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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曰：“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1就是说圣贤们遗留下来的著作叫做经典，解释经典、阐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论。又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2 本之以儒家经典，使“圣意不坠”这一点，这正是元代大多数儒者论辨之文的共同特点。分而论之，又有“论”和“说”的同中不同。元代以“论”名篇者，多为纯粹理论之文，大抵申之以天理，归结于先圣遗言，而己发明之，这类文章当时虽为其人成其家立其名之作，但今天看来，已很难还有可观者。而以“说”名篇者较多也多有可观者：本之儒道，阐明性理而摒弃老庄异端者有之；为人之堂、室、厅而说者有之；名说、字说者有之。概“说”类之文，正如吴讷《文章辨体?说》类序中所论：“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卢学士云：‘说须自出己意，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赡为上。’”3 正因为“说”大多能自出己意，故可以横说竖说，可短可长，反而比“论”类留有更多的可观可爱之作。其他如辨、解、原皆有，但数量不多，也鲜有可以比之于异代而同体之文。倒是为文极自由而不矩于规的王恽，其《东西周辨》、《谤解》稍可差拟。
第二节 元代论辨之文
元初，许衡身为汉儒而仕于元，不囿于传统儒家之夷夏之变，而又能持有儒者之道德底限，许衡这一为人特点在他的论辨文中正有体现。
许衡(1209-1281) 字平仲,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先往来河洛之间，后居苏门，与姚枢、窦默讲习程朱之学，为北方学理之大宗。中统元年（1260），被召至京师，为国子祭酒。未几，谢病而归。至元二年（1265），复召至京师，受命议事中书省。言事献策，《时务五事》即为此时所止，皆得到嘉纳。八年，为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创立国子学。十年，辞归。十三年，再召至京师，修《授时历》，以疾归。十八年，病卒。《元史》卷158有传。著作有《鲁斋遗书》。
元代儒学的关键人物赵复，虽传道但并不出仕，他鄙薄事功，强调修身，甚至坚持夷夏之辨。相较之下，许衡曾四至京师，再为祭酒。时进时退，并不绝意仕进。应该说，许衡之在元初，更有代表性，身为汉人，又为大儒，但与时俯仰而并不囿于夷夏之辨。许衡之在元初，号称开国大儒，又为天子所重，参与国之大政，故其为文大抵本之儒道，且多言事功。本来不借文章名世，故其文之为时所称者，也正是议事中书省时所上之疏。其中有云：“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4 这样的文章，正是本之儒道，而全为巩固现存的政权服务。许衡此类文章，放入奏议之类，于此不多论。
许衡也有纯论义理之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如《大学》、《中庸直解》皆课蒙之书，词求通俗，无所发明。”5证以今之所见，其《小学大义》讲“修身必本于敬也”，《大学要略》说“修身在正心”，《论明明德》讲“持敬之大略”，观之确明白如话，但道理不过发人旧论。
许衡有一篇《辩说》很能代表他的为文特色。其中写道：
辩，欲其信也。辩而后信，未若不辩而信；辩而不信，尤未若不辩之为愈也。辩之要，在于自克，自克则喻，喻则无事于辩矣。偶或未喻，则尽其心，善其说，以恳道之，尤或未喻，不强也。幸而开悟，则归美而加敬焉；晦其痕迹，使人不知其出于己也。此辩之善也。虽然，辩出于不得已，得已而不肯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则难信，难信则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辩之，辩之愈力而愈不信，较胜不已，至于忿争，敌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败也，尤悔辩之不至，此岂辩之不至？辩之已甚也...... 6
昔孟子答公孙丑问好辩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7 其后又历叙古今治乱相寻之故，洋洋洒洒，辩之也甚。许衡此文与之不同，而是本于儒者之内心修养，持正据理，发而为论，则理顺言宜，读之觉如凿凿之论。不以气盛，而以理明，这样的文章，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其文章无意修词，而自然明白醇正。”8
许衡还有一篇史论之文《子玉请复曹卫》很有特点，开篇即作惊人之语：
论君子者必以德，论小人者必以诈。以德度德，则君子之优劣见焉；以诈较诈，则小人之胜负分焉。德也，诈也，虽有善恶之特殊，然各就其中间论之，则未始不以深造者为得也。为君子者，而不至于善之长；为小人者，而不至于奸之雄，则未有以过人者。9
讲小人必以“诈”之“深造者为得”，否则“不至于奸之雄”，“则未有以过人者”，确是大胆之论。其下又说：
以诈力之浅者，角夫诈力之深者，是犹以瑕而攻坚，以弱而制强，吾未见乎其可也。......自周襄以来，世以诈力相高，然其诈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过人之才焉。识虑浅而不险者，不足以为诈，故伯比之间随也，遗其祸于数年之后。喜怒轻而不弘者，不足以为诈，故勾践之灭吴也，忍其心于屡请之时。10
又具体分析论到城濮之战说：
彼文公君臣，巧谲万变，自古为诈之人，未有出其右者。11
彼文工君臣，自古为诈之雄也，所以楚国必败，但文章接者一转，说：
噫！诈力之浅者，见挫于诈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烦吾儒之议。12
并发而为论：
吁！可怪也。三纲倒置，人伦不明，而君子以为寒心。城濮之战，万不可胜，政使偶而或胜，则得臣他日恃功专恣之货，必有甚于丧师之惨矣。世之诋霸者，犹以尚功利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为，横斜曲直，莫非祸端。先儒谓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货殃。13
开端作惊人之语，似是通达，而文章最终还是归依于儒者的正统观念，得出“王道之外无坦途”，“仁义之外无功利”的感叹，儒者之文的思想也只能到此为止。
郝经长于议论，故其论辨之文皆有可观；不同于某些儒者之议的是，郝经的议论之文都写得很有词采。陶自悦《陵川集序》称郝经之文，“性理得之江汉先生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14可见他一方面继承了理学传统，另一方面为文也曾受到元好问的影响，一身兼得其传，也就成了元初儒者之文的代表作者。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家世业儒。居家贫穷，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张贾二家藏书万卷，经得以博览。值元兵南侵，经条陈方略，为忽必烈器重。忽必烈即位后，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使使宋.时宋相贾似道曾私与蒙古言和,恐经至而事泄,乃拘经于真州,凡十六年.至元十一年（1274）始得放还。明年病卒，年五十三。谥文忠。《元史》卷157有传。著作有《陵川集》等。
