向上，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工农兵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文艺方针上，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实际中却难以真正贯彻执行。
第四，思想内容上，着眼于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生活以及实现新中国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以歌颂为主，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在操作中却演化为题材决定论。
第五，人物表现上，刻画以工农兵为代表的新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要求尽可能回避英雄人物的缺点，但在现实中，却被机械的理解为“三突出”。
第六，文学形式上，采用接近中国大众审美趣味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但在现实的创作中，却一味的拔高古典形式，反对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新的文学形式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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