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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沈从文的地方风情小说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这是土家族、苗族等聚居的地区，沈从文身上便有苗族的血统。这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熟读社会这本大书，生命的智慧多半直接从生活中得来。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人民周围生活的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味”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的品格。他自小谙熟川、湘、黔、鄂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延绵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恋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自此，他开始用“体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渐渐闻名。沈从文这种少有的经历，如少年流浪，自学而达到能在大学任教席，还有一份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使他的走上文学之路也充满了传奇色彩。30年代起写出他的“湘西”主题的代表作，并执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骨干之一。他的创作终于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
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其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散文次之。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一生中的60多个集子大都出于这个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国内政治斗争极其激烈、文坛上左翼文学盛行的时期。沈从文对此抱中立的态度，在《记丁玲续集》中自称：“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与这种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相关的，是他的创作主要不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透视人生的。他认定“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文集》第12卷），这“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这种人的自然化是沈从文一贯的美学追求，也是他小说创作一个总的特色。
沈从文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农民、士兵、渔民、猎户、船夫、木工、官吏、乡绅、商人、娼妓、水手、巫师、刽子手，悉入笔底。然而，在沈从文全部创作中占有突出位置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温爱的抒情笔调展示了湘西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形式，及其在时代大力挤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在与都市人生的对照中，讴歌了湘西底层人民身上朴素的人性美和道德光辉。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生存状态和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萧萧》、《柏子》、《丈夫》、《贵生》、《会明》等，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再现了20年代初至30年代湘西山村儿女的苦乐人生。作者对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萧萧》写女主人公萧萧12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3岁。后来她被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沉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10岁，12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了个大6岁的媳妇。而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的《柏子》，字里行间透出的也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做柏子的水手，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会面，他倒觉得满足，像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前行而不知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在这里，作者欣赏的是柏子强悍粗野的性格和生命的欢愉，至于这种畸型恋爱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则不是作者的兴致所在，作品所着意展现的是柏子的那样一种既充满生命气息又麻木蒙昧的生命状态。《丈夫》在反映边地农民忍受屈辱让妻子出外卖身的严酷现实时，写了初时的无意识，和一次探望在河船上为娼的女人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混合了原始男性主义的人性醒悟，第一次想到业已丧失的做丈夫的权利，具体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丈夫终于忍无可忍，悲愤地掷掉嫖客留下的肮脏钱，领着妻子回乡下去了。
