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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赋研究
由于敦煌写卷中存在着不少赋，随着敦煌文学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它们在版本、校勘上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敦煌赋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下面将在参考伏俊连《敦煌赋研究八十年》一文的基础上，对本世纪敦煌本唐赋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敦煌本唐代文人赋 敦煌赋中有一些唐代文人赋，如王绩的《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刘希夷的《死马赋》、高适的《双六头赋》、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换大乐赋》等，学界对这些作品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
伯2819号中所抄王绩三篇赋，最早由王重民考订和整理。他在1935年9月写了《东皋子集跋》，肯定该卷为初唐吕才所编五卷本《东皋子集》的原帙，还从卷内出现的武则天所制新字，考定该卷为武则天时期的抄本，并对《游北山赋》、《元正赋》分别进行了校勘和移录。1983年，张锡厚作《敦煌写本王绩集残卷考释》，首次将清同治四年陈氏晚晴轩抄《王无功集》五卷本、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同敦煌本进行校勘。1987年，韩理洲著《五卷本会校王无功集》，据三种清人抄五卷本王绩集（陈本、李本，再加上大兴朱筠家藏抄本），又校以各三卷本、其他唐人诗文集版本及敦煌本，是目前最完备的校本。
刘希夷的《死马赋》由王重民整理刊布后，蒋礼鸿、项楚、张锡厚、黄永武等人也曾加以校理。
高适的《双六头赋》最早也是由王重民1936年在巴黎读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时发现并移录的，后经过俞平伯、刘盼遂、游国恩等学者的校勘，收入《补全唐诗》。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注》皆据以作注，项楚亦校及此赋，多有发明。1985年，吴肃森作《敦煌残卷高适诗初探》也对这篇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误读、误解之处较多。
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最早是由叶德辉于1914年刻入《双梅影丛书》，并写有校记和跋语。这是该赋最早的校勘本。以后学者引用此赋，皆据叶氏刊本，然叶本误校、漏校者尚多。1989年，高国藩著《敦煌民俗学》，几乎全文引用并解说此赋，但点破的句子也有不少。
1983年，柴剑虹作《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内有《酒赋》录文，题名“高兴歌”，这是大陆学者对此赋最早的校录本。他又著《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P .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一文，其中对《酒赋》的作者，伯2555号写卷的年代进行了精密的考证，他认为《高兴歌》（即《酒赋》）的作者刘长卿“恐非那位被人们称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随州”，而是另一刘长卿，“元遂子，工部员外”。此诗当作于天宝元年之后。1984年，任二北编《敦煌歌辞总编》，《酒赋》收入“补遗·组词类”，他把该赋分为21章，其中有11首作“三三七七七”型杂言体，而“三三七七七”为唐代杂言歌辞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调式。1987年，王小盾作《敦煌高兴歌及其文化意蕴》对《酒赋》的写作时代与写本时间、文学性质与伎艺性质作了阐述。他认为，最初，《高兴歌》是作为一篇依民间歌调创作的歌辞作品记录的，以后，逐渐被人们熟悉和喜爱，当作文学读物抄录下来，这时它有了“酒赋”这样一个稳定的名称。而其由21首成组，正反映了民歌反复歌唱的特色。但他对此赋的歌调和意趣均极贬抑。后来，项楚在其《敦煌诗歌导论》中认为它既不是“赋”，也不是“杂言歌辞”，而是一篇七言歌行。他据现有的七种写本，将之联缀成为全篇，且进行了综合校录。
在众多研究敦煌文人赋的专题论文中，周裕锴的《敦煌赋与初唐歌行》一文颇值得注意。该文通过对六篇敦煌赋的一一考察，认为从“格调”的意义上说，敦煌这六篇赋基本类似于七言歌行。但从其文体渊源、演化轨迹及其写作特点来看，这些赋只能称之为歌行化的骈赋，其赋的性质并未改变。因此，敦煌写本中凡是题名为赋的作品，我们都应审慎地将其归属于赋类，而不宜轻易地视为诗歌作品甚至臆改为组曲歌辞。
