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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里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他7岁入私塾，学习上很勤勉，除四书五经外，还涉猎了大量的古籍，阅读了大量的野史笔记。他多次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孩子亲密相处，逐渐了解到农民毕生受到的压迫和他们勤劳、纯朴和坚毅的性格。13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周伯宜患病久治不愈，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之中，在破产困境中，鲁迅体验到世态的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于是决定“走异路，逃异地”。1898年5月，鲁迅到南京考进江南水师学堂，不久转入矿路学堂。在这里，鲁迅接触到了所谓的“新学”,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文化思想，特别是严复译述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给青年鲁迅以深远的影响，他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思想，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他希望中国能够维新，国家能够强盛，他后来到日本学医，跟他这种希望维新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随即考取官费留学的资格,被派往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在仙台学医，打算学医救国。不料一次课间放时事幻灯片时，看到一个中国人做了俄军的侦探被日军砍头示众，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虽然体格强壮却精神麻木。这使他十分悲愤，“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这个认识和决定是鲁迅长时间研究“国民性”探索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壮志，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所谓国民性就是民族性格，而在当时的鲁迅看来又偏重于民族劣根性。鲁迅所要改造的正是中国“沉默的魂灵”。于是，鲁迅毅然弃医从文，走“文学救国”的道路。这一决定，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转折。
1906年，鲁迅返回东京，开始了他一生光辉的文学事业。他曾和许寿裳、周作人等办文学杂志《新生》，因人力物力不济未果，于是转而撰写文章，评介外国文学作品，和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集《域外小说集》，其间还撰写了重要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批判了抱残守缺、反对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批判了中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各种派别和思想，指出他们“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本”的实质。对真正的爱国志士则希望他们“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它，他在绍兴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并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文言写了短篇小说《怀旧》，描绘农村封建势力既敌视革命又想投机革命的卑劣行径，显示了作者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讽刺才能。1912年初，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学监，不久辞职。1912年2月，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之迁往北京，直到1926年8月。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北洋军阀手里，当时上演的一系列丑剧--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使社会情况异常黑暗混乱，这时的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新的分化，原来只是以排满为目的来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纷纷复古；而坚定的革命派对当时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仍需新的探索。鲁迅坚定地站在彻底革命派的一边，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他反对封建主义，又批判资产阶级，那么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在苦闷和沉思中，鲁迅度过了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的7个年头，其间他利用工作之余，辑录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不断思索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为后来的学习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照亮了中国解放的新道路，也使鲁迅在“刀光火色”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为摧毁封建“铁屋子”，他开始“呐喊”了。1918年5月，他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和李大钊等一起参与编辑的《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历史，引起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热烈反响。“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后结集为《呐喊》。同时还发表了论证严密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许多短小精悍的随感录，控诉吃人的封建文化和孔孟之道。“五四”运动高潮过去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北方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寂寞荒凉的景象，鲁迅又一次有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慨，小说集《彷徨》和散文集《野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从1920年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师大）等学校兼课，成为爱国青年的良师益友。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他虽然未参加，却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1924年到1925年，支持并领导语丝、莽原、未名三社，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作家。期间，围绕着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等斗争，鲁迅一次又一次痛斥封建军阀及其主谋的凶残，撕去走狗文人为虎作伥却貌似公正的面具，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正义斗争，赞颂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同时希望战斗者能学到“别种方法的战斗”，要“痛打落水狗”。