这类人事的表达，在沈从文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篇《边城》里，推向了极致。它借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颇为悱恻的爱情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一致的田园牧歌情调。可以说，它抒发的、着眼的是人性的光芒与人情的淳厚。另外，抗战后的主要作品长篇《长河》（第一卷）比《边城》显示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它再现了“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这“变”，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长河》题记）。《会明》、《灯》等小说，则在乡村与都市的交响中完成了对湘西乡村儿女人生哀乐的价值估量。《会明》中从乡村社会糊里糊涂跌落都市世界的会明和《灯》中的老兵，时刻以“乡下人”固有的眼光看取都市人生，以“乡下人”固有的生活准则对待都市人生。他们虽然身在都市，却心系乡村，对都市生活很陌生，精神深处依然同过去的世界相联结。作者充满热情地肯定了体现在会明身上的乐观、忠诚、和善等现代社会所缺少的优秀品质，同时也不无同情地写出会明、老兵身上琐碎可笑的一面--他们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然而，作者对人生琐碎、可笑的一面描写是那样的淡薄，以致缺少一种沉痛感，在某种程度上谈化了这种人生的悲剧意味。这根源于作者评价人生的价值尺度。沈从文对湘西下层人生形式的观照主要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着眼的，道德的选择是其基本的价值尺度。
另一类用冷隽的写实笔调，表现都市绅士阶层的道德沦丧和了人际关系中表现出的自私，揭示出上流社会中一些人物灵魂的卑污、低下。身受湘西淳朴民风熏染的沈从文，很快就发现城市生活中令人厌恶的风气。在《绅士的太太》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都市上流社会堕落的种种世相：绅士淑女们精神的空虚与生活的糜烂，教授学生们的虚伪、怯懦与自私、有学问的人勾引友妻，如此等等。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犀利之笔，撕下了城里人的道德面纱，揭示出都市人生的荒唐与可笑。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讽刺、暴露与张天翼、沙汀等左翼作家所取的角度是不同的，他不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来暴露上流社会的腐朽、庸俗、自私。而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切入都市人生，以“乡下人”的眼光观察上流社会的种种病态，反映上流社会人的本质的失落与人性的扭曲，这是沈从文的独特之处。《都市一妇人》写一位经历了一生坎坷的贵妇，为了不再被所爱的男人抛弃，竟下手将小自己十岁的英俊军官丈夫的眼睛毒瞎。作者对待这个人物显然抱了复杂的心理，同情她的处境，她的情感受伤害的历史，但批判她的自私和手段。将这种批判引向作者所认为首要的“罪人”：都市社会。《绅士的太太》中念经的绅士在外生活荒淫，而他的三姨太太和从国外归来的大少爷在家勾搭，而且还联合着把别人家的太太拉下水，作者在刻写这些日常生活状态时，尽意而穷相，夫妻间的互相欺瞒，交际的无聊，乱伦糜烂，讥讽调侃的调子十分畅快。《八骏图》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巧妙地表现这些体面、庄重的知识分子的庸俗、懦怯的病态心理。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便在给未婚妻写的信中一一刻画了他们的虚假处。但到了结尾，这个第八位教授被一女人的黄色身影和海滩的神秘的字迹图画所惑，居然拍封电报给未婚妻推迟行期，说害了病要在海边多住三天。沈从文从人性的缺欠、人性的冲突入手，指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等知识者，也和一个普通湘西乡民一样，阻挡不住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所不同者，是乡下人反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住自己，以至于失态，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这样的带有暴露性和讽刺意味的小说还有《大小阮》、《有学问的人》等。
沈从文的创作如果到此为止，那还不能形成无以取代的独特性。在用两套笔墨描绘“湘西世界”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的同时，他还构筑了一个非现实的善与美的理想世界。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均已失望的情况下，他在偏远的少数民族那里发现了野蛮却强悍、卑微却真挚的性格，在似乎不文明的生活中发现了人性的美。于是把理想界的地点仍然选在湘西，把时间推向遥远的过去。他据民间风俗和佛经的材料，来尽情地来讴歌带着原始性的湘西少数民族的爱情生活。那一桩桩动人的甚至有点欧化气味的爱情故事，实是作家梦幻里一个个极乐世界的象征。这就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神巫之爱》等。在这些篇章中，用带着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致，写苗族人民淳朴坚贞、洁白无瑕的爱情。那里景是美，人是美，歌是美，情更美，说不尽的婉转动人。《龙朱》写过去年代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黄牛寨寨主女儿的故事，龙朱被赋于高贵的性格，热情、勇敢、诚实，“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小羊”，他的爱是美丽的。爱得刚烈以致酿成悲剧的，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里民间的英雄豹子与美人媚金约会，却因寻找避邪的白羊发生误会，先后拔刀自尽。《月下小景》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恋爱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再与相爱者结合，便双双服毒而死。这些小说都是沈从文写得最美的文字，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
但是，现实毕竟是难以超越的，沈从文对湘西社会中同样存在的欺凌、压榨、愚昧、黑暗无法视而不见。这些黑暗的事物正是爱与美的摧残者，它们同时摧折着沈从文的心灵。于是作家从维护人在精神上的自然健康发展的观点出发，对种种摧残人性的黑暗事物予以揭发和抨击。如《菜园》、《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新与旧》等抨击了地方军政当局对湘西苗民与汉民的凶残屠戮；《占领》、《上城来的人》等描绘了旧军队四出打家劫舍的罪恶行经；《失业》、《顾问官》等揭露了权势者借口剿匪，征税而无情盘剥百姓的丑态。沈从文这些作品显然有别于他那些偏重人性道德批判之作，而呈现出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批判的新鲜色彩，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内容与社会价值。