《四库全书总目》对郝经的气节和学问皆很称赞：“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著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15此皆奠定其大儒地位之文，其《论八首》论道、命、性、心、情、气、仁、教、，皆本之程朱理性之学；《辨微论》论异端、礼乐、学、经史、厉志、时务，其论学有一篇《辨微论?学》云：
大人君子之为学所以安天下;小人之为学异乎此，所以乱天下也。......故学之以乱天下,不若不学之为愈也.呜呼！后世之学又异乎此矣。既不能至于大圣，又不能至于大奸，又恶其名而不能为之不学。或徇时为骫靡之文，或为人为纤巧之利，或射利而为琐末之业。既不能安天下，而亦不能乱天下，孳孳骫矻矻，学之而而无用，为之而无益。16
这样有关世道人心的议论，就不仅仅纯粹是理学家的道德文章了。
在另一篇论学的文章《学难》中，郝经对世人排挤、打击有志于学之人的描述，更是触目惊心：
学之无难也，前代之无难也。学之难也，今日之难也。非唯其难也，而又无无学也。曷难乎？辟雍亡而乡校毁矣，公议废而纲纪坠矣，廪禄绝而廉耻缺矣。......虽有特立独行不倚之士，不待文王而兴，捐饥馁，战寒暑，不由师傅，不顾流俗，不徇虚文，卓乎其不挠，确乎其不拔，轻势利，断嗜欲，斥诞幻而后横骛，弃偏驳而高蹈，欲存其所余，而保其固有者，犹嘎嘎乎其难也。而又指讦以为异，谤讟以为非，排之固而挤之力，巧为之机，而毒为之中，莫有一煦湿濡沫，为接绠引手者，下石而溺灰者皆是也。又孰为之作成，孰为之训诲哉！必使其颠踣溃乱，箝其口而不言，桎其足而不动，如是而后已，则所存者几何？其亦必亡矣。故为自难也。一有学者，而琢丧之如是，故谓之无学也。17
非有切肤之痛，不能有此深切之言。
郝经有两篇论文之作，提出了自己的文论主张。在《文弊解》18 他曾说“事虚文而弃实用，弊亦久矣。” 故为文主张“唯实是务”，“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又说“六经无虚文，三代无文人”，而“后世文士，工于文而拙于实，衒于辞而忘于道义”；而在《文说赠孟驾之》19 一文中又对“工于作文”很不赞成，提出“文可顺而不可作也”，他说“物感于我，我应之以理而辞之耳，岂校其辞之工拙哉”。又说“不作不为，万里皆备，推而顺之，文在其中矣。故文作于人而穷于人，人亦作于文而穷于文。呜呼！文穷人邪？人穷文邪？”这自是理学家“文以载道”观的延续，郝经身为大儒，自不能免入此窠臼，而且其所论着眼于只一心讲求辞章而不论义理的“虚文”；但其为文不必如此，今纵观他的文章，还是颇工于辞章、“工于作文”的。陈凤梧为《陵川集序》曾说郝经之学，“自六经诸子历代史传至天文度律，无不淹贯通达。”20 就是说，他的学问广而杂，不同于某些道学家。因此，他的文章也和某些道学家不同。参以郝经所长之议论文，写得很有词采，自不同于某些儒者之议。《内游》一文，即可为例。其开始一段云：
昔人谓汉太史迁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深雅绝，超丽疏越者，非区区于文字之间而已也。迁居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南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湘，讲齐鲁之都，过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还于河洛。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然后吐而为辞，笔而为书。故尔欲学迁之文，先学其游可也。余谓不然。果如是，则迁之为迁亦下矣。勤于足迹之余，会于观览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气，仅发于文辞而不能成事业，则其游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游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记》一书，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故欲学迁之游而求助于外者，曷亦内游乎？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余、观览之末者所能也。21
文章强调内游，否定外游，讲“持心御气，明正精一”主张内心涵养，而否定社会实践，自是儒者偏见。但文章写得跌宕起伏，文气充足，本来无理，但在如虹的气势之中却显得似乎有理。
陈凤梧在《陵川集序》中论郝经之文又云：“故发而为文，汪洋滂沛，如大河东注，一泻千里；抑扬起伏，如太行诸峰，层见叠出。盖积之深而发之盛，理固然也。” 22 也就是《元史》本传所说，郝文具有“丰蔚豪宕”23 的特点。《让说》、《养说》即鲜明地体现了郝经的这种文风，其《养说》云：
人皆可以为大也。唯其忽之而自暴，委之而自弃，狭之而自小也，是以固滞戕贼，窘束流溺，卒不能以之大。夫人之性，天之理也。其气，则一元之气也。其形，则五行二气萃其精而结之者也。其心，则官天地，府万物，一智周知，泛应无量，如是之大也。有其大，必养之以充其大。不能养之，何以充之。故古之大圣大贤，莫不有以养之者。尊养时晦，时纯熙矣，此武王之所以养其武也；“公孙硕肤，赤舄几几”，此周公之所以养其圣也；三省其身，犯而不校，此颜、曾之所以养其贤也；至大至刚，养而无害，浩然塞于天地间，此孟子之所以养其气也。由此观之，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嗟夫！吾众人者，去古之大圣大贤也远矣。古之大圣大贤，皆知所以养之者，吾众人者，乃不知所以养之，卒为小人而不能大也，卒为下愚而不能圣贤也，昭昭矣。......24
接着文章由论养气而养性、养心、养情、养体、养本、羊节、养度、养智、养习、养行，这样，“虽小而可以大，虽愚而可以智，虽凡夫而可以至于圣”。但文章接着笔意来一大转折：
天地付吾者大，而吾自小，可乎哉？呜呼！是特不养自小之而已矣，犹无足深憾也。如蔽匿以养其奸，文饰以养其过，岩深以养其恶，掩覆以养其机，朴野以养其诈，高抗以养其傲，缔构以养其党，纵肆以养其淫，执锢以养其偏，绞切以养其毒，以是而养之，小而丧身，大而败国，又大而乱天下，不若不养之为愈也。故养一也，有可者，有不可者。可者养之，不可者去之，不可不慎也。25
可谓出人意表。这篇文章大量采用排比的修辞手法，气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语言也非常精炼明块。这样的文章，谓之“不工”，不可；谓之不讲“辞章”，亦不可。可见，郝经虽然很不赞成“工于作文”，而实际上还是“工于做文”的。
王恽论辩之文在元代文家中很有特色，自成一格。正如其以记名篇的游记之文，有大量山水风景的描写，这在元人之记中已是少见的特立之例。其论辨之文同样少人言亦言之通病，而多灵动之短篇小制，时有过人之见。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河南）人。中统元年（1260），姚枢宣抚东平，辟为详议官。又选至京师，为翰林修撰。至元五年（1268），拜监察御史。十四年，为翰林待制。又历任河南、山东、福建等地方官职。二十九年复起为翰林学士。大德五年致仕，八年卒。《元史》卷167有传。著述甚多，有《秋涧大全集》百卷。
王恽事新朝不遗余力，史称恽直到晚年，仍上万言书，“极论时政”，献《守成事鉴》。在《二马图说》中王恽有如此之论：
呜呼！马，臣类也，食三品蒭豆，直立内仗，一鸣则黜之矣。其或猥靡为心，取媚于上，以速见知，皆非马之德也。然则马之为马，如之何而可？曰：有受策服劳，不有其力，以报芻秣之恩，庻几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之养也。26
将臣事君比之于马之受御，自贬若此，无非主张为人当有用于世，其《贱生于无用说》一文即云：