在不断的思索中，此时的鲁迅开始对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还认识到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鲁迅《华盖集·导师》）。可见，在鲁迅的世界观中，无产阶级思想在不断积累，尊个性和进化论的旧思想在不断减弱。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和《坟》后半部分记录了这些可贵的斗争经历和思想发展。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在这里他继续写些回忆往事的散文，后来结集为《朝花夕拾》。此外，从参加战斗到现在，他还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四本杂文集，一本散文集《野草》，并且翻译了很多作品。从这些作品轨迹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鲁迅正逐渐酝酿着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由于厦门毫无革命气息，1927年1月，鲁迅又来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在这里，他有机会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比过去更密切的交往。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血雨腥风中，他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战斗，也看到了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为营救被捕的40多名党员和进步学生，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多方奔走，据理力争，但营救无效，于是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这一事件警醒了鲁迅，后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现在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了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血的教训使他的“思路因此而轰毁”，他觉悟到不能再把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的思想武器。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此后几年，他在不断的实际斗争中，逐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终于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确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1928年，鲁迅加入革命互济会。1930年，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且是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战斗的文艺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一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光辉文献。1933年，鲁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上海分会的理事，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6月，不顾危险到万国殡仪馆吊唁被特务暗杀的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铨，出门不带钥匙，表示了勇于牺牲的决心。9月，与茅盾等联名发表宣言，欢迎世界反帝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当时国民党“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鲁迅也遭到围攻、通缉、盯梢，但他明白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书信集》下卷《致山本初枝》）。在左联工作期间，他先后编辑《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书刊。他领导新兴的木刻运动，关心和培养木刻青年的成长。在文化战线上，他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坚实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种病态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鲁迅也给予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提高国民的认识，并把斗争的锋芒最终指向产生这些现象和心理的社会根源。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调集军队侵入关内，威胁整个华北。年底，党中央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鲁迅积极响应，明确宣告：“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1936年），还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口号，组织领导文艺界，纠正内部错误，揭露批判托派阴谋，促使文艺界很快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鲁迅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情谊，不断加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他曾书写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与瞿秋白，并庄严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深切表达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竭诚奋斗的崇高信念。他满怀信心地投入战斗，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最后10年，由于政治、思想斗争的需要，鲁迅要求自己像“感应的神经”一样起而应战，他不得不放下计划写作的论著和长篇，而以杂文为武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这些杂文后来结成十个集子，即《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三集，还有一些散篇收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
此外，他还写了《理水》等五篇历史小说，和以前写的三篇合成《故事新编》的集子。在翻译方面，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法捷耶夫的《毁灭》、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果戈里的《死魂灵》等。这些都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中华民族甚至世界的珍贵财富。
长期的艰苦战斗，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5年底，他感到身体的不适，1936年写出了可视为遗嘱的《死》，对生死看得“随随便便”，对怨敌却表示“一个都不宽恕”，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和彻底革命精神。1936年10月19日，病魔夺去了鲁迅的生命。他不幸在上海逝世。鲁迅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鲁迅一生的战斗业绩和精神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8页）
第二节 《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
