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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章名之曰“书序之属”，包括两大部分：书信和序跋，是古代散文中最有可能富有个性和展示文人真实内心的一类。书信之为文，大多带有很大私人性的特征，或论学，或书情，更有赵孟頫在书信中极力剖释自我内心的极端，但也有例外者，如郝经使宋被拘时所书，这既因时势，也与他之为人有关。序跋之文，即是因为诗文集所作，自然多论诗评文，但如戴表元，于论诗文之际不时关注自身，在序跋中首先就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不仅特出，其实也是一种倾向。
第二节 元代书序之文
论元代散文中的书信，许衡的《与窦先生书》是必须要被首先提到的，不仅因为较之他篇这是极有特色的一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可以反映出元初一代士人在仕进问题上的普遍心态。
许衡的《与窦先生书》，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其开始写道：
老病侵寻，归心急迫，思所以上请，未得其门也。迩来相从，实望见教。不意复有引荐之言，闻之踧踖且惊且惧。邸舍中悬沉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许。违别三数月，复虑他说间之，不终前惠，是用喋喋重陈向来恳祷不可意。1
看似是拒绝推荐，不肯作官，但接下来，他谈到对于“治、乱”和“天命”的看法说：
尝谓天下古今，一治一乱。治无常治，乱无常乱，乱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乱焉。乱极而入于治，治极而入于乱。乱之终，治之始也；治之终，乱之始也。治乱相循，天人交胜......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 也。势不可为，时不可犯。顺而处之，则进退出处，穷达得丧，莫非义也。古之所谓聪明睿智者，唯能识此也；所谓神武而不杀者，唯能体此也。或者横加己意，欲先天而开之，拂时而举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斫也......生平拙学，认此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长之力、挤之伤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为耶？无益请朝，徒重后悔，岂交游之泛、不足为之虑耶？抑真以樗散为可用之材也？相爱之深，未应乃尔。2
文章反复陈述天人、时势、进退、出处、穷达、得失，用“天命”来解释治、乱的演化更替，以表明自己要“安时处顺”，不求仕进。但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上天的安排，人只能顺从天命，“势不可为，时不可犯”，一切听天由命。但文章另一层的意思是，人只要服从“天命”所规定的现实，“顺而处之”，那么，无论出处进退，就全都符合“义”的要求，即“莫非义也”。实际上许衡曾四至京师，再为祭酒，时进时退，并非绝意仕进。其出处进退，都和时势有关，时势不利时不妨退归林下，而时势有利时当然可以坦然出仕，不必顾虑太多华夷之辨、名节问题，因为已有“天命”作为支持，我是“顺而处之”，自然“进退”皆“莫非义也”。元初儒者，如许衡者很多，或先仕后退，或屡进屡退，或先官后隐，或亦隐亦官，皆和时势变化有关，遂自谓听天由命，其实内心深处，也并非处之泰然，其表现之一就是总在努力为自己寻求安身立命的理论依据。鲁迅先生所论“宋曾以道学为金元治心” 即此谓也。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书说类序”中有言：“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于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3 就是说，与异国之君书者，则无君臣之分，不入奏议而入书说类。故，郝经为使被拘于仪真时，所上南宋君主之书，当入于书说之类。
忽必烈即位后，一是不得不多内顾而巩固刚得来之汗位，二是连年伐宋皆不克，故继位之初就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使使宋，告继位事，并商和议。正如郝经在《再与宋国丞相书》中所说：“主上既至开平，受诸王推戴，即下诏于顺天，起经于病中，畀之书命，授以金虎符，令奉使贵朝，告登宝位，布弭兵息民意。”4 但宋丞相贾似道曾私与蒙古言和，恐经至而事泄，于是拘经于真州，凡十六年。至元十一年（1274）始得放还。这十六年，对郝经是历经考验的漫长岁月。我们从他这一时期不断上给南宋君臣的信中，可以读到十分复杂的内容，既有要坚守使命的清心誓命，又有对南宋君臣的义正辞严和隐隐怨怼，更有自己被拘而使命不得完成的苦闷，从这些给宋国皇帝、丞相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复杂和坚持的郝经。《元史》称其“为人尚气节”，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6 皆于此种种书信之中清楚可见。
郝经曾数次上书于南宋丞相贾似道，寄希望于权相，希望他能成南北之和。在《与宋国丞相书》中，分析当下南北形势曰：
窃惟方今之势，祸天下者兵，福天下者和。相君而宅人者，当如何哉？去其所祸，就其所福，可也。夫为祸福者在于北，成祸福者在于南。且如北朝不肯休兵，夫孰能止之？虽南朝欲休，而莫能休也。南朝欲和，而北朝不从，虽欲和而岂能和也哉？故为之计者，北人好用兵，因其欲止而止之，鲜于和，因其欲和而和之，则乱可弭，而天下被其福也。好用兵而激之以兵，鲜于和而拒而不和，则乱无期已，而天下被其祸也。故曰：“为祸福者在乎北，成祸福者在乎南。”7
但他哪里知道，正是他寄于无限希望的丞相贾似道拘其于仪真不放归，书信自然如沉大海！郝经此时的处境是，羁身既不得解，书信又无得报，正像他在信中一再所说，“既朝廷不得造，执事不得见，制使不得接，于是作为表书、关移、公牒，而皆不见答。经等如是之无所靳，汲汲切切，而诚且尽，而贵朝乃鄙外不急，置而不问，如是摒蔑也。”8（《再与宋国丞相书》）“於是始逾年时，即上书阙下，不报；复上书宰相，又不报。......乃一表、复表、再表，一书、复书、再书，牒省院，关制府，陈说者非一，一皆不报。今既绵历四年，荐更寒暑祸变外砾，中热自焚，抱臂蹙额，气息缕缕，必渐以澌尽。岂能扪舌以坐尽，又当引领而快吐。” 9（《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宋朝国主、丞相、枢密院、两淮制治使，郝经都不断地上书论时势，以请归，但他始终不得返朝，外界的一切消息也完全被隔绝于围墙之外。郝经这样形容自己此时的处境：“坠乎千仞之下，仰天而呼，高下疾徐，都所不知。过之者睨而不视，闻之者掩耳而走，彼横议反覆之徒，必又瞰临而下石，惟恐其不忠也。” 10（《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又说是：“如稽留我辈，有意贵朝，虽老死片天之下，不以为憾。如其无益，徒役人众，耗糜禀饩，箝口束臂，塊处株守，面四壁而不闻，无一人而与问，事势淹远，人情惮烦，多言而必谓之躁，催请而必谓之急，不言而必谓之怒，喟然自艾而必谓之怨，积日累月，必得罪于众左右矣。不能成事，而反生事，此焉是惧。” 11（《再与宋国丞相书》）郝经有时也抱怨非常：“累为文移，侭自陈说，而皆不报。一室之内，颠连宛转，不睹天日，绵历数年。主上何罪，经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 12（《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
虽悲苦至此，但郝经始终坚持其节守，必欲全己之忠，他曾屡次表白心迹，如在《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中说：“使人之事，当变故非常之时，则竭尽忠赤，力为剖白，开陈利害，万折不衄，职分然也。岂箝口从谀，以常自处，靡靡碌碌，坐制于时，甘为贱丈夫，则非惟仆等之辱，亦执事之所恶也。”13 “经等之事，本自易处，数年之间，不克进退，是用喋喋，以重速戾。盖不敢欺贵朝，亦不敢负本朝，复不敢自欺，亦不敢欺天下后世，以误生灵。”14（《与贾丞相书》）郝经将他离开元朝时的“中统”年号，一直顺序地使用到北返元朝的那一天，虽然其时早已经是至元十二年了，这一举动本身就带有它的悲壮性。后世囿于偏见，以为郝经身事异族，忠于元朝，虽不甚鄙之，但也绝不称其身守使节之忠义，其实郝经之忠于使事，可以与汉之苏武并论。
郝经论为学以有用为宗，这是他“身为儒者，又讲事功”的必然。在年轻时的一篇《上紫阳先生论学书》中，郝经写到：
经生今二十有八年矣。......士结发立志，诵书学道，卒之乎无用，可乎哉？幼而学，长而立也。迩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国，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鸟兽龟鳖，屑屑之物也，犹皆有用也。蜂虿虵虺，毒世之物也，犹皆有用也。灵而为人，学而为士，夫乃反无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无伏腊之不辨，鲁鱼亥豕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节，济天下之大难，享天下之大富贵，声色不动而有余裕焉。吾诵书学道之士，试之一职，则颠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则衄挠而不立，汲汲遑遑，终其身不能免于冻馁，而趋利附势殒义丧节，何也？事无用之学也。15
但人求“有用”，也要有所“坚守”，在《答冯文伯书》中，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学而有用，亦不胁肩谄笑于未同，以求试乎用，不以天民为己任而自私也。......尝自诵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而行之，殆六七年。......合则进，否则止。苟遂不合，则将委世长往，抱明月以孤骞，吸清风而高蹈，续圣贤之坠绪，传之无穷，亦不至于失己而委斯文于地也。“ 16
文章接着说到自己：
奈之何家君戴白而无菽水之奉，为子之职分未尽也。二弟幼孱，婚取未毕，为兄之义未尽也。为人子而事父未能，为人兄而抚幼未能，恶在其为道也。是以低眉俯首，为人讲读，餬其口于四方，以养老，以畜幼，以俟时之几，而不以为愧耻，其自视犹愈于抱关击柝者也。虽然，不为威惕，不为利疚，不犯非礼，不为不义，以业自食，亦不至于失己而委斯文于地也。士信于知己，非高明而敢为瞽言若是哉！17
只有了解郝经为学主”有用“的态度，我们才能清楚他不赞成”工于作文“的观点。他在《儒行序》（宪宗元年五月）中说到：
世之所谓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师以之垂训，学者以之为务，有司以之进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辉，而儒之为儒，不复古矣。盖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本也。务其本而末自从，有诸内则必形于外，韩子所谓：“根之茂者其实盛，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则谓之儒者，可工于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行如之何？18
正是基于此，又有感于“近世以来，纷纷焉求人之法以为法，玩物丧志，闚窃模写之不暇，一失步骤，则以为狂为惑，于是不敢自作”19的弊病，郝经论“文法”曰：
古之为文也，理明义熟，辞以达志尔。若源泉奋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态度，汇于江而注之海。不期于工而自工，无意于法而皆自为法。故古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后，辞由理出，文自辞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与求法而作之也。后世之为文也则不然。先求法度，然后措辞以求理，若抱杼轴，求人之丝枲而织之，经营比次，络绎接续，以求端绪，未措一辞，钤制夭阏于胷中，惟恐其不工而无法。故后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从辞，以辞从文，以文从法，一资于人而无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无法，祗为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20（《答友人论文法书》）