由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小说无论是其湘西小说所负载的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还是都市小说对于湘西生命形式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都独具特色。而在艺术方面也呈现出沈从文式的特异风格：
第一,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
沈从文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诗小说或抒情小说。这类小说，不注重人物和情节，而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如《八骏图》意象丰满，用各种颜色代表女性，像紫色、红色，尤其是自始至终撩人的黄色，使读者对人物发生无限联想。《边城》、《三三》恬淡清丽，感情平缓而深远，如自然生命之流注。另外“造境”--营造气氛的成功也是抒情小说至为重要的一环，沈从文的许多小说是从交代环境开始的，如《柏子》从写如何泊船、如何爬桅杆入题，《边城》由描写“茶峒”开始，到酉水、河街、吊脚楼、妓女，竟不惜写了长长的几节，来为翠翠的出场做铺垫。
沈从文在《烛虚》集《小说作者和读者》一文里说：“小说容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他认为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即：溶作家的“情”入小说。溶作家的“意”入小说，溶作家的想象入小说、溶作家的美学理想入小说。像《月下小景》这样的爱情悲剧故事，从叙述的幽婉笔调、神异的气氛烘托、清丽的月色衬景，到以男女主人公双双含笑死去作结，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与和谐美好的气氛，全篇小说就是一首诗。
记“梦”之外，象征是沈从文抒情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沈从文的中篇《边城》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是一个大的象征整体。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选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边地淳朴的乡民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悲剧。可以说，沈从文小说意象中象征性内涵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扩大了小说的艺术空间。
第二，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沈从文对题材的选择及其人生哲学有关。沈从文选取的题材是平和的。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强烈激越的悲剧，也很少有横眉怒目的姿态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如果有悲剧成分，也往往像《三三》那样是淡淡的，或者像《边城》结尾的两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对此沈从文自己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穷苦人的妻子被迫卖淫这类题材，在左翼作家笔下一定写得义愤填膺，而沈从文的《丈夫》却避开了事情本身，将冷酷的背景推向远处，淡化的处理却更发人深思。这些不仅由于艺术追求表现上的含蓄所致，而且同作家的美学理想有关，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追求，造成了沈从文小说平和冲淡的境界。
第三，奇特、纯真的语言。沈从文的文学语言较为奇特，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得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有韧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凌宇曾说沈从文成熟期湘西题材小说的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厚实、朴讷而又传神......无废名的晦涩与朦胧，无废名之雅--一种文人语言的气度，却多生活实感、富泥土气息。”
[作品选析]
边城沈从文
《边城》写于1934年4月，是一部描绘湘西农村的风俗人情、寄托着作者理想的代表作。小说描写的故事、人物、社会风情及自然环境，都渗透着作者特有的审美理想。
《边城》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在依山傍水的边城碧溪咀的白塔下，住着一个靠摆渡为生的老船公和与之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他们过着勤苦而安闲的生活。老人不愁吃穿，唯一操心的是为活泼可爱的翠翠找个好婆家。掌管水码头的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同时爱着翠翠。大儿子天保托人捎话给老船公提亲，而翠翠不爱老大，却喜欢他的弟弟傩送。船总有意让老大娶翠翠，盼望老二能够和有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的王团总的女儿结婚。当兄弟俩发现都在爱着翠翠时，哥哥天保就主动退让，乘船离去，途中失事，不幸淹死。傩送暗中爱着翠翠，却得不到她的理会，家中又逼迫他接受新碾坊，于是赌气之下离开了桃源。老船公忍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在雷电暴雨袭击的一个夜晚，悄然死去。翠翠接替了外祖父的事业，继续撑船摆渡客人。她怀着对老人的哀悼和对傩送的挂念，带着“软软的、酸酸的心”等着，等着；而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是一出健康纯洁而又情丝缠绵的爱情悲剧。