一、《呐喊》《彷徨》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1918年4月至1922年10月间创作的小说14篇（初版15篇，1930年第十三次印刷时抽去《不周山》，改名《补天》后收入《故事新编》）。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端午节》、《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彷徨》1926年8月由北京新书局列为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从书》出版，收1924年2月到1925年11月间创作的小说11篇，按写作顺序依次是：《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曾这样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由于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对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也看到了几千年封建主义的统治，养成了人民的愚昧和不觉悟的精神状态。他倡言“改良这人生”，即发扬国民的精神，就是要人民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敢于起来反抗一切。因而鲁迅的启蒙主义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他关心最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命运和觉醒，这是超出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地方。那么，他希望被压迫人民起来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抗争呢？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跟农民结合起来，鲁迅还没有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的小说《呐喊》和《彷徨》，正是为了解剖中国社会，为广大被压迫人民寻找革命的出路而创作的。《呐喊》着重揭露封建宗法社会的残酷统治及其在精神上毒害人民的罪恶，集中沉思旧民主革命，痛心辛亥革命失败，对农民的革命力量则在怀疑中进行坚毅的探索，它的战斗的声音像号角一样震醒了封建“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密切配合了“五四”时期思想革命的进行。由于写在五四高潮时期，又自觉遵奉革命前驱者将令，因而基调高昂；《彷徨》继续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讽刺封建余孽，并着重对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探索，批判他们的个人主义和软弱性，痛心先觉知识分子的沉沦。由于写在五四退潮时期，文学革命阵营正在分化，鲁迅深感忧郁、彷徨，“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却得不少”（《自选集·自序》）。当然，这“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的思考，仍然反映出作者在追求中战斗，在探索中前进。
恩格斯说，在欧洲，“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也像1300年年间的欧洲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历史也给了我们一位新的但丁似的人物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新纪元的诞生，这个人物就是鲁迅。他贡献了划时代的杰作《狂人日记》，不仅惊醒了沉睡的人们向吃人的旧世界宣战，而且展示了五四运动狂风暴雨的惊心动魄的壮丽前景。可以说不止在文学领域里，甚至在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鲁迅都是中国旧时代结束和新纪元开端的一个闪光标志。他的贡献很多，首先，他是第一个立足于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高度，真正从被压迫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角度来提出反封建的要求，塑造了闰土、七斤、阿Q、祥林嫂等普通农民的丰满的艺术典型，揭示他们的苦难，挖掘他们的愚弱，甚至本能的反抗和潜藏在骨子里的革命性，透过这真实的描写揭示反封建的主题，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
《狂人日记》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篇作品，它揭示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把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揭示和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巧妙地结合起来。狂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又都真实地揭露了生活的真相，从而显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它剥开了“仁义道德”的伪装，控诉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割股疗亲”等残酷罪行，尖锐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各式各样的黑暗势力，不仅被个别地写出，而且作为一个集团来表现，是被彻底否定的一种社会势力。作品还揭露封建黑暗势力对农民等被压迫群众的精神上的毒害。狼子村的佃户也在帮同吃人，帮同大哥来对付狂人。这些被压迫群众遭到知县绅士迫害时，并没有什么反抗的颜色，倒是在对付狂人时，表现得这么怕人，这么凶。面对黑暗的现实，狂人憧憬着未来，预示未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预示“真的人”要出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总之，鲁迅先生渗透在《狂人日记》里的思想是杰出的。第一，他揭露了吃人的现实，挖掘了吃人历史，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第二，他宣布了昏睡中的中国人民的开始觉醒，开始反叛，开始为勾销四千年的吃人的旧帐去努力改变吃人者的本性。第三，他呼吁人们“救救孩子”，渴望拯救被吃的中国人民。他的“救救孩子”正是救国救民的一声痛心的呐喊！
继《狂人日记》后，鲁迅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在这些篇章里，鲁迅先生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至死都不醒悟的落魄文人孔乙己、买蘸了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一家，更对准了逼孔乙己走向绝境的封建宗法制度，正是这延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才培育出了孔乙己、华老栓这样麻木的人，才有了那些一样贫苦却嘲弄着孔乙己的鲁镇的群众及那些像鸭子样伸长了脖子观看革命者就义的看客。该用什么“药”才能医治这不觉悟的一群人的灵魂呢？在以后的《风波》、《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中一直渗透着作者这种忧虑，当然，更主要的还有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及其脱离群众的教训的总结。《风波》以张勋复辟为背景，描写了这一事件在江南水乡所引起的风波。农民七斤在辛亥革命时被剪掉了辫子；传来“皇帝坐龙廷”的风闻，赵七爷挟嫌报复，恫吓七斤，结果是弱小的八一嫂和六斤成了牺牲品，特别是新的一代六斤，在辛亥革命后又重新裹上脚“在土场上一腐一拐的往来”。《头发的故事》则哀叹辛亥革命的流产和群众对辛亥革命的冷漠：“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故乡》一开头便点染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破败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而从前机敏的小英雄闰土也被残酷的生活、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折磨得成了“木偶人”。这些都表明，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社会性质，更没有给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生活。《阿Q正传》更是全面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尤为重要的是鲁迅挖掘出了潜藏在中国贫苦人民身上的革命性，尽管还是出于本能的、盲目的，（如阿Q）仍不能不让我们佩服！