关于郝经的学问所自，陶自悦《陵川集序》称“性理得之江汉赵复”，21今以经之书参之，确是不谬。郝经在《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中说“而先生（指赵复）巍然以师道自处，学者云从景附。又为《伊洛发挥》一书，布散天下。使孔、孟不传之绪，家至日见，则道之复北，虽存乎运数，其倡明指示、口传心授，则自先生始。”22又曰“性理，问学之本也，敢以书为请。不大鄙外，以为可教，则幸教焉，指其要归焉，则幸甚矣。经虽不佞，亦敢为北方学者之倡，使吾道复明于中国，兼晋、楚之富，必不乾没先生之材矣。”23 可见郝经学问确受赵复很大影响，并曾书信求教。但郝经在《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中却又说他的六世祖“从明道程先生学，一再传至曾叔大父东轩老，又一再传及某”。24这就是说，他的儒学曾经世代相传，并非完全得之赵复。他在此书中还对道学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周、邵、程、张之学，几夫圣而造夫道矣，然皆出于大圣大贤孔、孟之书，未有过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传者。独谓之道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不谓之道学，皆非邪？孟、荀、杨、王、韩、欧、苏、司马之学，不谓之道学，又皆非邪？故儒家之名立，其祸学者犹未甚，道学之名立，祸天下后世深矣。岂伊洛诸先生之罪哉？伪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学始盛，祸宋氏者百有余年。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25
由此看来，郝经虽家传程氏之学，又从赵复得到“性理之学”，但他却是不肯以道学自名的。惟其如此，故论学才能发为“有用”，身为儒者而又讲“事功”。
《元史》称，“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及被留，思托言垂后，以著述为务。”26正如其自叙“宋人馆于仪真，不令进退，束臂抱节，无所营为”27（《续后汉书序 》），故“五六年间，颇得肆意经传”28（《周易外传序 》）。郝经在《春秋外传序》言其志曰：
书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拘于仪真之扬子院。......经之穷则固同夫古之圣贤矣。......然而宋人以一国穷予，天不以道穷予也，岂可以人之穷，而并天之不穷者而弃之以自绝哉！29
郝经被拘十四年，正是在此信念支持下，多所著述，作有《一王雅》、《春秋外传》、《原古録》、《太极演》、《周易外传》、《变异事应》、《玉衡真观》、《续后汉书 》等等。
王恽在元代初年，尽管上书万言，“极论时政”，奉献新朝，不遗余力，但通观其前后所作，也是内心矛盾，时隐时显。王恽于中统元年十一月，初起为官所书之《上张右丞书》中有云：
夫布衣穷悴之士,混闾阎之下，处岩穴之间，欲砥行立名，非附骥尾而托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昔夷齐，让国之贤君也，在彼则僻处海滨，在此则晦迹中国。周武北伐，二人相与叩马而谏，太公以义士扶而去之，时人未之知也。及宣父赞之曰“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故得名粲星斗，望隆嵩华，奋乎百世之上，通乎千载之下，其名日益彰矣。此太史公所以感激而传之也。向非夫子表而出之，吾知其寥寥寂寂，西山一饿夫耳，又焉能廉顽鄙而厉懦夫者哉?恽，卫人也，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意广材疏，无以肖似，徒以欲罢不能之心，雪其窗，萤其几，蟫蠹书史，自娱自愈而已，其于圣学之蕴，治国平天下之术，懵不知也。以故年近不惑，而无成于一艺。迹混常流，而不登于士林。《传》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仆每读至此，未尝不废书长叹，伤岁月不我与也。于是中夜兴起，彷徨四顾，思得出大贤之门，脱囊中之颖，攀逸驾，附骥尾，固瞠乎其后矣。庶几碌碌，因人成事，免夫堙灭无闻之耻。30
其文中自称“布衣穷悴之士”，也有牢骚不平之气，自与《贱生于无用说》中论士之“居贫守贱”者不可怨叹“世之不可用”而当反求诸己的议论，不可同日而语。王恽还有一篇《檄李秀才士观取渊明文集书》，也是颇有情绪的文章。此书写其数次向李秀才借《靖节文集》一观，对方竟愕然以“无有”为由而拒，王恽愤于此伪诈之人，激而为文曰：
夫何天诱其衷，手足误败，云此集我家实有之，盖次兄手所录也，不知吾子前日之拒之辞，诚何心哉？且靖节之诗，正如清风明月，四时何尝阙焉。既非秘异世莫得闻之书，一旦譸张，自欺其心，又欺其友，抑不知吾子诚意之学、尚友之义，果安在哉？《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吾子毋以前日之辞为愧，不致有抵壁投珠之举，复惠然许诺，以修旧好，是吾党中改过自新之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如其不然，使吾子终绝于长者也。吾且将长驱问罪，以图进取之计，不知吾子将何所逃罪焉？纵吾子限以学海，峻以文府，坚以诗垒，整笔阵以前，与吾义师抗，正烦腰间之箭，重射鲁连之书也。若曰坚守力尽乃降，谢罪于辕门之下，将惟命是听。俾介忠胄信之士，干仁橹义之师，尽取所有，稇载而归，以贻执事羞，固非所愿也，惟吾子详择焉。嘿斋主人顿首白。31
此实为书信，而前加之以“檄”字，文中又有故为庄重，以至要兴师讨伐之语，盖激气而为文，与常理不同，却是极有趣味。以此两文观之，论一人文章之特点，亦未可只见一斑。
在元代诸儒之中，刘因被一致认为是最有操守的，虽然他曾一度应诏为右赞善大夫，但旋即辞归，后再诏为集贤学士，不就，借故辞去，所作《上宰相书》即有关于此，其文曰：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读书，接闻大人君子之余论，虽他无所得，至如君臣之义一节，自谓见之甚明。其大义且勿论，姑以日用近事言之。
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乐者，是谁之力欤？皆君上之赐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因生四十之年，未尝效尺寸之力以报国家养育生成之恩，而恩命连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长，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甚高难继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传闻，不求其实，止于踪迹之近似者观之，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请得一一言之。32
如此为文，可谓善为辞令。此是以极力贬损自己，以求退身之地。不追求功名利禄，其志不可谓不高远，却也只能以这种屈辱自己的方式来保全自己。在这两段文章下面，便讲自己所以不能出仕之故，乃家中频遭不幸，自己又嬴病交加，更甚的是为此而生发的伤感，更影响了自己的身体，病势益增，所以朝廷之诏实力不能从心，故请求宰相“俯加矜悯，曲为保全”。33语言很纯朴，诚恳也如李密的《陈情表》，且又笼罩着伤感之气，事实上也正是，刘因第二年就因病去逝了，享年仅四十五岁。刘因留给我们的困惑在于，他出生于金亡之后，不是金遗民，又是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更谈上宋遗民，那么，他的义不仕元，到底是因何考虑呢？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有一则关于刘因的记载颇可玩味：
中书左丞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衡，中统元年，应诏赴都日，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征刘先生至，以为赞善大夫，未几辞去，又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34
与许衡基于经世致用的重“道”之“行”不同，刘因更重视的是“道”之“尊”。就是说，他不仕元，是不愿以一个“儒者”的身份，而臣事于在他看来开化尚未深的“夷族”君主，也就是说，他更多的是站在“重道”和与之相联系的儒家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考虑“出处”问题的，这与遗民看此问题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35 我们再将刘因竭力批评老庄作为一个话题纳入讨论之列，问题就更明显了。刘因常常不惜借题发挥来抨击老庄思想，如在《退斋记》中，即论老子曰“以术欺世而以术自免”，“误国而害民”。36与此思想一以贯之，《庄周梦蝶图序》中，亦有云：
周寓言梦为胡蝶，予不知何所谓也。说者以为齐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则无适而不可也。无适而不可者，乃其所以为齐也。谓之齐，谓之无适而不可，固也。然周乌足以知之，周之学，纵横之变也。盖失志于当时，而欲求全于乱世，然其才高益广，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见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远也，圣贤之功业如是之广且盛也，而己以渺焉之身，横于纷纷万物间无几时也，复以是非可否绳于外，得丧寿夭困于内，而不知义命以处之，思以诧夫家人时俗，而为朝夕苟安之计而不可得，姑浑沦空洞，举事物而纳之幻，或庶几焉得以猖狂恣肆于其间，以妄自表于天地万物之外也......噫！卤莽厌烦者，孰不乐其易而为之；得罪于名教、失志于当时者，孰不利其说而趋之。在正始、熙宁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谓大儒，一遇困折，而姑籍其说以自遣者，亦时有之。要之，皆不知义命而已矣。37
其谓庄周之学乃“纵横之变”，说他“失志于当时，而欲求全于乱世”，又“其才高益广，有不能自已者”云云，颇有见解。但其后则是从卫道出发，批判庄周思想，不遗余力，这是他思想上深向儒学的必然归路。可以见出，刘因之退，不是退于老庄，即他决不是以隐士的身份来定位自己，他退于儒者，且是坚守儒家“道”之尊崇地位的大儒，他一生以教授生徒、著书立说的实践，最终将自己塑造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受人敬仰的“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贫非其义一介不取”38（《元史·刘因传》）的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形象。
吴澄上《谢赐礼币表》以辞朝廷赐币之后（参见前文），又致书于当政者多人，以冀其人旁助一言，并示己之绝心，所书可谓多且烦矣。以下所列，是其中部分篇章的片段：
澄去腊抵家闲居，幸无他苦。公朝厚恩，赐以礼币。但老病非才，愧无寸劳，曾不能略効忠力于国，而受锡赉，于义不当也。谨以奉表阙庭、呈覆省府恳辞。倘会当朝诸公，望助一语，俾得从请为幸。39（《回忽都笃鲁弥实承旨书》）
澄老病无用于时，尸位窃禄，内省已剧羞愧，退后又荷朝廷厚恩。此虽圣君贤相之大德，然揆之分义，非所敢当。是以拜表阙庭，具呈政府，致恳辞之诚。子贞相知之深，望于当路一语。傥得勉从区区所请，则此心安矣。40（《回曹子贞尚书书》）
澄尸位三年，多厝钜公过爱。惜年齿逾迈，疾病侵加，虽欲久客京华而莫可。还家治药，扶护衰龄，庶或缓死，以观太平。未去之先，荷政府勉留；已去之后，荷公朝锡予，此圣天子、贤宰相、众大臣优老礼贤之大德。施非其人，岂所敢当！澄既非勋旧，又无劳绩，一旦滥叨重赐，为之慙怍惊悸，是用摅诚恳辞。伏惟寅恭同协，肯为转旋，使澄于心得安，免致踰分愆义，荣莫大焉。41（《与许左丞书》）
忽蒙公朝赐赉，非远臣贱士所宜得，是以恳辞。当路诸公傥或胥会，旁助一言，俾遂吾意为佳。42（《与高尧臣侍御使书》）
宗师知我者，诸公会次，旁助一言，得如吾意则幸矣。43（《回吴宗师书》）