翠翠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有着自然美和人性美。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清风、丽日、青山、绿水，给了她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她心底纯洁，天真活泼欢蹦乱跳，“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她“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从不想到残忍事情”。及至成长，她的性格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有时心里会充塞一种说不明的心理，体味到许多自己原来未曾经过的事情。她分不出这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即使愁绪袭来，她也沉静地咀嚼着它，想出它所能想象的种种有关的人事而沉迷之中，仿佛连这愁绪也是生命所必需的。翠翠是自由的，又是惘然的，她按照湘西古老生活准则生活着，似湘西的青松翠竹，似湘西的青山绿水，不须明白，也不需追求，只是依着早已存在的法则和古老的节奏而自然的运行，乃至偶然与傩送相遇，萌发了对异性的爱恋之情，也只是把它默默地埋在心底，从没有热切地追求和炽烈地表白，翠翠的爱情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思恋，可她内心的钟情是坚定的。后来傩送远下桃园，唯一的亲人爷爷又去世，她悲恸异常。而她仍默默地坚定地等待着那个使她“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作者通过翠翠这一形象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也就是作者所冀求的自然、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所以作品虽然写了爱情而又不着重爱情本身，而是通过人物在爱情生活的态度、举措等来抒发作者心灵呼唤的人生和性情。而翠翠就是沈从文所呼唤的人性美、自然美的化身。
老船公、船总及其两个儿子也是令人敬仰的，老船公是一个勤劳、善良、宽厚和重义轻利的劳动者。老船公不论晴雨寒暑，总是坚守船头，从不误事。他待人和气，不和人争吵；即使偶尔吵几句，也是为了退还过渡客人捐赠的钱物。他用剩余的钱买了草烟，沏些凉茶给过路人喝。老人虽爱喝酒，但他的酒，人们都可心随意地喝。他待人很讲义气，对外孙女更是无微不至的体贴疼爱。翠翠没有父母，但外祖父比父母更亲。船总顺顺是茶峒的一个慷慨济人、公正无私的名人，他明白出门人的甘苦，凡是路人遇难或船只失事，都尽力相助。老船公溘然长逝后，他要求收养可怜的翠翠。他对儿子管教很严，两个儿子都很像他，个个结实如牛，能驾船，能泅水，精于各行。老大天保，豪放豁达；老二傩送，人称岳云，是“美”男子。他们见义勇为，乐于助人而不露身份。此外，杨马兵怕翠翠过度伤心，义务料理老船公的丧事，陪翠翠生活，像亲人一样监护她。他们虽处在偏僻穷乡，却保持着豪爽侠义、扶危济困的古朴遗风。
茶峒社会处处都融洽和谐，欢乐秀美。作品展示了湘西优美的风景画和迷人的湘西风俗画，酉水岸边的吊脚楼、碾坊、碧溪居和竹笪、白塔、绳渡，茶峒的小街、码头、店铺，是令人神往的风景画；那元宵的鞭炮烟火、舞龙耍狮，端午节的龙舟竞赛、泅水捉鸭子，以及男子唱歌求爱等等，都是墨彩交融的风俗画；加上那儿人们古朴的风习，淳厚的人生、带有地域性的传统道德观念等等，一起勾勒出一个新奇独特的青山绿水的古朴的美的环境。在这如画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无欲无争、无悔无虑的人。他们重义轻利，以一种“遵从古礼”的美德生活着。
可见，《边城》的人物、故事、环境，都是美化了的。人与景、情与境，人物的情绪与作者的情绪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种整体上的自然和谐之美。作者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的创作主旨于此清晰可见。作者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男女之爱，祖孙之亲，父子之情和邻里之睦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然风景、风俗世态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边城地区人民淳朴健康，美好无私的品格与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和谐，体现了作家对自然美和人性美的追求。但《边城》“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是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汪曾祺：《又读〈边城〉》），若作为对污浊现世的隐秘的批判，对人的合理追求和人在精神上自然健康的发展的肯定，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若是从对被“净化”了的宗法式赞美看，则作品又呈现出根本性质的弱点。作品中写的那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返朴归真的桃源美境，显然是远离现实的虚构，不是现代生活的写照。客观地说，这样的描写会导致人们脱离现实斗争，陷入对“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的追求中。
《边城》在艺术上典型地表现了沈从文创作的恬淡优美的艺术风格。他的写人、叙事、状物都是在自然平淡中透露神情异彩的。一个普通的生活细节，如翠翠在船上剥豆，一面却想心事，她“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水中去了”，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子的情思神态。大量的比喻也是新颖质朴的，如把翠翠比作“和山头的黄麂一样，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整个爱情故事像一首婉转动人的甜美的散文诗，处处洋溢着诗的意境和韵味，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抒情特色。结尾，翠翠带着软软的、酸酸的心情，盼望着傩送回来，给读者带来淡淡的哀愁和希望。它显示了作者善于从平淡无奇中挖掘出美感的艺术造诣。
此外，《边城》的结构，衔接自如，浑然一体，整个故事有头有尾，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作者将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抒情因素融入小说中，创造出一种抒情写意的表现方式。因此《边城》的抒情不是浓重的，也不是大喜大悲的，而体现为田园牧歌式的悠然与淡泊的情调。作品的语言也是质朴清丽、含蓄自然、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人物丰富缠绵的内心情感。整个小说回荡着作者对故土风物人情的热爱和眷恋。
第二节 现代派小说
我国新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随着吸收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在新文学最初的“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郑伯奇：《现代小说导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自然不必说，一些现代主义流派，如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文学，当时也都先后出现过，有的甚至喧嚣一时。弗洛伊德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为一些现代作家所接受。