敦煌俗赋 敦煌赋中还有一些民间俗赋，它们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赋，而是类似于变文的一种说唱文学，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前，很多学者把它们视同变文而编进《敦煌变文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们既不同于敦煌文人赋，也不同于敦煌变文，而是另一种文学样式，对它们的研究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25年10月，刘复编辑刊印了《敦煌掇琐》，其中《韩朋赋》、两篇《燕子赋》据伯2653号写卷，《晏子赋》据伯2564号写卷，这是四篇敦煌俗赋最早的刊印本。1957年，王重民等六位学者编著的《敦煌变文集》，据六个写卷校录《韩朋赋》、据六个写卷校录《晏子赋》、据七个写卷校录《燕子赋》（甲）、据一个写卷校录了《燕子赋》（乙），这是四篇俗赋最完备的校录本。在《敦煌变文集》之后，还有张锡厚、李正宇、潘重规等学者补充了一些写卷，其中潘重规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发现《敦煌变文集》误校漏校的地方很多，于是重加校订补充，四篇俗赋增加补充校记147条，是《敦煌变文集》之后在敦煌俗赋校勘方面最大的成果。
学界对敦煌俗赋的整理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原文的校理和词语的训释。一是体制考辨方面。在原文的整理和训释方面，《敦煌变文集》出版的次年，徐震堮就发表了《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再补》，其中对四篇俗赋补正27条，多有卓见。稍后出版的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涉及敦煌俗赋85条，创获尤多。文革以后，对俗赋校勘训释成绩卓著者则有江蓝生、张锡厚、项楚、张鸿勋、郭在贻、黄征、张涌泉、伏俊连等。
在敦煌俗赋体制研究方面，最早的学者当推容肇祖。他于1935年发表了《敦煌本韩朋赋考》，从韩朋故事的最早记载、产生地域、流传，《韩朋赋》的韵律、创作时代、体制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几方面全面、细致地考察了这篇俗赋。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涉及到俗赋的体制问题。他指出，《晏子赋》是民间颇为流行的游戏文章的一种，即幽默机警的小品赋，《韩朋赋》则是一篇包括着民间隐语的沉痛的叙事诗。在五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对俗赋的体制的研究比较深入。他认为，敦煌俗赋是继承秦汉以来杂赋的格局而来，它先于变文又影响变文，而后互相改造认同。这种观点在他后来发表的《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中又有所发展。稍后不久，周绍良在《谈唐代民间文学》一文中对敦煌赋的论述也沿用了程毅中的观点。八十年代以后，张鸿勋撰著的《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在论及敦煌俗赋体制时，从结构上将敦煌故事赋分为两类：《晏子赋》等开篇说明故事起因，中间主客问答、辩难，结尾几句议论，以寄托讽喻之意。是承袭汉大赋的典型形式。《韩朋赋》、《燕子赋》等纯是有头有尾的叙述故事。由于它们特殊的句式和韵式，类似现今曲艺中的快板或快书，是介于说唱之间的韵诵体。简涛的《敦煌燕子赋体制考辨》则吸收了程毅中、周绍良、张鸿勋等学者的观点，从民间文艺和讲唱伎艺的角度，具体讨论了《燕子赋》两篇在体制上的特征。伏俊连的《试谈敦煌俗赋的体制和审美价值--兼谈俗赋的起源》则在探讨敦煌俗赋的起源和审美价值等方面有所深入，他认为敦煌俗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俳谐的传统也可在战国以后的历代文人赋中找到。敦煌俗赋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描写的极端化，二是它们大多保留了汉魏以来大赋调侃、诙谐的特色。
本世纪对敦煌赋进行理论探讨的专著则有陈世福的《敦煌赋研究》和张鸿勋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其中张鸿勋著探讨了敦煌俗赋的渊源、思想内容和艺术，分析了敦煌俗赋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还叙录了他认定的现存的十九篇敦煌俗赋。
到世纪末，还出现了两部对敦煌赋进行全面整理的著作，即伏俊连的《敦煌赋校注》和张锡厚的《敦煌赋汇》。
二、敦煌其他讲唱文学研究
敦煌文献中的讲唱文学除了变文和俗赋，还有词文和话本，这些文学样式大多和当时的民间说唱艺术密切相关，所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学界就对这些文学样式背后的说唱艺术的仪式、轨范及其对后世说唱文学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敦煌变文话本研究》、《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等专著。
唐代俗讲研究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掀起了一次研究唐代俗讲艺术的高潮，其中向达和孙楷第成绩尤著。