万物盈于两间，未有一物而不为世用者，况人乎？人之为物，得气之全而灵之最者也。苟自暴自弃，不为世之所用，非惟反不及物，而贱之所由生也。彼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物类之极贱者也，然一旦与用适宜，顾惟毫末可以愈奇疾；应时需，即与王札丹砂赤箭青芝并芳而同贵。贵生于有所用故也。彼衣敝缊袍并夫华簪盛服之士，贵贱故有间矣，其所以秉有灵彝物备于我者，则不殊也。故为士者乌可恶其居贫处贱、戚戚然世之不我用也？要当明德志学、思求其致用之方可也。27
这样的文章，和唐宋先辈的同类文章相比，显然大不相同。“唐代文人，怀才不遇，曾不胜其忿。宋代文人，忧国忧民，自视甚高。对于‘才高位下’，都曾深致不满。”28 而王恽此文却说士之“居贫处贱”，不可怨叹“世之不我用”，而应反求诸己，“当明德志学、思求其致用之方”。这样的文章正反映了元代的时代特色，宋之道学的深入影响和元以异族入主两方面，造成了元代此类文章的特点。但王恽也要求当政者要知人善用,他从朝庭一面，强调要选用人才，以使人才得用。如在《儒用篇》中云：
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赵、姚、商、杨、许、三王之伦，盖尝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固虽圣神广运于上，至于弼谐赞翼，俾之休明贞一，诸人不无效焉。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予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重轻，用与不用之间耳。” 呜呼！国之所以为国者，有其人也。......29
但在元代士人之求用并非易事。由于科举长期废置，即使偶有实行，也是时断时续，且规模比之前代小之又小，又对汉人有种种限制。元代文人由科举而入仕很难，因此产生了两大现象，一是大批人由吏员而出职，吏在元代的政治生活中尤其重要；二是宦游之风在元代大行其道。30 王恽有一篇《吏解》就指出了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弊端：
今天下之人，干禄无阶，入仕无路。......故三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笔。无几，顾而主书，重至于刑宪，细至于词讼，生死屈直，高下与夺，纷纷藉藉，悉出于乳臭孺子之手，几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为县、为州、为大府，门户安荣，转而上达，莫此便且速也，人乌得不乐而趋之？31
王恽也并不赞成为人汲汲于用，以至竟不顾廉耻，在两篇不以论明题的短章中，王恽即有感而发。其《鹘叹》曰：
昔有渔于河滨者，见一鹘搏一禽于沙渚间，禽逸而鹘不起。良久，渔者往视，鹘已死矣。彼念之曰：“鹘之鸷，击性也。一举而坐空拳，遂愤而毙，有志士之烈焉。夫士怀才负气，求用于世，倘时不我合，人不我知，则纳履而去之。岂若小人之求之也，不以无耻为耻，专以患失为事，千思百计，阿匼取容，虽僇辱在前而不顾，期于必得，老死而后已，岂不贻伊鸷之忸哉！”余闻其说，甚有合于吾平日之所行者，遂著之篇，以见微意云。戊子岁重九后一日书。32
“志士之烈”与“阿匼取容”之“小人之求”，两相比照，作者之取舍在反语之讽中不言而喻。这就大异于《贱生于无用说》中所表达的思想了。在另一篇《鱼叹》中，因看到群鱼趋火而争入网中竟不愿出，不禁感叹士之出处：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庭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冒昧行险，趋利而不知异于斯乎！33
王恽另有一篇论文之短章《文辞先后》，乃颇有心得之言：
文之作，其来不一：有意先而辞后者，有辞先而意后者。意先而就辞者易；辞先而就意者难。意先辞后，辞顺而理足；辞先意后，语难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学者最当知之。34
如上所举之《鹘叹》、《鱼叹》之短章，横说竖说，不拘于儒者之囿，皆正是“意先辞后”之作，故能“辞顺而理足”。
王恽还有一些或自明心志，或劝示子孙的文章，皆可谓“辞顺”而入情入理之作。如《俭训》中自念：“顾余生事，四民之业，一无所营，而终岁所耗如此，造物者斡旋供应，亦以劳矣，吾何德以堪之？復欲终日望望然致室之完美，此心断不可萌。”35 其以长者之语，谆谆教导后辈小子要勤俭，既是教人，亦以自警。 又如《僮喻》中所说：“躬耕力穑，本吾家素业，税驾垅亩，固分所宜。”36 又记曰：“暮归得新麦斗余，僮奴辈既饭放啜，顿失菜色，为一快也。”37 其情状宛然可爱，如在目前。这样的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正如王恽在《稼斋说》中所说“然进而怀静退之心，不犹愈于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欤！”38 由此可见，尽管王恽在元代初年，上书万言，“极论时政”，奉献新朝，不遗余力；但通观所作，其内心矛盾，也非绝无，故有归园之念，也时有“静退之心”。究其根源，未尝不有身陷官场，有感其险恶之因。在《谤解》一文中，就极力写了诽谤者之阴毒难防，确实是身处官场的切身体会：
谤之惑人深矣！公孰与制，私无以胜，其说至肆行而不少惮，以阴挤而为阳助，被之者鲜克自处，欲弭之而无术也。呜呼！世教下衰，友道日坏，私好恶者，爱之者欲其生，憎之者即其毙。口溢金兰，心包鬼蜮，谨其藏，已射其形，亟为防，已噂螫其毒矣。轻则噂沓背憎，浸润肤受，妄生事端，横造异议，忘我大德，利彼小私，倾良惠奸，伤公害义。39
议论而以愤气出之，也可见王恽之文的另一种风格。
王恽有一些讲为人之道、论学问之途的文章，如《钝说》、《屏杂说》等，皆本之儒道，议论平稳。
有元一代之史论之文，戴表元颇用力而有佳作。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宋咸淳中登进士第，教授建康府。大德八年（1304），表元年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拜信州教授，再调婺州教授，以疾辞。表元晚年，翰林集贤以修撰、博士二职论荐，老病不能起。年六十七而卒。《元史》卷190有传。著作有《剡源集》。
《元史》本传称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苶而辞骫骳，骫骳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腐朽为神奇。”40 “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一人而已。”41
表元于读春秋战国一段历史之时，概颇多感触，故发而为文，作史论十数篇。其中之《蔺相如列传》颇可见表元之见识，其文曰：
世言蔺相如持空言与秦争璧，璧还而终不免，赵于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诸侯，非皆以其能也。诈胁之所得，较于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则夫今之视赵，其意岂止于区区之璧哉！秦诚积强之国，见诸国皆有一脉之不绝者，人虽危而不即死；有一贤之可奋者，国虽败而不即亡。秦诚积强之国，见诸国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则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岂为一璧之重轻乎？吾观相如，盖战国豪俊有谋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矣。故能横躯授命，而知秦刃之不敢加；强辞；临盟，而保赵驾之必可返。不然，秦昭王之无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于赵，何爱于相如哉？盖尝考之，相如之为赵，不但外以口舌折秦，盖诸将之与赵始终而能为秦畏者，有三人焉。廉颇固相如之所逊，赵奢晚而与之同位，李牧知名进用，计当亦在相如之时。使相如但以空言为强，而无待秦之实，则秦之加于赵，必不若是恕矣。故曰相如者，战国豪俊有谋之士也。独怪赵以相如之贤，所推将适皆一时名杰，自不可为无人之国。再传之后，相如未死，已不救于长平之事。奢以子败，颇废牧诛，然后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尽，而赵亦亡。虽曰废兴使然，观国者可不为寒心乎！”42