《春阳》选自施蛰存的小说集《善女人行品》。主人公婵阿姨，在未婚夫死后，为了三千亩地的继承权而与未婚夫的牌位拜了堂，终身守活寡。因没有子嗣，族中人企盼着她死了，好再分产业。换一个作家很可能展开这家族内部的矛盾。而施蛰存却全然抛开这些，只写在春阳和煦的一天，婵阿姨只身到上海银行取款。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和大上海光怪陆离的商业都会气氛诱发下，她那颗久已沉睡的心不禁骤然“骚动”了，对周遭红男绿女紧紧依恋的“艳羡”使她陷入了难以排解的苦闷。小说采用意识流的方法描写她在遇见各种男性时的感觉。她来到饭馆，便注意一位正寻找座位的男客的态度；来到银行，又对年轻男职员的举动格外敏感。她处处希望得到爱的温情，然而人们只把她看成“太太”。小说表现出一个未婚寡妇的苦闷与变态心理，从一个特定角度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戕害。
《春阳》在描写婵阿姨内心引发的一场爱欲的波动和幻灭的同时，又把社会变迁隐约地包含在人物心理变迁之内。十几年上海的畸形繁荣，与其周边的保守城镇的关系，就包含在这春阳一日的变化之内，从而表现了对封建性的保守生活与资本主义化的物质文明的双重怀疑。这加深了本篇内容的多义性、多层次性。
本篇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只是在人的意识流动中表现其情感，从中寄托思想蕴含，颇为新颖别致。写婵阿姨在各种场合遇见男性时的异样的感觉，细致入微，准确表达了一个未婚寡妇的苦闷与变态心理。反复渲染“春阳”促成人心的骚乱，写内心情感在外部世界作用下的涌动，也很有表现力。
第三节 张恨水的通俗小说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通俗文学，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现代的以都市市民、职员、店员、部分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通俗文学读者群的出现，刺激着通俗文学的发展。而通俗文学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定型的模式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品位，反过来由“俗”及“雅”，张恨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省潜山县，诞生于江西广信（今上饶地区）。他自幼酷爱文学，对小说、诗词的喜好达到了入迷的程度。16岁时，父亲病故，由江西迁回祖籍自学，19岁出外谋生，流浪江南，曾在安徽省芜湖市一家报社当校对，同年开始写作文言短篇言情小说。1919年到北平，先后给私人通讯社当书记员、编辑、副刊主编，并开始创作白话通俗小说。
经过自觉改革，他创立了现代性的章回体式，成为现代通俗文学的大师。在他的文学观念里，始终不放弃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和通俗文学的娱乐性，他说：“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决不写出人家看不懂的文字”。认为：“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他立足章回体而不断拓宽其功能，追求新的潮流，不甘落伍。他让章回小说能容纳不同时代的题材内容，他注重章回的回目格式的变化，他尝试过言情以外的武侠、侦探、历史、讽刺、幻想、荒诞等各种写法，以把章回体调适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新旧皆宜的文体。这是张恨水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的贡献。
张恨水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著名作家。1963年，他回顾自己50年的写作生涯时说：“我这一生写许多小说，每日还要编报，写文章、诗词，曾有人估计，我一生大约写了三千万言”（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他的中长篇小说，据统计竟达110部以上。
《春明外史》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不到三十岁，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写《春明外史》的打算”（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所谓“春明”，原是唐代京城东面三门之一。后世就将“春明”作为北京的别称。
这部百万言的巨著从1924年4月12日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至1929年4月24日登完，前后历时5年多。作者以“报人”特有的宽广的视野给读者再现了一幅难得的生活长卷，其中有着较为深切的对旧社会的某几个侧面的尽情揭露。例如军阀显贵的腐朽的糜烂生活，遗老遗少的捧角、狎妓，尔虞我诈的黑幕骗局。它以记者杨杏园与梨云、冬青的感情纠葛为情节主干，再旁及社会某些角落。其中杨杏园这一人物的气质是与作者相通的。他为人正直，少年老成，洁身自好，清白自许。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置身于旧社会黑色大染缸中，却要把持自己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他对贫困者重侠义，而对不义者，却进行斗争；他似能分清善恶，但对恶势力往往仅是腹诽心谤而已，最后甚至在“恬淡学佛”中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这部小说全用白话，通俗传神，与鸳鸯蝴蝶派文白夹杂绮靡庸俗的言情小说迥然不同，奠定了作者在小说界的地位。
当《春明外史》还在《世界晚报》连载时，另一部巨著《金粉世家》又在《世界晚报》上披露。它在1926年开笔，每天以700字在《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连载，共112回，100万字。人物繁多，场面浩大。为张恨水赢得了更大的声誉。《金粉世家》写京城三世同堂的国务总理金家，以其七少爷金燕西和出身寒门的女子冷清秋的婚姻悲剧为主线，穿插与金家有关的百十个人物，写出巨宦豪门一朝崩溃，整个家族树倒猢狲散的结局。“自然，也反映了当年官场和一般上中层社会相”。“《金粉世家》是指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纯是虚构的，但已经具有了典型性。这部小说不是为言情而言情了，它着眼于大家庭腐朽过程的描绘，既不是单纯的暴露，也不沉醉于富丽生活的渲染，而与一般通俗作品不同，在故事中尽力开掘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它对金家家族内部的刻画，主要不是放在昏聩保守方面。因近代官僚是封建性和资产阶级性兼有的，家长甚至还有开明的假相，但子弟的不肖，根深蒂固的封建纨绔性，促成了迅速衰落。冷清秋的悲惨命运，书中解释为“齐大非偶”。她怪责自己有过爱慕虚荣的过失，所以她生活在富贵人家却还淡泊自甘，不愿与成群的寄生虫同流合污，可见她也颇有点杨杏园气质。这个女“杨杏园”受到金燕西的冷淡之后，就自闭于小楼学佛，终于在一场大火中，脱去那“锦绣重枷”而悄然隐去。
