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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学界除了探讨了唐人小说兴盛的原因、分析了唐代小说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还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了唐人小说的表现艺术及其与其他文体、社会、政治、宗教等因素之关系。
一、题材和分类研究
唐代小说题材多样、意旨不同，所以学界对唐代小说的题材和分类研究也表现了一定的兴趣。
八十年代以前 如方世琨在《小说在唐代的倾向》中将唐代小说作家分为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两派，认为“贵族文学的特色，在其超脱人情，叙写光怪陆离的故事”，资产阶级文学则以揭露社会现实黑暗为主。他还指出，“唐代中叶，为文化进展最高潮头。贵族文学代表作如《汉武内传》、《西京杂记》、《搜神记》、《虬髯客传》等，都是当代丰富的作品的表现。资产阶级方面则有《会真记》、《南柯记》、《南楚新闻》、《摭言》等。”“就中贵族文学的作品，多半是写天子的逸事，或奇侠的传概。似乎是比资产阶级文学来要差得多，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一定就在启示人们、感化人们。”周潜则在《论唐代传奇》中将唐传奇的派别一分为三：侠义派、恋爱派、神怪派。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唐传奇的分类稍细一些，但也大抵不出爱情类、历史逸事类、现实讽刺类、神怪寓言类等四五种。当时专门对某一题材进行探讨的文章则主要有：一粟的《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谈凤梁的《略论唐代爱情小说的阶级局限与糟粕》等。
八十年代以后 七八十年代以后，从题材角度研究唐代小说的文章就更多了。如专论爱情题材的文章就有王国安的《略谈唐传奇中的爱情主题》、虞晔如的《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严正广的《浅谈唐代的爱情小说》、幺书仪的《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费秉勋的《唐人爱情悲剧小说初探》、啸马的《悲剧性格的崇高于优美――试论唐传奇爱情王国里的女性形象》、郝在今等的《唐人小说中的爱情文化信息》、任洪杰的《试论唐传奇爱情故事的几种结局》、陈节的《唐传奇中人神恋现象的思考》、徐素风的《从爱情传奇看中唐以后市民意识的萌芽》、詹丹的《仙妓合流的文化意蕴》、程遥的《论唐代爱情婚姻小说的道德理想》、夏晴的《风流中的超越与固守――从中唐爱情传奇看当时士子的人生观》、程国赋的《试论唐代婚恋小说的嬗变》、朱迪光的《唐传奇中爱情婚姻作品的结构因素及其组合模式》等。
其中，严正广文专门对唐传奇小说中的爱情题材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唐传奇继承了民歌、民间故事中爱情题材的传统，以肯定的态度描写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揭露封建统治者的奢侈于残暴，反映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唐代传奇小说与六朝志怪的不同之处在于思想意义的进一步加强，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否定。幺书仪文认为，元剧和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对人物性格、情节矛盾的不同处理，显示出两个时代的处于不同阶层的作家不同的爱情理想和社会理想。其不同点有三：第一，从唐人小说到元人爱情剧，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唐代传奇中男子身分较高，社会地位较优越，而元代爱情剧中的读书人的身分地位却有些下降；第二，从唐传奇到元人爱情剧，作品中矛盾的性质也有所变化。在唐人小说中，矛盾冲突大多数发生在男女双方本身。唐代社会的门第观念，以及知识分子在仕途前程上的实际考虑，常常成为酿成爱情悲剧的之间原因。元代则是男女爱情与外力干扰的冲突。第三，在元人爱情剧中，女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在反抗外力的阻扰，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了一种积极的主要精神。相反，在唐代传奇中，这种主动权操在男子手中。另外，在“仕宦”与“爱情”的关系处理问题上，唐代小说往往是牺牲“爱情”来维护“仕宦”，而元代爱情剧则“编织了爱情与仕宦统一的轻飘飘的美梦，聊以寄托不平、感伤、失望等等极其复杂的心理”。而且，由于作家创作心理的变化，在唐人传奇与元人爱情剧中共同涉及的某些问题上，作家的处理发生了明显的不同。如唐人小说中，贯穿着一种对男子“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谅解、甚至赞同的道德标准。但到元代爱情剧中则不再出现，相反，作品中贯穿了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诚的强调。啸马文对唐传奇中的霍小玉、崔莺莺、步飞烟等优美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悲剧性格进行美学分析，作者指出，霍小玉“于沦落风尘之迹，把生命的全部意义附丽于她明知是一个悲剧的爱情，宁可在人性的升华中毁灭，也不愿沉沦于灵魂的堕落。这是霍小玉这个艺术形象所孕含的独特的情感力量、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文章认为，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是一种命运悲剧，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因为莺莺不像霍小玉那样卑微，但“偏偏碰上了负心薄幸的张生”。莺莺被遗弃后的诗作，流露了对张生忍情弃置的不胜幽怨，而那幽怨又更多地消融在感伤的怀念和深情的善良里。它“不绝如缕地回响于人类永恒的精神王国”。郝在今文较有份量，它指出，通过对唐代小说的读解阐释，不难看出唐代爱情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开放的两性关系，严格的婚姻制度，多元的爱情观念。这三大特色交织缠绕，使唐代爱情文化凸现着觉醒与追求的时代精神，呈现出奇异与多变的绚丽色彩。徐素风文认为，狎妓艳遇故事古已有之，但真正对于下层女子寄寓深切同情，写其外在美、更写其人格独立的，实始于中唐以后蔚为大观的爱情传奇。论文从爱情传奇的主人公、她们对待婚恋的情感尺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切入，阐发了中唐后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上市民意识的萌发。詹丹文则从另一角度探讨了中唐爱情传奇的价值，它指出，唐传奇中的仙妓合流倾向构成了一种新女性的艺术形象，还使文人与仙妓的悲欢离合形成了一种高格调的悲剧性。