既对蔺相如的“豪俊有谋”大加赞赏，又对有“待秦之实”的三位大将寓以肯定，而且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强秦的不满，可谓面面俱到，说理透彻而态度鲜明。
其他，如《乐毅列传》说“战国之君臣，未有能以义始终者”；43《范雎列传》评秦由所兴之三位功臣说“商鞅以欺，张仪以奸，范雎以仇”；44《商鞅传》45 中对商鞅批评尤烈，更将以武力统一六国的秦称之为夷狄，未必非有所指；《田单列传》中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盖多杀人以立国者，其国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国乎哉？”46 其中的深意自不待言。但因为是评述历史，表面上不涉现实，也就形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间事摩画而隅角不露”47 的特点，但“不露”并非“无隅”，其中的微言大意大可体会。
徐师曾《文体明辨?说》类序有曰：“要之傅于经义，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48“ 傅于经义”，吴澄作为一代大儒，自可当之；“更出己见”，吴澄也有大可称之者。
吴澄（1249-1354）--澄亦作澂，字幼清，晚字泊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历史称其早年用力于圣贤之学，举进士不中。至元年间，程矩夫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至大年间，召为国子监丞。皇庆元年，升为司业。后亦辞归。至治年间，迁翰林学士，太中大夫。预修《英宗实录》。书成，即以老而归。天历三年卒，年八十五。《元史》卷171有传。生平事迹揭傒斯所撰《吴澄神道碑》亦记之。著作有《吴文正集》百卷。
揭傒斯所撰《神道碑》云：“皇天受命，天将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49 又说“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之时，“则年已五十余岁矣。”50但又说“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51 这里将许衡和吴澄相提并论，都称真儒，都是“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指出了吴澄人品的一个特点。这样的人品，作为文章，其思想倾向，也自与许衡相似。其以理学知名，文章乃其余事，这一点也和许衡相似。今观吴澄《四书叙录》、《三礼叙录》、《孝经叙录》、《中庸纲领》、《原理》、《无极太极说》诸文，自是其立学之基，也可见其学问之根柢。在学术史上，吴澄将《仪礼》之经、传加以区分，“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52于此其功甚大。
但许衡、吴澄二人之文也不尽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曾以许衡、吴澄二人相提并论，说：“衡之学主于笃实以化人，澄之学主于著作以立教。”53 “衡之文白明质朴，达意而止；澄则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54就是说，吴澄较之许衡，文章更富文采。现在看来，吴澄虽与许衡同样原本道学，而其所为文章，确比许衡更见功力。其所作《致慤亭说》即相当典雅：
墓焉而体魄安，庙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其亲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与体合；而其死也，神与体离。以其离而二也，故于其可见而疑于无知者，谨藏之而不忍见其亡；于其不可见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见其存。藏之而不忍见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见其存，祭之到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后，迎精而返于家。方其迎精而返于家也，一旬之内，五祭而不为数，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丧而迁于庙也，一岁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庙，庙有主。祭之礼，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亲之体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近代所谓祭者，乃或隆于墓而略家。......余尝适野，见车马塞道，士女盈盈于墟墓之间。少长咸集，攀号悲泣，仿佛初丧之哀，未尝不嘉其孝诚之笃，而亦不能不叹夫古礼之泯也。55
此等说经议礼之文，求源于古之礼仪，又能有波有澜，不呆板凝滞，确可见其为文之功力。相较之下，虞集的《致悫亭记》就远不如此了。虞文以记名篇，亦说古人祭祖之前，则须登亭致思，以寄寓其不忘孝心。而作者为梁君写此亭记，亦不过是表彰梁君父子明乎礼义，使同乡之人，有所“取则”，文意只能到此。
吴澄为文，一般不作枯燥的理学说教，而能将道理和词章很好的统一起来，如《虚舟说》：
大概庄老氏之学，以无心待物，若无主之舟然，任其汎汎于水中，虽偶触他人之舟，而人不怒，以其无主而非有心故也。待物一皆无心，倘或伤于物，物亦无憾于我，故曰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虽有己，而己无心；虽有舟，而舟无主，是之谓虚。虚舟者，虚己之喻也。其远害之计高矣，而终不及吾圣人之中道。吾圣人之舟，有主而实，非如彼之无主而虚也。然操之于节度，行之于空隙，百艘並进，狭涧相遇，其舟亦无所触。既无所触，谁其怒之？彼无主之虚舟，固为无心，而亦有时触人之舟。人虽不怒，心实不悦。吾圣人之舟，未尝有触于人。人不惟无怒于心，而其中亦无不悦之意。盖庄、老以无心待物，圣人以公心待物。其心公，虽曰有心，亦若无心。56
尊儒而抑老，是吴澄的文章中常见的思想倾向。既使是此种议理之文，同样不是质直言理，而是巧妙设譬，精于结构，于此也可见吴澄较之许衡，文章确实更富文采。
其《收说游说》一文所论乃有元一代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宦游，由于没了科举这条进身之阶，而由吏出职又艰且有耻，故士人游风大盛，吴澄对此大为不满：
若夫游于今之世，则异是。上之人无所资乎尔，下之人无所畏乎尔。于身既不可以骤升，于财又不可以苟得。叩富儿门，随肥马尘，悲辛于残盃冷炙之际；伺候公卿，奔走形势，侥幸于污秽刑辟之地。不过如子美、退之所云，其可哀也夫！而好游者诿曰：“吾之游，非以蕲名，非以干利，将以为学焉尔。”是大不然。......如欲为学，私淑于艾于古圣遗言可也。不求之于此，而求之于游，伥伥欲何之乎？......将游于四方，予劝之息游而归读祖父所收之书，作《游说》。57
其《永愚说》之论柳宗元，也可谓有得之言：
凡自以为愚者，往往出于愤激，非由衷也。柳子厚少已崭然露头角，自恃其智，何如也？未几一斥不用，于是不胜其愤激，而假托于愚，溪、池、亭、岛，悉以愚名。此岂由衷之言乎？58
字说之文在元代虽多，写此类文章者也不少，但佳作并不多见；而以吴澄所作为最多，亦为最佳，妙文时见之。如《陈幼实思诚字说》：
