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此章名之曰“奏议之属”，实包括两种不同文体，一是奏议之文，二是诏令之文，前者为上行公文，乃臣下写给帝王的奏章，而后者为下行公文，是帝王给臣下的命令、文告。
姚鼐《古文辞类纂》曰：“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1 又曰：“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宜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2 盖奏议乃下对上、臣对君之辞，“陈说其君”是对其文体界说，“宜忠而辞美”是对其内容要求。其名纷杂，“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而“其实一类。”3奏议类文章内容多议论时政，为君王治国建言献策，陈述己见，多有可观，故本章以为重点。
各类诏令文章内容和用场既不相同，又因时以改，故也名目繁多，如诏、诰、制、册、檄文等等，后世以“诏令”括之。以今日眼光看来，此类文章多冠冕堂皇之辞，内容大多空洞少物，本无足观，但诏令类文章多出于朝廷巨公、翰林雅士之手，作者本人颇重视，竭心为之，后世之人也多将此类文章收入其人集中，以见其人，故于此类文中也略可见一人为文之风格，更重要的是，一时之朝风士气，于此也可稍见。因此，本章亦不因时废文，而稍录有可观者。
元代奏议之文，以忽必烈时期为最盛，盖其初兵交不息，而后虽南北相一，但初混一，百业待举，此一风云际会之时，在上要纳言，于下求献策，故士人多发而为文，论政析时，奏议类文遂多而可观者亦复不少。此时上奏议文章者多为忽必烈之重要谋士，后皆为朝中股肱，如窦默、姚枢、许衡、郝经、王恽等。
第二节 元代奏议之文
忽必烈在长兄蒙哥即位之初，即被委以重任，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都归忽必烈一总掌管，这是原属金朝统治的广大中原地区，而金朝统治者虽以异族入主中原，但其上层贵族汉化程度已很深，向来是以汉法治理国家，所以忽必烈自然也很早就遇到了如何治理汉地汉人的问题。《元史·世祖本纪》说：“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4他深知，蒙古族“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以“马上治之”，治理汉地必须以汉人以汉法。因此，他在他的府邸所在地金莲川大开藩府，广收人才，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以治其地，于是一大批汉族儒生从各地集中到忽必烈的帐下：姚枢、窦默、王鹗、许衡、郝经、李庭、程矩夫...... 而这批人后来在忽必烈继汉位之初，也即被任用为政府要员。他们在忽必烈旗下，由藩府幕僚过渡为汉人文官，具有一种连续性，故他们建言献策，以汉法治理天下的思路也一以贯之。在这些文人的心目中，以异族入主汉地，最关键的是统治者能否采取汉法，能否任用文士来治理天下。而他们的所谓“汉法”，就是汉族儒生传统的一套治国之论。例如姚枢“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5（《元史·姚枢传》）许衡上疏，则以史证今，也大谈实行汉法的必要：“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6（《元史·许衡传》）此论行汉法之必要，既论之而后，又论如何行汉法。在元初奏议之文中，最为时所称者，是许衡议事中书省时所上之疏，而其中就多有论如何行汉法的。如他于至元三年（1266）上《时务五事》，7其中所论几乎包括了他全部的施政纲领。其一曰“立国规模”，他建议忽必烈，要想统治汉地，就必须“改就亡国之俗”，而“改用中国之法”，唯有此，“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这里从立国之基础的高度又申明了行汉法的必须；二曰“中书大要”，他指出中书宰相的主要职责是“在用人立法而已”， 而不在具体政事的一一参与；三是“为君难六事”，四是“农桑学校”，先曰“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功，不知生财之由；不惟不知生财，而敛财之酷，又害于生财也”， 又指出国家应当重视教育，以培养人材；五曰“慎微”，曰国家不可号令数变，要言而有信，以安民心。8其中又以第三部分为重点。在“为君难六事”中，他着力谈到作为一个君主要必备的道德修养，诸如要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心、顺天道等等，在这里，他把君主的思想品质的提升看作国家能否很好治理的重中之重，似乎有了圣君，国家即“庶几可治矣”。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道德化倾向，而这种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的思路，可以说是许衡和当时大多数儒生的共同心理倾向，也是他们从所受传统儒家教育中所不可避免要承袭下来的心理定势。条奏献言，大抵本之儒道，成为此类文章在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许衡在至元十四年所上《论生民利害疏》中曾谈到用人问题，说：“生民休戚，系于用人之当否。用得其人，则民赖其利；用失其人，则民被其害。自古论治道者，必以用人为先务，用既得人，则其所为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9 如何选用人才，这在元朝也实为一个大问题。盖前此之宋与后之明清，皆以科举取士，而元朝一朝初不行科举，即使延祐开科以后，也是时断时续，而且每科所取人数极少，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所助不多。所以汉族儒生一直为恢复科举而不断上书，王恽于至元二十九年春《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中所言之十六事中即曰：
