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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代的唐代小说研究相比，本世纪唐代小说研究最显著、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史”的研究。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们不但对唐代小说的史学地位和历史贡献首次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较为深入的探讨了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还多角度、多层次地综合研究了唐代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其与唐代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在唐代小说“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
本世纪上半叶 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已经能从文学本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来寻找唐代小说兴起和大盛的原因。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指出，“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指出，唐传奇之所以能在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从前看不起小说的，此时也来做小说了”，“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作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唐代的传奇之所以能够在大历、元和年间“开花、结果”，是因为有“古文运动”在“促成其生长”，传奇文的作者多受了古文作家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传奇文”的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鲁迅和郑振铎的观点影响极为深远，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沿用或讨论着。
当时众多的专题文章对此分析得更细。如方世琨在《小说在唐代的倾向》中就认为，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的小说在唐代中叶极盛，“全系全社会的形成”，“当时唐人受思想上之遏塞，于是在文艺上努力，加以承接南北朝遗留的风气，外国文艺的运入。在天宝后，民人生活的流离，当时藩镇跋扈，人民申兵，赋税日重，一祈控制边陲；内又遭安禄山之乱。”
周潜的《论唐代传奇》则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唐代小说得以兴起的社会背景：“唐初承六朝之弊，士尚清谈，此其一也；其后天下承平，帝皇恣于淫乐，艳迹秘闻，民间羡称，此其二也；天宝以后，藩镇开府，奇人术士，如川归壑，各以技术干禄，于是剑侠之事，津津乐道，此其三也；小说之动机，不外乎感触，唐代思想极为自由，且贵族与平民，时有接近之机会，而宫廷间对于民众娱乐之需求，亦较前代为多，......或感于盛衰之靡常，借小说以寄其感喟；或感于阶级之殊异，借小说以发其咨嗟。或假托鬼神，寓其惩劝；或摭拾谑浪，恣其侃调。文不一体，意不一途，分道扬标，各树一帜，此其四也；当时达官如褚遂良、牛僧孺；文人如韩愈、柳宗元；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皆有小说之述作。是小说已为一般文学人士所垂青，......传奇作品，已为一般人所乐道，此其五也。综观上述五原因，传奇之来源及其凝成之背境之梗概略真矣。”
冯沅君的《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则通过对唐代传奇作者身分的分析和统计，得出结论：唐代盛行科举，而“举人”以传奇猎取功名；牛僧孺是传奇名家，同时又是中科举的政党的党魁；统计作者出身的结果，不独确无科名的人是极少数，而且进士出身的人成绩较优。因此，在尚未获得有力反证的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唐传奇的发达颇得力于唐科举；换句话说，唐传奇的作者多是唐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人才。文章还分析了唐科举所造成的新阶层对唐传奇的三点影响和作用：它们的内容何以唯奇是尚，他们主要人物何以多是社会上层的人，他们中间何以有不少辉煌的作品。文章最后认为：唐传奇与进士科试文艺的关系不应轻易抹杀，也不应过分强调。
而在四十年代后期面世的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则综合吸收了本世纪上半叶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与古文运动、进士科举及佛教均有密切的关系。
五六十年代此时，学界对唐代小说发展的原因的探讨也不外乎文学艺术本身和社会原因两个方面，只不过较之三四十年代更强调阶级矛盾和经济的发展对唐代小说的影响。
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城市经济的繁荣，随着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和广大群众对文化娱乐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小说文学的发展。”“又，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跟着变得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也向文学日益提出许多新的任务和新的思想主题，因此，形式的束缚较小、能够宽阔地反映生活的小说文学，便适应着这样的需要而发达起来。”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册也认为：“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于艺术方法。”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同学集体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则指出，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士族大地主阶级；唐代实行均田制，壮大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势力；加上科举考试的推行，又使得中小地主阶级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在文学上进行革新，与六朝以来的士族大地主阶级的形式主义文学进行对抗：都是唐传奇能够突破六朝志怪思想内容的藩篱，大兴于唐的重要原因。
当时也有一些文章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唐代传奇小说兴盛的原因，如王运熙的《试论唐代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曹家琪《唐小说与科举、古文运动及其他》、吴庚舜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等。
其中，王运熙文是一篇细致剖析唐代传奇与古文运动之关系、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如前所述，早在本世纪上半叶郑振铎就指出传奇的运动是古文运动的别支，强调了古文运动对传奇创作的促进作用。后来陈寅恪在《论韩愈》及《元白诗笺证稿》等文中又设新解，以为古文运动则因传奇的写作而成功。王运熙此文则指出：从时间的顺序说，唐传奇始于初唐，因此，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并不能成为促进传奇发展的动力。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而兴起。
八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学界则多从某一侧面深入探究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如唐异明的《思想解放与唐传奇的繁荣》、陈勤建的《论唐传奇的繁荣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卞孝萱的《唐人小说与政治》、陈珏的《唐宋传奇与西域文化》、王枝忠的《繁盛期传奇“不甚讲鬼神”原因试探》等。