揭示农村劳动者的苦难最为深刻的是《祝福》。围绕着地主阶级典型人物鲁四爷家的四次“祝福”，鲁迅塑造了祥林嫂这样一个勤劳、纯朴而又愚弱的劳动妇女形象，封建礼教的“四条绳索”剥夺了她最起码的生活权利，让她最终死在了新年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的所有不幸几乎都发生在春天，她是个没有春天的女人！她最清醒的挣扎和反抗就是临终前对灵魂、地狱产生的动摇。和她不同的是，《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小说中反封建意识最强烈的劳动妇女形象，她不信奉封建等级观念，不讲“三从四德”，敢于用战斗的方式争取妇女合法的地位和权利，她不堪丈夫的虐待和遗弃，她还要离婚，而且闹了三年！她不畏权贵，大胆泼辣，敢骂敢打，只可惜的是在七大人和慰老爷相互勾结的封建思想势力面前，自然形态的民主思想萌芽不会成为反封建思想的可靠力量，即使大胆如爱姑，仅凭个人反抗，还是注定会失败的。在旧中国，劳动妇女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揭示她们的苦难，无疑能更深刻地揭示问题。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是真正从被压迫的农民角度出发，反映了农民不能不革命的悲惨生活地位和他们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的革命觉悟两者之间的矛盾，说明辛亥革命没有担负起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责任。
其次，鲁迅在小说中还成功地塑造了新旧两代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一代是受到封建传统教育的旧知识分子，又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封建文痞，如《肥皂》中满口“风雅”，骨子里都是荒唐淫乱的四铭；《高老夫子》里满腹“国粹”，实际上只知吃喝嫖赌的高尔础，鲁迅对这些封建卫道者是无情揭露。另一类是不第文人，鲁迅对这些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有讽刺，但更多的是同情。孔乙己在以传播孔孟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的长期毒害下，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视高人一等，鄙视体力劳动，好吃懒做，结果越过越穷，以至弄到了将要讨饭和偶然做些偷窃事的境地，即使如此，他还是那样可笑地自高自大，那样迂腐，那样麻木，他根本不明白究竟是谁，或者什么力量使他落到这个境地，一直到死他却都没想反抗，不怨不怒，奴性十足。如果说《狂人日记》描绘的是一幅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那么，在《孔乙己》里，鲁迅就是在用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来进一步揭露和控诉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了。还有《白光》中的陈士成，连考十六回不中，最后疯死在万流湖中。他们的遭遇虽引人同情，但人们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任何希望。鲁迅更多关注的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首先觉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并把他们作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力量加以表现，但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软弱性、妥协性使他们势单力薄，在强大的封建思想势力面前无法取得根本胜利，因此，鲁迅着重表现了他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是反映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作。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在旧的革命高潮时代，作品的主人公曾经是首先觉悟的人，有理想有作为，但当革命退潮，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地压迫着的时候，他们软弱了，甚至妥协了。吕纬甫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物，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不能自拔，他觉得自己不过像蜂子或蝇子那样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了回来了。而魏连殳几乎被逼得为社会所不容，几乎要挨饿，要求乞了，他只好当了一个师长的顾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然而，他是痛苦的，他把自己和周围隔离开来，成了一个冷漠、阴沉的人物，以愤懑的心情和玩世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一切，其实这只是个人主义的消极反抗和自我戕贼，实际上是投降。自暴自弃的结果使他造成了自己的死亡。《孤独者》以魏连殳给孤独的祖母送葬开始，以封建势力给魏连殳送葬结束，开头是魏连殳的哭祖母，结尾是“我”的感受：“......天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是对先觉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同情，更是对封建势力的控诉，同时也是鲁迅对个人主义的孤独作战的最严厉、最尖锐、最无情的批判。
第三 节杂文
在鲁迅一生的文学事业中，杂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一共给我们留下了17部杂文集，计130多万字。因其杂文是按作成的年月结集，不分文体，所以现在一般称鲁迅的杂文都指广义的杂文而言，即包括杂感、论文、通讯、序跋、演讲、日记等多样体裁。在这些杂文中，他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休养熔铸在杂文里，用到革命实践中来，以无坚不摧的威力阻击着形形色色的敌人，达到了艺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的高度统一。
一、前期杂文内容
鲁迅的前期杂文包括从1918年到1927年的作品，大都收入《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还有一部分收入《而已集》《集外集》中。鲁迅本期的杂文始终贯穿着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现实，用敏锐的洞察力，透彻地剖析了病态的社会现象和心理，无情地鞭挞了吃人的旧礼教、旧思想和一切反动的社会势力。
