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概述
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新文学进入发展期的重要标志。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而创造社则高举为艺术的旗帜，分别代表新文学发展中的两大文艺思潮。在小说领域里，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始终处在20年代我国文学现实主义潮流的潮头。他们遵循着“文学为人生”的原则，一贯重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认为“广义的艺术观念便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人生”。因而他们在创作中立足现实，以文学形象反映和表现人生，探讨人生的一般问题。他们关切现实，描绘着熟悉的人和事，在文学形象中寄托着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与评判，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抨击，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与憧憬，因而又被称为“为人生派”。
出于“为人生”的文艺观，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小说多以探讨人生问题，表达对人生见解的各种题材，提出了当时人们所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当时较为敏感的青年恋爱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妇女贞节问题、劳工问题等。“问题小说”是当时的各种矛盾的社会现实与“五四”作家热心上下求索的创作心态相碰撞的产物，也间接地受到过易卜生“问题剧”和有“提出问题的文学”之称的俄罗斯传统的影响。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冰心、庐隐等的问题小说成就最为突出。他们把“爱”做为合理的人生，常以爱与美的追求者、人生的慰安者或悲哀的宣泄者的身份，去探讨人生的究竟，去捕捉知识青年的灰色的、烦闷的或痛苦的内心奥秘，去描写人生的悲剧和喜剧，表现了他们感时忧国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
在创作方法上，尽管小说家们早年的创作手法有客观写实、主观抒情、幻想、象征种种不同，但在其关心人生和积极入世的态度的牵引下，均渐次趋向了现实主义。冷静、客观、严峻是他们创作方法的共性特征。
第二节 叶圣陶的小说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城内一个帐房先生家中。中学毕业后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升学。辛亥革命后，开始当小学教师。他是新文学作家中最早发表小说的作家之一，也是早期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同时又是具有相马伯乐之慧眼的文学刊物编辑，还是一个“为最可爱的后来者着想”的教育家。他以辛勤的劳作和结实的成果，在一个急剧发展的时代中，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声誉。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名手，是一个典型的人生派作家。
叶圣陶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由问题小说向较广泛的社会现实拓展的过程。五四运动之前，他在上海的《礼拜六》、《小说海》上发表过十余篇文言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终南捷径》等，都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文言小说登上文坛的叶圣陶立即热情高涨地转向白话小说的创作。1919年他加入新潮社后发表在《新潮》上的《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一生》）就是他引起文坛瞩目的白话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连姓氏都没有的农家妇女，“伊”十五岁出嫁，夫家娶她是为了得到一个抵得半条牛的帮工。生儿饿死，备受公婆丈夫的虐待，只好私逃进城为佣人，换取一时的安宁。但丈夫死后，“伊”又被当作一条牛一般卖掉了，用她的身价充丈夫的殓葬费。小说以强烈的质问：“这也是一个人？”向社会发出了发人深省的控拆，鲜明地提出了妇女人格和社会地位的问题。