七曰：设科举以收人材。方今名儒硕德，既老且尽。后生晚进，既无进望，例多不学。州府乡县，虽立教官，讲书会课，祗皆虚名，略无实效。以致非常之材惟闻一士，州郡政治苦无可称。思得大儒硕德难矣！臣愚以为，不若开设选举取验之速也。夫进士选，历代号取士正科，将相之材皆从此出。前代讲之熟矣，理有不可废者。若限以岁月而考试之，将见士争力学，人才辈出，可计日而待也......10
叹国无贤才，而冀开科取士以促士人进取之心，亟待之情深藏于平正议论之下。
在忽必烈时期，还有一个多建言、常献策的重要人物，即是郝经，而且其发为文章，与许衡等有很大不同，因此尤其引人注目。
元宪宗九年（1259），蒙古大举进攻南宋，南北交战，相持不下。因师久无功，郝经遂进《东师议》，劝忽必烈按兵观衅，积蓄力量，以保全东师，等待时机：
国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 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轹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与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进之难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可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徼倖而难成。11
文中详细论述宋元对峙的形势，对宋方略的得失：
国家建极开统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劘盪，殆欲歼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12
其论蒙古之所以能“灭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轹诸夷，奄征西海”，曰皆善于用“奇”，13而今之对宋则不然：
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六飞雷动，乘舆亲出，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大极于遐徼之土，细穷于委巷之民，撞其钟而掩其耳，啮其脐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执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胜也，关陇、江淮之北，平原旷野之多，而吾长于骑，故所向不能御。兵锋新锐，民物稠夥，拥而挤之，郡邑自溃，而吾长于攻，故所击无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骤胜。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迳，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况于客主势悬，蕴蓄情露，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畧，无所用之。14
文章认为蒙古用“奇”之长此时已不存在，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张应按兵不动，以待时变。其曰：
既入其境，敦陈固列，缓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长，彼不能用其长。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驻之基，示必取之势。毋焚庐舍，毋伤人民，开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误，以弊其力。15
这篇《东师议》不仅分析思致周密，极有说服力，而且在文章写法上善用比喻，尤多排比，给人的感觉是气势磅礴，劲健排奡，极富冲击力和感染力，确如《元史》本传所说，具有“丰蔚豪宕”16的特点。此篇可以说是元初为文要求“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而在散文技法上同样高出同时同类文章之上，尤以其气势给人深刻印象。
不久宪宗死讯至，郝经又上《班师议》，建议忽必烈应撤军北还，以争取汗位，忽必烈从之。故忽必烈登上帝位后，以经为功臣，对他很是信任倚重，派其充国信使赴宋议和。经也积极建言献策，在即将赴宋之际，数次上疏，《便宜新政》和《立政议》皆为此时所作。在中统元年四月所上之《便宜新政》17中，条奏皆当今急务，“谨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进”，如“严备御以防不虞”，“定都邑以示形势”，“置省部以一纪纲”，“罢冗官以宽民力”，“总钱谷以济国用”，“明赏罚以定功过”等等，皆为元朝渐次实行，将其视为一代开国之纲领，亦不为过。郝经也有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论政事者，如在《立政议》（中统元年八月）中，他就从传统的“天下一大器”来立论，其曰：
