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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小说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本世纪上半叶研究得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王度的《古镜记》、张鷟的《游仙窟》、韦瓘的《周秦行记》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且多是从党争、科举、侠义等角度进行分析的；五六十年代以来，学界则逐步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到唐代所有现存的小说作家作品，分析的角度也转而偏重爱情婚姻、揭露现实、士子心态、宗教生活等，且作家生平考订与作品艺术分析、版本研究、校勘整理并重，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一、王度和《古镜记》
《古镜记》是唐代现存的最早一篇小说作品，所以学界对之分外关注，而人们研究的重点又在作者为谁和写作年代两个问题上。
作者问题 《古镜记》的作者到底是谁，本世纪学界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看法：
（1）王凝说。《新唐书·王绩传》：“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汪辟疆《唐人小说》据此推测“王勣当为王绩之误。度或为凝之改名。因绩尝罢六合县丞，而凝且以著作郎撰修《隋书》未成，皆与本文（指《古镜记》）所称吻合也。”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岑仲勉的《隋书求是》均持同样的观点。刘开荣且进一步肯定“王度即王凝”。
（2）王勔说。段仲熙《〈古镜记〉的作者及其他》对王凝说持反对态度，他根据《古镜记》以古文笔法写作小说这一点，指出“作者当是深受王通家族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或是其中的一员，或是其亲戚门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王勔”说，其根据有两条：其一，《崇文总目》和《通志·艺文略》、《古鉴记》皆云为“王勔”撰；其二，王勔也有创作能力。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李宗为的《唐人传奇》都同意此说。李宗为并进一步申述道，如果《古镜记》确实是王勔托名王度而创作的话，那么“《古镜记》实为我国第一篇依托他人而以第一人称来叙事的小说”。
（3）王度说。此说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倡。孙望的《王度考》对此说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他首先依据王福畤《王氏家书杂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通《中说》等认为，《中说》中数次提及的“芮城府君”，不是王凝，而是王度。其次，，他根据《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吕才《东皋子集序》、《新唐书·王绩传》等考订，王度撰《隋书》在前，王绩续之，王凝再续之。《新唐书》有关王凝、王绩撰写《隋书》的记载有误。另外，孙望还根据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说》、《古镜记》原文等材料，对王度的家世、弟兄排行及各自的思想倾向作了推定。他认为王度大约“出生于开皇初年前后”，卒于“唐帝国建立之始的武德初年”，活了38岁左右（581？－618？）。此后，韩理洲先后发表了《〈古镜记〉作者辨》、《〈古镜记〉是隋唐之际的王度所作新证》，对王度说进行了补证。他对王度的生平、仕宦、撰写《隋书》、王氏兄弟排行等问题的看法与孙望相近，但他不同意鲁迅将王度生卒年定为约公元585－625年的看法，认为王度生于公元584年之前，卒年当在武德四年（621）十月之前。
此说影响甚广，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学史、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吴志达《唐人传奇》、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等皆赞同或援引此说。
（4）作者无考。张长弓在《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2月版）中认为王度只是“文中主角的人物”，《古镜记》中的王勔与史实中的王绩实为两人。戴望舒《小说戏曲论文集》也持类似的看法。对于此说，徐斯年曾作《关于唐人小说〈古镜记〉作者的考证》进行辩驳。
写作时间 对于《古镜记》的写作时间，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度为隋唐间人，《古镜记》创作于隋末唐初。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称之为“唐之初年”的作品。汪辟疆认为此文“事虽出于隋代，记则实入唐初”。李宗为、程毅中、侯忠义、韩理洲、徐斯年等人也都认为它是唐朝初年的作品。韩理洲《〈古镜记〉是隋唐之际的王度所作新证》一文进一步确定其为唐武德初年的作品，其理由有三：（1）作者写（大业十三年）十五日古镜的丢失，是在暗喻隋室灭亡；（2）《古镜记》采用的是追忆的手法，充分说明它作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四年间。（3）根据王绩《与江公重借〈隋纪〉书》把曾为芮城令的王度称为“王兄”，可见王度此时已死，而此信写于武德五年，因此《古镜记》的写作时间不会晚于武德五年。王宏钧则认为《古镜记》不是唐初而是隋末的作品。他在《〈古镜记〉传奇探微》中对汪辟疆等人“唐朝初年”的看法提出异议。他通过对隋末唐初历史背景的分析，认定《古镜记》是作者看到隋朝行将灭亡，而为它唱出的一首挽歌。刘开荣、徐斯年、吴志达、程毅中等学者也都同意将《古镜记》定为隋末唐初的作品，但均未确定具体的写作时间。