既非勋旧，又无劳绩，岂所敢当？是用摅诚恳辞，乞相公密赞上宰，特为奏闻，收还所赐，庶几于义得安。44（《与乌伯都剌平章书》）
为什么吴澄不厌其烦地反复致书于当道者多人？辞却朝廷赐币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他却因之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们几乎要认为他有些反应过度了，用的着如此小心翼翼么？我们无从探知事件背后的细节，但在此事件中，行动本身即已显示了一种态度。吴澄年五十余，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身为一代大儒，基于儒家正统观念，虽强起而仕元，恐怕内心也是强烈不安的，故他虽三次入朝为官，但时间皆不长，即以辞归。虽说他未曾仕于南宋，且出而为官时元朝已统一南北很久，那么他仕元绝非什么有损道德节气的问题，但吴澄还是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这也许源于吴澄一代大儒的身份，而且他又向来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的，还在年轻时所作之《谒赵判簿书》中，他就说到：
澄生十有九年矣，家贫不能从师，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幼年颇以能属文而见知于人，然当时所能者，举业而已，未闻道也。年十有六，始知举业之外，有所谓圣贤之学者，而吾未之学，于是始厌科举之业，慨然以豪杰之士自期，必欲为周、程、张、邵、朱，而又推此道，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也。试尝实用其力于此，则豁然似有所见，坦然若甚易行，以为天之生我也，似不偶然也，吾又何忍自弃？于是益务加勉，以穷尽天下之理。虽力小任重，如蚊负山，所学固未敢自是。然自料所见则加于人一等矣。45
吴澄在文章中称孟子、韩愈皆为奇特脱俗挺出于当世之豪杰者，又历数两宋以来可称豪杰之大儒如周子、二程、张子、邵子，而后曰：“南渡以来，去程、张殆将百年，而闽中有朱夫子，又能集数夫子之大成。则朱子，又中兴以后之豪杰也。朱子没至今逮将百年矣，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46 可见其乃慨然以道统继承人自居。有此背景，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影响在他自然要比一般人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期待也高，既然要承当起儒家道统继承人的职责，那么要求自然更高，而且时时注意对自己形象的塑造，书信往来于当道者多人，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强烈表达自己态度，并要努力塑造自己形象的意图。
因此之故，吴澄对汲汲于禄途，以致世风沦丧的现实很是不满，自己深以之为耻，并时时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在《复董中丞书》中，他就说道：
澄闻学者非以求知于人也，欲其德业有于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荣其身也，欲其惠泽及于人而已矣。......迩年习俗日颓，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鑚刺百端。媚竈乞墦不以为羞；舐痔尝粪，何所不至！......澄以古人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不然，贪荣嗜进，亦若而人也，阁下奚取焉？爱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爱之以德，而成其美，岂必其仕哉？康节邵先生诗云：“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虽不肖，原自附於前修。47
在《答姜教授书》中吴澄又分析道，其时浊污士风的原因是“有为”，他说：
近年贪浊成风，在在而然。行之不以为非，言之不以为耻。陷溺至此，盖有为也。何为？为饮食之费、妻妾之奉、子孙之遗而已。48
接着说道自己：
澄酒肉俱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虚，而无所于奉也。二三儿躯干壮健，写字读书之余，各务耕桑，自营衣食于家，可以不饥不寒，而无俟于其父之遗也。萧然一身，二竖给使，令纸帐布衾如道寮禅榻，随所寓而安。案上古《易》一卷，香一炷；冬一褐，夏一綌；朝夕饭一盂，蔬一盘；所至有学徒给之，无求也，而无不足。身外皆长物又焉用丧所守以取赢为哉？此区区自乐之实，而无所资于人。49
可以看出，吴澄时时不忘对自己品行的砥砺，他论人、论世最后总要归结于自己，世浊而我欲清，世贪而而我随寓而安，他是时时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的。他在《答赵仪可书》中，以想象之辞，这样描写了古之君子的心理状态：
古之君子有所得于中，充然不渝其乐，外境之变于前，或顺或逆，殆如浮云空华之过目。终身顺适而自乐者未足多，满前拂逆而处之泰然者，深可贵也。50
在《復颜可远书》中他又曰：
士之自修者，为己之外，任其自然而已。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士之用于人在此。然其一可期，其一不可期。吾惟勉尽于其所可期，而不希觊于其所不可期，吾之心所以泰然无事而常乐也，世俗之荣辱曾何足为吾之轻重哉！51
吴澄所希求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泰然无事而常乐，世俗之荣辱不足为己之轻重的理想道德境界，虽至贫病交加其犹能寻乐处：
澄客腊至家，日寻药裹，幸免他苦。暇则相对圣贤，自寻乐处。相望辽邈，伏愿体道怡神，为时保爱52（《与王伯宏中丞书》）。
澄老病侵加，所亲惟药物。目尚能视，而耳之闻言已不听；足尚能步，而手之运笔已不便，用是于朋游问讯侵侵阔疏。虽欲复如少壮时之交际，不可得也。兀坐一室，政此厌厌。好风东来，吹下云朵，四壁顿为之光辉，二竖亦为之惊却，困悴之体苏醒者半日。昔人云“痊风驱瘧”，岂不信然！永愚手卷不敢以荒陋而靳于言，第不甚相知，措辞不能的切，聊以塞命尔53（《答潭宣使书》）。
吴澄的修养功夫使其心中时时充满着一股浩然之气，对自己的道德素养，他很自信，以致他曾自信地这样在《答王子绝书》中说：“平居倒指耆儒宿学，如吾纯心者寥寥晨星。”54
在元代程朱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吴澄的思想却是偏于陆子之学的。吴澄认为：“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行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55可见吴澄思想中多有陆学因素。在《象山先生语录序》中他曾说陆子之《语录》，“澄肃读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云，先生之语如震雷惊霆，虽百数十年之后，有如亲见、亲闻也。”56又曰：
呜呼！道在天地间，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贤不肖，无丰啬焉。能返之于身，则知天之与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扩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盖以是，岂不至简至易而切实哉？不求诸我之身，而求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悯也。今口谈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学者乎？果有一人能为先生之学者乎？呜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远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奋与？勿徒以先生之学付之于其言也。57
这也可以视为吴澄多受陆学影响的证明。吴澄虽为一代大儒，但并不鄙作文为小技，它在《元复初文集序》中曾说：
儒者以文章为小技，然而岂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视以为易焉，昌黎韩子之所不敢也。且其为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尽也。非学非识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气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备，文其能以纯备乎？58
吴澄为学既多受陆学影响，故其论文学，自然沾染着陆氏心学的影子。“陆学重心性，重主体，讲学重在‘理会我’，论文则强调主体的批判精神，不随人跟脚。”59吴澄论文学，也强调艺术个性，用他的话说，就是“诗而我”。他在《朱元善诗序》中曾说：
不能诗者联篇累牍，成句成章，而无一字是诗人语。然则诗虽小技，亦难矣哉。金溪朱元善才思俱清，遣辞若不经意，而字字有似乎诗人。虽然，吾犹不欲其似也。何也？诗不似诗，非诗也，诗而似诗，诗也，而非我也。诗而诗已难，诗而我尤难。60
“诗而诗”，在吴澄看来，只是写出来的东西像“诗”而已，才是第一步，绝非诗之至境，因为还够不上“诗而我”，即有个性的诗歌创作。只有在“诗而我”的基础上写出不似旁人之诗，才达到“诗而我”的境界。这种论诗观点，与他所受陆氏心学的濡染是有相当关系的。
有元一代，文学之士多兼而为理学家，但戴表元算是个例外，在《先天图义序》中，他表示了对于理学的隔膜：
余之少也，固习于科举，长也厄于忧患，又生穷乡僻邑，无所师授，亦莫能听受其说。61
对此，我们不能论之以谦虚，大体上这应该可以显示他的学问主体，即不以儒家义理为重，而是以文学适性，可以说戴表元是“元代文人，实多儒者”、“一代文章，儒风甚盛”这种大现象中的一个例外，表元更多的是以其纯文学的诗文成为元代一大家的，以至“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名重一时者，唯表元一人而已。”62
戴表元在宋曾登进士第，做过健康府教授，入元后，即闲于家，大德八年（1304），表元年六十余，始被荐于朝，未几也以疾辞。他的一生，没有历登显位，但却以东南文章大家名于当世，其门徒甚众，其交游甚广。观其足迹，遍及东南各地。表元于文学各体中，最重要的是其为他人诗文集所作之序跋，在序跋中他论文，更论人。表元所交之人，大多与其相似，未官或居于下僚，表元为其人作序跋，往往先论其人，而己又常有身同感受之慨叹，故表元所作序跋中多涉己、多论己、多叹己。读其所作之序跋，即可知表元之为人。所以，表元序跋的独特在于，它首先为我们塑造了作者自己的个人形象。
他在《陈晦父诗序》（大德十年十月三日）中回忆自己少年盛气时，独好为诗，说：
余犹记与陈晦父昆弟为儿童时，持笔橐出里门，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錄。惟天台阆风舒东野，及余数人辈，而进士早，得以闲暇习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务，每遇情思感动，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传诸人。譬之方士烧丹鍊气，单门秘诀，虽甚珍惜，往往非人所通爱。久之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而东野辈憔悴老死尽矣，余亦鬓发种种。晦父在当时年最少，且复五十余，作诗方工。天固将迟其所成，使之行名以遇于世乎？63
表元追忆少时耽于吟诗之情、之景，而此时已是鬓发半白，在他那里，“诗”成为年轻时风流潇洒的象征，而他好诗不辍，年愈老愈沉湎于此，“盖时可之于诗，勤类余，居家穷类余，穷而不废业类余”64（《李时可诗序》）。他也常常处于心理矛盾的状态中，他在《周公谨弁阳诗序》中尝言：“作诗惟宜老与穷”，65 在他的文章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景观--老、病、穷的生活状态与以诗自乐、以诗为命的那份坚持之间的对照：
余自垂髫学诗，以至皓首，其间涉历荣枯得丧之变，是不一态；诗之难易精粗深浅，亦不一致。虽不敢自谓已有所就，然不可谓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颦呻蹙缩，经营转折，几亦自厌其劳苦。及为之之久，积之之熟，则又幡然资之以为乐。66（《许长卿诗序》）