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从“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问题试探”、“俗讲文学之演变”五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唐代俗讲问题，他在分析“唐代俗讲之仪式”时，除了引宋元照《四分律行事抄资持记》卷三《释导俗篇》记载唐宋寺院讲经仪式、日本和尚圆仁《行记》卷三“赤山院新罗僧讲经仪式”及卷二“新罗一日讲仪式”、“新罗诵经仪式”诸条，更主要的是引用了伯3489好卷子后纸背一段文字“俗讲仪式”，来说明当时寺院中俗讲的仪式。
差不多与向达同时，孙楷第也对俗讲的仪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按他原来的计划，关于俗讲问题曾准备撰写四篇系列论文，后因故只完成了第一篇《讲唱经文》。从他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的《序》中，我们可以得知另外的三篇为：《变文》、《唱导文》、《俗讲与后世伎乐之关系》。他在《讲唱经文》前有“俗讲”程序之简略概括：“讲唱经文之本，其体与名德之讲同，而颂赞频繁，述事而不述义。其节次：讲前赞呗，今所见押座文是。次唱经题名目。次就经题诠解，谓之’开题‘。亦作’发题‘（ 发，开同义）。次入文正说。正说时先摘诵经文，谓之’唱经‘。次就经文解说。又次吟词偈。如是摘诵一次经文，即继以说解吟词各一段，至讲毕为止。讲毕，又赞呗。”文章在《讲唱经文》的总题下，分列五门详论：（1）唱经，（2）吟词，（3）吟唱与说解之人，（4）押座文与开题，（5）表白。总之，这篇文章是继向达《唐代俗讲考》之后俗讲专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细密详赡上，本文有不少超越向文之处。尤其是关于讲唱的程式（轨范）和职掌，是前人未及的独到之论，关于俗讲程式的内部诸种关系，孙氏的研究既大大超过前贤，后继者也还寥寥。至于“讲唱经文”中结构、仪式与职掌的条分缕析，更见出作者深厚的功力与缜密的逻辑眼光。而且，他对俗讲仪式中某些术语，如关于“吟词”的标注、吟唱与说解之人的鉴别，以及“押座”、“表白”乃至“法师”、“都讲”等人事的释名考定，都是十分精要的。
本世纪研究唐代俗讲的成果还有：傅芸子的《俗讲新考》、周一良的《读〈唐代俗讲考〉》、关德栋的《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向达的《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周一良的《关于俗讲考再说几句话》、阎万章的《说诸宫调与俗讲的关系》、孙楷第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李骞的《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王文才的《俗讲仪式考》、白话文的《对〈双恩记〉讲经文的一些推断》（同前）、《变文与俗讲》、谭蝉雪的《念卷与俗讲》、程毅中的《唐代俗讲文体制补说》等。
敦煌说唱文学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敦煌说唱文学及其体制、搬演仪式再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张鸿勋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
从1980年开始，张鸿勋就以“敦煌说唱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对敦煌文学的类型、体制、渊源、流变、影响、搬演以及思想与艺术进行全面的探索，写下了一批较有新见和深入的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敦煌讲唱文学选本――《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和两部论著――《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
他的《敦煌说唱文学概论》共分七章，分别论述了“唐五代的敦煌社会和文化”、“敦煌说唱文学的类型与渊源”、“敦煌说唱文学的体制――散韵组合 说唱兼行”、“敦煌说唱伎艺的搬演”、“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敦煌说唱文学的艺术成就”、“敦煌说唱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其中对敦煌说唱文学的体制和演出情况考述尤为精细，如他在论“敦煌说唱文学的体制”时分“散说的特点”、“唱辞的特点”；论“敦煌说唱伎艺的搬演”则分“演出场所”、“演出艺人”、“演出底本”、“转变配合图画”、“演唱声腔”、“俗讲仪式”诸点，一一加以阐述。他认为，敦煌说唱文学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瑰奇谲丽的想像”、“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丰满多样的人物形象”、“新鲜活泼的语言”等方面。
