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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另一个重要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了。创业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田汉等都是中国留日学生，由于长期在日本留学，他们接受了日本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加上国内五四运动的冲击，便很自然地抒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他们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欧洲文学的影响。他们长期身居国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状感到失望和悲愤，在精神极度苦闷的情况下，接受了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泰戈尔等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创作了富有反抗精神和破坏情绪的作品。同时，日本文学界流行的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新流派，对创作社的部分作家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了浪漫主义的倾向：注重感情流泻和自我表现，注重艺术个性和创造。他们把“创造”二字作为社名，其目的也就是想由他们的“内部发生些什么出来，创造些什么出来”。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的《编辑余谈》里说，创造社同仁的主义、思想并不相同，也不强求相同，相同的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这“内心的要求”一语便是他们当时共同遵守的创作态度。他们的文学主张受国外“唯美艺术论”思潮的影响，因此历来有许多评论者把创造社说成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是“唯美主义”“艺术主义”。客观地讲，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著名现代文学史家王瑶说：“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也还是表现了中国的现实主义人生，并反抗这现实人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种见解，是客观地从早期创造社成员较为复杂的思想和言论里看到了他们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中积极反抗的主流和本质的。只不过创造社诸作家在表达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时，不是通过对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与深刻剖析，而是直接发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抗议，或者礼赞主观理想中的世界。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剖白，成为他们的主要表现方式，作品的主观抒情色彩极重，因而显示出极强的浪漫主义特色。
由于创造社诸作家各自的出身、经历、境遇、思想、气质乃至性格的不相同，在共同的浪漫主义倾向里便有了各人独自的色彩。尽管特色各异，但是从他们呈现给读者的诸多作品中，在题材、思想、创作方法等方面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相同的意趣、倾向的。
(一)、作品大多取材于作家身边的生活，取作家自己的一段经历，让生活和艺术合抱在一起，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鼠灾》是郭沫若早期的一篇作品，写的是郭沫若唯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腾箧里被耗子咬坏了，他和安娜夫人勃溪了一场的故事，这已经是“身边小说”了。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夏，郭沫若又写二十几篇小说，其中《未央》、《残春》、《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炼狱》和《十字架》三个连续性的短篇）、《行路难》等作品的主人公爱牟分明就是郭沫若自己。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等作品的主人公“我”--于质夫的许多经历恰恰暗合了郁达夫的许多往事；还有倪贻德，郑伯奇说他始终保持着感伤情调，带着欷嘘叙述自己的身世......这足以说明，这些作品确是带有点“作家自叙传”的味道的。
(二)、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始终在尊重自我中富于反抗精神和破坏的情绪，或者说在尊重自我的同时强调了提倡反抗的气质。郭沫若的《月蚀》借用月蚀是天狗吃月的传说告诉人们，帝国主义正像这吃掉月亮的天狗，正在对中国实行敲骨吸髓的侵略。面对“狗与华人禁止入内”的牌子，“我”积聚了满肚子的愤慨，这愤慨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激情，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临终前西望祖国，洒泪长叹“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儿女在受苦呢！”这分明是“我”无力自拔却又确确实实不甘沉沦的带血泪的呼喊，分明是顽强地提出了对于侵略、屈辱的反抗！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情爱纠葛，甚而大胆地暴露变态性心里，这里固然有其消极的影响，但在肉欲之外，还是体现了“五四”时代年轻人对个性解放的要求的，更主要的是体现了这一代年轻人对虚伪的假道学的蔑视和破坏！
(三)、作品呈现出一种灰暗忧郁的色彩，表现在重压下呻吟着的弱国子民的时代病。什么是那时的“时代病”？简单说来，就是“五四”高潮过去之后，由于个性解放的思想化成泡影，又找不到反抗黑暗社会的有力武器和出路而产生的一种苦闷和彷徨。对于留日的学生来说，还加上了弱国子民的屈辱。除了前文提到的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外，上海籍作家滕固的《壁画》写出了留学日本的崔太始忧郁、颓废，最后酗酒自杀身死的悲剧产生的社会病因和弱国子民所受的凌辱；张定璜的《路上》把忧郁写在了一个从日本归国的年轻的女人身上；倪贻德的作品处处弥漫着感伤，比如他的《零落》写出了一个旧家庭的没落；白采的主人公都是变态的人物，不是偏执狂，就是被虐狂。而且这些作家大多把性苦闷--变态的性心理作为“时代病”的一种病状反复写进了作品，因而更显出一种灰暗忧郁的颓废色彩，虽然许多作家都明显地把这一切归罪于当时的社会，也还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的，这是此类作品的局限性。