陈幼实请更其字，字之曰思诚。人之初生，已知爱其亲，此实心自幼而有者，所谓诚也。爱亲，仁也。充之而为义、为礼、为智，皆诚也，而仁之实足以该之。然幼而有是实心，长而不能有，何也？夫诚也者，与生俱生，无时不然也。其弗能有者，弗思焉尔矣。五官之主曰思。孟子有云：“思则得之。”周子亦云：“思者，圣功之本。”思于行之先，则能知其所当知；思于行之际，则能不为其所不当为，所以復其真实固有之诚也。幼实之资笃实，而不已于学，其进于是也盖不难。大哉思乎！其学诚之阶梯乎？59
“幼”而有“实”，“诚”与生俱，长而不能有，弗“思”焉尔，名字中“幼”、“实”、“思”、“诚”四字皆所论，而最后归结于“思”，“大哉思乎！”可谓即切了字说之体，又出之以谆谆教导之心，并非敷衍应对之文。
又如《陈文晖道一字说》：
陈文晖字道一，或议其名与字之不相当。袁用和与之厚善，以问于予。予曰：人之践行者为道，道非物外幽隐之事也。道之著见者为文，文非纸上工巧之言也。明乎此，则知文之炳焕而晖，即道之贯彻而一也，恶得谓之不相当也哉？世之人论文则沦于卑近，论道则骛于高远，往往离文与道而二之。失之于卑近，俗儒之词章尔；失之于高远者，异端之虚寂尔。吾圣人之所谓文所谓道不如是。散而为晖，敛而为一而已矣。显微无间，斯之谓欤？用和曰：“请书此以为字说，而遗道一，可乎？”予曰：“可。”60
在字说中论道与文之关系，要求道与文合一，这就纯粹是借题发挥之作了。
赵孟頫的论辩之文大抵皆为自写其心，故文如其人。读其文，必先知其人；知其人，才能更好的理解其文外之义。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送雪道人。宋宗室秦王赵德芳的后裔。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年十四以父荫补官，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力学。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到江南访贤，孟頫与吴澄等同被推荐入朝。吴澄旋即辞归，而孟頫入为侍从。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二十七年，迁集贤直学士。孟頫此时颇得天子赏识，但为某些朝臣所忌，因此，请求外放，曾经出任济南、江浙等地方官职。至大三年，复召至京师，为翰林侍读学士。延祐三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甚被优遇。孟頫这时一面感恩知己，为诗颂圣（有《欣颂圣祖皇帝圣德诗》），一面“重嗟出处”，请求“归休”。延祐六年（1319），得以南归。至正二年去世。谥文敏。《元史》卷172有传。著作有传本《松雪斋文集》，今本有《赵孟頫集》。
孟頫作为皇帝后裔，文学教养相当全面，具有苏黄以来很多文士的特点。诗文书画，无不擅长；又通音乐，且精文物鉴赏。是个多才多艺的文人。孟頫最为世人所知者，在于书法，其书雅俗共赏，所以最有称誉。而孟頫文章特点，正与其书法相似，亦肖其为人。他有一篇《五柳先生传论》，其文有云：
志功名者，荣禄不足以动其心；重道义者，功名不足以易其虑。何则？纾青怀金与荷锄畎亩者殊凸，抗志青云与徼幸一时者异趣，此伯夷所以饿于首阳、仲连所以欲蹈东海者也。矧名教之乐，加乎轩冕；违己之病，甚于冻馁。此重彼轻，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61
虽名为“传论”，实发己感。由于以宋王孙的身份仕元，孟頫备受同僚猜忌，也尽尝人情冷暖，本文也正反映了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和矛盾心态。其称伯夷鲁连，表明志在远举；但既已出仕，则悔之已晚。“违己之病，甚于冻馁”，乃是深有体会之言。同样的思想情感，在《送吴幼清南还序》和《缩轩记》中也都有所流露，一序一记，一称赞吴澄能举而复去，一对戴表元退隐山湖心向往之，仕而思退，心虽相同，而行动和缓。为人如此，发而为文，亦如其人。故其行文亦平易、和缓。但其内心并非是平坦的。不仅出仕、归隐交战于胸，而且对于人情世态，因有所感于己，也有积愤。《夷斋说》一文就表现了这一特点。夷斋本是田君润之所居之室，孟頫为说，先从“夷”字引发了如下之论：
夷与险对者也，尝试言夫险者，则夷之义自见。今夫天下之险，无逾于水。水之险则有吕梁、滟滪，若江若河，以至于海，而水之险极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尽，则若履平地。其或至于颠覆，盖有幸不幸存焉。若夫人心之险，又非水之能比喻也。谈笑而戈矛生，谋虑而机阱作，不饮而醉，不鸩而毒，同则刎颈胶膝，异则对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锱铢之利，毫厘之念，使人上下乖，骨肉离，险之祸可胜言哉！田君无是也，则名其斋曰夷，不亦宜乎？62
田君以“夷”名斋，用意未必如此；孟頫发为此说，全是借题发挥。由此来看，孟頫文章和缓平易之外，有时亦有愤辞。《元史》本传说他“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63 从其全部作品来看，有不然者。
元代进入仁宗朝后，其时距宋亡已三十余年，新一代文人可以说是完全生于大元、长于大元。而元王朝的统治也已十分巩固，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得到发展，出现了一时的繁荣局面。尤其是延佑二年终于开科取士，汉族文人的一个心病总算得到了解决。因此，从各方面来说，元朝都已经进入了“盛世”时期。而盛世之文自是有不同于已往之处。王理撰《国朝文类序》即云：“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车书大同，风气为一。至元、大德之间，庠序兴，礼乐成，迄于延祐以来极盛矣。”64“盛世之文”在内容上表现为“羽仪斯文，黼黻治具”，65为文风格上的特点则是纡徐雍容、涵淳茹和，一派平易正大。此一时期的著名文家，最能代表一时风气的有袁桷、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欧阳玄、苏天爵等。无论是号为“儒林四杰”（柳贯、黄溍、虞集、揭傒斯），还是称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都是对这个盛世的自诩和认同。
最能代表元代盛世之文的作者是虞集。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祖籍蜀郡仁寿（今属四川），宋亡，其父伋挈家移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大德六年，虞集以荐至京师，授大都路儒学教授。泰定初，除国子司业，累迁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朝累迁奎章阁侍书学士，曾预修《经世大典》。时朝廷典册，多出其手。后谢病归临川，至正八年卒，谥文靖。《元史》卷181有传。生平为文多至万篇，著作有《道园学古录》等50卷。
虞集父伋与吴澄为友，集曾受学于澄。至京师，与袁桷交友甚密，相与切磋文章。他在朝为官凡三十年，主要任职于国子监，有师长之位，经其引荐或出其门下的文士甚多，“当世文士，尝经论荐，后皆知名”。66延祐初，揭傒斯入翰林国史院，即经他引荐。仁宗至文宗朝，聚集在虞集周围的知名文家，先后有揭傒斯、杨载、许有壬、黄溍、柳贯、欧阳玄、苏天爵等。在元中期，虞集是绝对的文坛宗主，影响最大，“元文之有虞集，陶铸群材，主持风气，如金之有元好问”。67
虞集生当元代一统天下的太平之世，其文颇能反映这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正如欧阳玄在《雍虞公文集序》中所说：