于是元凯老而好诗，呻吟嗫嚅，心愈勤而身愈穷，又不得宁其居而游，其事种种有与余相类者。及为诗之曲折，悲欢炎凉之感，盛衰腴瘠之变，疾徐繁简古近之发，开怀抵掌，颠倒倾尽，亦往往与余合。嗟乎，元凯乎！夫身既已老而穷，而方好诗以游；游将何之，而诗复将为何用？顾为诗亦穷，不为之亦穷。吾人姑毋尤诗，惟游当少止。67（《李元凯诗序》）
白发苍髯，皆老矣，皆穷，皆能以文字自乐68（《朱伊叟诗序》）
人之于艺，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则不能精。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俠，好医药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翰墨几案间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于攻诗最久。......辛卯春，余来吴，君信尽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气张，音吐清扬，余为击节，从容停筯，隽永驩乎，适哉！虽然，余与君信皆渐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气盛强时，所好诸艺，皆为无益，幸而不精。虽精于诗，亦复何用。曾不如医药、卜筮、方技，犹可以自给；蹴踘、博弈之流，犹为人所爱幸。东方生叹陛楯郎之不为优旃，太史公羞节士而尊货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闻新年移家湖上，为我种鱼千数头，栅鸡圈豕，令牧养可作百十日具，艺秫酿美酒数石，余以深冬访子，为子屡醉不一。从来二曹父子、渊明、太白，精于诗者无一诗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缘此纵言乎。69（《张君信诗序》）
在这句句浸染血泪的心酸之言和不时间杂放达之语的文字中，他的情感状态时尔是追忆时的片刻狂欢，时尔是清醒之后的叹老嗟贫，有时又是“诗误我”的无限感叹和感叹之后的愈而弥坚，表现出了一个复杂的戴表元，正因为此这才是真实的，一个活生生的士人形象凸现了出来。
作为元代的诗文大家，表元自然有不少论文之作，且多纯从文学角度出发，大不同于有很浓理学背景的其他人，这是戴表元在文论方面独树一帜的地方。戴表元在江南三十年，游历很广，他频繁地往来于奉化（今属浙江）、杭州、宣州（今安徽宣城）、湖州（今浙江吴兴）、严州（今浙江建德一带）、昆陵（今江苏丹徒）、金陵之间，因此他十分重视诗人的游历，提出“游益广，诗益肆”的观点，在《刘仲宽诗序》中，他指出：
余少时喜学诗，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则以问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当自异。”于时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时时取陆放翁《入蜀记》、范至能《吴船錄》之类，张诸坐间，想象上下，计其往来，何止日行数千万里之为快。已而得应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谙其乡土风俗。已而得宦学江淮间，航浮洪流，车走巍坂，风驰雨奔，往往经见古今战争兴废处所。虽未能尽平生之大观，要自胸中潇潇然，无复前时意态矣。身又展转，更涉世故，一时同学诗人，眼前略无在者。后生辈因复推余能诗，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来从余问诗，余因不敢劝之以游。及徐而考其诗，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畅；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之肆也。呜呼，信有是哉！......如此则游益广，诗益肆。70
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戴表元阐发了“游”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诗人通过多游历山川风物，以广见闻，博胸次，在与自然、社会的直接亲和中开阔视野，从而获得诗思。因此，在戴表元看来，多游历，对诗歌创作是大有益处的。而每个人在各自“游”中的亲身体会是不相同的，这就涉及到艺术个性的问题。正如戴表元在《赵子昂诗文集序》中所说的：
就吾二人之今所历者，请以杭喻。浙东西之山水，莫美于杭，虽儿童妇女，未尝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为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历而知之，而彼未尝至故也。他日试以其说问居杭之人，则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于杭者异也。今人之于诗之于文，未尝身历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尝历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71
杭州之美，人所共知。即便未尝亲至者，也都称其为美，但这只是一种间接知识，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居杭之人”情况便不一样了，因为在亲身体验中“所取于杭者异”，故谈起杭州来，则“不能以皆一”。戴表元重“游”，也正是因为只有“游”、只有在切身的体会中，为文才能不苟同，有个性。在《双溪王先生尚书小传序》中，他又指出：
古之君子，欲明道于天下者，不能使人无异，而尝恶人之苟同。以为异则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虽一时欢然无失，而初不能以相发。......唯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谓独视单听，可以尽天下之耳目，无是理也。72
“苟同之情”，虽可以让人们“一时欢然无失”，但却不能使人互相砥砺以有所启发，而“唯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这是非常深刻的观点。
戴表元认为好诗应该是“无迹之迹”的，即达到“神”的境界。他在《许长卿诗序》中说：
酸咸甘苦之于食，各不胜其味也，而善庖者调之，能使之无味；温凉平烈之于药，各不胜其性也，而善医者制之，能使之无性；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托于诸物，各不胜其为迹也，而善诗者用之，能使之无迹。是三者所为，其事不同，而同于为之之妙。何者？无味之味，食始珍；无性之性，药始匀；无迹之迹，诗始神也。73
这里所谓的“无迹之迹”，是指诗歌的审美境界不露圭角，浑然无迹，这其实是与严羽的“兴趣”说相一致的。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74 表元于此引为同调，无疑他心目中的典范便是这种“无迹之迹”的唐诗。元代诗歌崇唐返古，与此也可见一斑。75
既多游历，广交友，则友朋之间诗酒唱和、宴饮游乐之诗不可不多，表元为此类游宴之诗作序，其中多有写景记游之辞，这也是其重“游”思想的必然，但在元代他辈游记之作尚少写景，而多发议论的背景下，尤为特例。其《长汀和渔歌序》曰：
奉化之为州，其右连南明，跨沃洲，阴岩囷盘，崇岭繭积。行人经从，值天冻冥，非篝明挟群，不可以纵适。其左蓬莱瀚海，盲风骇浪，舂翻吞啮，昼夜变态，虽好游之客，亦不得安意而处。惟州之背腋，通途坦郊，平达于北渡，不五十里而清溪贯之。纡徐萦回，水行者以舟程折计，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长，谓之长汀。汀人多渔，每风休月静时，轻篷小艇，往来如织。忽窈窕闻渔歌声，与鸣桹相交，意像森悄，非复人境。江中父老，又相传唐时有叶法师修真结壇汀津，而白龙尝来听法。又憨僧持布袋行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见其背上有眼，惊怪礼拜，称为古佛。76
而《游云门若耶溪诗序》则写道：
出稽山门东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坞也。于是暮春，湍林昼鸣，散坐，索索有凉气，夜分尤甚。卧者闻岩上虎声，诘朝问人，非虎也。出山尽东六七里，一溪清纡如带，车者云，即若耶溪。溪上有任公子钓台，敞恍无复人境，乃知唐诗人誇诩非虚语。彼王谢辈怀章绶、携导从而游，直以不能遽尔舍去故也！溪忽萦忽直，山乍昂乍伏，左右顾皆会人意。稍转，登明觉寺，诸勝一一在眼中。穿西望碧帏四悬，云门寺也。初游陶山小雨，至若耶尚阴暄。近云门，天日始尽清朗，遂投元上人竹房饮酒。酒酣，倚顾况所题松树，酌葛翁丹井泉，分韵咏诗，游者自永嘉陈用宾而下，通四十人皆赋之。诗成，剡源戴表元序之。甲午岁三月十日序。77
一片烂漫之语，写来清纯可爱，皆为新人耳目之作。
表元还有一篇《老子原旨序》，在世论多非老庄之学时，颇为异调：
由《老子原旨》三卷，当塗南谷杜君所著。注老家多矣，亦有出于名儒大老之手，而人无传焉。岂故略而遗之耶？缘其中未能释然于老子之学，而务矫其辞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龃龉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义与礼之说，又忧祸厌乱，自为也过多。又谓老子非神仙，无久生不死者，以此数说积于胸，与今之言老子家异。......呜呼！世无老子之学即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学，其书当自老子之徒自为之。吾夫子独善时，门人高弟身亲受业，然目未瞑，而难易同异之论，纷然而起。后来残编断简，同门彼此相违者，又所不算。盖皆以为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为是，而又暇强知老子意而注其书耶？故道相若则能相为知，智相及则能相为言。78
考虑到戴表元缺少理学背景的事实，这种议论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人论诗多崇唐抑宋，上述戴表元即为代表，在他心目中诗歌的典范是“无迹之迹”的唐诗。但在这种大环境中有一个人表现了异调，他就是由宋入元的方回。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别号紫阳真人。徽州歙县（今属安徽歙县）人。宋景定三年（1262）别省登第，曾知严州。入元，任建德路总管，寻罢，徜徉杭、歙间以终，享年八十一。著有《桐江集》八卷、《桐江续集》三十六卷。方回曾选评唐宋间律诗为《瀛奎律髓》，于江西派既衰之后，大倡“一祖（杜甫）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为江西派护法，其论诗主张影响颇巨。其诗论主张除在《瀛奎律髓》中有较全面系统而详细地阐述，散见于其序跋之中者亦复不少，时有真知灼见。
方回的诗论首先是从直陈宋季诗风之弊入手的，他对南宋末年以理学入诗及“四灵”、“江湖”派的流弊多致批评，如在《赵宾旸诗集序》中他说：“而今之人反是，惟恐夫诗之不深于学问也，则以道德性命、仁义礼智之说，排比而成诗；惟恐夫诗之不工于言语也，则以风云月露、草木禽鱼之状，补凑而成诗。以哗世取宠，以矜己耀能。愈欲深而愈浅，愈欲工而愈拙。”79 在《孙后近诗跋》中他又说：“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南渡犹有乾淳。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无人能为古选体，而盛唐之风遂衰，聚奎之迹亦晚矣。”80 南宋中后期的“四灵”、“江湖”诗派多学晚唐诗。方回认为宋诗之衰，“四灵”、“江湖”之弊是均起于师法晚唐的，尤在于师奉姚合、许浑。方回论诗主张“一祖三宗”， 首先正是用心于救此弊病。