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则必敝窳残缺，甚则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则委而去之耳。生民万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则其中者亦必坏烂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则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垖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饰而新之，涤荡而洁之，使其中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积而丰，可以厌而饫，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荣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满、苟且一时者，见器之所有，而不见器之残缺，染指垂涎，放饭流歠，始则枵然，终则哆然，既饫而足，并其器与其余举而弃之，不知馁之復至也。至于神器之主，中藏尽亡，而天下馁者众，于是群起而争其余，天下乱矣。夫纪纲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为之修而不弃也。18
虽只是在申明儒家于民休息、修弊立新的旧论，但并无说教空洞之嫌，而是充满了感情，竟能动人，其以气胜，正是郝经为文的出色之处。他劝告忽必烈说：
方今之势，在于卓然有为，断之而已。去旧污，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材，绾结皇纲，藻饰王化，偃戈卻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19
《元史》称“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20 又说其“身为儒者，又讲事功”，21验之于以上数篇论时议事之文，的确不虚。
随着忽必烈本人在蒙古贵族中的地位逐渐巩固，以及军事上对南宋战争的节节胜利，忽必烈在谋士刘秉忠等人的协助下，建“大元”国号，在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颁布《建国号诏》，其文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咨尔有众，体予至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22
这份诏书列举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国号建立情况，这就明确地把元朝看作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并极力颂扬了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人所创下的军事征服的业绩，和历代帝王一样，把元朝的建立看成是上天的意志。同时，诏书又说明国号“元”字来源于古代经典《易经》。所有这一切，即是标志着国家已由蒙古一族的政权转变成为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封建帝国。从此，忽必烈在推行“汉法”的道路上一步步迈进。此后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发布《兴师征南诏》，问罪于南宋，命伯颜和阿术统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大举南下。其文曰：
爰自太祖皇帝以来，彼宋与我使介交通，殆非一次，彼此曲直之事，亦所共知，不必历举。逮我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师次鄂渚。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近臣博都欢、前河南路经略使赵璧，请罢兵息民，愿奉岁币于我。朕以国之大事，宗亲在上，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即位之始，追忆是言，乃命翰林侍讲学士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之计也。古者交兵，使在其间，惟和与战，宜俟报音，其何与于使哉！而乃执之，卒不复命，至如留此一介行李，於此何损，在彼何益？以致师出连年，边境之间，死伤相籍，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被围五年，屡拒王师，义当不贷。朕先有成命，果能出降，许以不死。是既降附之后，朕不食言，悉全其命，冀宋悔过，或启令图，而乃迷执，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尔等，水陆并进，尔等当布告遐迩。夫以天下为事，爰及干戈，自古有之，无辜之民，初无与焉。若彼界军民官吏人等，去逆效顺，与众来附，或别立奇功者，验等第官资迁擢。其所附军民，宜严敕将士，毋得妄加杀掠，父母妻孥家口，毋致分散。仍加赈给，令得存济。其或固拒勿从及迎敌者，俘戮何疑，故兹诏示，想宜知悉。23