从《新潮》时代到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的二三年间，叶圣陶以“爱”和“美”的追求，回答严峻现实对他的提问。《潜隐的爱》、《伊和他》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在那些描写妇女儿童、农人的小说里，如《义儿》、《小铜匠》等篇，也倾注着叶圣陶诚挚的爱心，这些都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正视人生的真诚风格。沉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他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写下了《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三个早期的小说集。在江南小镇担任小学教员的叶圣陶，以学校为基础，把他的目光投向周围更广阔的生活，使他的小说呈现出较为开阔的社会画面。小市民和中小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就是他在这时期表现得最为成功的对象。茅盾曾经这样谈到叶圣陶的作品：“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他的‘人物’写得最好的，是小镇里的醉生梦死的灰色人”（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作于1921年秋的《饭》是这种题材上先见成功的作品，它描写乡村小学教员吴先生每月只有六元薪金，因不是师范毕业生，还被县学务委员克扣一半，他只得自充厨子，上街买蔬菜豆腐。县学务委员为了应付省视学，要他借十几个学生来遮掩乡村教育的不景气，恰遇他上街未归，便以他不尽职为由，又扣出二元。作品给予了这位“小人物”以深切的同情，并揭露了教育界的弄虚作假之风及教育不景气之实。写于1923年的《校长》是作者大量描写同类题材之后的成功之作。它描写了一位小学校长面对日趋颓败的教风束手无策的故事。颇有理想和作为的校长叔雅，面对学校的乌烟瘴气，--打牌赌博、道德败坏，整顿改革又会触犯众怒、引火上身，不得不就此作罢。小说对积重难返的学校弊端痛加针砭，又逼真地剖视了受弊端裹挟，空抱理想，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作者以怜、讽夹杂的态度，录下了沾染着委琐、谦卑、犹豫的小市民处世态度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一批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写于1924年的《潘先生在难中》是优秀之作，他描述身为小学校长的潘先生，为了躲避战祸，携妻挈子，逃往上海的租界地，把外国巡捕视为自己的保护伞；而又怕丢饭碗，只身返乡，借学校之名领取红十字会旗挂在自家门上，保护私人财产；仗终于没有打来，他又为当地军阀歌功颂德，题写“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的匾额。潘先生正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典型形象。沈雁冰说：“在叶绍钧的作品......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沈雁冰：《王鲁彦论》，载1928年1月《小说月报》第19卷第1页）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身居上海的叶圣陶成为受运动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现实主义的艺术格调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以一种散发着革命气息的现实主义，写下了《城中》（1926）、《未厌集》（1928）中的一些作品。短篇小说《城中》，描写进步青年丁雨生想改进古老乡镇的教育，邀集几个友人办中学，此事为县教育局长一流人所忌，认为他是想伸进一条腿，排挤老朽，视之若洪水猛兽。他们秘密串联，暗造谣言，勾结军阀，施加压力。小说通过革命教育所遇到的激烈斗争，塑造了丁雨生敢于同旧势力斗争的坚强性格。这个人物比《校长》中空抱理想、回避斗争的叔雅，已有明显的进步，闪烁着一种强者的性格光辉了。1927年10月刊于《小说月报》上的短篇小说《夜》，其笔锋是直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体现了对光明的追求。小说刻画了一位老母亲的形象，通过对她的正面描写，通过她意识的流动、情绪的变化以及心理剖白，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愈加黑暗的状况，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罪行，歌颂了革命青年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以老母亲为代表的中国民众的觉醒与坚韧果决的斗争意志。小说把涂满原野的革命者的血，和充满一室的小孩的啼哭、塞满胸腔的老妇人的惊惧悲愤，在层层的夜色中密密地交织起来，感情盘屈浓烈，落笔力透纸背。
1928年，叶圣陶推出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这部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几乎动用了作者在教育界生活的主要积累。这部作品揭示了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全过程，探求了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主人公倪焕之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个性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接受“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幻想“革新教育”，用教育来改造社会。但是，他的办学新方案，遭到了封建势力的阻挠。