方回评诗的独特意义还在于他所特有的宋诗眼光。严羽《沧浪诗话》论宋诗弊病颇有识见，但他主要是站在唐人、特别是盛唐人的立场来批评宋诗，故于宋诗的发展一笔抹杀。严羽标举“兴趣”，即情与景合，兴会无端，并以之为盛唐诗歌的特征，其妙处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方回则不同。宋诗尚意境、尚理趣，这在方回的诗论中称之为“意脉”，他以“立论尽意”为脉，即是说作者写诗时应有明确的立意，写作过程中当求切题、达意，表现在结构上即是起承转合，脉络分明。以故方回在《瀛奎律髓》的批语中最喜谈起句、结句、景联、情联，以及用事、对偶等造句之法，所论琐碎不堪，这也是他遭人诟病最多的地方。但在序跋文中，方回多从大处着眼，所涉“意脉”之论，颇有可称道处。方回在《汪斗山识悔吟稿序》中论学诗之要，即称：“古诗以汉、魏、晋为宗，而祖《三百五篇》、《离骚》。律诗以唐人为宗，而祖老杜，沿其流止乾淳，泝其源止洙泗。律为骨，意为脉，字为眼，此诗家大概也。”81“律为骨，意为脉，字为眼”一语实为方回论创作方法的总纲。《瀛奎律髓》一书，所评大都就句法结构与字眼立论，即此处所云之“律为骨”、“字为眼”者，我们于此不多论。而方回论诗重“意脉”，却由此可见一斑。更进一步说，其论创作称“意为脉”，也正是体现了宋人祖述杜甫的诗学精神的。我们知道，宋人作诗重立意。情意之分，是论诗者宗唐或宗宋的大关键。晚明陆时雍论诗主汉魏盛唐，主神韵，其《诗镜总论》即云：“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于古人者，以意胜也。”82 其对杜甫之微词暂且不论，但他认为，杜甫是以“意胜”，这是不错的。而宋诗正是以其“意胜”独树一帜，以区别于唐诗的。
方回以“立意”论作诗，是一个大的方法论范畴，所含内容多矣，自不能简单化地分而析之。但具体到方回自身，概其身经宋元之际的战乱，故于世道之治乱兴衰自然尤深致意 。这一点，既使是论诗偏重于作诗技巧的方回也不能例外，如他在《晓窗吟卷序》中即称：“世之处人伦事会之际，鲜舒多惨，乐而淫，不无之；哀而伤，比比皆是也。”83 故方回论诗，也有标举“气抑难宣发而为诗”之语，如他在《仇仁近百诗序》中曰：“诗号为能言者，......气有所抑而难宣，意有所未易喻，时有所触，物有所感，事有所不可直指，形之为诗，则一言片语而尽之矣。”84 在《跋汪君若楫诗文》中又曰：“诗文亦道之一也，胸襟必有自得之地，然后可谓擅者聚焉而不散，存焉而不亡。”85 他指出诗文当本之作者自得之胸襟，或抒发感触，或表达意旨，故可“号为能言”。
方回论诗，又以格高为第一。其在《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中认为《三百篇》、楚《骚》以来，至汉苏、李，魏曹、刘，格无卑者，晋以下诗始有格高、格卑之分，其曰：“诗以格高为第一，......予乃创为格高、格卑之论何也？曰此为近世之诗人言之也。予于晋独推陶彭泽一人格高，足可方稽、阮；唐推陈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刘禹锡、韦应物；宋推欧、梅、黄、陈、苏长公、张文潜，而于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鲁直、无己，足配渊明、子美为四也。”86
元代是理学为“国学”的时代，著名文士如刘因、许衡、吴澄等也多为道学家，所以文坛上的道学气也十分浓重，文章多为道学之文，所以戴表元算是一个例外了。除表元之外，还有一位所为文章也是少有的文士之文的作者--赵孟頫。
赵孟頫虽然也认为“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87 但从创作实践来看，他的散文作品还是较少道学的说教色彩的，而多抒写胸中之蕴，总体风格平易晓畅，从容大度，为元文之佼佼者。孟頫为文多书写身边琐事，身病心愁，无所不书。书信之中多叹病嗟老之语，或迎来送往，大抵只是身边家庭友朋往来之琐事，不作论道讲理之大道语，此与其他元人之书不同。赵孟頫身在朝廷，官不可谓不高，但心里也未尝平静过，他对江南家乡怀有深深的依恋。在《与次山书》中他这样表白：“不肖窃禄于此，欲归而未可得，此心殊摇摇也。”88 而在《与右之书》中，他又说：
孟頫奉别以来，已复三年矣。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吾已无复存者，但嬴得面皮皴摺、筋骨衰败而已。忆吾右之优游闾里中，峨冠博带，与琴雪为友朋，不使一毫尘事芥乎胸臆，静中所得，使可与安期羡门同调。近忽得家下书，知右之因库役事被扰异常，家事亦大非昔比。今见挈家在苕玉兄处，令人惆怅无已！然时节如此，切不可动吾心。是有命焉，但安时处顺，自可胜之耳。不肖一出之后，欲罢不能，每南望矫首，不觉涕泪之横集。今秋辈既归，孑然一身在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形影相吊，知复何时可以侍教邪？因黄簿便，草草奉状，报问起居，时中惟善自爱。报意苕玉兄长及阿嫂，各请善保，不宣。89
赵孟頫和妻子管道升相濡以沫三十年，不幸老年丧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在《与中峰和上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撕心裂肺的悲伤：
孟頫得旨南归，何图病妻道卒，哀痛之极，不如无生！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邻。年过耳顺，罹此荼毒，唯吾师慈悲，必当唉悯。......盖是平生得老妻之助卅年，一旦哭之，岂特夫左右手而已邪！哀痛之极，如何可言！......盖孟頫与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缘，今世遂成三十年夫妇？又不知因缘如何差别，遂先弃而去？使孟頫栖栖然无所依。90
又加之老病交浸，“孟頫半岁卧病，不得奉记，想不怪也。刘汉臣来，乃知雅候亦苦疮癤，甚喜平复，菩提奴一病几死，至今未甚愈”91（《与清真鉴义真人书》），所以一段时间来，赵孟頫的心情差到了极点，在他的这些文章中你读到的不是一个诗书画三绝的风流雅士，而只是一个又老又病的老叟，
孟頫去家八年，得旨蹔还，何图酷祸！夫人奄弃，触热长途，护柩南归，哀痛之极，几欲无生！忧患之余，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瘦瘁，行步艰难，亦非久于人间者。承专价惠书，远贻厚奠，即白灵儿，存没哀感。讬交廿十年余，蒙爱至厚，甚望吾友一来，以叙情苦，而又不至。悬想之情，临纸哽塞，不具。七月四日，孟頫再拜进之提举友爱执事。92（《与进之书》）
六月间到杭，值酷暑异常，归来便著疹疾。又遍体生疮，奇痒不可言，爬搔所不能快，终日茕然，独处一室，无复生意。......自老妻之亡，家务尽废，最是两儿媳皆不曾成就，事事无人掌管，此兄长所深知，无由言者，故略及之耳。93（《与袁伯长书》）
似乎孟頫已沉溺于对自己老和病的抒写之中，看起来有些歇斯底里，而这其中该深藏着多么大的悲痛啊！
与大多人的汲汲于朝廷开科取士不同，赵孟頫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第一山人文集叙》中，他写道：
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狃于科举之习者，则曰：“巨公如欧、苏，大儒如程、朱，皆以是显，士舍此将焉学？”是不然，欧、苏、程、朱，其进以是矣，其名世传后，岂在是哉！王君壮猷，自弱冠赋声满场屋间，取乡举如拾芥，非唯王君视功名唾手可得，一时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尔来科举既废，王君出其胸中之蕴，作为诗文，成数巨编。暇日携以见过，求余为之叙。余读一再过，文不苟作，字不苟置，意深而气直，涵泳《书》、《易》，出入《骚》、《选》，宜可以名世传后，而非一时科举侥幸求合于有司之作也。非自拔于流俗者能若是耶？94
此序集中阐述了作者对宋以来文风的看法。他认为：宋重科举，士之欲入仕途者，皆以文章迎合考官，宋末考官以奇险新巧之文取士，致使举子纷纷趋之，遂令文苟作，字苟置，文体大坏。作者这个科举害文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末以来一些有识之士的看法。特别是一些志于为诗的文士，如戴表元，即有与此相同之议论。言科举害文之弊，开门见山，不迂回，不避讳，笔锋直逼要害；行文先后有序，设问自答，虽系议论文字，却无丝毫艰涩干枯之疵，充溢潇洒流畅之韵，堪为序文之佳作。
而在《南山樵吟序》中，孟頫则集中阐释了自己的诗论主张：
《南山樵吟序》者，吴君仲仁所为诗也。诗在天地间视他文最为难工，盖今之诗虽非古之诗，而六义则不能尽废。由是推之，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夫鸟兽草木皆所寄兴，风云月露非止于咏物。又况由古及今，各自各家，或以清淡称，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贵丽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敛于短韵，不可悉举。而人之好恶不同，欲以一人之为求合于众，岂不诚难工哉！必得其才于天，又充其学于己，然后能尽其道耳。吴君年盛资敏，不以家事废学，故其为诗清新华婉，有唐人之余风，此予所以深嗟累叹，爱之不能已也。山谷道人有言曰：“本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此作诗之良法。”予既序《樵吟》，复告之以是者，所以起吴君也。吴君名寿民，仲仁其字，南山其自号云。95
其论诗基本观点有二：一曰“今之诗犹古之诗也”；二曰诗歌允许也必然有艺术个性，而且是“自古及今”都存在着“各自家数”、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并存的情况，这是由于“人之好恶”不同所致，任何“欲以一人之为求合于众”，都是难以做到的，这反映了作者对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艺术观。
赵孟頫论文主张平易，其在《刘孟质文集序》中曰：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经以来，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随其所发而合于理，非故为是平易险怪之别也。后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诩以为富，剽疾以为快，谈诡以为戏，刻画以为工，而于理始远矣。故尝谓学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捨六经无师矣。96
虽然他在这里也说“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捨六经无师矣”，但这还要从他是在反对故为险怪之文这一角度来理解，事实上他的散文作品还是较少道学的说教色彩的。他是极不满“誇诩以为富，剽疾以为快，谈诡以为戏，刻画以为工”的为文态度的，故其为文力戒于此，抒写胸中之蕴，大体风格平易晓畅，从容大度，为元文之佼佼者。
元中期所谓“盛世之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文内容上多是“羽仪斯文，黼黻治具”，即为盛世颂德唱功；二是在为文风格上雍容典雅、平正中和，于此他们自认为是向欧阳修散文学习的结果。
揭傒斯的两篇文章《上李秦公书》和《书王鼎翁文集后序》，即在内容上极好诠释了“盛世之文”的特点。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家贫，刻苦读书，早有文名。大德间出游江汉，为程钜夫、卢挚所器重。延祐初，荐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国子助教。天历初，开奎章阁，擢为授经郎。预修《经世大典》。元统中，累迁翰林侍讲学士。至正三年（1343），年七十，求去，不许。诏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与为总裁管。四年卒。《元史》卷181有传。著作有《揭傒斯全集》。
在元中期，揭傒斯的文名，差可与虞集比肩，“国家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者，必以命公；人子欲显其亲者，莫不假公文以为重。仙翁释子、殊邦绝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只字者，皆宝而传之。”97故当时及后世论元文，一般都是虞、揭并提的。黄溍为揭傒斯撰神道碑，称其：“为文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当”。98《四库提要》则约其词以为论定，谓：“其文叙事严整，简而有要”。99如此概括揭文特点，颇为中肯。其《上李秦公书》中云：
夫士志为上，时次之，位次之。农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辍其负贩，故能致千金之产，登百谷于场，况士之志于道者乎？不逢于今，必显于后。有其时，有其位，道行于天下，天也。无其时，无其位，道不行于天下，亦天也。君子无与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计其时与位也。因其时，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尚志于道，生乎今之世，可谓得其时矣；然犹往往以不得其位为患。其信之不笃而欲必于天者，从而为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愤，呜呼过矣！100