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时雍虞公方回翔胄监容台间，吾乡有识之士见其著作，法度谨严，辞指精赅，即以他日斯文之任归之。至治、天历，公仕显融，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赠言，如获拱璧。公之临文，随事酬酢，造次天成，初无一毫尚人之心，亦无拘拘然步趋古人之意，机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源，各识其职。......68
这就是说，虞集的文章，已经不同于“金宋旧儒”之作。旧儒之作，高者不免“崛强”，下者不免“委靡”，这种“旧习”是元代早期文章的特点，还不是“治世之音”、盛世之文。只有“承平日久”，这“治世之音”才“日益以盛”。而“公仕显融，文亦优裕”的虞集的文章，正是所谓“治世之音”的代表，因此也就成了“典册”、“碑版”的大手笔，“粹然自成一家之言”了。我们看虞集的《尚志斋说》，即是一篇典型的“治世之音”、盛世之文。其文曰：
亦尝观于射乎？正鹄者，射者之所志也。于是良尔弓，直尔矢，养尔气，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临之。挽必圆，视必审，发必决，求中乎正鹄而已矣。正鹄之不立，则无专一之趣向，虽有善器强力，茫茫然将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嫚焉以发，初无定的，亦不期于必中者，其君子绝之，不与为偶，以其无志也。善为学者，苟知此说，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学者之欲至于圣贤，犹射者之求中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志无定向，则泛滥茫洋无所底止，其不为妄人者几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则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从师、取友，读书、穷理，皆求至之事也。于是平居无事之时，此志未尝慢也。应事接物之际，此志未尝乱也。安逸顺适，志不为丧。患难忧戚，志不为慑。必求达吾之欲至而后已，此立志始终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虽至于圣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之谓也。志苟不立，虽细微之事，犹无可成之理，况为学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纵之资，其始学也，犹必曰志，况吾党小子之至愚极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为至要至急也，审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仪黄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严而不离，尝遣济也受业于予。济也请题其斋居以自励，因为书“尚志”二字以赠之。他日暂还其乡，又来求说，援笔书所欲言，不觉其烦也。济也尚思立志乎哉！69
用射之求“正鹄”来比喻学者之欲至于圣贤，通篇都不离“尚志”二字，正说反说，取譬设喻，都讲“尚志”的重要。遣词造句，雍容典雅，中正和平，无暇可指，无懈可击。其中没有违碍的话，也没有不合时宜的文字。像这样的文章，就是一种“治世之音”、盛世之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为文的风格上。
元代盛世之文的代表作家，还有黄溍。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延祐二年进士，授台州路宁海县丞，此后浮沉州县僚佐十余年。至顺二年，以马祖常荐入朝任应奉翰林学士，转国子博士，出为浙江等处儒学提举，复入为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至正十年致仕，卒谥文献。与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同郡柳贯齐名，号为“儒林四杰”。有《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
黄溍早年从学于宋遗民方凤，即有文名，及入翰林，文名日盛，而从学颇多，元明之际的著名文家宋濂、王祎等即出其门下。宋濂在《金华黄先生行状》中曾经这样记述人们争先诵读黄溍诗文的情景：“海内之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70黄溍为文以雅正平和为主，风格极近虞集，也是盛世之文的代表。宋濂称黄之为文“一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然其为体，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71又称其“文辞温醇，类欧阳永叔”，72大体点明了他文章的风格倾向。《说水赠蒋春卿》一文，即很好地体现了黄溍文章的风格：
阳羡蒋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于吴兴，以秩满去。友生金华黄溍送之苕溪之阳，酌之水而与之言曰：君知水之为物乎？嵌岩礨空，一掬之多；遗针堕芥，可指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齿也，无摇焉，无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为湍、为磵也，蓦山跨谷，历百折而弗顾，不既壮欤？然而追于风则惊，扼于石则怒矣。若夫酾为三江，锺为七泽，茫洋演溢，涵烟霏而淘日星者，漫不知其几百里。泊乎其休，汨乎其不可留。沉沉乎黄龙之所宫，穹龟钜鱼之所家。蝦蛤生焉，而不以为隘也；来牛去马饮焉，而不以为耗也；凫鸥出没焉，而不以为亵也；蟯蚘投焉，而不以为污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为异也。千沤万泡，交起互灭，瀇滉尔，浡潏尔，洩之莫能害其蓄，挠之莫能乱其澄。潜渊之珍，参错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琐附丽之物，亦无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远顾如此，非夫所处者异势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泽以为襟，舒三江以为带，而无以是冰雪者沾沾自喜哉？虽然，水行天地间，其适也逾远，则其趋也愈下。孔子盖称“智者乐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与此。君非智者欤？持涓滴以相波澜，祗强颜耳。离歌既缺，（马风）风遽张，因次第其语，书以识别。73
以绮丽蕴藉的文词，丰富的联想和淋漓尽致的描绘，尽情地赞美了水的秉性。随后，笔锋一转，以水喻人，愿人们“持涓滴以相波澜”，即使大才小用，也要真心诚意，为国为民贡献一份力量。这正是大多生活于盛世的人发而为文的意旨所归。但我们可以看到，黄溍为文还是比较讲究文采的，其中更有种一以贯注的气势，这在另一篇他写于入仕前的作品《贾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曷尝观乎贾区乎？吴之盐、蜀之布、会稽之美箭、代之名马，至于漆枲巵茜、筋膠药物之众，无不丛聚区别，而贝玑丹银，重渊邃谷怪珍之产，又皆篝火腰絙，冒百死之祸，乃能夺而出诸虎豹蛟鼉之宅，亦且毕致而错陈焉。彼其役佣工，费舟车，遑遑颙颙，心计目察，笥者、闲者、在筐筥者、匮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弗丰耳。辨而良，则售易博；聚而丰，则获益厚。其货诚千金也，人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张虚肆，负枵橐，自厕其间，而能以操奇赢者，无有也。于是日昃鼓起、囊金适市者，莫不鳞集蚁合，辨物以奠贾焉。方嚣譁烟壒之中，一旦有委千金于贩夫贩妇，而未尝少见德色者，诚将文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爱云尔也。仁义忠信，士之大宝，而爵禄车服，国家之千金矣。夫其为宝也，非必烛幽缒深，涉死地而后能有也。彼饰虚怀枵，号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傥人之直，而能无德色者，又几人耶！呜呼！市井之事，学士大夫所共贱鄙，而羞以污齿牙也。今之称为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74