仙妓合流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上的意义，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不朽观。《李章武传》等一些爱情传奇则向世人表明了，如果世上确有不死不朽的神灵在轮回的话，那么这神灵就是爱情，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对爱情的执著，才把神灵引向了不灭不朽的境界，于是仙妓合流的现象，在一些貌似宗教的故事里，有着永恒和情感的统一，有着最深沉的“情执”内容。因而，该文最后得出结论说：“从汉儒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到明冯梦龙的’情为理之维‘，前后的位置正好互换。而在这一转换中，唐代文人仙妓合流的爱情传奇创作，构成了承上启下最关键的一环。”程国赋文首先介绍了唐代二十五部婚恋小说在后世的嬗变情况，然后探讨了唐代婚恋小说多洋溢着相当新鲜、自由的爱情文化信息的原因，并分析了它们在后代的嬗变规律及其原因。朱迪光文总结了唐传奇爱情婚姻作品的四种模式：一是书生落第或出游，遇上对象之亲友或对象本人，屡经磨难而成夫妻；二是书生进京应试，路遇对象或通过媒介人物介绍而结识对象，权威反对，终于离散，或得到权威认可而成夫妻；三是书生于对象原有亲戚关系，青梅竹马，原有婚姻之议，后有改变，经磨难终成眷属；四是某书生遇上他人貌美之妻或妾，奋力追求得以欢会，结局不好。作者认为，上述模式中一、三类以传奇事为主，二、四类以传奇情为主，而“传奇事与奇情正是唐传奇的主要特征”。文章最后还就四种模式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分析。
八十年代以后专论豪侠、侠义小说的文章则主要有：王汝涛的《论唐代的豪侠小说》、罗立群的《论唐代武侠小说》、陈平原的《江湖仗剑远行游――唐宋传奇中的侠》、褚荣昌的《唐代游侠小说简评》、刘荫柏的《唐代武侠小说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之关系》、路云亭的《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陈文新的《唐人传奇中豪侠形象的演变》、李钊平的《唐豪侠传奇女性观刍议》等。
其中，王汝涛文将《太平广记》“豪侠”类中20篇唐代小说和《酉阳杂俎》“盗侠”部中的另五篇合而论之，认为它们“乃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最早一批描写此类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后代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武侠小说不祧之祖”。文章还分析了此类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对其内容作了分类和评价，探讨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其对后代小说的影响。陈平原文在侠的特征演变的阐释中，对晚唐游侠小说在形式上的定型意义进行了细密的论证。作者指出：“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晚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在这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侠客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依其表现形式及创作思想，大略可分为以《史记·游侠列传》为代表的实录阶段（两汉），以游侠诗为代表的抒情阶段（魏晋至盛唐）和以豪侠小说为代表的幻设阶段（中晚唐）。”文章接着分析了各阶段侠客形象的特征，还从发生学的角度演绎了中晚唐侠客行侠的几种动机类型，展现了侠士的刺客化历程，总结了唐宋传奇对侠态度的异同及文化原因。刘荫柏文认为，唐初国力强盛，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因而产生的传奇作品都较温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相互间明争暗斗，她们各自蓄养武士，或谋杀，或自卫，刺客侠士成了军阀残杀异己、争权夺利的工具，使得唐初被政府镇压下去的游侠之风重新兴起。此外，长期处于兵、匪、官绅压迫下的人民不满现实，或寄希望于游侠，幻想靠游侠的神奇本领铲除邪恶势力，伸张正义，这就是晚唐游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土壤。人民对本民族源远流长的武术的高度自信和崇拜，而自然把游侠赖以行侠的武功夸张到超凡的地步。释道思想的影响熏陶，促使侠客行为变得异常诡秘。这是晚唐游侠小说兴盛的思想基础。
此时涉及唐代神仙、鬼怪小说的文章则有：杨棣的《简论唐代狐精题材小说》、邓裕华的《略论神话传说对唐传奇的影响》、李献芳的《浅谈唐代神仙小说》、陈节的《唐传奇中人神恋现象的思考》、段塔丽的《唐代狐狸精迷信盛行原因初探》、纪德君的《从神仙小说看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等。其中，段塔丽文分析了唐代狐狸精故事、传说的特点及其与西域胡人的关系，认为唐代狐狸精迷信之盛行，是以曲折的方式反映出唐朝与西域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西域胡人与汉民族相互交往，互通婚姻、互相融合的密切关系。
还有一些文章论及唐代的商贾题材、宗教题材小说，如杜贵晨的《论隋唐佛教小说》、胥洪泉的《论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陈辽的《唐代小说与道教》、路云亭的《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赵维江的《论唐代小说中商贾描写的文化意蕴》、《论唐代商贾题材小说的道德意识》、申载春的《道教与唐传奇》、张松辉的《道教与唐传奇》、张跃生的《佛教文化与唐代传奇小说》等。其中申载春文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论述了唐代道教对传奇小说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兴盛期的唐代道教对标志文体独立的唐传奇的影响，已与前唐志怪小说不同，表现为一种深层积淀。文章主要从唐传奇的结构处理、人物塑造及环境的时空把握等三方面论述了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
二、唐代小说艺术综论
唐代小说艺术精湛，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摒弃了过去笼统分析唐代小说艺术成就的研究方法，开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深入分析唐代小说独特的艺术。