这篇文章的思想，和王恽的《贱生于无用说》的见解相似，也和虞集的《尚志斋说》命意相近。其思想是和王恽、虞集一脉相承的，而且更加温顺和平。但这篇文章更多官方说教的语气。作者说为士者只应尚志，不可怨天尤人。“有其时，有其位”，乃是天命；“无其时，无其位”，也是天命。为士者应该一切听之于“天”，而“不敢计其时与位”。如果不得其时、不得其位，不可“且怨且愤”，如果怨愤“上之人不能用”，那是自己信道不笃之过。此文虽是一篇干谒文字，却与历来的干谒之文大不相同。这是元代文章的新特点。
其另一篇《书王鼎翁文集后序》则谈及了一个在元之“盛世”才可能进入公众话语范围的话题：如何看待宋之忠臣。其文曰：
余旧闻宋太学生庐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叹曰：士生于世，不幸当国家破亡之时，欲为一死而无可死之地，又作为文章以望其友为万世立纲常，其志亦可悲矣。然当是时，文丞相兴师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为，废数十万生灵为无益，诚不忍坐视君父之灭亡而不救，其死国之志固以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后死。使文丞相不死，虽百王鼎翁未如之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见不见未可知，而大丈夫从容就义之念，亦有众人所不能识者。近从其邑人刘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见所谓《生祭文丞相文》，既历陈其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奋发，累千五百余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国。使文丞相志不速定，一读其文，稍无苟活之心，不即伏剑，必自经于沟渎；岂能间关颠沛至于见执，又坐燕狱数年，百计屈之而不可然后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睹于青天白日之下，曰杀宋忠臣，文丞相何其从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国必不系王鼎翁之文，其文见不见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则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岂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学之正、才之雄、诗文之奇古，则刘会孟先生言之备矣，兹不复论，独论文丞相之心与鼎翁之志云尔。101
这里既称赞了宋之忠臣文天祥，又称赞了宋之遗民王炎午，这篇文章是写于文天祥、王炎午可以表彰的元朝盛世，也正是“盛世之音”的内容所可包。如果是在元代混一之初，为文论及“文丞相之心与鼎翁之志”，便很难措辞。而到了元代后期，则表彰前朝忠烈，便是眼前的政治需要了。虞集写这样文章的时候，已是元之盛世、需要表彰忠烈之时了。此时此刻，写如此这般的文章，不仅不会违背上面的意旨，而且是甚合时宜、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了。因此，揭傒斯在《题昔剌使宋图后》一文中，极力称赞昔剌公和郝文忠，对于元代忠臣，也同样表彰了。
纵观元代散文，其文风大体有两种倾向。一是追踪韩愈，欲振唐风以济金、宋之弊，这由金末而入元的元好问大力提倡，其后学郝经也倾向于此，影响较大。再后姚燧又主张出入秦汉之间，于学韩的基础上追先秦、两汉，而“踵牧庵而奋”102的元明善与此取径相同。姚燧、元明善之后，张养浩、马祖常、吴莱等也是代表，而这一派的最大特点是对雄奇、劲健文风的追求。而有元一代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文风是学欧阳修的一派，尤其在中期以后在文坛占了统治地位，其为文风格是雍容正大、和缓平易。 “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味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103除了表现“盛世之音”主题的内在需要，考虑到其时程朱理学昌盛的背景，可以发现，这种文风的追求和理学中人对圣贤气象的追求在文化精神上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在元中期众文章大家的序跋之文中，多表现出对这后一种文风的追求。
虞集长于江西，学于江西，他说自己“予侨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于江西得无情乎？”104故对北宋江西文家，最为尊崇，曾说“言文者，未有先于江西”。105而对当世文章的不满，也刺激着虞集，其《刘应文文稿序》即云：
然习俗之弊，其上者，尚以怪诡险涩、断绝起顿、挥霍闪避为能事，以窃取庄子、释氏绪余，造语至不可解为绝妙。其次者，泛取耳闻经史子传，下逮小说，无问类不类，剿剽近似而杂举之，以多为博，而蔓延草积，如醉梦人，听之终日，不能了了。而下者，乃突兀其首尾，轻重其情状，若俳优谐谑，立此应彼，以文为事。106
正是不满于种种“习俗之弊”，虞集欲“脱落其鄙朴之质，振作其委靡之体”，107故引江西之文以求扭转此风，其后曰：
即江西论之，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曾南丰，非其人乎？执笔之君子，亦尝取其书读之。凡己之所为，合于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则己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盖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发于天资而已也。其通今博古，养德制行，所从来者远矣。108
事实上，虞集论北宋江西之文虽言曾、言王，更言苏，但评价最高并奉为楷模的，是欧阳修的文风，这在《刘桂隐存稿序》一文中说得尤为清楚：
昔者，庐陵欧阳公，秉粹美之质，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为文章，上接孟韩，发挥一代之盛，英华醲郁，前后千百年，人与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至于欧公，则闇然而无迹，渊然而有容，挹之而无尽者乎！109
对欧阳修推崇备至的还有欧阳玄，他是虞集之父虞汲的弟子，在朝数十年，与虞集互有呼应，迭主文坛，对元代中后期文风趋于雅正、舂容一路，影响很大。欧阳玄在《族兄南翁文集序》一文中说：
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为古也。窃怪近年江右士为文，间使四方学者读之，辄愕相视曰：欧乡之文，乃险劲峭厉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盖尝究其源焉。吾乡山水奇崛，士多负英气，然不免尚人之心，足为累焉耳。夫文上者载道，其次记事，其次达言，乌以尚人为哉？欧阳公生平于平心两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辈论读书之法，亦曰“平心定气”。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此其所以廉静而深醇也。夫文廉则不夸，静则不躁，深则不肤，醇则不靡。尚愿羽翼吾欧阳公之学以楷模后生，将见江右之文章，粹然为四方师表矣。110
欧阳玄称欧公之文“舒徐和易”，用“廉、静、深、醇”四字概括欧文“近道”的成因，又说“欧公生平于平心两字用力甚多”,这实际上是从修养、文章内容两方面入手认识欧文，也告诉学者如何学欧。
和虞、欧声息相应，扇扬欧文纡徐、平易之风而影响较大的，还有与虞集并称“儒林四杰”的揭傒斯、黄溍、柳贯等人，他们也得到了天下学士的普遍认同，一时间宗欧、学欧成为风气，占据了元中后期文坛的统治地位，而文章雍容典雅、平正中和的近欧、似欧，也成为了元代盛世之文的风格特点。揭傒斯《欧阳先生集序》中的一段话，指出了元代中期盛世之文的这种特点，“其为文丰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者，有典有则，可讽可诵，无南方啁哳之音，无朔土暴悍之气”。111其实，这正是自虞集、欧阳玄以来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点，体现着元文在纠正初期南北文派弊端后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也体现着“文擅韩欧”与“道从伊洛”的紧密融合后所达到的元文的本色。
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元曲作家们却是元代沉沦下僚、地位不高的一批文人，他们的生平资料很少为人所知，甚至许多人没有名字留传下来。现在很多元杂剧作家的生平创作资料为我们所知，是因为有了《录鬼簿》这本书，书的作者是钟嗣成。
钟嗣成（约1279-1360），字继先，号丑斋，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寄居杭州。一生累试进士不第，多与戏曲艺人交往。著有《录鬼簿》，记叙元杂剧前辈和同时代作家151人及其剧目，是研究元代戏曲的珍贵资料。在《录鬼簿序》一文中，钟嗣成为历来被正统儒士视为小道的通俗戏曲振臂一呼，表示要为杂剧作家立传存真。其文曰：
贤愚寿夭、死生祸福之理，固兼乎气数而言，圣贤未尝不论也。盖阴阳之屈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顺受其正，又岂有岩牆、桎梏之厄哉！虽然，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塊然泥土者，则其人虽生，与已死之鬼何异？此曹固未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为暴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塊然之鬼之愈也。予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迄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
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日《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至顺元年，龙集庚午月建甲申二十二日辛未，古汴钟嗣成序。112
文章开篇说了两种鬼：“已死之鬼”和“未死之鬼”，指出已死者自然是鬼，而活在世上的也有为鬼者。这未死之鬼中又有两种类型：酒囊饭袋的“塊然之鬼”和甘为暴弃的“漠然之鬼”。作者满怀激愤地认为碌碌无为尚不如醉生梦死，既然来世一遭，就应当有所建树，名垂青史。于是笔锋一转，提出一种超然众鬼之上的“不鬼之鬼”，他们无论是生是死，都能与日月同辉，和山川同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列举这种鬼时，于“圣贤君臣”、“忠孝士子”之外，又加上“高才博艺”的杂剧作家，而且尤以后者为重点。作者甘冒得罪于圣门的罪名，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戏曲作家大声疾呼，真可谓是具有坚定的开创意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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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王恽：《秋涧集》卷十六《追挽归潜刘先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五三）（南京：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卷一六二八，页246。以下引用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3 元初姚燧和卢挚以及稍后的元明善,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宗唐和返古的倾向，如姚燧曾自言学文从学韩愈文开始，他的一部分文章就有雄刚古邃之风，与韩文相似；卢挚在《文章宗旨》中也说：“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他还认为，韩柳虽为大家，“然古文亦有数”；元明善为文也主张“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元史》记他“早以文章自毫，出入秦、汉间，晚益精诣。”但此风并未形成巨大声势，更没有起到左右文坛的作用。具体可参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页383。