“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使他改变“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想，他积极热情地投身社会革命，可大革命失败又将他美丽的梦想击得粉碎。最终，倪焕之完全消沉、颓唐，整日借酒浇愁，郁闷得病而死。这正是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求真理之路的真实写照。倪焕之的妻子金佩璋，也刻画得非常成功。这位新女性，与倪焕之有着共同的改革教育的志向，她与倪焕之相爱而结合，然而，婚后她却沉溺于小家庭的安乐，失去了往日的朝气。这使倪焕之痛感“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小说借此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与鲁迅的《伤逝》中的子君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个作品的后半部显得线条粗疏，小说中有的人物（如王乐山）形象不够丰满，结构也不很严密，但这部长篇已比前此的作品更为完整地写下了近代中国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变迁史，显示了作者趋向成熟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意义。
此后，叶圣陶按照这种革命现实主义方向继续创作，他陆续出版的小说集或小说散文集有《脚步集》（1936）、《四三集》（1936）和《西川集》（1945）。其中留给人们较深印象的是《多收了三五斗》，它反映的是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畸型社会现象，是当时动乱的农村的一幅灰色剪影。小说以“露胸朋友”群像为主角，显得颇为别致。
叶圣陶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他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表现为：
1、冷静观察、客观描写。他善于把自己的意图和感情隐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在情节的发展中，让人物通过自身的语言、行为和心理、神态等来表现他的性格，而不外加任何主观的发挥与评价。潘先生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一个适例。在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时，长于通过细节描写来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反映生活的本质。如《夜》中的老母亲，彻夜等待被捕的女儿女婿的消息，起始的谨慎恐惧，使她“凄然失神”；但女儿女婿惨遭杀害的消息传来，强烈的悲痛与忿恨使她“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她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把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一个个细节，细致地刻划了老母亲的性格发展。《一篇宣言》也以三个电报为线索，串起许多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层层深入地表现了“爱国有罪”的重大主题。其次，在创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时，擅长工笔描摹场景场面，为人物的活动提供典型环境。如《多收了三五斗》这篇以谷贱伤农、丰收成灾为主题的优秀短篇就集中描述了三个相互连接的场面：米行粜米、市场购物、船上喝酒。又如《潘先生在难中》的火车站的场面，战争环境中的混乱、拥挤，正是潘先生这一典型人物出场的典型环境。
2、精心结撰，手法多样。他总是从生活素材和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选择最恰当的小说的表现形式，很少粘着或重复自己已用过的表现形式，拿结构来说，情况就非常复杂。《这也是一个人》用的是我国传统作品中惯用的单线叙写的方法，全然按照时序，概括人物的整个一生。《倪焕之》以一个人的遭遇为纵线，辅以纵横交织的人际网络；《夜》的结构显现更深的功力，采用明暗双线，相互纠结，相互映衬的写法；而《多收了三五斗》无一中心人物，颇有散文风。叶圣陶描写生活角度和接触的生活侧面，也有诸多不同，他有时写场面，刻画生动逼真的人情世态；有时剖析心境，探讨人们的忧虑疑惧；有时抒发感情，造成一种真挚感人的诗情画意。小说的结尾也是非常讲究，饶有余味，《抗争》、《多收了三五斗》、《前途》、《潘先生在难中》、《风潮》等不少小说结尾的艺术匠心尤见功力。
3、语言平实、质朴，不雕凿、不做作，极少用浓艳富丽的词藻语汇，凝炼精粹，达到了以少胜多、一语传神的境地，极富表现力。叶圣陶十分重视语言，曾指出：“语言是作者可能使用的惟一的工具，成败利钝全在乎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欧化句子，全是平平常常的朴素的语言，纯正而晓畅。由于他又特别讲究字句的锤炼，重视修辞手段，曾被郁达夫赞为“散文的模范”（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叶圣陶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短篇小说最为擅长，在童话创作上则是现代中国的开山。除少数零散之作外，大都编入《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两个专集。这些童话充满民主精神，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之中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这些童话很少涉及神怪精灵、王子仙女，没有善恶因果报应的陈腐说教，旨在教育儿童塑造优美纯洁的心灵，随着作者阅历的加深，又借花鸟禽兽来描摹人情世态，教育儿童认识民间疾苦，培养进步的人生观，有着鲜明特点。