如徐士年的《试说唐人小说的细节描写的特色》、唐富龄的《文言小说肖像描写浅议》、康纲联的《唐传奇情节结构安排的结构艺术》、刘宏的《略论唐代小说的景物描写》、张宝坤的《唐代传奇的美学成就论略》、陈文新的《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董乃斌的《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到小说细节化――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叙事方式与结构的新变》、杨义的《唐代传奇的诗韵乐趣》、孙永如的《唐代文士的史学意识与小说的历史化》、陈桥生的《唐传奇叙事模式的演变》、王明煊的《论唐传奇的时间结构》、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等。
其中，董乃斌前文认为，从历史到小说，就内容而言，是经历了一个由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的转变。唐人传奇首先大大降低自己描述对象的社会层次，把笔触伸向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凡人小事。这是小说文体能够取得独立地位的关键性的一步。由这一步开始，唐传奇才能获得更丰富多彩的题材，才有可能汲取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情节、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声口各异的人物语言。
程国赋文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了唐代传奇小说。文章在对唐代小说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用“实录”、“寓言”、“传闻”三个术语，概括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三种创作方法。文章认为，三种创作手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情节的虚与实的关系的处理上，文章还分析了唐人小说运用三种创作方法所反映出的几个特点：一是“在对小说创作虚实关系的问题上，唐代小说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二是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三是“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
陈桥生文认为，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演进和新变中，唐传奇作出了它们自己自觉锐意的探索。其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向人物中心的逻辑衍进，标志着小说文体的走向独立和成熟。
另外，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两书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论及唐代小说的艺术。如董乃斌著第五章从“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的转化”、“创造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语调的多样和谐谑化”等四个方面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独立的问题，第六章则从“形象塑造的突破”、“戏剧因素的介入”、“唐传奇艺术特色补说”等三个方面论析了唐传奇的特征。石昌渝著第四章中也对唐代传奇小说有“概述与场景――史传叙事方式的继承和发展”、“诗赋的插入”、“叙事类型的多样化”、“传奇小说的俗化”等相关的研究。
三、唐人小说观念和写作理论
唐代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意为小说”，而其表现之一就是唐人具有较为明确的小说创作观念和较为成熟的写作理论。
本世纪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太深入，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单篇文章主要有王枝忠的《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马成生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略说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王开富的《唐宋小说理论述略》、韩黎范的《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刍议》、张宝坤的《唐代传奇的美学成就论略》等。其中马成生文认为，唐代著名小说家沈既济在《任氏传》中所说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从总结唐代小说的艺术入手，非常简要地概括了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唐代小说家，既在语言上提倡精雕细刻、文采修饰以至详尽描写，又在结构上重现波澜变幻、奇异莫测，以便引人入胜，这自然就可能造成“文章之美”；唐代小说家，尽管在理论上还受到历史式实录的某些影响，自然也没有正面论述虚构问题，但是，在创作实践上，毕竟改变了六朝人那种“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的实录观，而是沿着“虚”的即“纪闻”、“非政声”方面努力，实实在在地运用虚构这一塑造出如此众多的具有“要妙之情”的人物形象，攀上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高峰。王开富文也认为，唐人对于小说观念和理论，较之前人有较明显的发展。表现在第一，唐人认为小说应反映有趣味的，即有审美价值和人间奇事。唐代小说家注意反映世俗人情，但这种世俗人情应该是人们感到有趣的奇人奇事，这实质上就是用小说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第二，认为小说应描写人物形象，当然这一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第三，小说应具有真实性，这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追求艺术真实感，二是他们已经采取了艺术虚构，但不敢承认艺术虚构是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认为小说应有娱乐性，思想性寓于娱乐性之中。这四点发展是相对于唐传奇以前的小说而言的。
另外，一些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小说理论史、小说批评史类的著作也多多少少涉及到唐人的小说创作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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