其《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则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敦煌话本、敦煌词文和敦煌俗赋的名称、渊源、著录情况、体制特点、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俗文学的影响。在论述词文时，他指出，词文是不能归入“变文”一类的，因为第一，就渊源和时代而言，词文是从我国古代民间叙事歌谣发展而来；而变文却是以我国传统的叙事歌谣、讲故事为基础，又吸收佛教文学影响嬗变产生的。第二，就体制和演出而言，词文是只唱不说或少说的韵文唱本；而变文却是以散文说白与韵文唱辞并重、说唱结合的唱本。第三，就作品内容与风格而言，虽都具有清新、刚健而又朴拙的风格，但词文取材全为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之类；而变文还有宗教故事，浓厚的宗教宣传气息。所以词文和变文，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处，不能混为一谈。他还指出，敦煌词文对宋元明戏曲和元明清的说唱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词文为演唱音乐的戏剧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演唱音乐的戏剧化，正是变革词文说唱艺术音乐结构的结果。具体说来，词文的演唱，对宋元以至明代戏曲中板式变化体的演唱，有一定的影响。”他还认为，元明的某些词话，清代的子弟书、大鼓、弹词的开篇和各种叙事唱本等，其最早的源头，以今所见，当为敦煌词文。
本世纪还产生了一些对敦煌说唱文学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如朱缘梅的《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渊源》、何国栋的《讲唱文学的尝试和先导》、汪泛舟的《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等。
唐代话本和敦煌小说研究 “话本”是唐宋民间说唱伎艺之一的“说话”的底本，它曾和变文、诗话、词文、故事赋以及宗教性说唱故事类的讲经文、因缘一起，被笼统地称之为“变文”，后来，人们逐渐将它从“变文”中剥离出来，探讨它独特的体制特征和表演艺术。
在本世纪的唐代话本和敦煌小说研究领域中，李骞取得的成绩较大。他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对敦煌话本和唐代的说话艺术进行研究，在三十多年间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于八十年代后期辑成《敦煌变文话本研究》。他的这部书，既有对唐代话本和说话艺术的综合考论，也有对敦煌话本单篇作品的分析。他认为，唐代说话与话本的直接渊源是汉代以后优人在结合百戏演出中口诵的俳谐体故事“俳优小说”。其次则是由古优讽谏优语中发展出来的下层文人写的“俗赋”和由秦汉沿袭相传下来的图文结合的史传、神话故事。三者共同成为唐代说话与话本继承的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他通过钩辑、排比一些材料，考证出唐代讲故事在前代说故事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1）它逐渐和戏剧的表演分工成为一种独立的伎艺；（2）它的内容已经由笑话，即兴插科打浑的混杂内容发展成为以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现实故事为主要题材了。（3）故事的听众已不限于贵族而普及于一般的“市人”，演唱的场所已由皇宫内院，贵族邸宅扩向一般的“斋会”和“市场”。这些特征说明了唐人“说话”不仅已由一般的说故事发展成为具有新内容和形式的独立技艺，而且成为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技艺。故此，唐代“说话”成为宋元“说话”发展繁荣的基础和先河。他还较为细致地讨论了唐代话本的表现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此外，林聪明的《敦煌俗文学研究》、张鸿勋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和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中都有对敦煌话本和小说的系统研究和分析。
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则主要有孙楷第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路工的《唐代的说话与变文》、张锡厚的《试论敦煌话本小说及其成就》、《敦煌话本研究三题》、王庆菽的《宋代“话本”和唐代“说话”、“变文”、“传奇小说” 的关系》、王枝忠的《关于唐代传奇和话本的比较研究》、程毅中的《俗赋、词文、通俗小说》、张先堂的《佛教义理与小说艺术联姻的产儿――论敦煌写本佛教灵验记》、徐俊《〈庐山远公话〉的篇尾结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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