文中写士以仁义忠信之宝，换国家之爵禄车服，公平交易，理所当然，表现的是作者入仕前待价而沽的心理。而文之深意，更在讥刺那些中无所有，却汲汲求售的利禄之徒，和妄加援引，而自谓有德于人的当道要员，着墨不多，点到为止，用的是乐府诗“卒章显志”的笔法。
元中期文家，在朝为官而与虞集等人关系密切，文风也相近似的，还有欧阳玄。
欧阳玄（1273？--1357），字原功，号圭斋。原籍庐陵，曾祖始居浏阳，遂为浏阳（今湖南）人。延祐元年（1314），朝廷设科取士，明年，赐进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入朝为国子博士。致和元年（1328），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预修《经世大典》。元统元年（1333），拜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诏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官终翰林学士承旨。至正十七年卒。《元史》卷182有传。著作有《圭斋文集》。
宋濂在《圭斋文集序》中说到欧阳玄的仕履、文章：“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盖当四海混一之时，文物方盛，纂修实录、大典、三史，皆大制作。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颁示万方制诏，多出公手。......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爱。文学德行，卓然名世。羽仪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为最多。”75由此可知，欧阳玄在这个时期，官位甚盛，文望甚高，也是元代盛世之文的代表作者。《奇峰说》是欧阳玄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其文有曰：
天地间气形惟正与奇，受其正者为正，受其奇者为奇。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渎，正也。然五岳有泰华，崚嶒而峭拔；四渎有清济，潜洑而趵躍，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亦然。端庄静重之士，偶遇事变，未尝无超迈卓绝之行也。特水之奇，以冲激而见；人之奇，以感发而见，皆因动而见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峰，虽静亦奇，孤夐之姿、腾踔之势，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静独隐居，而有奇节者，往往则之。......76
以“正”与“奇”论山、论水，曰“正之中有奇者”，其意乃在于以正为常，纳奇入正。又标榜峰之奇乃“虽静亦奇”，并以之喻“静独隐居”之士，将隐士也作为一种盛世气象的象征，甚至是更为出色的体现，这是大有别于前人对隐士既有意义理解的。欧阳玄在《自赞》一文中谈到自己谓“不古不怪，不清不奇”，77是可与之相辅参照的。
吴莱之文，可以说是有别于上述盛世之文的一个例外。
吴莱（1297-1340），字立夫，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延祐间上贡举，以议论不合于礼官，退归田里，不再求仕，讲学著述于深袅山中。晚年被荐为饶州长苌乡书院山长，未任而卒，时年四十四岁。门人宋濂等私谥为渊颖先生。《元史》卷181有传。有《渊颖吴先生文集》12卷。
吴莱是比虞集、黄溍、欧阳玄等略晚一辈的人，但他早年曾同黄溍、柳贯受业于宋遗民方凤，生平活动也大体属于所谓盛世这一时期。但吴莱与“盛世之文”的作者所具有的台阁之臣的显赫地位不同，他一生未仕，淡泊名利，以教书著文表达自己的胸襟学识为主，故没有那些依于朝章国典、颂圣希世的念头。黄溍称“吴莱之文，斩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所作，实非今世之士也。”78宋濂则称其能“以精深玄懿之学，发沉雄奇绝之文”，79“诸作置之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之间，吾知其未必有愧也”，80这正说明吴莱的文风确与同时一般文家不同。吴莱之文，长于议论。其议论多雄富辩博，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有西汉文气。《论倭》、《形释》、《秦誓论》、《读韩非子》、《读战国策》、《书张良传》、《伯夷辨》等，都有此特点。如《形释》，仿西汉文，设主客问答。客问何不出而仕，主客以“穷乡曲学，曾不得以施廊庙”，复又论己之不可仕：
盍独不观夫世之务进而不已者乎？峨高弁，曳长珮，从容而游豫，尧行而禹步；搜古文，摘奇字，穿凿以附俪，周情而孔思；屈原、宋玉、王、扬、司马，支离轮囷，绮绘艳冶。言文辞者，则或蜀而或楚，《诗》、《书》、《礼》、《乐》，雕龙炙輠，公平正大，浮淫侈诩；言道术者，则或齐而或鲁，喑鸣则雷震，指顾则云聚，立谈则谷风发条，遄怒则秋雨流潦，颀然而长，厖然而厚，博然其肩背，哆然其颧辅，出材于山野，升俊乎天府，穷足悯黎民，达足事圣主，犹欲发乎汪罔之封守，敺乎昭如之海滨，轺车尚有所不能载，三马尚有所不能胜。若是乎恢梧倜傥，苞容庨豁，有异于恒人者，乃足为国家之用，称天下之珍，则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予志气不刚，筋力不强，容貌不通于世俗，衣冠不合于康庄，空洞坋塞而无统，缪悠迂诬而不得当，处阛阓则心剿形瘵，望山林则兽骇鸟鸻，忼慨而长啸，跰（足鲜）以自鉴，且谓夫元造肖形之过也，则客将闵宋人之苗而揠之使长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竦肩而千枝，攘臂而百变，拏则凌冰霜，膏车则犯雪霰，盖已前鼓金张之虚誉，后攀许史之密援，王贡弹冠而肯庆，萧朱结绶以互荐，是固先声之所及，无论乎么麽眇小，血肉之躯，而上不许之见也。81
就文章形式讲，这样的散文，确于汉文多有所模拟，但其中雄廓有奇气，并不为法度所拘，而充溢于文字之中的清高自洁之志，愤世嫉俗之情，却自作者胸襟流出，因此感人。
从元惠帝即位到元亡的近四十年，是元文的后期了。惠帝时，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政治越加腐败，元之国势急剧衰落。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起义爆发，其后南方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整个南半中国陷入一片战乱，元王朝的统治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处于这一时期的文家，因为元王朝的迅速灭亡而大多进入了明初的“界限”，有太多应该在元代散文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作者划归了明初，如宋濂、刘基、高启等，他们的大部分的作品都写于元亡之前，我们遵照习惯，故在此不加论述。元末的文家中，杨维桢应该说是成就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东维子。因少时读书铁崖山中，又自号铁崖，又因善吹铁笛，故亦自称铁笛道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欧阳玄欲荐于朝，被沮不果，后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值农民义军起，因兵乱未到任，避地富春山，后徙居钱塘，又入吴地，与吴中文人诗酒酬唱。张士诚据平江时曾遣使屡聘之，不赴，并复书士诚，劝其降元。后移居松江。入明不仕。著有《东维子文集》30卷。