第二种观点认为，《古镜记》是中唐小说。段仲熙《〈王度古镜记〉是中唐小说》持此说。其依据：一是，小说中尽多精灵妖怪，但所描绘的一次日食，是无中生有，与史实不符；二是，小说中漏洞很多，被扯上的历史人物有西魏苏绰，还制造了王度在隋代奉诏修国史欲为苏绰立传这个谎言；三是小说云“持节河北道”，但隋朝只有州府而无道。所以作者根据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异闻集》得出《古镜记》产生在中唐的结论。同样，张长弓《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也认为《古镜记》当作于中唐以后而非唐初。
其他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问题，本世纪学界还对《古镜记》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多是在各种唐代传奇研究、小说史、文学史等著作中涉及的。
如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就曾对《古镜记》的特点和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古镜记》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用“古文”体第一人称写成的，“在唐代小说史上实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第二，《古镜记》里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这一点是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古镜记》仍然是被有浓厚的六朝小说的色彩”，也“就是道教的色彩”。作者还认为，《古镜记》的形式“尤其是六朝小说与唐传奇小说中间的桥梁”，其特点有三：（1）它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集中表现的主角，这可以说是较六朝小说大大进步的地方；（2）它虽然依然没有结构，组织松懈，然而排列法不再是线条式的，各自为段的，而是连接成为一篇，首尾相接的；（3）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导引，这与真正的小说给读者一个时间与空间背景的意义相同。作者还分析了“古镜”的意义溯源与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世界观。
后来诸多小说史著作也分析了《古镜记》的内容和形式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大多不太深入，少有新意。至于专论《古镜记》思想和艺术的论文更是寥寥。
二、张鷟及其《游仙窟》
本世纪学界对张鷟的《游仙窟》兴趣很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篇作品曾长时期失传，直到本世纪初才又从日本抄回。
该书最初是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抄录到的，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正式讲到这篇作品，才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更是认为“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篇特别的作品”。后来，章川岛将鲁迅收藏的《游仙窟抄》刻本整理标点出来，由鲁迅校阅并作序，于1929年交由北新书局公开出版。
同年，谢六逸翻译发表了日本学者山田孝雄的《游仙窟解题》。该文介绍了《游仙窟》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和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作者认为该书可能是在大宝时充当遣唐使少录的山上忆良带回日本的，似为奈良朝文人所爱读。日本人编《和名类聚抄》，即以本书的训为典据，引用多达十四条。当时人们还将之和《尔雅》、《说文》、《广韵》、《玉篇》、《诗经》、《礼记》、《史记》、《汉书》、《白虎通》、《山海经》等为伍，相提并论，或被用为“谣物”。而且，该书对探讨日本文学的源头、日本国语学史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时刊出的郑振铎的《关于游仙窟》则强调了这篇作品的诸多特别之处。他认为，《游仙窟》是对偶体小说的祖先，“读了《莺莺传》、《燕山外史》之后，我们才知道《游仙窟》的势力是如何的伟大。”“《游仙窟》虽没有《莺莺传》那么婉转曲折，却胜过《燕山外史》的笨重不灵活”，它“虽用的是最不适宜于写小说的古典文体，有的地方却居然写得十分清秀超脱，逸趣横生”。作者还指出，其文中之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五七言杂用，“这种韵语之体，也许是菩萨蛮等诸词调的先声，也许竟是依据了当时流行着的词调或新的歌辞而写的。”第二是咏物诗的隽妙。其中的咏物诗，几乎没有一首不好。虽浅露，却隽美；虽粗疏，却富于情致；虽若无多大意味，却往往是蕴蓄着很巧妙的双关之意。《游仙窟》之所以能大行于时，流传日本，“大约也必由于他的文字能够运用俗文学的体制，能够通俗之故。”