与《春晚外史》相比，《金粉世家》在艺术上有所提高，人物描写细致，倒叙的开头，结尾呈开放状态，也终于脱离了《儒林》章法，而向《红楼》结构靠拢。
到了发表《啼笑因缘》，这个北方故事却在1930年的上海《新闻报》上一气呵成地连载完毕，于南方引起轰动，奠定了他成为全国性通俗小说大家的名声。尽管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此篇确实成为作者小说艺术的高峰。
1938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夜深沉》，它写歌女杨月蓉与车夫丁二和的恋爱悲剧，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已触及到旧社会吃人的本质，批判现实的深度显然进一步加强了。《夜深沉》本是京剧曲牌，作者用这支曲贯穿全书，推动情节发展。
以上四部小说标志着作者思想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但大体上可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期。如果说前期与旧式言情小说接近，则后期越来越向现实主义新文学靠拢。“九·一八事变”后，他写成了短篇小说集《弯弓集》。自1936年起，先后写出了宣传抗战、反映市民阶层悲欢离合、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长篇小说《热血之花》、《石头城外》、《大江东去》、《八十一梦》等。抗战胜利后，曾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副刊编辑，写有《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长篇小说。
解放后，张恨水被聘为文化部顾问及中央文史馆馆员，参加了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自1954年开始，陆续写成了历史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孔雀东南飞》、《牛郎织女》、《凤求凰》、《磨镜记》、《孟姜女》等，1967年病逝于北京。
《八十一梦》是张恨水写实精神远扬的一部代表作品，创作于抗战时期。它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它通过梦幻的形式，以辛辣的笔调，巧妙的构思，深刻地揭露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描绘了一幅“雾重庆”的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百丑图。
它实际上只写了14个梦，将国难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丑陋现象做了奇特的观照，想象的依据不出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古代文学的范围（个别的外国人物也有出现）。如借古典小说的形象影射当时的贪官污吏，他们大权在握，唯利是图，亦官亦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国难财。守南天门的警察都办猪八戒是个贩运私货的老手，他说：“这座天门是我把守，我不查私货，你放心运过来就是了。”小说还辛辣地讽刺了天堂权贵西门庆的作威作福，他“现在是十家大银行的董事与行长，独资或合资开了一百二十家公司”。他那位穿着入时，裸胸露背的姘妇潘金莲也仗此耍尽了威风。“寓言十九，托之于梦”是古小说中已有的写法，但《八十一梦》有暴露也有反省，对当政的腐败和丑陋民族性的批判都不留情面，有很浓烈的“谴责小说”的意味。在结构上，它采取短篇连缀的方法，做一个梦，写一个梦，每梦各自成一段落，内容上互不相涉，似乎又回到旧小说的路上，但由于有“我”这个人物连接各篇，使得梦幻的意念有了内在的思路。标志着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完善又有了新的进展。
[内容简介]
啼笑因缘张恨水
《啼笑因缘》于1929年至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曾轰动一时。作者自己分析过这部代表作成功的原因，说：“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而情调仍是通俗文学，为市民读者接受且能耳目一新的。当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啼笑因缘》还被改编成戏剧、评弹、电影，当时的明星、大华两影片公司为争夺拍摄权还打过一年多官司。于是《啼笑因缘》创了畅销书的记录，作者生前就印行了二十多版，达十几万册；续作也迭出，以至迫使作者违背初衷续写了十回，这十回破坏了原书结构，是向畅销书市场的让步。
《啼笑因缘》主要描写平民少爷樊家树与说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的爱情悲剧故事，中间穿插了军阀刘德柱仗势霸占沈凤喜和关寿峰父女锄奸扶弱的情节。作品写家树听沈凤喜说大鼓书颇受感动，慷慨解囊施舍，与沈凤喜结识后很快产生了爱情，与此同时何丽娜与关秀姑也双双爱上樊家树，形成一种多角恋爱关系，但是何丽娜的风流和关秀姑的勇义并没有打动樊家树的心。正当樊与沈的爱情到了迷恋的程度时，樊因母病离开北平，这时军阀刘德柱便以权势和富有将沈凤喜抓到手，当樊家树重返北平时，沈凤喜已陷魔窟，并在刘德柱的摧残下精神失常，最后关氏父女铤而走险去搭救沈凤喜，并设计杀死了军阀刘德柱。在关氏父女的巧妙搭桥后，樊家树又和沈凤喜相貌酷似的何丽娜订了婚，双双出洋留学。回国后正值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关氏父女在关外前线英勇抗敌，壮烈牺牲，而樊家树与何丽娜则筹建医院和弹药厂，以支援义勇军抗敌。
《啼笑因缘》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首先，它揭露了封建军阀飞扬跋扈、穷奢极欲的丑恶面目。其次，杨杏园的清白自许和冷清秋的淡泊自甘等言行，以及他们参禅学佛的忍让哲学的烙印大大淡漠，出现了一种对豪门抗争的侠义豪情。第三，樊家树与沈凤喜相爱的过程中，并不受“门阀”、“节烈”等封建观念所左右，也具有反封建的内容。
樊家树出身富贵之家，但不歧视下层劳苦人，时常慷慨解囊，并与走江湖的交朋友。他对关寿峰说：“人品高低，并不分在住的房子上”，“你老人家不过少几个钱”，对在外交部任职的表兄说关寿峰“极爽快”、“懂道理”，是“好人”。他在自己婚姻问题上敢于冲破封建包办和门阀观念。他倾心爱唱大鼓书的穷姑娘凤喜。她对凤喜说：“我们的爱情绝不建筑在金钱上”。当凤喜被霸占失身后，他仍然认为，“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跳出了腐朽的“门弟”、“节烈”观念，不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已经具有初步现代意识。但他爱沈凤喜，与《家》中的觉慧之爱鸣凤是不相同的。觉慧认为少爷与女仆人格上是平等的；樊家树对凤喜则供给高跟鞋、平光镜、金戒指，要把她提携到上流社会上来。当得知军阀霸占沈凤喜的暴行后，他十分愤恨但又束手无策，显示出软弱性。在婚姻上，他也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意愿走到底，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最终还是同何丽娜结合在一起。