文中晓喻将士不得妄杀“无辜之民”，已经改变了蒙古族以前征战之时，常采取的破坏性极大的屠城政策。其后，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发布《归附安民诏》，24目的也是为了安定临安及整个南方投降地区的社会秩序，让大家能安居乐业。为了巩固混一之初的局面，元朝对南方人民逐渐采取了较为宽容的统治政策。
至于说到“表”之一类，吴澄有一篇上表，乃谢辞朝廷赐礼之文，虽非议时论政，也不可堪称大手笔，但却于中很能反映吴澄作为有元一代儒学大师的思想。
吴澄年五十余，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 三次入朝为官，而时皆不长，即以辞归。可以说，吴澄是以他的道德学问，奠定了在有元一代的地位。揭傒斯所撰《神道碑》云：“皇天受命，天将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2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以许衡、吴澄二人相提并论。其三次辞官，可见其心迹。尤其是最后一次，足可见之。其时在泰定二年，吴澄主修《英宗实录》，书成，澄即请老而归。朝廷赐币以彰其有功，而吴澄却上《谢赐礼币表》，称：
愧碌碌之谫才，乏卓卓之奇节。以言其文章，则体格卑陋；以言其学行，则器识凡庸。自甘晦迹于深山，岂觊发身于昭代？......误蒙上圣之简知，得厕群贤而布列。然犬马余齿，已非少壮之年；而蝼蚁微诚，莫展驱驰之志。......未尝毫厘有补于国，况又耄耋无用于时。......臣栖迟畎亩，固难强筋力以输忠；教诲子孙，誓当竭精神而报上。26
申说己老而无才，忝居一位，甚是自谦且进而自贬若此，以辞谢赐币，其后并致书于当位者多人，反复恳请，寄希望于辞此赐币，而又明己心。
吴澄另有一篇《封张蔡国公制》，其文曰：
天地间之有正大，国家恃以为元气。卿之忠荩，朕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闲，爰加恩而优老。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彝常世阀，廊庙宗工。早總戎旃，已作礼乐诗书之帅；晚司化轴，遂称文学政事之臣。左右六朝，出入三府。夷险不易其守，鲠亮一如其初。太清罹薄蚀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请。越予新服，嘉乃旧勋。谔谔之节，讵敢诡随？侃侃而言，类多裨益。黯虽谒告，奭尚勉留。俾辞鞅掌之劳，专罄格心之学。缅维先正，尝平金垒以立功；宜得后昆，复就蔡封而袭爵。所谓故国，庸建上公。思竭尔忱，广敷陈于经幄；钦承时命，永翊赞于皇猷。可封蔡国公，提调经筵事。27
虽是制册之文，但醇正光大，确可称“恢宏至道，润色鸿业”之典则。
诏令类文章可观者，还有姚燧和袁桷，前者是后于许衡、郝经一辈的代表，后者更是元代盛世文风的体现者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今属河南）人。幼孤，育于伯父姚枢家。又从学于许衡。至元二十四年，入朝为翰林直学士。元贞元年（1295），以翰林学士诏修《世祖实录》。后累官中书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大元年（1308），燧年七十，起为太子宾客。明年，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五年，病卒。《元史》卷174有传。著作有《牧庵文集》。
史称姚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为文宏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28 后于许衡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最称赞的是姚燧。说姚遂“虽受学于许衡，而文章则过衡远甚”。29 又说：“柳贯作燧谥议，称其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辙”。30 在这类诏册之文中，其《左丞许衡赠官制》尤为出色，其文曰：
天非继圣学之坠绪，则不生命世之大才；国欲与王道以比隆，肆用为烝民之先觉。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资善大夫、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兼领太史院事许衡，玉裕而金相，准平而绳直。出处则惟义所在，言动亦以礼自持。休休焉有容，属属焉其敬。人能弘道，惟朝闻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昼诵夜思而不得。行己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时雨和风。来席下之抠衣，满户外者列屦。达简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穷固守师说者，不失善良。鹤鸣九皋，而声闻于高；凤翔千仞，必德辉乃下。爰立相以尧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训说命之言。丹扆斥奸，少不避雷霆之轧击；青台治历，本于筴日月而送迎。繇理穷而智益明，随任使而职斯举。今既亡矣，谁其嗣之？於戏！在尔身有重没世之名，于朕心有失同时之恨。虽成庙纳书以命谥，固已振木铎之高风；而功臣胙土则未加，用申锡蜜章于下地。光灵如在，宠数其承。可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魏国公，仍谥文正。31
