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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中保存着相当多的唐五代诗歌，尤其是人们从中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的诗歌作品。就是《全唐诗》已收的诗歌，敦煌写本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校勘价值。所以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界就对敦煌遗书中的这部分唐五代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下面将简要介绍学界对敦煌本唐五代文人诗、敦煌本唐诗选集和敦煌民间诗歌的研究情况。
一、敦煌文人诗研究
这里所说的“敦煌本唐五代文人诗”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五代中原诗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其中既有全唐诗未收的佚诗，也有见于《全唐诗》者。
《全唐诗》未收诗歌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王重民就开始了对敦煌遗书中不见于《全唐诗》的唐诗的整理。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六十年代发表了《补全唐诗》。他在该文中补出的诗凡九十七首，又残者三首，附者四首，共一百零四首。作者五十人，三十一人见《全唐诗》，十九人《全唐诗》未载。王重民在序言中还说，《补全唐诗》只是他所编《敦煌诗集》的第一卷，他指出：“全稿凡三卷：卷一均有作者姓氏，专补《全唐诗》，卷二均失作者姓氏，凡残诗集依集编次，凡选诗（指单篇的）依诗编次；卷三为敦煌人作品（咏敦煌者如《敦煌廿咏》亦入此卷）。”王重民的另一部分成果则在他逝世后由刘修业整理，题为《〈补全唐诗〉拾遗》，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该文增补了《补全唐诗》遗漏的李翔的《涉道诗》（伯3866号）二十八首，伯2748《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伯3445《褐法门寺真身》，斯5558《无题》，以及敦煌人作品《敦煌廿咏》、《敦煌》（三首）等。
同时，台湾学者潘重规也发表了《补全唐诗新校》。他在王重民整理的基础上，又发现不见《全唐诗》之作者殷济等人，“诗凡三十四首，增补约三分之一”，实则除去王重民补的马云奇诗13首外，增补21首，约占五分之一。
稍后，柴剑虹又发现伯2555卷中还有大量未录于世的唐诗，遂以《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为题，刊布于《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上。他指出：“现藏巴黎的敦煌伯2555号卷子，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唐人写卷。该卷抄录的唐人诗作一百九十首，文二篇，除其中的十六首诗与一篇文章外，余皆不载于《全唐诗》、《全唐文》。因此，该卷实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本文将前人未发现的101首唐诗全部发表出来了，是继王重民文、潘重规文之后，从敦煌遗书中辑佚唐诗工作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此后，从敦煌遗书中辑佚唐诗的工作还有一些进展，相关的成果主要有吴肃森的《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高国藩的《略论敦煌女诗人宋家娘子的诗》等。
见于《全唐诗》之诗歌 对于已见于《全唐诗》之唐诗零篇，自二十年代起，虽有学者陆续在整理，但并不系统。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敦煌本《白香山诗集》，附于宋本《白氏长庆集》之后，所据原本为伯5542号写卷。1958年，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正式出版，其中也叙录了一些唐人诗集，如《李峤杂咏注》（张庭芳著，斯0555，伯3738）、《高适诗集》（两卷，伯3862，伯2552）。
六十年代，大陆学界在敦煌所见唐诗的研究方面未有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倒是海外华裔学者巴宙（W . Pachow）编著的《敦煌韵文集》。这是作者在英国所抄敦煌写本一百余件的合集。分甲、乙、丙三篇及附录。甲篇诗词集收42题，内容包括时令、赠答、咏物、游宴、宫闱杂诗以及佛偈俚词等。乙篇赞颂集收43题，丙篇为佛门警训诗及少量世俗训世诗。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对敦煌遗书中见于《全唐诗》的诗歌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其中成就较大的学者主要有黄永武、项楚、徐俊、张锡厚等。