而八九十年代讨论的一个焦点是唐传奇的繁荣到底与唐代“行卷”（或“温卷”）之风有无关系。如前所述，从二十年代直至八九十年代的唐代传奇专著、论文和小说史、文学史，大都肯定“行卷”之风是促进唐传奇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持审慎态度，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论及这一问题时措辞就比较慎重：“据记载，当时有这样一种风气（即”温卷“之风）”，“这种情况，虽未必普遍如是，却也可以看出当时文坛上的显贵人物已有嗜好传奇小说者，而知识分子并可以此为进身之阶，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本世纪下半叶最早对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一部理论专著。作者认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文中有一章专论“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作者认为，传奇小说正好可以发挥作者史才、诗笔、议论三方面的能力，更能够在一篇之中有机地综合抒情、说理而表现多方面的才能，所以当时人们多用传奇小说行卷。而且，作者还认为，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铏的《传奇》这三种传奇集子也很可能是行卷之文。
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明确对唐传奇“行卷”说进行质疑，如袁维国的《唐传奇行卷说质疑》、于天池的《唐代小说的发达与行卷无关涉》等。其中于天池文认为，唐代行卷一般不用小说，牛僧孺的《玄怪录》并不是行卷之作，裴铏《传奇》也不是行卷之作，文章还分析了唐人小说一般不用来行卷的原因。文章最后认为，“证之史实，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的记载纯属臆测妄说。而以此为据，派生出来的关于唐人小说发达原因之一是由于行卷造成的观点也应该得到澄清。”关于行卷和传奇的关系，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在文献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既不必把行卷的作用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也不宜轻易地全盘否定。
二、唐代小说的总体成就和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清代学者多对唐代传奇持贬抑或否定态度。本世纪最早充分肯定唐代小说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的学者是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一段话：“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相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已经成为后来学界对唐代小说历史地位的定评。
此后，郑振铎也对唐代传奇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誉：“他们是我们的许多最美丽的故事的渊薮，他们是后来的许多小说戏曲所从汲取原料的宝库。其重要有若希腊神话之对于欧洲文学的作用。而他们的自身又是那样晶莹可爱，如碧玉似的隽洁，如水晶似的透明，如海珠似的圆润。有一部分简直已是具备了近代的最完美的短篇小说的条件。......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他们是中国短篇小说上的最高的成就之一部分。”“唐人传奇文不仅是第一次有意的来写小说的尝试，且也是第一次用古文来细腻有致的抒写人间的物态人情以至琐屑情事的。这种新鲜的尝试，立刻便得到了成功。”
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也较深入地探讨了唐代小说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如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首先从人物描写和艺术表现两方面分析了唐人小说与六朝小说之别，以见唐代小说的历史贡献。他认为，六朝小说“其摛文之旨，实在尽事实之变幻，本不以人物为中心”，“迄于李唐，始有意为小说之创作，而其篇中之中心人物，乃有整个之记述。毋论其事之怪，之诞，之奇，每读一篇，其主要人物，印象甚深。此唐人小说之异于六朝者也”。复次，六朝小说“大抵平直简质，艺事无足动人，故其流传未久，率皆不存。......唐人则不然，往往于志怪之余，兼擅文事，其描写人物风景，浓至篟丽，蔚然可观，反覆展玩，荡气回肠，后人抚拟，汗流莫及。则艺事之工也。”文章还从唐代小说与诗歌、曲、骈散文、后代笔记小说等其他文体之关系着眼，进一步探讨了唐代小说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文学之深远影响。同样，姜亮夫的《唐代传奇小说》也指出，唐代小说的特点，并不是在一件事中摘出一个异点，一个人中摘出一个特点来说说，“他显然是结构完备的小说了”，他还将唐人传奇为后世戏曲所拟者列了以简明的表格，以见唐人传奇对后世戏曲影响之深，亦可见各种题材在后世演变之迹。霍世休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则指出：“唐代的传奇文在意境或题材上，当然也不是毫无所本，却比较地能够融会贯通，经过相当的消化作用，不像六朝人的生吞活剥；而叙述的婉转，情节的曲折动人，以及洋洋洒洒，在在说明作者的有意为文。”钱卓升的《唐人小说的史学价值》则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唐人传奇的史学价值：（1）识地理，（2）习官制，（3）知信仰，（4）明俗尚，（5）了解唐人小说本身在文学史上之地位，（6）领会逸史笔法。周潜的《论唐代传奇》也认为，唐代传奇“是小说体裁之完成，亦开后世小说独立完成之先河”。文章还分析了唐人传奇的优缺点，认为其优点是：“文辞华缛，伟丽稀奇，结构森严，精深闳博”；缺点是：“题材每多抄袭窠臼”，内容“烦琐拖沓，累赘重复，千篇一律”，“无意味之延长”；“描写之目标为何”、“全篇之中心思想何在”，读者茫然不知，“是无目标之描写”。
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唐代小说的评价则更高了。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唐代小说“提出的许多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爱情自由等等的思想主题，不仅代表着当时、也代表着后世的群众要求；又由于它在艺术上创造出许多生动美丽的人物和故事，因此，它几乎成了元明清三代小说戏剧作家汲取题材的宝库。”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指出：“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复杂，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自己的基本主题。一些优秀作品则往往兼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六朝小说“都只截取某一个生活片断，来描写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唐传奇则比较全面地采取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小说形式，是由唐传奇开始的。而唐传奇中大量出现的惊奇情节、大胆想象，以及生活细节的细致刻划，对后世戏曲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唐传奇还以简洁、准确、丰富、优美的语言，把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了很高的地步。”
当时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也同样给予唐传奇以极高的评价。如徐士年在《略谈唐人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中就认为：唐传奇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它所塑造的人物有鲜明的个性，有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有体贴入微的心理刻划，同时也有动人心魄的浪漫情调，这一切使唐人小说在艺术上区别于过去的志怪小说。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唐代小说艺术成就的分析更细、评价也更高，但总体上未有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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