[作品选析]
潘先生在难中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写于1924年，它以当时军阀间的江浙战争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处于战难中的小知识分子--潘先生的形象。作品写由于军阀混战，小学校长潘先生带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让里来到上海避难，住进了旅馆。第二天一早，潘先生想到教育局长关于学校照常开学的指令，怕得罪上司而急急忙忙撇下妻子和孩子又回到让里。正当潘先生发出开学通知书之时，战火再起，铁路不通，学生们大多数随家长避难走了。在开学不得，与妻子团聚不能，自家性命难保的情势下，他假公济私，赶紧去红十字会，要了两面红十字旗和几枚徽章用以自保。20多天之后，战事停止了，潘先生去教育局，正碰上剪红贴绿，准备欢迎军阀杜统帅凯旋，大家推举潘先生为牌坊题字，于是，他写下了“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的颂词。在作者平实朴素的描写中，一个目光短浅，只图保全自己，苟且偷生的小学校长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个潘先生以养家糊口为最高目标，以活命为上策，政治上麻木，道德上自私，竟然发展到糊里糊涂为反动派歌功颂德，充当吹鼓手的地步。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潘先生身为小学校长，略积家产，有一个小康之家，但他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附于统治阶级，地位并不稳固，时有朝不保夕之感，处于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境地。军阀混战、时局动乱构成他具体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战乱给他全家带来动荡不安，使他有可能接近劳动人民（如挤火车逃难），对统治阶级有所不满，但是要他丢掉小康之家，牺牲眼前的利益，走上反抗道路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顺应统治阶级意图，苟且偷生，以求保住一己私利（如战乱中他关注的始终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等候上司，希图有朝一日能够爬上去，潘先生性格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对自己卑微的生存状态心安理得，为苟延残喘而庆幸，表现出一种可悲的奴性，这种麻木性格往往是阻碍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旧意识的羁绊，是阻碍正确认识自身、认识现实从而奋起前行的有害心态。
潘先生的形象所以这样逼真传神，同作者当过10年小学教员、对教育界的情况十分熟悉分不开。他在创作上又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刻苦追求艺术上的“真切见到”。他说：“见到须是真切的见到”，“必须要把整个的心跟事物相对，又把整个的心深入事物之中，不仅见识其表面，并且透达其精蕴，才能够真切地见到些什么。”（叶圣陶：《以画为喻》）潘先生的形象正是“真切见到”的艺术结晶，它给读者以“真切见到”的艺术感受。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无一不显示出他的利己主义的核心及其各个侧面。在艺术手法上，作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严格遵守让倾向从情节中自然流露的原则，反映生活，刻划人物；不刻意追求形式的新奇和故事情节的曲折，而是致力于人物的心理刻画；善于在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和细节中，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语言朴素，幽默；结构严谨，结尾巧妙，耐人寻味。集中体现出叶圣陶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贯风格。
第三节 冰心与庐隐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今属福州市）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作家之一。冰心出生于一个温暖、富裕的家庭之中，父亲是当时清朝政府的海军军官，曾随父亲移居山东烟台，因此辽阔沉静的大海洗涤了冰心的襟怀，她从4岁起就跟着母亲认字，听讲童话和民间故事，以后又跟着舅舅阅读了不少古典名著。1914年秋天考入教会办的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她正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读书。在时代的感召下，正做着学生会文书的冰心，经常写些宣传文章，并开始对社会、家庭、妇女等人生问题进行思考，随后创作了一批暴露黑暗、提出社会问题的所谓“问题小说”。她先是以处女作《两个家庭》在《晨报》崭露头角，接着又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妹》等近20篇小说，还有一些诗歌、杂感，成为新文学初期最早享有盛名的女作家。