4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卷6，页296。
5〔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一八九，页4313。以下引用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1 刘勰著 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200。
2 同前注。
3〔明〕吴讷著 于北山校点：《文章辩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43。
4《全元文》（二），卷六九，页428。
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鲁斋遗书提要》，卷一六六，页1430。以下引用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6《全元文》（二），卷七二，页495-496。
7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页154。
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页1430，《鲁斋遗书提要》。
9《全元文》（二），卷七二，页494-495。
10 同前注。
11 同前注。
12 同前注。
13 同前注。
14 转引自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715。
15《四库全书总目》，《陵川集提要》，卷一六六，页1422。
16《全元文》（四），卷一二八，页252-253。
17《全元文》（四），卷一三六，页469。
18《全元文》（四），卷一二九，页302-303。
19《全元文》（四），卷一二九，页297-299。
20 转引自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716。
21《全元文》（四），卷一三六，页463。
22 同20。
23〔明〕宋濂：《元史》，卷一五七，页3709。
24《全元文》（四），卷一二九，页299。
25《全元文》（四），卷一二九，页300。
26《全元文》（六），卷一七九，页311。
27《全元文》（六），卷一七七，页260。
28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719。
29《全元文》（六），卷一七九，页290。
30 元代科举制本身存在着不利于汉族士子的规定，如名额由四等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均分，实际上不利于人数众多的汉族士子。元代还有两举不第，恩授教授学正和山长之例，但又规定享恩授的汉人、南人的年龄限在五十以上，而蒙古、色目人只限三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儒士们企求越过科举、直接进入仕途，就出现了大量的游宦之士。另，元代科举未行之前，儒士通常只能由吏入仕。但科举实施之后，吏员出职制度依然保留，这是元朝仕进多途政策的体现，也有保证吏员质量的用意，实际的结果又使元代的吏比唐宋时代吏的地位显得重要。但除特殊情况，由吏可跻要官、受显爵外，一般都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故绝大多数吏员往往一生都是沉沦下僚。而且基于历史上形成的偏见，儒士心向往于科举，往往不屑为吏。具体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页10-12
31《全元文》（六），卷一七九，页292。
32《全元文》（六），卷一七七，页245。
33《全元文》（六），卷一七七，页233。
34《全元文》（六），卷一七七，页231。
35《全元文》（六），卷一七八，页279。
36《全元文》（六），卷一七七，页241-242。
37 同前注。
38《全元文》（六），卷一七九，页312。
39《全元文》（六），卷一七八，页277。
4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九零，页4336。
4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九零，页4337。
42《全元文》（十二），卷四二二，页238-239。
43《全元文》（十二），卷四二二，页237。
44《全元文》（十二），卷四二二，页236。
45《全元文》（十二），卷四二二，页244-245。
46《全元文》（十二），卷四二二，页240。
47《四库全书总目》，《剡源集提要》，卷一六六，页1424。
48〔明〕徐师曾著 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132。
49《全元文》（二八），卷九二九，页505。
50 同前注。
51 同前注。
52《全元文》（十四），《三礼叙録》，卷四八八，页435。
53《四库全书总目》，《吴文正集提要》，卷一六六，页1428。
54 同前注。
55《全元文》（十四），卷四九五，页634-635。
56《全元文》（十四），卷四九六，页665-666。
57《全元文》（十四），卷四九五，页640。
58《全元文》（十四），卷四九五，页652。
59《全元文》（十五），卷四九七，页16。
60《全元文》（十五），卷四九七，页19。
61《全元文》（十九），卷五九六，页182。
62《全元文》（十九），卷五九六，页182-183。
63〔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二，页4022-4023。
64《全元文》（五四），卷一六四六，页6。
65 欧阳玄：《圭斋文集》，宋濂《圭斋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全元文》（三四），欧阳玄《虞雍公神道碑》，卷一一零四，页661。
67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806。
68《全元文》（三四），卷一零九二，页456。
69《全元文》（二六），卷八三七，页406-407。
70〔明〕宋濂：《文宪集》，卷二五，《金华黄先生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 同前注。
72 同前注。
73《全元文》（二九），卷九四九，页218-219。
74《全元文》（二九），卷九四九，页216-217。
75 欧阳玄：《圭斋文集》，宋濂《圭斋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全元文》（三四），卷一零九四，页496。
77《全元文》（三四），卷一一零零，页585。
7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附《吴莱传》），页4190。
79 吴莱：《渊颖集》附录，卷一二，宋濂《渊颖先生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 同前注。
81《全元文》（四四），卷一三六八，页100-101。
82《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二零，页131-132。
83《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二零，页135。
84〔明〕权衡：《庚申外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上。
85《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三五，页485。
86《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三五，页487。
87《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三五，页489。
88《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三五，页486。
89〔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文苑一·杨维桢传》，卷二八五，页7308。
90〔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32。
91《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三五，页490。
1〔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4。
2 同前注。
3 同前注。
4〔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四，页57。
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五八，页3711-3712。
6〔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五八，页3718。
7《全元文》（二），卷六九，页427-440。
8 以汉族儒生为代表的汉法派，在治国方针上主张应走传统的与民休息、抚平疮痍、恢复经济、轻徭薄赋的道路，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们与此相较起来，更重视的是物质利益，忽必烈在敛取钱财上过于急功近利，故他直接责成宰相过问财赋，宰相的最主要任务成了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以大量搜刮财富，忽必烈的几任宰相如王文统，尤其是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皆承当了敛财官的职责，而都以败亡。而传统封建国家宰相的主要职责是“在用人立法而已”，其实却是一个虚实相辅的职位，并不参与具体政策的实行。故，元代宰相制度实经常处于被讨论之大问题之列。
9《全元文》（二），卷六九，页442。
10《全元文》（六），卷一六八，页20。
11《全元文》（四），卷一二一，页76-78。
12 同前注。
13 同前注。
14 同前注。
15 同前注。
16〔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五七，页3709。
17《全元文》（四），卷一二一，页92-94。
18《全元文》（四），卷一二一，页85-86。
19《全元文》（四），卷一二一，页89。
2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五七，页3709。
21 同前注。
22《全元文》（三），卷一零一，页323-324。
23《全元文》（三），卷一零三，页332-333。
24《全元文》（三），卷一零四，页345。
25《全元文》（二八），卷九二九，页505。
26《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三，页9。
27《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三，页5-6。
2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四，页4059。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页1433。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页1433。