妇女和下一代，是儒家三纲中压迫的两大对象，因而在反对封建礼教，张扬民主的斗争中，鲁迅首先说到了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发表于1918年8月《新青年》上的论文《我之节烈观》，1919年11月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后来发表的《娜拉走后怎样》、《论雷锋塔的倒掉》等都深入批判了吃人的礼教，腐朽的文明，主张妇女解放、社会解放。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猛烈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最腐朽的节烈观念，指出封建道德家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了节烈，国便得救”的说教，不过是为了把女人当成私有物品或牺牲品，使自己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是为了维护他们僵尸似的统治，号召人们“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对被压迫妇女表示深切同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以进化论观点，批判了封建父权观念，为了让孩子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做父亲的应该“自己背着困袭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一种大仁大勇的精神。并且鲁迅还进一步指出，要确立新的父子关系，“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可见鲁迅不是就事论事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把社会局部问题与整个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务求彻底解放。
“保存国粹”是当时守旧派和孔孟之徒维护孔家店、文言文，宣扬各种所谓固有文明，反对改革和进步的幌子；宣传神鬼和迷信，是孔家店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是提倡科学的绊脚石。对这两方面，鲁迅也予以无情的批判。在《随感录》三十五、五十七和后来发表的《说胡须》、《看镜有感》等论文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所谓的“国粹”诸如缠足大辫、一夫多妻等是中国人身上的无名肿毒，是脸上的一个瘤，一颗疮，应该毫不留情地把它割去。否则，“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在《随感录》三十三、五十三和《论照相之类》等论文里则批判了各种愚昧无知的封建习俗，提倡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
在五四运动期间，鲁迅就批判了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妥协性、反动性。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相勾结，一方面阴谋复古；一方面用血腥屠杀来反对镇压人民的正义斗争。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与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针对“尊孔读经”，“整理国故”等逆流，鲁迅写了一系列杂文进行反击。《灯下漫笔》对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明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指出正是封建文明造就了人吃人的历史；《春末闲谈》则以细腰蜂的毒针作比喻，揭露历代统治者企图把人民群众治成“不死不活”，永远供其奴役的工具的毒辣用心；在《十四年的读经》和《青年必读书》等文里，再次暴露了孔孟之徒的丑恶面目，并且提出，倘有阻碍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充分表现了鲁迅反击复古逆流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中，一些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又以《现代评论》为阵地，以“正人君子”自居，装出“公允”面孔，肆意攻击进步教师，诬蔑革命学生，甚至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屠杀进行辩解。为此，鲁迅在一系列杂文中，无情地揭穿了这些人貌似公正的画皮。把他们比作是“折中，公允”的“叭儿狗”，是吸了人血还要发一通议论的“蚊子”。斥责这些人“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华盖集·并非闲话》）。是把群众带入死地的“山羊”（《一点比喻》）。当文学革命阵营内部有人提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不“打落水狗”，要对敌人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时，鲁迅根据历史和现实斗争的教训，写下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提出了要痛打落水狗，“叭儿狗”更不能放过的战斗原则，号召青年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在五卅惨案中，鲁迅批判了那种“惶惶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的软弱行为，呼唤青年“抽刃而起”，“以血偿血”（《忽然想到》）。针对陈源之流对反帝爱国群众的谩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被打而不作声”的投降主义，对他投以十倍的蔑视：“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并非闲话（二）》）。三一八惨案后，陈源竟又散布阴险论调，说被枪杀者“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而所谓“暴徒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鲁迅满怀悲愤，在《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里，一面痛悼死难的青年学生，一面对杀人者及其帮凶发出了怒不可遏的抗议。他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热情讴歌烈士们临难的“从容”“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确信“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同时告诫战斗的青年们，要停止“枪林弹雨”中的请愿，而改用“别种方法”进行战斗。
总观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而且勇猛顽强，毫不妥协，其斗争目标、战略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呼应并非常一致的。虽然进化论的思想确给他带来过消极的影响，但他从来停止他的探索追求。
二、后期杂文内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因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失败了。但中国革命并没有止步，鲁迅也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开始了他后期的光辉战斗生活。这时期的杂文，大多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还有一部分收入《而已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1935年底，鲁迅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写的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事实上，不仅数量，内容上后期杂文也比前期杂文丰富深刻得多。
(一)、完成了由进化论向阶级论的转变。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在到上海头两年的论文就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革命文学》等文里，不论是对梁实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还是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深入浅出的分析，都说明阶级论的思想开始成为鲁迅立论的基础。在大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思想上的大破大立，在论争过程中的文章有明显的反映。在《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文坛的掌故》等文里，明确表示“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第一次指出“一切文艺是宣传”。同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批评过去，“含糊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提出应明确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文学，肯定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些文章和随后发表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念观》等都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在鲁迅笔下发挥了巨大威力。特别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充分表明鲁迅是革命文艺家的诤友，他的观点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瑰宝。