三十年代高庆丰发表的《游仙窟引》则论及张文成撰写此篇的动机、《游仙窟》与日本文学之关系、《游仙窟》之取材及其评价。他不太赞成日本学者幸田露伴所提出的“张文成与武则天有奸”而撰此书之说。他认为，“张文成乃系色迷之说，或须有之”，但文中所写之事乃幻想而已；《游仙窟》虽为唐时之作，而为南方之文学，不是北方文学。其取材自传奇神话，“辞句更象征南方文学之特殊”。作者对这篇作品的总体评价是：“词尚浮艳不事敦厚，少理志，不尽人情。此其事纪之申述。但其中男女之对话多有惊人绝处，因人观之起无限思忆，身心若陷入男女热情。但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估价，总算非常值得。”
四十年代，学界开始对作者张鷟的生平作进一步的探究。其中容肇祖的《唐张鷟事迹考》对张鷟一生的重要行事和创作进行了考述。他认为张鷟约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约卒于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20年），年七十三。他还认为，《游仙窟》“大约是鷟的纪实的文章”，“大约是张鷟在弱冠后不久时艳遇的纪实”，但不是和武则天有奸而作。
五六十年代，出版了方诗铭校注的《游仙窟》，这是据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元禄刻本标点重印的，改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一些注释。此时专论《游仙窟》的文章主要有方诗铭的《漫谈〈游仙窟〉》、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刘开荣的《从〈游仙窟〉说到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等。其中前两篇文章仍然主要介绍了《游仙窟》在日本的流传、传入国内的情况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刘开荣文则另辟蹊径，认为《游仙窟》不是一篇传奇小说，而是一篇以贵族地主官僚市民为对象的供说唱或演唱的“变文体”作品。《游仙窟》中的“俳谐”、“调语”与中国古老的“说话”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它可以“使中国民间各种乐艺发展的道路，从唐以前到宋代，更加显得清晰而明确”。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仍然保持着对张鷟及其《游仙窟》的研究兴趣。倪墨炎的《〈游仙窟〉的回归与出版》是一篇详细介绍《游仙窟》从日本抄回以及在国内整理出版情况的文章，文中强调了鲁迅在介绍和研究这部作品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张鸿勋的《〈游仙窟〉与敦煌民间文学》视角和前述刘开荣文相近，论述更为细入。何满子的《中国古代小说发轫的代表作家――张鷟》则较为详细地介绍张鷟的生平及其文学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1989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又重印了川岛校、鲁迅作序的《游仙窟》，说明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热情仍未大减。
同时，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小说史、文学史也一改五六十年代的同类著作或一笔带过、或对之贬抑的态度，对张鷟的《游仙窟》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就指出：“《游仙窟》的艺术特色是在于将作者与崔十娘及其五嫂的交往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极为具体生动。其语言的总体特征是浅显通俗，并特意用了不少诙谐幽默、民间气息很浓的妙语，从而使整篇作品极富情趣。”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也认为；“《游仙窟》以它描写当代文人狭邪生活的内容与特殊的表现方法，以及以它的故事的完整，艺术上的纯熟，说明了初盛唐时传奇的成就，从而确立了它在初期传奇史上的地位。”
三、《李娃传》研究
白行简的《李娃传》艺术成就很高，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本世纪的《李娃传》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下面在参考程国赋《〈李娃传〉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李娃传》的创作动机 本世纪学界对白行简创作《李娃传》的动机，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李娃传》是牛李党争的产物。此说为宋刘克庄首倡。近现代学者中也有人持此说。如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中论“作者白行简的身世和创作《李娃传》的立场与态度”时就认为，白行简之兄白居易属于牛党集团，遭到李党陷害，被贬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具有极大的损害性”，白行简“在愤懑之余，把在民间流行的故事，写成小说”。