沈凤喜是个聪明伶俐却又意志薄弱的下层社会姑娘，她挚爱樊家树，却又经不住军阀刘德柱的淫威逼迫和物质引诱，她的爱情和青春被葬送的可悲结局是发人深思的。
《啼笑因缘》在社会言情外，又渗透了“武侠”因素。虽然起初是应南方报纸编辑的要求而加写关寿峰、关秀姑父女的，但这不是一个无意的试验。在作者看来，刘德柱之流是“为富不仁”，是暴虐的强者，樊家树是奈何他们不得的，这就需要“除暴安良”、“锄奸扶弱”的豪侠。所以他的文字于“言情”中掺合了“侠义”，细腻中挟带了豪爽。然而这一点，正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小说较强的艺术性也是吸引读者的很重要因素：
首先，作者是写人物的高手，不仅是具有传统小说描写外貌、语言、行动的纯熟技巧，而且具有现代小说刻画心理的细致手法。凤喜初见家树时唱《黛玉悲秋》并眉目传神，约会时手缠手帕、数砖走路，都表现出少女的可爱娇态。拿了军阀刘德柱的钱回家，见了家树的照片说对不起家树，头一挨枕头又想起枕头下刘给的钱，于是浮想联翩，汽车洋房珠宝接踵而来，把情义良心与图慕虚荣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是妙龄女郎，凤喜姣美天真又带放荡，秀姑清秀义气又带着羞涩，丽娜漂亮任性又带世故。另外，沈三弦的卑劣下贱，沈大娘的贪财庸俗，刘德柱的凶残无耻，无论主次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其次，结构紧凑自然妥当，无懈可击；情节曲折迭宕有致，引人入胜；暗示伏笔前后照应丝丝入扣。在家树与凤喜的爱情悲剧主线中嵌入与秀姑、丽娜的多角关系，错综复杂但有条不紊，悬念叠出又结局难料，其他人物不断上场，但却派好了用场。如沈三弦本是给凤喜拉三弦的，读者也许毫不在意，但没想到全书的重大转折--凤喜的横祸便由这三弦引出黄鹤声，又引出雅琴、尚师长，又引出刘德柱而酿成。再次，叙述语言简炼雅洁、生动流畅；人物道白富有个性，雅俗共赏；景物描写烘托氛围，感情浓郁。写家树出场：“院子里静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震动的声音，嗡嗡直响”，表现闲适清静。凤喜遭难后家树生病，“在这阴沉沉的夜色里，这院子里就显得有一种凄凉萧瑟的景色。”表现忧郁伤感，这时秀姑来探视却不露面，留下字条“风雨欺人，劝君珍重”，表现侠义深情。而家树写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表现无可奈何。全书耐人寻味处接连不断，而又十分雅洁绝无色情描写。
第四节 萧红、萧军的抗日小说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许多富有民族感情的年轻作者从东北流亡到了关内，如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等人，他们带着故土陷落、河山破碎的悲愤，广泛描绘了发生在那片广漠、肥沃的黑土地上面的苦难与挣扎，觉醒与奋起。这些作品一出现，便以其激昂、悲愤和感情色彩和浓烈的乡土气息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而其作者也便成为一个文坛瞩目的新的创作群体，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有的未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实际上构成“左联”文学的一部分。其中尤其以萧红、萧军受人瞩目。
一、萧红的小说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田娣、悄吟等，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士绅家庭。萧红从小并未得到太多温暖，父亲为人阴冷高傲，贪婪而缺乏人性，母亲很早就死了，继母对她刻薄而冷淡，只有祖父给了她一个可以回味的童年。那些居住于她家院落四周的劳苦大众，他们蚁群般的悲惨命运，使萧红从小呼吸到小百姓的空气，贴近大地和生活，形成她早熟而敏感的性格。
1926年，16岁的萧红告别故乡，来到哈尔滨，进入了东北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她对美术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在次年，她的父亲强制她辍学并订了一桩婚事，1930年萧红只好因逃避这场婚姻逃到北京。可这未能躲开已与之定亲的汪某的魔掌。1932年萧红被汪某遗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负债累累，面临被卖入青楼的困境，当时在《国际协报》的萧军等人接到萧红的求救信后才把她营救出来，自此，二萧也开始他们的情侣作家生涯。1933年10月，他们两个人出版了小说集《跋涉》。其中，她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通过王阿嫂夫妇惨死在地主的手下的悲剧，控诉了包括她自己的家庭在内的地主阶级凶残行为，表现出前进的倾向。
出版于1935年的长篇《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一起收入由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出版。《生死场》共17章，8万字，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的生活，正像鲁迅在序文里所写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画卷”。小说并不从正面写抗日斗争，也不精心结构故事，却以萧红纤细敏锐的艺术感受写出东北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其间也包含了作家更深层面的思考：这一方浸润着血污的黑土，乃是人的永劫轮回的“生死场”。前十章它描述了农民在封建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在这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沉重的剥削，自然灾害的袭击，瘟疫的流行，使他们倾家荡产，尸横荒野，王婆为偿还地租，忍痛把老马送进屠场，然而还没到家，“地主的使人早已等在门前”，人们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惩戒压迫者，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灾难，人们为生而挣扎，死却威胁着每一个人。萧红在描绘农民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外，还描绘了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极度贫乏。