由于冰心自幼生活在比较优裕的家庭环境里，父母的慈爱，姊弟的亲睦，使她蕴蓄着满心的爱，再加上她的个人经历和所受教育等等因素的影响，她的作品一度把“爱”作为最高理想。在她的思想中也形成了用“爱”来融化人间苦痛、填补人际沟壑、感化邪恶、拯救社会的观念。这种被她自己称为“爱的哲学”的思想构成了她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核，并且在其作品中有着强烈的表现。一般认为，爱母亲、爱儿童、爱自然，是冰心早期作品的三个基本主题，通过对这些她心目中最美、最崇高的景物、境界、感情的描写和歌颂，表现她对现实不满的情结，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歌颂和暴露交融在一起，并且暴露往往借歌颂的反衬和折射来加以体现，因此，比较其他作家的作品通过直接描写不合理的现实而提出问题的写法，冰心“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超人》是冰心第一部散文与小说的合集，1923年10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处女作《两个家庭》首次以“冰心”为笔名。它以对比的方法写隔邻而居的两户人家，男女主人公都是留英归国的才俊，但一家的妻子治家有方，另一家的妻子虽出身仕宦人家却不谙家政，探讨的是家庭幸福和妇女在家庭中的责任问题。但囿于思想认识，冰心所倾心和推崇的“幸福家庭”的女主人公亚倩并不是真正的新的家庭关系的榜样，她只不过是镀了一层薄薄的西方文明金粉的中国封建式的贤妻良母，软弱空虚得很。《斯人独憔悴》直接反映了“五四”学生运动。军国要人的家庭里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叛逆者，颖铭、颖石兄弟在南京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但身为军国要人的父辈却依然保持着压制晚辈的威严，他的一番震怒，就把两个血气之徒，禁锢在高门巨宅之中。四方是政府难以压制的学生运动，一室却依然存在着父辈压服儿辈的悲剧。这篇小说由于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父子两代人的思想冲突，传达了当时不甘被家庭所拘囿的新青年的苦恼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显示了冰心从家庭的窗口审察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去国》是冰心早期忧愤较深的作品。民族复兴需要人才，但腐败的政府只需奴才，不需人才。英士这个留美七载、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含笑归国，所见的却是军阀混战，百业不振，官场社会风气恶浊，他报国无门，便又含愤去国了。因此，当英士痛苦地喊出了：“可怜呵！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我们感到的是郁达夫《沉沦》的结尾那种爱国主义的义愤和悲慨。《三儿》以冰心学生时代办“半日义校”的生活为素材，写一群失学拾荒的孩子被枪弹击中致伤的惨剧，一面寄托着她的关爱和同情，另一面也向旧社会提出了强烈抗议。这种抗议的声调在《一个军官的笔记》、《一个兵丁》等小说中更见激越，揭露了使人民涂炭的“主战者”，贯穿着反战基调。
冰心在“五四”运动高潮期写的问题小说，虽然时代色彩显目，但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弱点，即未能透过现象而挖掘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们反映了一个胸无城府的青年女性的热心肠，也反映了一个入世未深的青年女性的天真和清浅。因此，当她在某些小说中试图开列治疗社会症结的方剂时，往往陷入只知治标、不能治本的幼稚之中。《庄鸿的姊姊》写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一个材质甚好，前程无量的女学生，因为中交票贬值，当小学教员的叔叔薪水拖欠，难以支持家计，她被迫退学，以成全弟弟的学业，抑郁失意，赍志而死。小说一连提了三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三个问题却仅触及社会现象，除了女子不能受教育与家庭中重男轻女有关之外，其余两个问题均未在小说中作出剖析和暗示。这与她对人生见而未透、对哲理思而不深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1年以后，随着“五四”运动高潮期的逐渐过去，冰心的问题小说由热情地提出社会问题，变为忧虑地探讨人生究竟的问题，由着重地思考社会的弊端，变为着重地慰藉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心灵。小说《超人》即为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超人》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冰心宣扬“万全之爱”，讴歌伟大的母爱的代表性作品。