(四)、在创作方法上注重心境的告白，有鲜明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这里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引人入胜的结构，甚至写起来很象随笔。其感人的艺术魅力源于作者内心世界的直白式的坦露。比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作品侧重表现的就是爱牟的烦燥不安和愤世嫉俗的心境。发泄悲苦，咒骂社会，如泣如诉，有时又如山洪暴发，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文中有一段爱牟和妻子晓芙为了开业行医问题发生争执的议论，那发人深省的告白，不搀杂一点伪饰，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在反复咏叹中，一个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出现了，但是，这种形象不是用人物的性格去体现他的深刻思想内涵以教育读者，而是用人物的强烈集中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郁达夫的Y君、“他”、伊人和于质夫，郭沫若的爱牟和K君，都是这样的抒情形象。其语言，或娓娓而谈，或如泣如诉，颇有抒情散文的语调和风格，因此，这一类小说又获得了“抒情小说”的美名。
(五)、倾向于关注和表现社会性人生的“客观化”趋势。这里所说的“客观化”是针对于创造社诸作家作品的主观抒情性而言的，是说他们的创作由主观变为客观，抒情转向写实，主情的形象让位于性格的典型的新趋势、新动向。前文已经提到过，创造社诸作家在表达追求浪漫主义、主情主义的同时，也都承认要表现人生和社会的，加之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一日千里的剧变形势，更促成了他们思想上和创作上的转变。出身印刷工人的何畏早在192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黄昏》就明显地表现了何畏对民间疾苦和人生灾难、社会惨况的关心（见1922年十二月上旬的《创造季刊》一卷三期），方光焘的《虐疾》、《曼蓝之死》、周全平的《呆子和俊杰》等都关注着人生，保持着写实的作风。还有郑伯奇的《最初一课》、《忙人》，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但“客观化”色彩比较鲜明的是成仿吾。他虽致力于文学批评和理论著述，也有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小说全收在《流浪》集中。《灰色的鸟》描写了佩帏、颜碧湘、丁伯兰、密司刘等不同的生活道路。取材已不再局限于作家的经历和身边琐事，视野扩大到了社会上不同生活理想的青年；灰暗忧郁的色彩减弱，文中的丁伯兰已决心牺牲一切去创造我们祖国与全人类的真的光明；在艺术上，倾向于表现人生，注重客观描写，写人物的思想性格，而不只是主观的抒情，也写了故事、情节，有了曲折的结构。当然，这方面成就最高的还是郁达夫，他的这类小说使他达到了他后期抒情小说的艺术高峰。
创造社出版的刊物主要有1922年5月的《创造》（季刊），1923年5月的《创造周报》，7月办的报纸《创造日》，1924年8月创办的《洪水》，1926年3月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月刊、《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日出》旬刊、《文艺生活》周刊等。创造社作家的作品除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外，也散见于当时其他一些报纸杂志上。
在文艺倾向上与创造社比较接近的有弥洒社和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成员有胡山源等，1923年在上海创办《弥洒》月刊。胡山源在创刊号的《弥洒临凡曲》中宣称：“我们乃艺术之神，我们不知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灵感！”第2期扉页上又标出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宗旨。浅草社成员有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1923年在上海出版《浅草季刊》，1925年终刊后，部分成员又与杨晦、蔡仪等人组成沉钟社，在北京出版《沉钟》（先为周刊，后为半月刊）。浅草－沉钟社的成员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也可以称为艺术派。
第二节 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
郁达夫（1896－1945），浙江省富阳县人，创造社的重要作家，也是五四以来颇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郁达夫原名郁文，乳名萌生，1896年出生于一个旧职员家庭。三岁时丧父，靠母亲缝补浆洗度日。他自幼喜读古典诗文，九岁能诗。在美日长老会办的杭州市育英书院读书期间，因参加反对校长的风潮被开除，后在家自修。1913年由其长兄郁华带到日本，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5年进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1918年进帝国大学经济科。1921年小说《沉沦》发表，这时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建了创造社。1922年毕业回国，参与创造社领导工作，先后在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1928年脱离创造社，次年与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加入“左联”，1933年脱离“左联”隐居杭州。1938年应郭沫若之邀请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年底去香港、南洋群岛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华侨周报》。新加坡沦陷后，化名赵廉流亡于苏门答腊，继续抗日爱国斗争。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
郁达夫的一生经历了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和抗日战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激烈动荡的政治形势对他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影响极大。他是一位多产的、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也是一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是在矛盾重重中度过的，他的作品也同样充满着矛盾和明暗斑驳的色彩。
郁达夫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有小说、散文、旧体诗词、杂文、随笔等，成就最高在小说方面，一生创作小说50余篇，约70万字。他的处女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完成于1921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有《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等。他的小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表现自我的“身边小说”，另一类是表现社会的“社会小说”。但无论是表现自我还是表现社会，他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明显的抒情性。因而有人称他的小说为“浪漫抒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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