31《全元文》（九），卷二九九，页334-335。
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页1435。
33《全元文》（二十三），卷七零八，页39。
34《全元文》（二四），卷七七四，页634-635。
35《全元文》（二四），卷七六九，页562。
36《全元文》（二四），卷七七零，页563-578。
37〔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五，页4091。
38《全元文》（二四），卷七六九，页561-562。
39《四库全书总目》，《归田类稿提要》，卷一六六，页1422。
1《全元文》（二），卷七十，页446。
2《全元文》（二），卷七十，页447。
3〔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6。
4《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17。
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五七，页3709。
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页1422。
7《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13-114。
8《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16。
9《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28。
10《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46。
11《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18。
12《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32。
13《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20。
14《全元文》（四），卷一二二，页126。
15《全元文》（四），卷一二三，页164-165。
16《全元文》（四），卷一二三，页168-169。
17 同前注。
18《全元文》（四），卷一二四，页185。
19《全元文》（四），卷一二三，页153。
20 同前注。
21 转引自郭预衡著：《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715。
22《全元文》（四），卷一二三，页165。
23《全元文》（四），卷一二三，页163-164。
24《全元文》（四），卷一二三，页157。
25《全元文》（四），卷一二三，页158。
26〔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五七，页3709。
27《全元文》（四），卷一二五，页215。
28《全元文》（四），卷一二五，页213。
29《全元文》（四），卷一二五，页201。
30《全元文》（六），卷一六八，页30。
31《全元文》（六），卷一六八，页34-35。
32《全元文》（十三），卷四六二，页332-333。
33《全元文》（十三），卷四六二，页333。
34〔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21。
35 对于刘因所写那些为数不少的哀悼南宋和旧金的诗，更多的是表现了他对南宋灭亡和旧金败亡的历史批判，以及更深一层的对文化的哀悼，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南宋代表着文化，金也代表着文化，而这，在文化相对要落后很多的蒙古的攻伐和占领中，无疑是遭遇了劫难的。他是一个文化悼亡者。今录几首作为参考，《书事五首》其二：“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对宋的灭亡，更多地把它看做是历史上无数次亡国剧的又一次重演。《巫山图》：“朔风卷地声如雷，西南想见巫山摧。江南图籍二百年，一炬尽作江陵灰。” 《观梅有感》：“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居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原不为梅花。”简直就是在对文化衰落的一次次无比的哀悼和沉痛的祭奠。此观点参考了查洪德的论述，具体可参见查洪德：《北方文化背景下的刘因》，《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页71-82。
36《全元文》（十三），卷四六五，页405。
37《全元文》（十三），卷四六三，页355-356。
3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一，页4008。
39《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40。
40《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41
41《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42。
42《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43。
43《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44。
44《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47。
45《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五，页67。
46《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五，页66-67。
47《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三，页16-17。
48《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24。
49 同前注。
50《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25-26。
51《全元文》（十四），卷四七四，页37。
52《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五，页46。
53《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五，页60。
54《全元文》（十四），卷四七五，页65。
5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一，页4012。
56《全元文》（十四），卷四八三，页301-302。
57 同前注。
58《全元文》（十四），卷四八四，页325。
59 张晶：《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页385。
60《全元文》（十四），卷四八四，页311。
61《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七，页99。
62〔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九零，页4336-4337。
63《全元文》（十二），卷四一八，页122。
64《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七，页115。
65《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七，页110。
66《全元文》（十二），卷四一八，页124。
67《全元文》（十二），卷四一八，页125-126。
68《全元文》（十二），卷四一八，页129。
69《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七，页116-117。
70《全元文》（十二），卷四一八，页130-131。
71《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七，页97。
72《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七，页98-99。
73《全元文》（十二），卷四一八，页124。
74〔南宋〕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页26。
75 元代诗歌的崇唐返古（即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间既经历了对前朝诗风的反思和批判（方回论诗倡“一祖三宗”说，也正是因对宋季诗风的不满，而欲救其弊，只不过，他选择的是一条宋诗的道路，不入于众流，最终还是被有元一代宗唐的大潮淹没了），也经历了南北复古诗风的汇合；而又可以仁宗延祐年间为界，分作前后两期，延佑以前宗唐得古诗风由兴起到旺盛，延佑以后宗唐得古潮流继续发展。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页365-375，有具体论述，可参看。
76《全元文》（十二），卷四一八，页128。
77《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九，页150-151。
78《全元文》（十二），卷四一七，页100。
79《全元文》（七），卷二一一，页78。
80《全元文》（七），卷二一七，页208。
81《全元文》（七），卷二一二，页92。
82 转引自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937。
83《全元文》（七），卷二一二，页104-105。
84《全元文》（七），卷二一三，页118。
85《全元文》（七），卷二一六，页191。
86《全元文》（七），卷二一四，页134。
87《全元文》（十九），《刘孟质文集序》，卷五九三，页76。
88《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二，页25。
89《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二，页34-35。
90《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二，页41-42。
91《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二，页55。
92《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二，页22。
93《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二，页35。
94《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三，页72。
95《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三，页76-77。
96《全元文》（十九），卷五九三，页75-76。
97《全元文》（三十），卷九六九，页181。
98 同前注。
99《四库全书总目》，《文安集提要》，卷一六七，页1441。
100《全元文》（二八），卷九二零，页348。
101《全元文》（二八），卷九二零，页364-365。
102《全元文》（二四），张养浩《元公神道碑》，卷七七六，页661。
103《全元文》（二六），虞集《李仲渊诗稿序》，卷八二七，页223。
104《全元文》（二六），虞集《刘应文文稿序》，卷八二零，页120。
105《全元文》（二六），虞集《刘应文文稿序》，卷八二零，页119。
106《全元文》（二六），卷八二零，页119。
107 同前注。
108 同前注。
109《全元文》（二六），卷八二零，页110。
110《全元文》（三四），卷一零九二，页455。
111《全元文》（二八），卷九二二，页391。
112《全元文》（三一），卷九九一，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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