冷心肠的青年何彬，原本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学，但终于被禄儿的行为所感动，在“母爱”与童心的夹击下，转而虔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何彬欲以“爱的哲学”来战胜尼采的超人式的“憎世哲学”。该作以《超人》为题，实质显示出反“超人”的倾向，然而过分夸大“爱”的作用，沉湎于美丽而不免空洞的幻想，并不是对社会问题开出的理想的药方。收入小说散文集《往事》中的小说《悟》可以说是《超人》的续篇，《悟》中的星如在以“爱”还是“憎”来作为处世指针的问题上，经过七天七夜的自我内心博斗，终于选定了“爱”。促使星如做出这种选择的动力是一盏象征爱的长明不熄的灯，是月夜的宁静秀美和朋友的慰问与关怀。在大量的自我的内心剖白中，星如“彻悟”到“母爱”和“自然美”是造物主对人类爱心的表现，“爱”是藏匿于每个人心中的感情；要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只有消除自私自利这一劣根性，而最好的办法是人人都抱着“宁可我爱天下人”的伟大自我牺牲精神，让人类走回到“开天劈地的第一步上来”。《悟》企图以原始古朴的自然状态来替代“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的现代社会生活。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1926年，冰心自美国留学回国，在沉默数年之久于1931年发表了《分》，划出了她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作品写两个婴儿由于双方父母贫富悬殊，地位不同，从刚生下来时的“同”而终于“分”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境遇，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透露了冰心思想中开始萌生的某种阶级观念，这对冰心这位“万全之爱”的歌手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显示了冰心小说新姿的还有《六一姊》、《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相片》等。它们显然从作者以往信奉与宣扬的“爱的哲学”与早已潜隐地所受的其督教教义的影响中有所超拔。
《关于女人》是冰心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作品结集，曾在重庆《星期评论》上陆续发表，署名男士。全书以中年男性的眼光察人论世，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探索“五四”到抗战期间妇女的地位与命运，现实主义色彩很浓，文笔也由前期的凄美柔丽变得简劲诙谐。《后记》中说：“世界上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可见她对女性的尊崇和褒扬。
在艺术风格上，庐隐是颇具个性的。庐隐的抒情风格，清浅直切，又不失隽丽潇洒，缠绵悱恻与慷慨悲歌间有，笔锋常带感情；庐隐的小说基调，深受中国古典言情小说和婉约派诗词影响，风格感伤，基调悲戚，可与同时期的郁达夫媲美；她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叙色彩，大多数采用日记或书信或讲故事的形式，这在“五四”小说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她的语言流利、自然、真切，纤而不失酣畅；她小说的结构趋向散文，在缺少约束的行文中浸透着浓郁的感情，细腻蕴藉，沉哀入骨，前期作品结构松散，词藻华丽，后期有长足的进步。
[作品选析]
海滨故人庐隐
1923年分两次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4卷上的《海滨故人》是庐隐的代表作品，是一篇带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庐隐说：“《海滨故人》等是真的由我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东西”（《庐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第90页），小说中所写出的五个女性，均可在庐隐和她最要好的大学女友的身上找到影子，尤其露莎即是庐隐的化身，她的身世、性格情感都与庐隐相契合。这篇小说主要写露莎、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五个女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很有抱负，立志追求美好的人生，以“发展自我”“共事社会”为共同的人生目标。她们都勤奋活泼，曾共同欢聚海滨，对白浪低呤，对激潮高歌，对朝霞微笑，对海月垂泪，浪漫之情跃然纸上。而“人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对她们还是一个难解的谜。她们只知道包围着她们的现实生活太黑暗了，她们应该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人生应得的生活”，方不虚此生。但是，时间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些天真的少女提供编织更多好梦的机会，她们便已在生理上渐趋成熟，仅恋爱、结婚这一关，便粉碎了她们当中不少人的好梦：或如云青，因爱情失意而闭门谢客，日研佛经，以图出世；或如宗莹，虽恋爱成功，婚后却不再想奋斗。莲裳和玲玉，婚后也都如此。一个个风流云散，真可谓“愁怨日多，欢乐时少”，凄然之情，其浓似酒。