第二种看法是卞孝萱提出的。他在《〈李娃传〉新探》中，首先辨析了刘开荣等学者提出的《李娃传》是牛李党争产物的观点，认为《李娃传》的创作不符合牛李党争初期的史实，然后对唐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和白氏家史的分析，认为“白行简针对德宗滥封三个节度使的媵妾为国夫人，坏国法，伤名教的现实，怀着对胞兄白居易被诬为’甚伤名教‘，一贬再贬的愤慨，撰《汧国夫人传》（《李娃传》）讽刺名教的虚伪。”
第三种看法认为《李娃传》的写作并无深意。如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就认为白行简是在听别人讲述李娃故事后，在李公佐的支持鼓励下写作成文的。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白行简是根据民间说唱故事“一枝花话”加工改写的。
《李娃传》的写作时间 一般的学者据《李娃传》结尾所云“乙亥岁”，认为此传作于贞元十一年。但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对此表示怀疑：“从形式上内容上看都不可能是贞元年间的作品”，然他未能考出确切的写作时间。
本世纪影响较大的两种看法是戴望舒的“贞元二十一年”说和卞孝萱的“元和十四年”说。
戴望舒在《小说戏曲论集·读〈李娃传〉》中认为，《李娃传》不可能是贞元十一年的作品，他提出了两条证据：第一，“因为那时以古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气尚未大开”；第二，当时，“白行简和其兄白居易丁父忧，居丧于襄阳，决无认识那鼓励他写小说的李公佐的可能。”因此，他认为“乙亥”是“乙酉”之误，即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的八月初。
卞孝萱在《校订〈李娃传〉的标题和写作年代》中从两个方面对戴说提出了质疑：首先，戴所说的“贞元二十一年”，白行简职务为秘书省校书郎，与白行简撰“传”时的职务不符；其次，贞元二十一年，白行简并无与李公佐在长安相晤的可能。他提出了“元和十四年”之说。元和十四年，白行简的职务与“传”中所述白行简的职务相符，同时也可能与李公佐在长安相晤。“乙亥”当为“己亥”之误。
但后出的李宗为的《唐人传奇》赞同戴说，否定卞说。他指出，《李娃传》开头一段文字“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之传述”为《异闻集》作者陈瀚所加，“卞孝萱先生根据陈瀚妄加之言来考订原作的创作年代，适是为之引入歧途。戴望舒先生以为’乙亥‘是’乙酉‘的误改，论证甚明。”
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则认为上述二说均不完善，存在矛盾之处，但他未能提出新的观点，只是认为“确切年代还难以考定”。
李娃形象的评价 本世纪学界对李娃形象的评价存在着分歧。大多数学者对李娃持肯定态度，认为她感情真挚，救助落难的荥阳公子，品格高尚，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故事，歌颂了爱情幸福的主题。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吴志达的《唐人传奇》、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和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对李娃均持这种肯定的态度。许多专题论文如李林生的《李娃形象的塑造及其他》、于天池的《一个精明而善良的妓女形象――〈李娃传〉中的李娃》也持类似的观点。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李娃性格比较复杂，有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如赵齐平《〈李娃传〉的情节与人物形象》就认为，作品在塑造李娃形象时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他指出，作品开头并没有离开“诱引宾客”的妓女身份去描写她。她和郑生之间有男女的“相慕”，即爱情，但情的“相慕”又终于屈从于利的追求，李娃不得不参与计逐。“她心地纯洁、善良，渴求爱情，希望得到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生活温暖，但是办不到，那个病态社会在毁灭着她，又驱使她在毁灭着别人。”李娃的精神境界是在重遇郑生后，得到升华的。同样，王立兴、吴翠芬的《唐传奇英华》也从“情”和“利”的矛盾中分析了李娃形象的复杂性和性格的发展。
还有一些学者则对李娃这一形象和《李娃传》的主题持否定观点。如十三院校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此篇作品“企图以李娃为范例宣扬被欺侮的下层人民应该归依统治阶级，充当奴才。”廖仲安《重读三篇唐人传奇》也认为，“整个故事不过是想写一个最符合风流公子心愿的娼女”。马振方《也谈〈霍小玉传〉和〈李娃传〉》则嫌廖仲安文“不够中肯、有力”，他认为李娃救助郑生，“主要不是追求什么’爱情幸福‘，而是为了替落难公子恢复’本躯‘，以补己过。”黄加灏的《〈李娃传〉传统评价质疑》也否认“小说歌颂真挚爱情，表现爱情”的主题，认为李娃与郑生“只是郎’财‘女貌式的聚合”，他们之间并无真正的爱情。
四、其他小说研究
和上述作家作品研究相比，学界对其他唐代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就显得薄弱得多。下面将择要介绍之。