在这里，占据人们头脑的仍然是几千年因袭下来的陈规陋习，而受害最深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成业在高粱地里因本能冲动使金枝怀了孕，然而金枝嫁给他后又受他欺负，连出生一个月的婴儿也在夫妻口角中被摔死。金枝进城里谋生，却受了侮辱而归。她只好去当尼姑，然而庵里已是人去庵空。美丽而温柔的月英瘫痪了，丈夫用砖头围住她溃烂的身子，任其痛苦地哀嚎。萧红借助这些女性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族权与夫权的不合理性。“十年过去了，世道依旧，丝毫没有变化”，却又多了日本侵略者的抢劫、捕杀、强奸。许多人家破人亡，在李青山的提议下，被逼上梁山，起而战斗。小说自第十一章以下，就着重表现东北沦陷后人民身受的更加深重的压迫以及为了挣脱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抗日斗争。他们“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当亡国奴”，小说结尾那个胆怯畏事的二里半告别了老山羊投奔抗日队伍的描写，说明了在时代激流的搅动下，蒙昧的人们开始了变化。它象征着民族的普遍觉醒，说明中华民族不可亡，也不会亡，正是这种昂扬的民族意识与抗争意志，使这篇凄楚动人的故事显得悲而且壮，给了国人以异样的激动。
《生死场》像一首长篇散文诗。萧红以浓郁、感伤的抒情笔调，多侧面地描绘了一幅东北农村的风俗图，全书十七章犹如十七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从不同侧面画出了农村的田园风光、农民的苦难遭际、敌人的凶残暴虐、人民的英勇斗争。萧红不仅写出了沉滞的旧生活中苟安于残酷剥削与贫困的农民，更写出了在惨遭日寇蹂躏的黑土地上顽强站起来的农民，这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纤巧的笔致，也看到了非女性的豪迈雄壮的胸怀。不过《生死场》艺术上也有不足，它的文字清新脱俗而又间见杂质，人物鲜活而又不够完整，特别是结构上缺少章法，章节之间缺乏有力的韧带的牵引，显得松散，也影响到情节与人物的集中。
《生死场》出版后不久，萧红重又体验了人世的辛酸，孤独地东渡日本，北上北平。“八·一三”之后，更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但萧红从未中止过她的创作。她写小说、散文，也用诗记录自己的心灵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香港停留时创作的长篇《呼兰河传》和中篇《马伯乐》。《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马伯乐》中，萧红师承鲁迅，把矛头指向国民的劣根性--卑微的洋奴哲学，并表现出从未表现过的幽默和讽刺才能，相当生动地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都市人形象。马伯乐在战争面前惊慌失措，不断逃难。他虚伪、无聊、自欺欺人。他咒骂自己崇信洋教的家庭，但到上海办店时却跪拜在洋人脚下了，他的口头禅除了“万事总要留下退路”，就是“他妈的中国人”，把中国人看得一钱不值；他在屋里偷看日本人“闹房”，没有一点羞耻心；自己嚷着要抗日，但除了用老婆的钱交女朋友或一次次带着老婆孩子演习背包逃难外，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过。《马伯乐》反映了萧红对国民愚昧的深深忧思和铸造新的国民精神的热切期望。
正当萧红创作达到顶峰之时，她的人生却走入了低谷。1942年1月，萧红身患肺病、喉瘤炎等，生命垂危。“我将于蓝天碧水处，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不甘、不甘......”萧红最后的遗言更为她传奇悲剧的一生增添了诗性色彩。
二、萧军的小说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萧军等。1907年生于辽宁锦县。幼年只受过初等教育，早年曾当骑兵，进过东北陆军讲武学堂。但在旧军队中他只看到了黑暗，失望和不满使他产生了学习写作的念头，并写出《懦》、《鞭痕》等小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与友人等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而逃往哈尔滨。1932年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1933年，与悄吟（萧红）在哈尔滨合作出版短篇小说集《跋涉》，内有萧军的《孤雏》、《这是常有的事》、《下等人》等六篇小说。它们以遒劲雄放的笔墨，揭示了殖民地都市中官吏、老板等“上等人”对于贫民百姓的苛酷压榨，表现出明显的前进姿态。1934年春，开始了反映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故事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同年5月，与萧红同行到达山东青岛，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完成《八月的乡村》初稿。在鲁迅亲切的关怀和帮助下，《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出版。此后还出版短篇集《羊》、《江上》，中篇小说《涓涓》等。抗战前夕，他又完成了长篇力作《第三代》的第一、二部。
《第三代》第一、二部于1937年春天出版。作品以相当的规模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东北的社会生活，从错综纷繁的生活景象中展现了民族灵魂。小说中的凌河村可说是旧日东北农村的缩影，一边是高楼世宅的地主庄园，一边是低矮破败的山村茅屋，而统治着一切的便是该村大地主杨洛中。在他的淫威下，村民简直没有了生路，于是有的铤而走险，进入深山密林当“胡子”，公开与地主对抗，有的则辗转流入城市谋求生路。但城市里同样是他们的天下，杨洛中的儿子杨呈思便是城市里一名奴役民工的洋奴买办，这里也发生了工人和城市贫民的骚动。正是在联系着农村和城市的描写中，作品揭示了整个东北乃是封建地主、买办资本家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天下这一严酷的生活真实，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未停留在对东北民众的痛苦生活情景的描述和控诉上，而是在这苦难的背景中探求近代东北民众强烈反抗精神的成因，全力讴歌这种可贵的为人之道。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民魂的杰作。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刘元、井龙泉、林青、海交、翠萍等叛逆形象，通过他们之口喊出“总要有一天，把这祸害者的窠巢烧成一片平地”的激愤呼声。作品粗犷而又沉毅，平实的描绘中常有豪奇之气，充分体现着作者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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