姚燧曾从学于许衡，也很得许衡的赏识，故此文写来，既有“制册”之文体应具的堂皇广大，确是“雅奥古辙，抉去浮靡”，但同时又是充满着深厚感情的，与此类文体常有的空而少物的通病，自是不同，可目为“夸张”了的感情。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今浙江宁波）人。桷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史》卷一七二有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桷少从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诸遗老游，学问渊源具有所自，其在朝践历清华，再入集贤，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尤练习掌故，长于考据，集中如《南郊十议》、《明堂郊天异制议》、《祭天无间岁议》、《郊不当立从祀议》、《郊非辛日议》诸篇，皆成宗初所上，其援引经训，元元本本，非空谈聚讼者所能。当时以其精博，并采用之......盖桷本旧家文献之遗，又当大德、延佑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巨公，良无愧矣。”32 其《特命右丞相诏》有曰：
帝王之职，在论一相。于以表正百司，纲领庶绩。朕纂承丕绪，励精求治。然而泽有所未洽，政有所未举。岂委任之道有遗缺与？今特命中书左丞相拜住，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錄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一新机务，使邪正异途，海宇乂康，以复中统、至元之治。所有偏民条画，具列于后。云云于戏！朝廷既正，著端本澄源之初；风俗斯醇，广摩义渐仁之化。咨尔有众，体予至怀。33
其中“朝廷既正，著端本澄源之初；风俗斯醇，广摩义渐仁之化”云云，确是“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所谓盛世之音，庶几于此可见矣。
“当大德、延佑间为元治极盛之际”，继袁桷之后，以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为代表的一批台阁之臣，为文皆是“承平雅颂之声”，过多敷赞圣德，弥纶彝宪，出语舒徐和缓，而少于个性，尤其弱于气骨。但在遍布啧啧赞语的“盛世之音”中，有一个发为异调之人，他，就是张养浩。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历城（今属山东）人。成宗大德初入仕，历监察御使、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以父老，辞官归养，文宗天历间复官陕西行台中丞，卒于任，谥文忠。有《归田类稿》22卷。
张养浩性格刚毅耿介，以正直立朝，他在《处士庵记》中也自言己性云：“性迂才拙，自幼知其不能谐俗。加以内无城府，枢机不密，谓人之心，一皆己若。饵焉而辄饮，鼓焉而辄奋，善人与处，犹或见容，一值奸黠，败不旋踵。”34养浩这种直拙的性格，为官自然敢于讲真话，而不是顺承以求固位。他的散文，以谏书为代表。至大间，他官监察御史，作《西台上王者无私疏》云：
臣某伏闻天无私覆，地无死载，日月无私照，王者无私恩。又闻圣人谓“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盖尧之所以能则天而为君者，其道无他，至公无私而已矣，
夫名爵赏罚，天下之公器，所以奔走豪杰，惩劝臣下，初非为人主喜怒之姿而设也。如欲赏一人，则当询诸省台，若省台以为可赏，然后赏之，是庆赏无所私也；如欲罚一人，则当询诸省台，若省台以为可罚，然后罚之，是刑威无所私也。夫赏无所私，虽至旧至亲者不敢妄有所祈；罚无所私，虽至爱至狎者不容有所贷。三代有国家，所以享祚绵远垂拱无为而天下乂安者，其道由此。
钦惟皇帝陛下宽仁大度，早历艰难，天相民获，迄复于今，龙飞伊始，愿陛下思得之之难，与天下从新更始，万几之来，稽诸祖宗成宪，而陛下应之以无心，处之以无职，勿因怒而辄刑加官于左右。凡进谏者，皆为主进忠之人，原自陛下为始，毋加诛戮，以彰圣明，传之万世，子孙永为家法。夫赏善罚恶，国之大柄，此而公当，帝王之能事毕矣。
卑职承乏台官，不避斧钺，谨严如右。35
此文谏武宗当刑赏无私，而不诛戮谏臣，为文言辞激切，有以气盛的特点。其后又上万言《时政书》，36历数当时种种弊政的祸国害民，“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搆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37仁宗延祐间，复召入朝，仍不改其正直敢言。英宗即位，欲于元夕在内廷张灯为鳌山，张养浩上《谏灯山疏》，38力言不可。《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如《陈时政》诸疏，风采凛然”，39其文如此，其人亦可想见。在元代，以汉人为朝官而像张养浩这样正直敢言的，并不多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