(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卖国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为讨伐反动派同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鲁迅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一文中悲愤地写道：“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乎不同，而被炸则一”。其结果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圈”被压缩成“生命线”，完结为“生命O”。在《文章与题目》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安内攘外”的文章，做到头来，就只有“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但这已经“不是人话”，而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论调。在《病中杂说》和《病中杂谈之余》、《写于深夜里》等文中，又分别以明朝剥皮、油炸和清朝灭族、凌迟等酷刑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血腥，甚而都不比《神曲》中《地狱》篇中的“仁厚”，读来令人发指。与此同时，鲁迅还在《答文艺新闻社问》、《“友邦惊诧”论》等文中，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是把人民当奴隶来压迫的封建军阀；另一方面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目的也是为进攻苏联；而所谓“友邦人士”不过是国民党血腥罪行的支持者，是要中国人民永受日本屠戮的恶鬼。日本强占东北，“党国”疯狂屠杀爱国者，中国人民受灾受难，他们都不“惊诧”，唯有学生的爱国请愿却使他们“惊诧”起来，“友邦”的面目昭然若揭！在《以夷制夷》和《答国际文学社问》中，鲁迅又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侵略方法，以及用力学、化学和电气、机械等手段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慨，而且在《我们不再受骗了》、《知识过剩》、《同意和解释》等文里，鲁迅还进一步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来揭露帝国主义，鞭挞法西斯主义，而不像过去只着眼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对立，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和发展。
(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潮。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五位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鲁迅悲愤难抑，先后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控拆法西斯暴行，展示中国文艺界的黑暗现状，悼念五烈士，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里，鲁迅通过对敌人“作品”的透辟分析，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回顾了文艺运动在压迫中兴旺起来的过程，预言镇压扼制不住革命文艺的发展。“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在反击革命文化“围剿”的同时，鲁迅也同反动派的鹰犬--法西斯走狗文人，以及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和文艺观点，进行了艰巨深入的斗争。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对梁实秋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做出了深刻精彩的批判。梁说“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也就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文学。《“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知难行难》等是对新月派及梁实秋、胡适之流批判的精品；《“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论“第三种人”》等文，论证严密，一针见血地给两种文艺逆流以致命的一击。在《“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等文里，鲁迅一方面尖锐地批评林语堂在当时提倡“幽默”的作用是“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同时为战斗的小品文指出生路：“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这就同林语堂提倡的麻痹人民的所谓“幽默小品”彻底划清了界线。此外，鲁迅的杂文还扫荡过其他许多资产阶级文人及其谬论，如“商定”文豪，“捐班”诗人，专写“△”恋爱小说的张资平，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杨屯阝人等。这些文章，除了对反动文人丑恶嘴脸进行揭批外，还深刻地阐述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与现实，作家与政治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树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第四节 《野草》与《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和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鲁迅前期文学创作的艺术珍品，也是研究鲁迅前期生活和思想经历的珍贵材料。
散文诗集《野草》1927年7月结集出版，收录了1924年至1926年4月间所作并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散文诗23首。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和背景与《彷徨》相同。当时，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已经分化，鲁迅“又经验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并且发出“新的战友在哪里”的呼喊（《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期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同上）。由于散文诗是以诗的凝炼语言抒发内心感情和披露主观世界为主要手段的文学样式，着眼点是心灵的起伏、波动和激荡，因此，《野草》真实地记录了鲁迅这个时期的思想轨迹。此时，鲁迅住在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远离革命中心，感受到黑暗势力的重压，看不到光明的前景，深觉“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反映在《野草》中，既有“五四”退潮时期彷徨苦闷的心情，又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斗争。