五人中最富理想和奋斗精神的露莎，正是在这种“聚散无定”的人生环境中研究哲学，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的。她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彷徨：“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她从自己的爱情生活中感到苦闷和惆怅：“人心险恶，甚于蛇蝎！地球虽大，竟无我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去此浊世，同归于极乐世界耳！”面对社会的污浊，世人的苛毒，露莎变得憔悴消沉，痛感“人生不过尔尔，苦也罢，乐也罢，几十年全完了，”形成了“人生祸福正不可定，能游戏人间也未尝不是上策”的人生哲学，最终留下一纸绝笔，和爱人一起，不知所终--或如信中暗示，若“理想”失败便“同赴碧流”，那就是追随屈原了。
《海滨故人》写于“五四”运动退潮期，反映了一代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的苦闷，也透露出作者初经涉世时，对封建礼教、家规、世俗所造成的女性的不平和不幸的遭遇的深长隐忧。茅盾说这“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边缘上的青年的心理”。“游戏人间”是“五四”落潮期知识青年困惑于人生意义的写照。庐隐在小说中通过露莎和她的几位同窗女友从聚首言欢到风流云散的过程大胆坦露她们的思想和追求、苦闷和彷徨，宣泄了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女性寻求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心理，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和现代意识，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生活的作品。
《海滨故人》以其清丽的文笔，清新的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表现出她与其他“五四”女作家的不同风格：一、自叙传的写法。露莎的经历几乎就是作者前半生的写照。二、对女性恋爱，婚姻问题的探究。《海滨故人》中的五位女学生都先后面临着这一问题的困扰，智与情的交战使她们的内心充满矛盾。与一般写男女爱情的小说不同，庐隐对男女之爱虽然有所希望，而更多的却是疑惧。对异性的不信任感，导致了她对人生意义探究的答案倾向于“恨”，而不是爱。三、感伤、哀怨、悲观的抒情。《海滨故人》不以情节的复杂、曲折取胜，而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显示了突出的抒情才能，女主公们对昔日良辰美景的伤逝之感，对无法把握的命运遭际的哀怨之情，使作品充溢着悲观的色调。
第四节 许地山与王统照
一、许地山的小说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字地山，笔名落华生。出生在台湾省台南一个爱国者家庭。甲午战争后，其父携全家迁回大陆，落籍福建漳州。中学毕业后，在福建省立第二师范任教，次年赴仰光华侨办的共和学校任教，漫游缅甸和马来西亚各地。1915年回国，1917年到北京，考入燕京大学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投身学生运动，同年11月与郑振铎等创办进步刊物《新社会》旬刊。1920年燕大毕业，留校任教，并与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等发起筹备文学研究会，同时开始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作品。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23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宗教，次年转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27年回到北京，任北大文学院和宗教院教授。
许地山的文学创作正是基于这独特的经历和复杂的思想，人道主义使他同情弱小和被压迫者，痛恨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佛教思想却使他把一切归之于天意和命运，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他的创作一开始，也汇入了问题小说的热潮之中，却出手不凡，显出了与叶绍钧、冰心、王统照等人不同的奇彩异趣。
许地山早期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它的传奇性。这种传奇小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又竭力地推动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靠拢。这种传奇作品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却又固执于探讨人生的意义。最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命命鸟》，讲述仰光一对青年男女--世家子弟加陵和俳优之女敏明因爱情受到家庭反对，遂双双携手投湖自尽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的戕害，但作者又受佛教经义的影响，让敏明在梦境中看破尘世儿女之情的虚伪和易变，追求“六根清净”，想到人生的彼岸寻觅一方净土。