1987年5月，台北洪范书店出版了黄永武的《敦煌的唐诗》一书。这是本世纪学界第一次对敦煌遗书中已见于《全唐诗》之唐诗作通盘的整理和校勘。和前人注重辑佚不同，这本书是以敦煌写卷为主，取诸家诗集的多种版本相对勘，不仅研究文字异同，更利用修辞学及句法习惯的观点，把文字改动后对诗意的牵连影响，作详细的说明，所以该书是讲异文是非的“活校”，用以证明敦煌诗卷的出现在唐诗研究方面的贡献。该书探讨了敦煌遗书中的43首李白诗、7首王昌龄诗、12首孟浩然诗、20首白居易诗、4首刘希夷诗，以及敦煌写本伯2567号中的3首李昂诗、1首荆冬倩诗、6首丘为诗、1首常建诗，伯2555卷子中的27首今存唐诗，伯3619号写卷中的41首唐诗的价值。书后附有以上各个写卷的真迹照片。两年以后，黄永武又出版了《敦煌的唐诗续编》。该书研究方法与前书类似，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黄永武著《敦煌所见李峤诗十一首的价值》，第二部分是黄永武著《敦煌斯555号背面三十七首唐诗的价值》，第三部分是施淑婷的硕士学位论文《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
项楚在王梵志诗以外的敦煌诗歌的研究方面成就也很大。他除了撰写了一些对敦煌诗歌进行校勘、考证性质的专题论文，如《补全唐诗二种续校》、《敦煌歌辞总编匡补》，还出版了《敦煌诗歌导论》这样一部对敦煌诗歌进行理论探讨的论著。该书以敦煌诗歌的文献校录、文字考订为基础，对敦煌诗歌作了全面的分类研究，对很多具体问题的论说、考证方面，纠正原有谬误，解决了敦煌诗歌整理研究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1995年，张锡厚出版了《敦煌唐集研究》。和黄永武著着重研究敦煌遗书中的唐诗散篇不同，该书侧重探讨敦煌遗书中的唐人诗文集的著录、源流、版本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该书从一些敦煌诗歌选集中单单抽出高适诗和李白诗，名之为《敦煌本高适集》和《敦煌本李白集》，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敦煌遗书中真的存在一个自成系统的《高适集》和《李白集》。
徐俊是近年来敦煌诗歌整理和研究方面成果最丰的青年学者。他于九十年代先后发表了《敦煌本张祜诗集二种》、《敦煌伯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敦煌伯3597唐诗写卷辑考--兼说“白侍郎”作品的託名问题》、《敦煌写本唐人诗歌存佚互见综考》、《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敦煌本李峤杂咏注校疏》、《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以敦煌吐鲁番写本诗歌参校》等系列论文。其中《敦煌写本唐人诗歌存佚互见综考》将现存敦煌诗歌与存世唐人诗歌对照研究，确证敦煌写本中八十家329首（相当于敦煌遗书中所含全部诗歌的五分之一左右）与《全唐诗》等传世文献的重出互见关系，并对同一作品有不同作者的情况进行了考证。
此外，他还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该书在对敦煌文书比较全面的普查基础上，经过对四百多个敦煌诗歌写本的整理、缀接和会校，上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厘定诗集诗钞63个，诗1399首（包括重出诗71首），下编《敦煌遗书诗歌散录》辑录诗歌524首（句）。二者合计为1923首。是目前为止敦煌诗歌整理研究的集成之作。在整理及编纂方式上，该书放弃了王重民先生关于整理《敦煌诗集》的设想方案，采取以写本为单位的叙录加全卷校录的整理方式，保持了敦煌诗歌写本的原有形态，最大限度地显示敦煌诗歌写本所含有的研究信息，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唐诗在当时的流播情况、敦煌诗歌与现存唐诗之关系、更好地探讨这些唐人写本的文学史价值提供了方便。
二、敦煌本唐诗选集研究
敦煌遗书中有不少唐人编选的诗歌选集，学界对之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学界研究的重点又是《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和《唐人选唐诗》（伯2552和伯2567）。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 伯希和所劫敦煌遗书中有一个残卷，编号为伯2555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唐人诗文选集，正面抄唐人诗173首、文2篇，背面抄唐人诗32首，共计抄诗205篇，文2篇。其中见于《全唐诗》及《全唐文》的只有诗34首，文1篇，其余诗171首、文1篇久已失传，曾被学界誉为“唐代佚诗文之渊薮”。