《野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一方面作品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作者追求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矛盾心情，及永远前进的革命精神。具体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揭露社会黑暗，代表作有《失掉的好地狱》、《颓败线的颤动》。对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在北京的北洋军阀投以强烈的憎恨，诅咒他们是统治地狱的魔鬼，描写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必然灭亡的命运；对于当时还未得志的国民党“英雄们”，则预言他们决不是地狱的破坏者，相反却是整饬地狱的使者，一旦他们取得了政权，被压迫人民将会受到更严重的迫害。这种预见，鲁迅曾回忆说“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野草》英文译本序）。虽然作品强调的是“失掉”地狱，由于对革命的主力缺乏联系，不免让人感到前途的渺茫。《颓败线的颤动》描写一个老妇人辛苦、忍辱为下一代，最后反备尝苦果的不幸遭遇，表现她以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颤动来抒发她的复仇与诅咒的激情。这里渗透着作者个人痛切的体验：某些受过他热情培育的青年竟向他射来毒箭，这不能不使他激愤。此外还有《死后》、《复仇》、《狗的驳诘》等篇也借梦境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二、对光明、理想的追求。代表作是《雪》、《好的故事》等。两篇都是回忆性的文字。《雪》用对比手法，抒写鲁迅不甘压迫、向往自由的心境。在寒冬凛冽的朔方，作者忆起南方家乡春意盎然的雪景及幼时塑雪罗汉的情景，表达了对美好春天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回到现实，北方的雪在奋飞，在奔腾，这正是对压迫的不甘，对自由的向往。《好的故事》则用抒情的笔调，回忆了“美的人和美的事”，和现实世界相对照，希望一个美丽的理想世界的实现。
三、歌颂革命战士，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代表作有《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秋夜》、《死火》等。《这样的战士》是一篇战斗性异常强烈的诗篇，是有感于文人学士帮助军阀而作的，也是作者关于战斗精神及其特点的真实写照。作品一开头就提出希望：要有这样一种战士，手持投枪，走进“无物之阵”（指敌人），识破“一式点头”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不为伪诈欺骗；对头上有各种旗帜，身上有各式外套的“文人学士”们，举起投枪，不被伪装欺骗；对发誓心在胸膛中央，并用护心镜证明心正的敌人，不被花言巧语所欺骗，击中敌人心窝。倒下的是无物的外套，敌已遁逃，而战士反落下杀害“慈善家”的罪名，但他并不灰心，继续战斗，直至寿终正寝还向一切敌人举起投枪！尽管作品流露出了孤军奋战的情绪，但却洋溢着自我鞭策，决不妥协的精神。《淡淡的血痕中》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它的立意是呼喊战斗，否定非人的世界，否定怯弱的造物主、苟活的“造物主的良民”，呼唤革命的暴风雨，歌颂和向往那使天地变色、人类苏生的叛逆的猛士。《秋夜》中的“枣树”、《过客》中的“过客”、《死火》中的“我”，都是不屈的战斗者的象征。当然，他们也有孤独、疲倦，但都愿意用生命复燃革命的火种。这正是当时作者勇往直前但又不明确方向的心境的体现。
四、剖白矛盾心情，上下求索。代表作有《影的告别》、《希望》、《求乞者》、《墓碣文》等。《影的告别》用对话体写“影”对“形”的告别。“影”不愿去极乐的但是骗人的天堂；也不愿去地狱，那里极苦，也是骗人的，而“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不过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作品用五个“然而”表现了“影”的内心矛盾，但它终于下定决心“独自远行”，宁愿被黑暗吞食或被光明消失，也不苟且活在明暗间。这正是作者新旧思想矛盾的冲突的形象反映。《希望》，据鲁迅解释，“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写作此篇（《〈野草〉英文译本序》）。它是警醒青年，呼喊他们奋争的作品，但却流露了作者寂寞、失望的情绪，既未绝望，又感希望渺茫。《墓碣文》更展现了一种十分空虚可怕的心境：“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到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在书信中曾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正是这样的一种心境。总之，这类作品也渗透了一种不怕牺牲的彻底战斗精神，但着重反映的是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和强烈的思想斗争。从一定程度上讲，鲁迅之所以伟大，所以能够很快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战士，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是在自己的作品，特别是《野草》里充分地暴露和分析它，并且用执着战斗来促进它的解决。
从艺术表现上说，《野草》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彩多姿。作者的思想主要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大量使用象征手法，有隐喻性、暗示性，而且语言凝炼，寓意深远，感情浓郁，读者只有透过诗的形象才能感受它的真意并理解它。它接受了外国散文诗的影响，又保有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特点，因而不论内容或形式，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开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先河。
《朝花夕拾》收鲁迅1926年2月至11月所作的回忆散文10篇。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结集时改称今名。5月作《小引》，7月作《后记》，1928年9月初版。这些作品以优美的笔调，沉郁的感情，挥洒自如地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生活片断，侧面勾勒了古老中国的社会风貌。它在追怀往事的同时，渗透着鲜明的爱憎，闪射着反封建的怒火，甚而带有杂文笔法，对“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施以旁敲侧击或嘻笑怒骂。
《狗、猫、鼠》、《二十四孝图》两文，以议论为主，中间穿插和描述童年时代的生活，很有杂文的味道。文中的“猫”显然是“正人君子”之流的；虽和狮虎同族，却有对强者、对主子的一副媚态。鲁迅揭露说：“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那些凶残而又叫喊着“公理”“正义”的“正人君子”们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吗？《二十四孝图》主要写了“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对“我”的影响：“使我不解，甚至发生反感”，揭露它：“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写出了封建孝道的虚伪性、残酷性。《五猖会》描述作者儿时要看五猖会所受的阻难，从父子两代微妙的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旧习俗在儿童心理投下的阴影。《无常》则写出了人们对公理的渴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通过对百草园的无穷乐趣和“三味书屋”枯燥乏味生活的描述，在前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封建教育对儿童心灵的桎梏，这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复古风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父亲的病》讲的绝不仅是庸医误人；《琐记》里也不只是写作者从绍兴到南京求学经历，其间的人生百态“乌烟瘴气”的景象，都激发着鲁迅的不满和继续探求新路的决心。