他们最终选择的归宿：从容携手共涉湖水，“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死亡、殉情，在这对恋人看来，有一种超尘脱俗的魅力，故事的结局处理得颇为别致，富于传奇性。可以说这种传奇小说对人生的理解既有虚玄和悲观的一面，也有坚韧和达观的一面，所以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多能坚韧地承受自己所面临的厄运，达观地消释世间的种种烦恼，《商人妇》中的惜官、《缀网劳蛛》中的尚洁，都曾被丈夫遗弃，后历遭劫难，流落异邦，但她们在命运的播弄面前，以宗教的容忍心，苦乐观处事待人。惜官被发达致富的丈夫卖给一个印度商人，在印度商人病故后，她又重游旧地，千里寻夫而不果。在她看来，“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代表作品《缀网劳蛛》描写的是马来半岛的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的故事。妇女尚洁是一个慈爱清明、逆来顺受、一切听其自然的虔诚的基督徒。她以仁爱之心，救治受伤的盗贼，遭到丈夫的误会和虐待，被撵至土华岛。在岛上，她毫无怨言，只身过着清苦的日子，安闲宁静，泰然处之。她的处世哲学是，人就如缀网的劳蛛一样：“我像蜘蛛，命运就像我的网”，“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其夫终被感化，把尚洁接回了家中。许地山就在他这些传奇小说中探讨了“五四”以后的数年间的小说中经常遇见的的一些社会人生问题。他以消极的玄虚的宗教思想来辅助这种社会人生的探讨，但在探讨的过程中又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对被损害着的同情和对人生的执着。
浓郁的异域色彩也增强了许地山小说的传奇性。许地山是南方人，除在燕京大学学习、任教，和在欧、美留学的一段时间外，主要的生活和活动区域在南方，足迹及于台、闽、粤、南亚。所以他的小说故事往往发生在缅甸（《命命鸟》）、印度（《商人妇》）、新加坡（《醍醐天女》）、马来西亚（《缀网劳蛛》）等异域，国内的“生活区”大多在闽粤等地（《换巢鸾凤》、《黄昏后》等），这种清新超逸的南国风味和异域色彩，是许地山小说初问世时至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以澄澈潇洒的笔触描写南国风物，热带森林和海岛、乡村里长着椰、榕、槟榔、露兜树和木棉花等婀娜多姿的植物，与青山碧波相映照，形成一种绿阴扑扑的野趣。再加上美妙的“雀翎舞”，动听的“巴打拉”......散发着一种清幽雅秀、涤去尘垢的自然美感。许地山又是人类学和风俗学的行家，他对描写对象的风土人情、民俗宗教熟悉得如数家珍，这就使得他的小说中的地方色彩既有野逸之气，又有人间烟火之味，《命命鸟》中，豪门世族鼓励子弟出家为沙门，为父母积福，为来生准备善业是当地盛行的风习，《商人妇》中佛教徒把对婆罗门人的施舍看作污点，妇人在丈夫死后若干日允许重嫁，不须终身守节，也带有异域色彩。这些南国风光，异域情调和人世风俗、现实人生熔于一炉，构成了许地山传奇小说的地方色彩。
20年代末，阶级斗争的激烈，动荡时代的严峻，促使许地山的思想有了较大转变。他一改消极避世而变为极端愤怒，走向对现实黑暗与丑恶的揭露，早期佛教思想的阴影逐渐消失，1928年发表的《在费总理的客厅里》便是这种迹象变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开端。他直面中国社会现实，小说背景亦从异域、乡野转向北平、广州等大都市，资本家、官吏、警察、交际花、城市贫民、乞丐、游民.......出现在他的小说里。1934年发表的《春桃》和1940年发表的《铁鱼的鳃》，则标志着许地山走上了切实沉着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春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心地善良、大胆泼辣、敢于蔑视世俗礼法的劳动妇女形象--春桃。军阀混战年代，在背井离乡的逃难中，春桃与丈夫李茂失散，她不受别人的支配，宁可捡破烂，也不愿给洋人做佣人。在共患难中，她与穷苦青年刘向高同居，过着贫困但平等相待的生活。后来她遇见已经失去双腿并沦为乞丐的李茂，并不见弃，而将他接回家中。在“我是自己的”“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的信念统驭下，她和两个男人开起了“三人公司”，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运。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富有有现代气息与魅力的下层女性形象之一。春桃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不仅显示出了比敏明、尚洁、惜官、玉官等女性高得多的道德审美价值，更显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真正了解。
许地山属于人生派，然而是别具心裁的人生派，从传奇到写实的一系列作品，显示了他的小说在思想情调和艺术风格上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使他在五四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作品选析]
春桃许地山
《春桃》写于1934年，是作者的后期作品，它以很强的现实性改变了作者早期作品充满异国情调、宗教色彩的倾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