本世纪上半叶，王重民最先发现并整理了其中72首（佚名诗59首，马云奇诗13首）诗作。可惜的是，未能最后完稿，他就在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文革以后，王尧整理了这部遗稿，并将之题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发表于《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第1期上，署名“舒学”。此后，学界就围绕《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和舒学的《前言》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研究和讨论。
高嵩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是自《残卷》公诸于世后的第一部试图对之作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该书共有九章：《〈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注释》、《〈残卷〉作品系年表》、《〈残卷〉字句补正》、《〈残卷〉作者生平管窥》、《〈残卷〉的文学价值》、《〈残卷〉地名考释》、《〈残卷〉作者押解路线图说》、《据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再考怀素生平》，理论阐述和实地考察相结合，为学界后来的研究开了先河。
柴剑虹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是较早对舒学《前言》中诸问题提出疑问，颇具新见的成果。该文共分三部分：（一）《残卷》的写作背景，（二）《残卷》所反映的时代特色，（三）《残卷》与唐代内地文人诗作的关系。对于《残卷》的写作背景，该文认为，第一，59首佚名氏的诗作并非写于吐蕃攻克敦煌之后，佚名作者也不是被押解离开敦煌的，而是像因为出使吐谷浑离开敦煌所作，佚名诗作者是奉命使戍因受猜疑而被吐蕃扣留的使臣。佚名氏的《梦到沙州奉怀殿下》诗证明当时沙州敦煌并未沦陷。《残卷》不可能作于张、曹时期，当作于至德或大历元年之后、建中二年敦煌沦陷之前。其次，《残卷》中马云奇诗也并非写于“787年吐蕃攻安西后”，公元787年（德宗贞元三年）安西并未沦陷于吐蕃。《残卷》马云奇诗13首，也非他被吐蕃拘禁时所写。他很可能也是被吐蕃扣留的使节，其诗写作年代与佚名诗大致相同，即在公元758年至公元781年吐蕃逐渐侵吞河陇地区，而西州、沙州当为唐军坚守之时。关于《残卷》反映的时代特色，作者认为，《残卷》可以作为从文学角度研究当时身处边疆的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可贵资料。安史之乱后的文人一面幻想有朝一日中央政权能重振边威，使他们获得新的出路，另一方面，他们又软弱、消极，悲观失望。佚名诗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状况。贯串于整个诗中的，首先是一种悲愁、凄凉的心情。其次，一种悲叹自己被吐蕃拘系而又无法解脱的软弱、屈从的心理，也从诗中反映出来。再次，反映了边塞的风貌和风情，还写出了被吐蕃攻陷、掳掠后的唐朝边塞城镇守捉的荒凉景象。最后，作者指出，佚名诗不仅步岑参诗之韵而且从立意、结构、遣词上都明显模仿岑诗，这是本文作者对《残卷》与唐代内地文人诗作的关系的探讨。后来，柴剑虹又发现伯2555卷中还有大量未注录于世的唐诗（计101首），遂以《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为题，刊布于《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上。
柴剑虹二文的相继发表，打开了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研究的新局面，学界大多不再囿于王重民、舒学等人的旧说，纷纷向纵深开拓，提出新的见解。
如高国藩在《谈敦煌唐人诗》中指出，59首佚名诗，当出于两个作者，前7首为一旅行者写于和平环境，没有吐蕃攻占敦煌后的痕迹。后52首则为一个唐朝出使吐蕃而被扣的人的诗作，“他写出了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这种感情的真实性自不待言，而他的典型性却概括了古今’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类人的思想，外柔内刚是贯穿在他全部诗作中的主要特点。”潘重规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索》一文则利用怀素的资料，与马云奇《怀素草书歌》、《怀素自叙帖》等，也断定马云奇并不是陷蕃诗集作者之一。