《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范爱农》诸文，在追求往事中，集中发掘的是普通人民善良的素质和高尚的情操。阿长“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但却爱护孩子，渴求幸福；藤野先生严谨、热忱、正直，真诚地把他的友谊奉献给中国人民；范爱农耿直、愤世，虽潦倒而死，却引人同情、敬重。这些文章都近似传记，于真实的描绘中抒写真情。由于鲁迅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主题的需要严格选材，深入开掘，有力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从而使其个人的生活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朝花夕拾》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熔记叙、抒情、描写、议论于一炉，不管记事还是写人，都以记叙为主，并有机地插入抒情，描写或议论，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中，则是在浓烈的抒情中闪出的讽刺的火花，在平静的叙述中夹杂着大有深意的妙语，严肃的思想常借幽默的笔调来表现。如《父亲的病》中对用蟋蟀作药引还要原配这种现象，鲁迅说：“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蘸，连做药引的资格也丧失了。”这是对庸医，也是对旧礼教的尖锐嘲讽。与此相联系，在内容上《朝花夕拾》总是把回忆往事与对现实的批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狗、猫、鼠》结尾，作者写道：“其实这方法，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我想，如果能将这方法推广应用，我大概也总可望成为所谓‘指导青年’的‘前辈’的罢......”这“中国的官兵”、“指导青年”的“前辈”所指，我们自然知道。
[作品选析]
秋夜鲁迅
《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是《野草》的第一篇。当时的北京正在段祺瑞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鲁迅亲身感到了反动统治对人民的重压，亲眼看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在革命形势由低潮逐渐走向高潮的前夜，他从“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经过艺术构思，熔铸出了《秋夜》这篇意境优美的散文诗。
《秋夜》用象征的手法，借秋夜的景象，譬喻当时萧索凄凉的现实，托物言志，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赞颂了抗击黑暗，追求光明的战士，对被压迫者向往美好未来深表同情，寄托了作者“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两地书·八》）的思想感情。
枣树是作者讴歌的具有韧性战斗精神的革命战士形象。他在“冷的夜气中”生存，受到“繁霜”的摧残；他已落尽叶子，单剩干子，还有从打枣的竿梢得到的“皮伤”。但他毫不畏惧，毫不妥协，反而在脱了当初满树果实和叶子时的弧形后“欠伸得很舒服”。它清醒地知道“秋后要有春”，对光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同时他也冷静地意识到“春后还是秋”，斗争是残酷的，还可能出现挫折和反复。但他还是与黑暗的天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一面用低垂的树枝“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一面用“最直最长的几枝”，“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鬼目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他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而月亮也终于被刺得“窘得发白”，“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枣树就是这样一位锲而不舍、英勇顽强的战士。
理解了枣树的寓意，就可以理解那不同凡响的开头了。“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枣树是抗拒黑暗势力的一种象征，但毕竟“落尽了叶子”在秋的冷气中生存，力量显得单薄。如果单写成“有两株枣树”，则更显单薄，现在将两株树分开来写，造成复沓的句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而且是互相支援的两株，这就给人以力量，多一分安慰和喜悦。也只有不同凡响的鲁迅会有这样奇特的安排。
秋的夜空还将繁霜洒在极细小的小粉红花上。她在夜的冷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秋的到来，梦见诗人的眼泪和安慰。和枣树的顽强抗争相比，小粉红花只满足于梦中的幻想，别人的同情，显然缺乏积极斗争的精神，鲁迅是不赞同的，因为他一向主张：“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小青虫则不同。他也生活在肃杀的“秋夜”，但他为了冲破黑暗、寻求光明，在后窗的玻璃上和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甚而从纸窗的破孔钻进去不顾一切地扑向灯光。“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息”。那崭新的灯罩是“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支猩红色的桅子”，是光明、美好事物的象征，小青虫就是这样争取着光明和美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小青虫，作者是充满着敬意的。不是有很多无名的战士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了吗？对他们我们理应奉献出自己的悲哀与崇敬。
正因为有这些战斗者，“我”听到了夜半的笑声，而且“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但“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显然作者对枣树的孤军奋战、小青虫的出师未捷身先亡，还是充满疑虑的，这也流露出作者内心怆然、求索彷徨的情绪。
至于那“奇怪而高”的天空，目夹着冷眼的星星，洒在野花草上的“繁霜”，夜游的恶鸟甚至那“粉饰黑暗”的“月亮”，都是黑暗社会各种人、事的象征。作者在描写这些景物时，一方面抓住了自然景物固有的特点，一方面渗入了作者的主观想象，让现实的画面与想象画面互相交织，从而体现深意。这样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运用象征实现深刻的主题的外现，成为这篇作品的显著特色。
作品的构思精巧。这种精巧的构思是借助象征主义表现手法的强调自由联想来实现的。靠着这种可以紊乱了时空的心灵的自由想象，作品实现了从枣树--天空--野花--枣树--天空的意识跳跃；又从视觉转到听觉：鸟叫声、笑声；又随着环境的转移，意识流向室内......看似混乱，其实全没有违背秋夜的自然规律，每一物象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且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作者当时的情感当中：对枣树、青虫的赞颂及对极孤独盲目的慨叹；对小粉红花的批判与同情；对天空等的憎恶与嘲讽......作者用自己的“心绪”，把主观与客观、室内与室外，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篇构思精巧、结构严密的散文诗。
语言的凝炼、形象、有声有色也是本文的特色。表现敌人的狡诈、残酷；表现枣树的“锲而不舍”韧的战斗精神；小粉红花的软弱，小青虫的“舍生取义”，都有着不同的描绘，细细品来，有色彩、有音响，富有绘画美和音乐美，即使寥寥数笔，也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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