李朝威和《柳毅传》 学界对李朝威及其《柳毅传》的研究成果虽然有限，但也比较全面。
本世纪上半叶未见有关李朝威和《柳毅传》研究的专论和专著，专门探讨李朝威和《柳毅传》的文章是到五十年代才出现的。王运熙的《读〈柳毅传〉》和刘叶秋的《读唐传奇〈柳毅传〉》是较早对《柳毅传》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的文章。其中王运熙文分析了文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一些细节的处理方法，与其他小说进行了一定的比较，还探讨了其中的门第观念及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刘叶秋文则在肯定这个故事通过柳毅的侠义行为的描写，暴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反映人民的反封建和对婚姻自由的愿望的基础上，还对作品中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这篇作品不只描绘细致，结构谨严，颇见组织剪裁之妙，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非常生动。当时论及李朝威生平的文章有苏丰的《唐代传奇作家李朝威李公佐》。
文革之后，研究《柳毅传》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人们除了继续对这部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和艺术特色继续进行探讨，如霍旭东的《谈〈柳毅传〉的写作艺术》、葵生的《龙女的心愿――谈〈柳毅传〉的主要人物》、于天池的《论〈柳毅传〉》等。还有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对这个故事的原型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索，如白化文的《龙女报恩的来龙去脉》、程国赋的《〈柳毅传〉的演变过程》、《〈柳毅传〉成本探微》等。
蒋防及其《霍小玉传》 学界对蒋防及其《霍小玉传》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但大多数成果都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周先慎的《忠于生活逻辑的性格描写――谈谈〈霍小玉传〉》和季光的《饱蘸血泪写平康――读〈霍小玉传〉》是较早分析和鉴赏《霍小玉传》的文章，二文均对这篇作品的人物塑造、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作了细致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
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几篇较有深度和突破的专论。如唐异明的《读〈霍小玉传〉――兼论〈莺莺传〉及〈李娃传〉》就将《霍小玉传》与《莺莺传》、《李娃传》等唐代其他描写爱情故事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论述较有深度。吴庚舜的《传奇研究也应知人论世――论蒋防及其〈霍小玉传〉》、《唐代第一流小说家――蒋防》通过对蒋防的诗、文、小说及有关史料作了综合的考察，纠正了旧说的错误，详细论证了蒋防的字里、生年、卒年、经历、思想、创作成就和《霍小玉传》的系年，使得蒋防和《霍小玉传》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周绍良的《〈霍小玉传〉笺证》则结合唐代的社会政治情况、风俗人情对这篇作品的本事作了较为详细的笺证。卞孝萱的《〈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则从蒋防以及传奇主人公李益的社会关系分析入手，发现这篇作品是一部攻击政敌的传奇，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它是蒋防适应元稹、李绅的政治需要和迎合元稹、李绅的文艺爱好而作的。其写作时间应在长庆初年。作者还进一步推断，长庆时，李益罢右散骑常侍，为太子宾客。李益仕途上的这一挫折，或与《霍小玉传》对他的攻击有关。
裴铏及其《传奇》 学界对裴铏及其小说集《传奇》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八十年代初，周楞伽辑注的《裴铏传奇》的正式出版，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裴铏传奇·前言》和《裴铏〈传奇〉和浪漫主义》首次对裴铏的生平行事作了简略的考订，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了这部小说集的艺术成就。他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裴铏是“传奇体”文学样式的创始者，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此后类似的论文还有陈君谋的《裴铏及其〈传奇〉》、陈周昌的《试论〈传奇〉的思想和艺术》。其中陈君谋文参照高骈的简历，结合裴铏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的生平情况，对裴铏的生平简历作了一些推测。其中一些看法与周楞伽《裴铏传奇·前言》不同，如他认为周说裴铏仕于蜀，“一直未离蜀中”的观点，是不确切的。他也不同意周说裴铏《传奇》作于其早年，“是想以之作为进身的阶梯”的“敲门砖”的说法，而是认为其中部分作品可能作于早年，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泛，不太可能是裴铏早年的一时一地之作。陈周昌文则指出，这部“小说中趋避林薮、脱离现实的思想，反映出晚唐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风暴的恐惧和苦闷”，这和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分析艺术时又指出，《传奇》的作者在安排小说的结构时，善于设置一条贯穿全篇的线索，来组合人物和情节，让情节次第展开，描写有条不紊，画面完整严谨，构成短篇小说的一种结构格局，也是文言短篇小说成熟的标志之一。