杨维桢是元末的诗文大家，当时即享有大名。由他引导的古乐府诗创作，在东南一带影响很大，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铁崖派”。他的散文成就，不仅也称得上是元人中的佼佼者，更以其独特的审美风貌标出于世。相对于元中后期已渐流于平熟的“盛世之音”的风格，杨维桢的文章豪纵有奇气，而不以淳和雅正为美，故在当时一出现即给人耳目一新的冲击力。杨维桢性格桀骜不逊，为人高洁特立，再加上仕途不达，长期处于下层，对社会矛盾多有了解，故其文章多指斥时弊之作，对元末的社会弊端和黑暗现实也多有反映。如《人心论》一文，论人心向背，即是切中时弊之作：
夫人心者，天命之所系，国脉之所关也。刘文叔之中兴也，民见者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此人心之思汉而文叔收之以中兴也。郭子仪、李光弼之匡难也，民见者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人心之思唐而李、郭收之以匡难也。故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系，国脉之所关。收人心者，要当使之如父兄子弟之亲亲，出于天情之固结，而不可一日离而去也。人心一归，天下无事不可为；人心一去，天下之事解体矣。
载论三蜀之人心在于关，江汉之人心在于城。一关失，则三蜀皆无以自存；一城破，则江汉无以自守。此无他，人心所固者，在关与城也。二广之人心在于岭，两浙之人心在于江。一夫越岭，则二广之民皆忧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则江左之民皆溃发而不可支。此无他，人心之所固者，在江与岭也。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
今日之人心，阁下所知也，其收之固之之术，阁下所行也。然有离而去者，何也？官军所之，先以花猫、金枪之党，荡覆我民舍，离拆我人心，使之荷担以待，襁负而去。吾之屋庐，皆为彼之营砦；吾之牛羊，皆为彼之脍炙；妻妾子女，皆为彼之奴婢；金宝财物，皆为彼之裹囊。城郭之民，养卒如养虎；田野之民，避军如避寇。今日人心，离而去者以此，尚能为阁下守要害乎？阁下以诛讨贼虏、恢复王土、尊奖王室为己任，则请以收人心固人心为第一义也。吾故断之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系，国脉之所关也。作《人心论》。82
这是在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降元之后，为张士诚“诛讨贼虏”出谋划策而作的一组论文中的一篇，另外几篇是《驭将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而实际上，这些论文所表露的情绪是元王朝腐败透顶，黑暗至极，人心丧尽，已不可救药。《人心论》论人心向背关乎天下得失，似无新见，而其重点，在于“今日之人心”。“今日”之势，官兵害民，成了真正的盗匪，民养卒如养虎，避兵如避寇，“人心离而去”，已无可挽回。作者于此，实际上已无谋可出，无策可献。此文与其说是在出谋献策，不如说是指出了元朝覆亡之必然。同样在《守城论》中，杨维桢亦论“人心”曰：
诚以恃城，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虽画一地而守，植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到天，严扉重闭，我之民心内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83
强调“人心”的重要，正在于其时人心已散，民心已不在朝廷。
杨维桢的大制作是《正统辨》一文，当时影响很大。
元自世祖时起，即屡次议修宋、辽、金三史，但均因正统之争而不得不搁置，争论延续了有元一代，以至三史始终不能结稿。其间的主要分歧是：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这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当时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为这实际上是蒙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再次议修，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脱脱采取行政干预加以裁定，“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84三史乃成。然而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之争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脱脱的这一决定遭到了朝野人士的激烈批评，其中最著名的反对派当属杨维桢。当三史刚有成书之时，杨维桢就著《正统辨》一文，进呈元顺帝，他认为，“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85，“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86，他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87这是他独尊宋统说的一个理论基础。按照他的主张，宋、辽、金三史的撰修理应以宋为正统，即“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88《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当时支持杨维桢者大有人在。身为三史总裁官的欧阳玄，在看到杨维桢《正统辨》之后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89其真实态度于只言片语间流露无遗。陶宗仪也曾对《正统辨》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90这种评价可以代表元朝相当一部分汉族士人的正统观念。但即使是在这种正大煌言的文章中，依然可以见出杨维桢的独特的个性，我们且看其中一段：
於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于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巨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91
文中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不苟合世容的态度，正是杨维桢狂放不羁性格的表现。为人个性铮铮，其为文亦可处处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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