吴企明的《敦煌伯氏2555写卷是唐代边塞诗（文）选集的残卷》，认为伯2555写卷里绝大多数诗篇，反映了一个半世纪内唐王朝及其广袤的边塞地区的生活，是一部唐代专选边塞诗的选本，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此后，涉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号）的成果还有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 、刘瑞明的《〈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校勘刍议》、熊飞的《〈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校勘斟补》、张先堂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P .2555）新校》、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等。
《唐人选唐诗》和其他诗选 和伯2555号写卷同样重要的一个唐人诗歌选本是伯2567写卷和伯2552写卷。此两卷珠联璧合，书法精美，长度可观，存诗达118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起初，罗振玉在《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卷下，据伯2567号写卷，给诗选残卷起名《唐人选唐诗》，且考出此残卷存者凡六家。其后，赵万里在《芸盦群书题记》中研究了伯2552《诗选》残卷，又有所发现，云：“唐写本高常侍（适）诗四十九首，出敦煌石室，现归巴黎国民图书馆。上虞罗氏辑印《鸣沙石室佚书》时，以原卷首尾俱缺，未详其主名，因以《唐人选唐诗》署之......今以此本勘之，《上陈左相》诗后共脱四十七首。知罗氏所见者实非全本。”他发现两卷乃同一本《诗选》残卷。后来，此写卷被命名为《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专门研究这一敦煌写卷的文章主要有杨承祖《敦煌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校记》 、李云逸《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提要纠谬》等。
除了上述两种敦煌唐人诗文选集，学界还从敦煌遗书中辑出《珠英学士集》和其它唐诗选集若干种。涉及敦煌本《珠英学士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徐俊《敦煌本珠英集考补》、《珠英集》等。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其中所考蔡省风《瑶池新咏》，是继《珠英集》之后，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又一个久已佚失的唐人选唐诗残本。
三、敦煌民间诗歌和释道诗歌研究
在敦煌遗书中还存在着不少敦煌民间诗歌和释道诗歌，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界对这一部分诗歌作品也渐渐重视起来，产生了一些专题论文和专著。
在敦煌民间诗歌中学界注意得比较多的是敦煌民间歌谣《儿郎伟》、学郎诗和婚嫁诗，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高国藩的《驱傩风俗和敦煌民间歌谣〈儿郎伟〉》、黄征的《敦煌歌谣〈儿郎伟〉的价值》、徐俊的《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谭蝉雪的《敦煌婚嫁诗词》等。
研究敦煌释道诗歌的成果则主要有：向达的《皇帝癸未年膺运灭梁再兴诗》、郑炳林的《敦煌文书斯三七三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汪泛舟的《敦煌僧诗校辑》、《敦煌僧诗补论》、徐俊《敦煌写本山僧歌缀合与斯五六九二蝴蝶装册的还原》、《庐山远公话的篇尾结诗》 、《斯三七三卷诸山圣迹题咏诗钞辑考》 等。
汪泛舟《校辑》由论述、录文、校注三部分构成。论述部分，阐述了敦煌僧诗的概况及其在文学、佛学上的价值；校注部分在吸收中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诗歌的义、律，对原卷中的缺文、衍文、异文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并纠正了前人误校、失校的地方。徐俊《辑考》指出，斯373写卷前5首诗并不像前人所说，都是李存勖的作品，他认为，只有第一首确为李存勖所作，其余四首显非李诗。他还探讨了斯529卷与斯373卷之间的关系、《诸山胜迹志》所引部分诗文的作者问题。
另外，项楚的《敦煌诗歌导论》对敦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和释道诗歌都有较为详细的著录和深入的分析。曲金良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也论及佛教诗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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