其他传奇作品研究 学界对唐代其他传奇作家作品的研究就更少了。
如学界对李公佐及其《南柯太守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公佐生平的介绍和对《南柯太守传》故事的来源和主题的辨析：苏丰的《唐代传奇作家李朝威李公佐》、魏明安的《李公佐》、王立兴的《〈南柯太守传〉主题辨》、路工的《〈南柯〉与〈南柯太守传〉》、李宗为的《〈南柯太守传〉的题材来源及主题思想――与路工同志商榷》等。
学界对牛僧孺《玄怪录》和李复言《续玄怪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考订、校勘整理和作者考辨等方面，相关的成果主要有：陈寅恪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程毅中点校的《〈玄怪录〉·〈续玄怪录〉》、程毅中的《〈玄怪录〉、〈续玄怪录〉的版本与作者》、《谈〈续玄怪录〉的作者问题――兼与卞孝萱、李宗为二同志商榷》、《〈玄怪录〉补正举要》、姜云、宋平点校的《〈玄怪录〉·〈续玄怪录〉》、于天池的《牛僧孺和他的〈玄怪录〉》、李剑国的《〈续玄怪录〉作者重议》、徐志平的《从比较观点看李复言小说之写作技巧》、王仲荦的《读〈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杂记》、苏道明选译的《〈玄怪录〉·〈续玄怪录〉》、程小铭的《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等。
对皇甫枚和《三水小牍》的进行评述的文章则主要有：路志霄的《皇甫枚与〈三水小牍〉》、《皇甫枚》、王枝忠的《皇甫枚及其〈三水小牍〉》等。
此外还有：王桐龄的《〈会真记〉事迹真伪考》、叶德辉的《跋缪校〈宣室志〉》、《〈四库提要·宣室志〉考证》岑仲勉的《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卞孝萱的《〈纪闻〉作者 牛肃考》、程毅中的《 〈异闻集〉考》、方诗铭的《〈《异闻集》考〉补》、詹瑛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周先慎的《精魅的人化――谈〈任氏传〉在古小说发展中的意义》、凡木的《奇特的故事，诗意的描绘――简论唐代传奇小说〈红线〉》、张永钦、侯志明点校的《独异志·宣室志》、王达津的《论〈会真记〉》、金文明选译的《博异志·集异记》、白慧的《唐代传奇中的史笔――杂谈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和〈长恨歌传〉》、朱迎平的《〈灵怪集〉不是六朝志怪》、赵昊龙的《唐代传奇中的女性形象――读〈红线〉和〈聂隐娘〉》、郝润华的《唐传奇〈上清传〉史实考释》、古敬恒的《唐人小说〈宣室志〉札记》、卞孝萱的《〈枕中记〉主角原型三说质疑》、《〈红线〉〈聂隐娘〉新探》、孙民的《以爱杀爱的悲剧――〈任氏传〉解读》、王晶波的《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等。
唐代笔记小说的研究 和唐代传奇小说研究相比，人们对唐代笔记小说的研究要薄弱得多。
本世纪综论唐代笔记小说的文章主要有王瑛的《唐宋笔记小说语词释义》、钟振振的《读〈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札记》、周勋初的《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等。
对唐代笔记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整理和版本、校勘等方面。其中大部分新的唐人笔记整理本是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除了一些文学史、小说史，论及唐人笔记小说的著作还有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周勋初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等。
其中周著是本世纪唯一一部对唐代笔记小说进行深入探究的著作，该书上编为“通论”，论及“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唐代笔记小说的崛兴与传播”、“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等几个理论问题；下编是“作家作品考”，对韦绚等四个重要的笔记小说作家及《隋唐嘉话》等七部作品进行了考索。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目前尚不太为人所重视的唐人笔记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些综合研究的实例，较好地说明了唐代笔记小说的学术价值，阐述了这一文体在后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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